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序

阅读木斋先生的论著，常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首先是他人生经历的新奇。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插队东北，成为新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这种经历的人不计其数。我本人也曾从北京到农村插队落户。因此，这种经历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我之所以感到新奇，是因为他深沉的历史情结，强烈的写作愿望。大多数人回城以后，只是把这段经历埋藏在自己的内心，而木斋先生却形诸文字，完成了自传体文字《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让后来者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其次是他学术经历的新奇。20世纪80年代，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王洪的名字可是响当当的，因为他主持编写了好几部影响很大的古典文学鉴赏论著。赏析热退潮后，王洪的名字逐渐隐去，而木斋却又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站立起来。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似乎要把中国古代文学都要领略一番。生活的感悟给了他诗人的气质，他又将这种感悟熔铸到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中。他在理性的思考中，不乏情感的交融。这是他与单纯沉浸在书斋中的学者不同的地方。唯其如此，他在著作中常常会提出一些新奇的学术见解。

过去，他的研究重心在唐宋文学，我虽然有所关注，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对于他的论著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最近一些年，他好像又把主攻方向转到中古时期，尤其是“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文学的研究，这便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些年来，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汉魏六朝文学，也写了若干肤浅的文字。也许是这个缘故，木斋先生也注意到我。我们的学术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今年夏天，《社会科学研究》杂志要刊发一组关于“古诗十九首”研究的文章，责编邀我作栏目主持人。我虽婉拒而未果，只能握笔承乏，勉强写了下面这段话：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编者因不知道这组诗的作者，就笼统地管它们叫做“古诗十九首”。尽管作者不详，但是其惊人的艺术成就却令后人由衷赞叹。钟嵘《诗品》即把这组诗列入篇首，认为其“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

比较麻烦的问题是这组诗的创作年代。钟嵘《诗品》上卷谈到古诗时说：“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云云，说明钟嵘所见古诗共有五十九首，但是不知作者，更不知年代，所以他感慨说：“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后来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又收录了其中的九首，并题名为枚乘。《文心雕龙》说到这组诗时，也用种不确定的语气推测道：“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乎？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据此，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认为这组诗出于两汉无名氏之手。不过，唐代李善注解“古诗十九首”时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可见在唐代以前，已有学者认为这组诗不大可能出于西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古诗十九首”中多触及汉讳，如惠帝讳“盈”，而这组诗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盈盈一水间”等，明显触讳。再从现存诗歌来看，五言直至东汉班固始见，而班诗“质木无文”，与“古诗十九首”之宛转流丽全然不同。李善也注意到诗中写到的洛阳景象，如“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如“驱马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即北氓。此外，诗中还写到企慕神仙、及时行乐思想，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等，亦多是东汉时代的论调。根据这些材料，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成于东汉。甚至，钟嵘称引“旧疑”，以为是建安时曹植、王粲所作。

这里刊布的木斋先生的论文，即以南北时期的“旧疑”作为立论的基始，考订“古诗十九首”全部为曹植所做。为此，他广泛收集资料，结合史实，循环论证，给人启发。当然，他的结论尚可推敲，其论证方法也有可议之处，但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结论，但是赞赏他的“勇于探索的精神”，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学术见解的新奇。

新奇的“奇”字，在汉魏六朝时期有不同的理解。钟嵘的诗学主张比较新锐，因而在《诗品》中，对于“奇”字似多褒义，如称曹植“古气奇高，词彩华茂”。而力求折中的刘勰则对于“奇”字似乎持保留态度。这方面，日本著名汉学家兴膳宏先生曾著有宏文，就是从“奇”字入手，论述了钟嵘与刘勰文学思想的异同。受此启发，我使用了“新奇”二字来形容木斋的学术见解，既非褒义，也非贬义，而是带有中性色彩。

从学术的基本倾向上来说，我个人相对保守。譬如“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我并没有独立见解，通常是接受历史上的成说，包括与此相关联的所谓“苏李诗”“孔雀东南飞”等，也都持此一态度。尽管如此，我对于这些问题的论争，非常关注，各种新说，也多作思考。说到“苏李诗”和“古诗十九首”的年代问题，迄今为止，不外乎三种观点：《玉台新咏》收录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九首，题署枚乘，编者似乎认为是西汉作品，前面提到的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力主此说。而刘勰、李善则认为这组诗是东汉作品；而这一观点，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认可。还有第三种说法，即前引钟嵘提到的“旧说”，认为是曹、王所制。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还有木斋先生的这部新著即持此说。

