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阅读

如果在选择职业时能够稍微审慎一些的话，那所有的人或许基本上都会成为研究者和观察者，因为这二者的性质和命运当然是大家都感兴趣的。在为我们自己或后代积累财富上，在建立家庭或创建国家上，甚至在追逐名誉上，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在探索真理时，我们却是不朽的，并且不必害怕变革和事故。最古老的埃及或印度哲人撩起了神像面纱的一角；那件颤抖的罩袍至今仍然撩开着，因而我就像古代哲人一样，凝视着璀璨的荣耀，因为正是他身上的我变得如此无所畏惧，而眼下正是我身上的他在审视着那个幻景。那件罩袍上没有落下任何尘土；自从那神灵被揭示出来，时间并没流逝。我们确实在改善的时刻，或可以改善的时刻，既不是过去和现在，也不是未来。

我的住处与一所大学相比，不仅更有利于思考，而且更有利于严肃的阅读；尽管我的阅读超出了一般流通图书馆的范畴，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受到了在世界各地流通的那些图书的影响，那些书中的语句最初是写在树皮上，现在只不过是不时地抄在亚麻纸上。诗人米尔·卡马尔·乌迪恩·马斯特[158]说：“坐着驰骋于精神世界的领地，我从书中获得了这份好处。一杯美酒即令人陶醉；我喝下奥秘学说的琼浆时，便体验到了这般愉悦。”整个夏天我都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尽管我只是偶尔才翻开来看看。起初，我手头有没完没了的活要干，既要盖房子，又要给豆子锄草，因而无法读更多的书。但是想到以后可以多读些书，我又不禁为之振奋。我在干活的间隙，读过一两本浅薄的游记，后来这份差事使得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便责问自己：当时我究竟置身于何处。

学生可以阅读希腊文的荷马或埃斯库罗斯[159]的作品，而没有落得放荡奢靡的危险，因为这正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仿效他们的英雄，并把清晨的时光奉献给他们的史诗。这些英雄诗篇，即便用我们母语的文字印刷出来，也总归只是存在于另一种语言中，一个颓唐的时代是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的；我们必须煞费苦心地去探寻一字一行的意思，竭尽我们的智慧、胆魄和气度，从通常的用法中，挖掘出其深层的含义。现代廉价而又多产的出版社，尽管推出了众多译作，却未能拉近我们和古代史诗作家的距离。他们似乎还是那样孤独，印刷他们作品的文字还是那样稀奇生僻。哪怕只学到一种古代语言的某些词语，也值得花费青春岁月和宝贵时光，因为那都是从街头的琐碎语言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永恒的联想和激发意义。农夫记住并重复使用他所学到的几个拉丁词语，并非徒劳无益。人们有时谈论起来，好像对古典作品的研究终将让位给更为现代、更为实用的研究；但富有进取心的学子却总要研究古典作品，不管它们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也不管它们有多么古老。古典作品如果不是用文字记载的人类最崇高的思想，那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唯一不朽的神谕，其中就有对最现代的探询的回答，这可是德尔斐和多多纳[160]的神谕从未做到过的。我们不妨舍弃研究大自然，因为大自然老了。读好书，也就是说，怀着纯真的精神阅读纯真之书，这是一种高尚的活动，比当今所认可的任何惯有做法，都更能促使读者殚思竭虑。这需要采取运动员那样的训练，几乎终生抱定这个目标，坚持不懈。读书与著书一样，既要仔细斟酌，又要有所保留。即便你能讲原著撰写所使用的那个民族的语言，那也是不够的，因为在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在听到的语言和读到的语言之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前者通常是转瞬即逝的，只是一种声音、一种腔调、一种方言，几乎是野蛮的，而我们就像野蛮人一样，无意间从母亲那里学到这种口语。后者则是前者的成熟和凝练；如果前者是我们的母语，那后者就是我们的父语，一种含蓄的、字斟句酌的表达，寓意无穷，并非耳朵所能领悟的，为了能说这种语言，我们必须再生一次。那些仅仅会说中世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芸芸众生，并不能凭着生来走运就有资格阅读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天才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并不是用他们所熟悉的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而是用字斟句酌的文学语言写成的。他们并没学会希腊和罗马那些更加高贵的方言，而写出那些作品所依据的材料在他们看来无非是一堆废纸，他们反倒珍惜一种廉价的当代文学。但当欧洲的几个国家获得了尽管粗陋，却自具特色的书面语言，足以满足其日渐上升的文学的需要时，对最早的学问的研究复兴了，学者们得以从久远的过去识别出古代的瑰宝。罗马和希腊的民众当年听不到的作品，经过许多时代之后，却让几位学者读到了，而且如今也只有几位学者仍在阅读。

