自序

我不是专业作家，甚至业余作者都算不上。不过，自己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又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在中文系读书十年，又任教十余年，一时技痒，也会操觚弄笔一番。平时写得最多的是学术论文，所以写起散文来也不禁会犯“考据癖”、掉书袋的毛病。陈平原教授有一本书叫《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区分了“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很难区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很多是集官员、学者、文人、艺术家于一身，特别是宋代以降的文章大家无不如此。所以清代的桐城派提出作文要“义理、考据、辞章”合一，正是基于创作主体本身的特质，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要求。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痛批宋人作诗“以才学为诗”，主张“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神韵、性灵之作，但包括严羽自己在内的中国古代诗人能达到这种境界者很少，这反而成为很多作者远离“学”的借口。我比较喜欢清代叶燮《原诗》中的话：“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识”应该是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的，怎么获得“识”？很大程度上靠读书培养。我平时也比较喜欢读学人随笔，特别欣赏那些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具的文字，读来津津有味，回味无穷。心里想，如果我自己写随笔的话，也应该如此来写。

我也一直期待着能写一本在海外访学的随笔集，一是盘点一下十几年来在海外各名校以及藏书机构访书问学的心路历程，二是与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访学过程中的美好记忆。平时写学术论文，排比史料，考据推理，虽自感严谨扎实，但读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只睹文字，不见性情，心中慊慊，犹有恨焉。于是，这些年来，有空的时候，便凝神静虑，展开回忆的翅膀，纵笔写了数篇在海外游学的轻松文字。承凤凰出版社李相东、王清溪、樊昕诸兄不弃，竟有数篇揭载于《古典文学知识》上。

2019年夏，凤凰出版社林日波兄致电于我，说凤凰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学人随笔集“凤凰枝文丛”，约稿于我，让我贾其余勇继续写作有关海外访学的随笔。欣然应命之后，便利用这两年节假日的余闲，一鼓作气写完了数篇，加上从前写的几篇，居然也有十多万字了，但正如陶渊明所说的“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饮酒二十首序》）。“自娱”可以，但要拿出来出版，还需要整饬文字，遂在2020年的最后一季集中精力，又将文字打磨了一番，才敢拿出来献丑。感谢门下研究生张新雨、王茹钰、靳晓岳、侯悦又帮我润饰了一番文字。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还有一些计划中的文章，如在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金泽文库、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等处访书的故事还未能写出来，虽说有些遗憾，但留待将来似乎也可以为我以后再次唤起美好的记忆创造机会。

庚子年初，天降大疫，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对国际学术交流产生很大的影响，故在年末梳理我从前的记忆，“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性德《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的往事也越发觉得珍贵起来。希望全球的新冠疫情早日结束，重新恢复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阶段性成果，并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江苏省社科英才“域外汉籍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项目资助。

　　　　　　　　　　　　　　　　　　卞东波

2020年12月10日识于金陵盋山无待有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