无论哪一种说法，就辨析方法而言，现代人的论述大体上遵循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归纳出来的十二种辨伪的方法，譬如前代从未著录，突然冒出来的书，十有八九是伪的；还有著作搀杂了后来的内容，也有问题。这种辨伪的方法，我们在过去是深信不疑的。问题是，说有易，说无难。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这些曾被认为是科学的辨伪方法，几乎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

譬如钱穆先生认为《老子》是西汉初年的作品，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还有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都强有力地驳倒了这种观点。又如虞姬的《答项王歌》，文学史多认为靠不住，因为其五言形式不可能出现在楚汉相争之际。但是这种判断是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做出的。不管怎么说，这首诗见载于陆贾的《楚汉春秋》。如果想否定这首诗的年代，就得先辨析《楚汉春秋》的真伪。再就五言形式而言，西汉时期的谣谚，就多见于史书记载。当然，我并不认为虞姬的《答项王歌》就一定是虞姬所作，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判定一篇作品的年代，仅仅根据一二条材料，或者依据现有的文学观点，往往不可靠。

至于另外一种论断的方法，如作品中出现了若干后来的词汇，像“古诗十九首”中的上东门、中州等，也不能作为铁证，证明是东汉的作品。这是因为很多文献已经失传，怎能断然认为这些词汇一定是东汉时期才出现的呢？再说，先唐文献资料，多累积而成，前代作品中有后代的内容，同样，后代作品中也蕴含着前代的成分。《三辅黄图·汉宫》记载一首古歌曰：“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引《长安记》所载古歌辞与此相同。而《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九却把这首歌的作者写成曹丕。其歌辞只是在头句上多了一个字，作“长安城西有双圆阙”。这种情形似乎不是特例，在三曹乐府中还很常见。此外，《塘上行》《门有万里客行》等乐府诗还写到文人在南方奔波的背景，这也叫人很不解。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汉之际，每当中原丧乱，大批士人往往逃避西北。这是因为，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之后，割断了匈奴和西羌的联系，西北地区相对较为平静。但是东汉以后，羌人纷纷而起，河西诸郡，人口锐减，乃至比西汉少数倍之多。这说明当地比较混乱。因此，中原文人在逃难时就放弃了西北，而纷纷逃往江南。譬如蔡邕就避难吴会长达12年之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时期的民间歌谣乃至文人创作的诗歌，就有很多涉及江南的内容。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曹氏父子似乎没有在江南游历或出仕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中所以会蕴涵着若干江南的因素，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些作品只是当时流行的乐歌，曹氏父子不是原创者，而是改造者，用于乐府的演唱。因为三曹的地位太特殊，乐工们就将这些记录下来的歌词归属到三曹名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诗歌文献而言，虽然乐府民歌从名义上多有失传，但是从曹氏父子乃至拟乐府诸名家如陆机、傅玄等人的创作中，似乎依然可以领略到汉乐府乃至魏晋乐府的影子。

这些文学史现象说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对于某些作品作硬性的时代界定，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很难周全。说到这里，就要涉及到木斋先生的见解了。他认为，两汉之际直到孔融之前，都还是五言诗的发生期而非成立期，也就是说，是五言诗漫长的萌芽发生时代，而没有真正诞生；曹操开辟的建安诗歌，标志了五言诗的成立。从大的方面而言，这种看法应当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把五言诗的成立一定归结到某一个人，则容易作茧自缚。研究中国的文史，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但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一厢情愿。有些问题，限于资料，可能永远没有结论。与其遽作论断，还不如多闻阙疑。

当然，学术研究的魅力，就是探讨未知。如果都像我这样保守，可能就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和激情。职此之故，我对于木斋先生的见解仍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很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于这个老问题的关注。事实上，木斋先生的讨论又不仅仅限于“古诗十九首”，还涉及到建安诗歌乃至中国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他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得出的结论理应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