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偶尔的妙语连珠、口若悬河，最高雅的书面语言，通常掩藏在转瞬即逝的口头语言的背后或之上，就像缀满星星的苍穹隐蔽在云彩后面一样。天上是有星星，眼明的人就能观察到它们。天文学家总在评说它们、观察它们。它们不同于我们日常的谈吐和雾气氤氲的呼吸。讲坛上的所谓雄辩，通常就是书斋里的修辞。演说家受转瞬即逝的灵感的驱使，对他面前的人群讲话，对那些能听见他讲话的人讲话；但是作家需要的是比较平静的生活，激发演说家灵感的事件和人群只会让他分心，他在对人类的心智说话，对任何时代能够理解他的所有人说话。

难怪亚历山大[161]远征时，随身携带装在一只珍贵盒子里的《伊利亚特》。书面文字是最珍贵的文字。比起其他任何艺术品来，它既与我们更加亲密，同时又更有普遍意义。这是最接近生活本身的艺术品。它可以被翻译成每一种语言，不仅可以阅读，而且确实人人都在吟诵；不仅能在画布或大理石上描绘出来，而且能从生命的气息中雕琢出来。古人思想的符号，变成了今人的言语。两千个春秋给希腊文学的丰碑带来的，跟希腊大理石雕像的情况一样，只是一种更为成熟的金秋色调，因为它们把自己宁静而神圣的气氛带到了世界各地，使之免受时光的侵蚀。书籍是世界的宝贵财富，是各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珍贵遗产。最古老、最优秀的书籍，自然而然、理所应当地摆在家家户户的书架上。它们没有什么好为自己张言的，但它们启迪和激励读者的时候，有见识的读者是不会拒绝的。它们的作者是每个社会天经地义的、不可抗拒的贵族，给人类带来的影响胜过帝王。那些没有文化，也许还目空一切的商人，凭借进取心和勤奋，赢得了梦寐以求的闲暇和独立，跻身于财富和时尚圈，最终不可避免地转向更高的、但却不可企及的知识和天才圈，这才意识到自己教养上的缺陷，意识到他的全部财富的虚幻和不足，他要进一步证明他的远见卓识，便竭力为他的孩子们谋求他深感他们所欠缺的知识文化；照此一来，他就成为一个家族的鼻祖了。

那些没有学会用作品的写作语言来阅读古代经典的人，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一定很不完备；因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古代经典还没有被翻译成任何现代语言，除非我们的文明本身被视为一种现代译文。荷马的作品还从未出过英文版本，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也没出过英译本，就连维吉尔的作品也没这样出过——这些作品几乎像清晨一样清雅、一样坚实、一样美妙；因为后来的作家，不管我们怎么说及他们的才赋，也很难有人比得上古人的精巧之美与优雅，及其终生崇高的文学劳动。那些对古代经典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谈论要把它们忘却。等我们拥有了使我们能够阅读和欣赏它们的学识和才能的时候，再去忘记它们也不迟。到时候，那些我们称之为经典作品的遗物，以及各个国家更为古老、比经典还经典，但却更鲜为人知的圣书还会更多地积累起来，梵蒂冈宫摆满了《吠陀》《阿维斯陀古经》[162]和《圣经》，藏满了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继之而来的多少世纪又把这些纪念品陈列在世界论坛上，这样的时代有多么富丽堂皇啊。靠着这样一大堆宝藏，我们可望最终攀上天堂。

人类还从未读懂过伟大诗人的作品，因为只有伟大诗人才能读懂伟大诗人的作品。人们读这些诗作，只能像芸芸众生观看星星一样，充其量是观看星象，而不是研究天文。大多数人学习阅读，是为了求得一种微不足道的便利，就像学习做算术，是为了记账，做生意不会受骗；但是把阅读当成一种可贵的智力锻炼，他们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然而，这才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阅读，而并非像奢侈品一样麻痹我们，听任我们更卓著的官能昏昏欲睡，而是我们必须踮起脚来阅读，献出最警觉、最清醒的时光。

