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深墨浅无从写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钱锺书签名本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钱锺书先生签名赠书两种，一种是1949年3月出版的“晨光文学丛书”版的《围城》，一种是1979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虽然这两种书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本，但因为书上有钱锺书先生的亲笔签名，故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将其定为“新善本”。

《围城》写于1944年，最早连载于李健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上，从1946年2月1卷2期开始登载，一直到1947年1月2卷6期刊完，总共10期（中间停了1期）。1947年5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围城》单行本，列为赵家璧先生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第八种。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又出了第三版，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本即为第三版。版权页上除了版次之外，还写着“本书有著作权”“每册定价四元”。此书不是在1949年一出版时就入藏哈佛燕京的，而是在1961年7月21日（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还名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该书有扉页，画有一幅漫画，中心位置是一位穿着博士袍的青年男士，旁边飞的是博士帽、文凭和书卷，博士袍上还画着一位疑似裸体的女人，女人下面则是一艘邮轮。显然这隐喻的是《围城》开头写的故事，讲的是方鸿渐回国时在白日拉隆子爵号上与鲍小姐的风流韵事。就在这扉页上有钱锺书先生的签名“钱锺书赠”，但没有赠书的日期，也没有个人的印章。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晨光版《围城》封面及扉页钱锺书的签名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本书1949年出版，却是1961年入藏，难道是1961年钱锺书从中国寄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吗？考虑到当时中美之间并无外交关系，以及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钱锺书不可能寄书到美国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1979年春，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到访哈佛大学，在参观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临时签在这本书上的。

1979年4月28日，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到达哈佛，在哈佛逗留了四天。在哈佛期间，钱锺书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见到了数十年未见的清华老友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先生。会面之后，两人还有书信往返，如今钱锺书写给方志彤先生的英文信还完整地保存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方志彤档案中，高峰枫先生专门作文讨论过这一问题（参见高峰枫《钱锺书致方志彤英文信两通》，《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9日）。笔者也曾亲自调阅过方先生的档案，读过这封信的原件。30多年过去了，这封信仍然笔墨如新。高先生文章中也引用到方志彤1979年5月2日写给Elizabeth Huff的信，信中详细介绍了钱锺书在哈佛的行程，其中就提到钱锺书与哈佛大学东亚系两位教授海陶玮（James Hightower）、韩南（Patrick Hanan）的会见。正是有了这一层关系，所以钱锺书赠《管锥编》给韩南也就可以理解了。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管锥编》扉页上的钱锺书签名及印章

《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初版于1979年8月，故不可能是当年4月钱先生访问哈佛时所赠，定是8月出版后，钱先生从中国寄给韩南教授的。签名本扉页上有钱先生的亲笔题字“韩南教授存政 钱锺书奉”，字是用毛笔写的，题字旁边还有钱锺书先生两枚印章，一枚是阴文的“钱锺书印”，另一枚是阳文的“默存”。看了钱先生赠韩南教授的《管锥编》签名之后，我越发相信《围城》上的签名是后来访美时写上去的。一是签字用的是圆珠笔，因为当时在美国，条件不允许用毛笔，故临时用了圆珠笔；二是没有钤章，因为在外，印章没有随身带。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钱先生的签名赠书基本上都是用毛笔写的，一般都钤有印章。钱锺书先生的签名有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即将“钱锺书”三个字融为一个字，我们从哈佛藏的《围城》和《管锥编》上都可以看到这一别具特色的签名。除了《管锥编》上的“钱锺书印”之外，我在网络上看到钱先生送给扬之水先生的赠书上有另一种阴文的“钱锺书印”，与此不同。

韩南教授从1968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家，曾将多部中国古代小说翻译为英文，他于1997年荣退后，将他的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故钱先生的签名本应是韩南教授的赠书。2014年4月，韩南教授遽归道山。捧读这位曾经做过近十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韩南教授的藏书，看到钱先生的签名，觉得时光仿佛就定格在这方寸之间，几十年间的中美人文交流也凝固在其间，不禁感慨系之。

钱锺书先生与哈佛的缘分可能并不止于此，他的同学好友方志彤先生长期执教于哈佛东亚系，但郁郁不得志，始终没能当上哈佛的教授，仅以高级讲师退休，但他在哈佛培养了不少学生，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即为其一，艾氏也曾在哈佛东亚系任教多年，现为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79年，方志彤读到《管锥编》后，爱不释手，嘱咐艾朗诺以后若有机会可将其翻译为英文（参见盛韵《艾朗诺谈〈管锥编〉》，载《东方早报》2009年4月19日）。艾朗诺教授不负老师之期待，花费数年时间，将《管锥编》500则译为英文，于199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可以说，钱先生与方先生的友谊延续了哈佛两代学人。

另据郭宏安先生记载，钱先生可能“是第一个知道并了解儒勒·布罗迪的中国人”，他很早就读过布罗迪的作品，并在《管锥编》中加以引用，而儒勒·布罗迪正是哈佛大学罗曼语系的名教授（参见郭宏安《钱锺书〈外文笔记〉：露钞雪纂，可补三箧之无》，载《人民日报》2014年8月26日）。据说，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头牌教授——“白璧德比较文学讲座教授”莱文（Harry Levin，1912—1994）学富五车，对西方文学造诣极深。到北京与钱锺书谈话后，他觉得非常沮丧，说了一句话：“我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我对他的世界一无所知。”

虽然钱锺书没有在哈佛求过学，也没有长期访问过，但他与哈佛的缘分匪浅，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他的两部签名本正是他与哈佛因缘的缩影。

2016年4月6日

本文原载《书屋》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