我认为，在学会认字之后，我们就应该阅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在四五年级的时候，总在没完没了地死记硬背字母表和单音节词，一辈子都坐在最低年级的最前面一排。大多数人满足于能读读书，或能听人读读书，或许还领受了《圣经》这本好书里的智慧，准备在余生中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耗费在所谓的轻松读物上。在我们的流通图书馆里，有一部几卷本的著作，名曰“Little Reading”，我还以为说的是我没去过的一个名叫“里丁”的镇子[163]。有一些人就像鸬鹚和鸵鸟一样，甚至在饱餐了一顿肉和蔬菜之后，仍能把这类东西全消化掉，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浪费任何东西。如果说别人是提供这种食物的机器，那他们就是阅读这种故事的机器。他们阅读了泽布伦和塞芙罗尼亚[164]的第九千个故事，从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相爱过，而他们真心相爱的道路并不平坦——反正是他们如何相爱，如何栽跟斗，如何再爬起来，继续前进！一个可怜的不幸的人，本来压根儿就不该爬到钟楼上，却愣是爬到了尖塔上；然后，在大可不必地让他爬了那么高之后，快活的小说家便敲起钟来，让普天下的人聚集起来听。哦，天哪！他是怎么又下来的！就我而言，我认为他们最好把天下小说中的所有意气风发的英雄全都变成风向标，就像以前总把英雄摆在星座中间一样，让他们四处摆动，直至生锈，说什么也别再下来，拿恶作剧作弄老实人。下一次小说家再敲钟，即便礼拜堂给烧光了，我也一动不动。“《踮脚尖者的蹦跳》[165]，一部中世纪传奇，为《小不点托尔坦》的著名作者所著，每月出一集；购者如潮，欲购从速。”人们瞪大眼睛，带着高涨而纯真的好奇心和永不倦怠的胃口读着这些文字，胃里的皱褶甚至不需打磨，就像一个四岁小孩坐在凳子上，读着他那本两美分一本的封面烫金的《灰姑娘》一样——我看得出来，在发音、重音或加强语气上都没有任何改进，在提取或加进寓意上也没有什么技巧。结果就是目光呆滞，要害器官循环停滞，所有的智力官能普遍衰弱退化。每天都在烘烤这种姜饼，几乎在每一个烤炉里，都比纯麦面包或黑麦加玉米粉烤得更起劲，也有更好的销路。

最优秀的作品，甚至连所谓的优秀读者都不读。我们的康科德文化氛围又怎么样呢？在这个镇上，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人们甚至对英语文学中优秀的或最优秀的作品，大都不感兴趣，尽管这些作品使用的文字大家全能念、全会拼写。各地甚至受过大学教育和所谓的文科教育的人，实际上都对英语古典作品所知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至于记录着人类智慧的书籍，即古代经典和宗教经典，但凡想要了解它们的人皆有机会读到，但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很少有人肯花点功夫去熟悉它们。我认识一位中年伐木者，他订了一份法文报纸，据他说不是为了看新闻——他不屑于看新闻——而是为了“坚持练习法语”，因为他生为加拿大人。我就问他，他认为在这世上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他便说，除此之外，就是坚持提高他的英语水平。这大致就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通常所做的或渴望做的，并为此目的而订一份英文报纸。一个刚刚读完一本也许是最优秀的英语书的人将会发现，他可以跟多少人谈论这本书呢？或者假定他刚刚读过一本希腊或拉丁经典原著，即便所谓的文盲也很熟悉人们对该书称颂不已；但他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体会的人，而只能对此保持缄默。的确，我们的大学里很难有哪位教授，既掌握了语言的疑难之处，又相应地掌握了希腊诗人在心智和诗意上的疑难之处，而且有心将其传授给敏锐而有胆识的读者；至于那些圣书或人类的宗教经典，在这镇上有谁能把它们的书名告诉我？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除了希伯来人以外，还有哪个民族拥有一部圣书。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会不怕麻烦地去捡起一枚银币；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金子般的言语，出自古代最聪明的人之口，后来历代的有识之士使我们对其价值确信无疑；然而我们学习阅读的，只不过是些简易读物，是初级读本和课堂读本，离开学校之后，则读“小读物”和故事书，都是供孩子和初学者读的书；我们的阅读、交谈和思维全都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只配得上侏儒和矮子。

我渴望结识一些比我们康科德这片土地上生育出来的更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这里还无人知晓。难道我会听说过柏拉图的名字，却又从未读过他的书？好像柏拉图就是我的同镇人，而我却从未见过他——我的隔壁邻居，而我却从未听过他说话，或从未聆听过他的睿智之见。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他那部蕴含着不朽见解的《对话录》就摆在近旁的书架上，而我还从未拜读过。我们都缺乏教养、浅薄无知；在这方面，我承认，镇上那些一字不识的文盲和只能读儿童读物和低智读物的文盲，我看不出多大的区别。我们应该像古代的圣贤一样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先要知道他们是如何优秀。我们属于侏儒之族，在智力上飞得再高也越不过日报专栏的高度。

并非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那样乏味。有些话可能恰恰是针对我们的情况而写的，如果我们确能加以聆听和理解，那就会比清晨和春天更有益于我们的生活，还可能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新层面。多少人通过阅读一本书而使其生活出现了一个新纪元！书之所以为我们存在，也许因为它能解释我们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并能揭示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些当前不可言传的事情，我们可能发现在某个地方给言传出来了。那些让我们心烦意乱、困惑不解、不知所措的问题，照样发生在所有智者的身上；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而且每个人都尽其所能，用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出了回答。除此之外，有了智慧我们就会学会宽怀大度。那个住在康科德郊外农场里的孤独雇工，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和独特的宗教经历，觉得是信仰把他带进一种肃穆庄重而又孤傲的境界，但他又可能认为并非如此；不过在几千年以前，琐罗亚斯德[166]就走过同样的道路，有过同样的经历；但他很明智，知道他的经历具有普遍意义，便以相应的姿态对待邻人，据说甚至在世人中发明并创建了敬神活动。那就让他恭恭谨谨地去和琐罗亚斯德进行沟通，并在众多圣贤自由精神的感召下，也和耶稣基督本人进行沟通，让“我们的教会”永远消失吧。

我们吹嘘说，我们属于十九世纪，迈出的步伐比哪个国家都快。但是考虑一下，这个村镇为它自己的文化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不想恭维我的同乡，也不想接受他们的恭维，因为这无助于我们双方取得进步。我们需要鞭策——就像牛群一样，被赶着奔跑。我们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公立学校体制，只为幼儿开办的学校；但除了冬天里那个半死不活的系列讲座，以及近来根据州政府建议而勉强开张的图书馆之外，并没有为我们自己开办的学校。我们在身体营养或疾患上几乎每一项物品的花费，都高于我们在精神营养上的花费。现在到了我们该有非同寻常之学校的时候了，以便我们即使长大成人也不脱离教育。到了村镇应该成为大学的时候了，村镇的年长居民应该是大学的研究员，如果确实富裕的话，余生就利用闲暇，做些文科研究。难道世界要永远局限于一个巴黎或一个牛津吗？难道学生们不能在这里上寄宿学校，在康科德的天空下受到文科教育吗？难道我们不能聘用一位阿伯拉尔[167]来给我们讲学吗？唉！由于要给牲口喂料和照料商店，我们离开学校的时间太久了，我们的教育被可悲地忽略了。在这个国家，村镇应该在某些方面取代欧洲贵族的位置，应该成为高雅艺术的资助人。村镇够富裕了，所缺的只是恢宏气度和优雅气质。它可以把足够的钱花费在农夫和商人珍惜的东西上，但是要提出把钱花费在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上，那就可要被视为乌托邦式的空想了。仗着有财有势，该镇斥资一万七千美元盖了一座镇政厅，但是在一百年内，它大概不会把这么多钱花在活人的智力上，尽管那是真正应该放进那蚌壳里的肉。每年冬天给系列讲座捐助的一百二十五美元，比该镇所筹集的任何一笔同样数额的资金都花得更有意义。既然我们生活在19世纪，那我们为什么不该享受19世纪所提供的种种优越条件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竟会在某一方面如此偏狭呢？如果我们要读报纸，为什么不撇开波士顿的流言蜚语，立即订阅一份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呢？而不去吸吮“中立派”报纸[168]的乳头，不去翻阅新英格兰这里的《橄榄枝报》[169]。若是把所有学术团体的报告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是否了解什么新闻。我们为什么要让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和雷丁出版公司为我们选择读物呢？正如那趣味高雅的贵族周围摆着种种文化素养的补益之物——天才、学问、智慧、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器材[170]等；让我们的村镇也照此办理——不要在有了一个教师、一个教区牧师、一个教堂司事、一个教区图书馆和三位村镇管理成员之后，便就此打住，因为我们的清教徒前辈当年就是靠着这些人，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度过了一个寒冬。采取集体行动，是按照我们的习俗精神行事；我坚信，随着境况的改善，我们也会比贵族更有办法。新英格兰可以聘请世上所有的智者前来执教，同时给他们提供食宿，而毫无偏狭之感。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非同寻常的学校。我们不要贵族，而要建立人类的高贵村镇。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在河上少建一座桥，稍微绕一点路，至少在我们所陷入的更加昏暗的无知深渊上，架起一座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