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

唐庚集编年校注 作者:黄鹏 编著


前言

唐庚,字子西,宋眉州丹稜(今四川省丹稜县)人。生于公元1071年,卒于公元1121年,享年五十一岁。与苏轼为小同乡,较苏轼晚一辈。生活于北宋晚期,经历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皇帝。

北宋晚期,国内外矛盾不断加剧,朝廷就实施变法而分化成新党和旧党。所谓旧党,即认可和支持庆历间范仲淹变法的一派朝臣;而新党则为支持和认可熙宁间王安石变法的一派朝臣。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都在富国强兵,条目也大致相同。不同在于,范仲淹变法大致从整理吏治着手,从而整理财政。而王安石变法只问财政,不大过问吏治,并采取一步到位的手段实施。结果是,范仲淹的变法因触动了冗官冗吏的机制,招致了朝臣普遍的反对,加之宋仁宗的妥协,变法以不了了之。但支持者大都为后世所公认的君子,如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等。而王安石的变法因不顾吏治,使得北宋以来本身就很严重的冗官冗吏变本加厉,又因法令和官吏的峻急,许多利民的法令,如青苗法、均输法、水利法等,却变为扰民的举动,成为政府与民争利的事实。而变法的收益,一部分成为冗官冗吏的俸养,一部分则充了贪官污吏的私囊,国家并没得到实际的好处。虽然熙宁、元丰之朝一时称富,但由于人民负担过重,招来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人心动摇,实为得不偿失。变法以王安石的罢相告终。而后的朝政之争则多体现在新旧法的损益方面了。令人惊讶的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多为后世所公认的小人,如曾布、吕惠卿、蔡确、章惇、蔡京等;而反对者多为后世所认可的君子,如苏轼兄弟、以及支持旧法的一派朝臣。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变法的失败,一在于政治技术的实施,二在于忽略了吏治的作用,不肯从长计议,一味急功近利。有关民生的政策,当缓不当急,应以王小波起义为训。治事当从治人开始,完全着急不得。凡扰民、争利之事,多为庸官庸吏所喜,并极尽夸张生事之能事,从而有害于公法。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变法中自有一种高远的理想成分。青苗、方田、市易、均输等都意在裁抑兼并,缩小贫富差距;兴学校、改科举等意在造就一种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文治社会;而保甲制度,既可以加强国防,又可以减轻国家负担,意在造就一种兵农合一、武装自卫、近于府兵制的军事体制。后来抗辽、抗金斗争则显示了这种体制的作用。依循王安石变法中的理想因素,新旧之争演变成了洛、蜀、朔三派的学术之争,直至北宋灭亡。

在新旧党争中,元祐旧党分化为洛、蜀、朔三派:有较明显的地域分别,以及经书依据的差别。洛党人物多为中原人士,代表人物为程颢、程颐。所抱政见,大致同于王安石,主张不守旧章,以经术治国,锐意改革,较近于事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采。蜀党则多为西南人士,代表人物为苏轼、苏辙兄弟。政治主张较王安石为保守,财政上倾向于节用,主张以孔孟老庄之学治国,反对急进与扰民。其学派于新党决不相容,与洛、朔二派亦不相容,为朝廷中最不得势的一派。朔党为传统的中原人士,多为司马光的弟子。其说多据《资治通鉴》。主张以史为鉴,切于事情。较洛党的“经术派”可称之“史学派”。比较温和,但较王安石缺乏理想色彩。这里,不必分辨三党的是非功过,只想就这场近于宗教之争的党争所以产生的原因,略述己见:

一、朝廷废止了“坐论之礼”的传统,许多当由三公、宰臣议论的事宜,却成为朝臣无休止的争辩。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事,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为相,惧帝英睿,每请事则进箚子以呈,由是奏御濅多,始废坐论之礼。宰臣见天子亦立谈而已。太祖以为能循规矩,填名器,持廉节者无过范质,但以后宋帝所信赖者唯赵普,而范质等南方之臣亦渐被疏远。熙宁初,王安石欲复经筵坐讲之礼,元祐间程颐亦争取坐讲之礼。君臣师友之礼,本于孟子,而蜀、朔党人则重于尊君,洛党则主尊相,坐讲之礼,又成争议。朱熹尝论之曰:“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才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得说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座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展开在上,指划利害,上亦得知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之间如何得同心理会事?” (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君臣不能如师友,朝臣间如何能为相知?此当为党争、学术之争不能相容的重要理由。

二、宋朝的谏官由皇帝任命,一反唐五代谏官由宰相任命的惯例。

看似皇权威严得以加强,却加剧了朝臣间无休止的争论。谏官之制始于秦汉。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故谏官所以纠绳天子,而非宰相。由是,宰相之用舍取决于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任于宰相,天子之得失听说于谏官。唐代极重谏官。太宗诏宰相议事,谏官犹得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知会宰相。可知唐谏官实为天子近臣。至宋,三省制废。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院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参与朝廷议论。谏议、司谏等官属门下、中书者亦废,另设谏院。当时称台谏者,权力气势,与宰相同。时称谏官、御史者,必取天下学术才行第一流士人,非得为世所许,不能在位。而任者不出十年,必登台辅。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苏轼《上神宗书》中,讥讽仁宗朝宰相但行台谏风旨。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则日寻其可言者而言之,其言谏对象,遂逐渐指向宰臣,而非天子。宰相欲有作为,必招致谏官的指责与攻击。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让,宰执亦视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至于北宋末。靖康元年,诏宰执不得举荐台谏人士,当自亲擢,即立为定制,终南宋一朝。又,文臣好议,往往朝令夕改,终少事功,为后世史官讥刺。

北南二宋,朝臣终因党争而成为戏臣;又因重文轻武,猜疑武将,频繁调兵遣将,使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终成为戏兵。朝中有戏臣和戏兵,二宋焉得不亡。

以上试图揭示影响唐庚生平及其诗文较切近的因素。

唐庚大概属早慧少年,七八岁即开始学写诗文,出语惊人;十四五岁即能作诗作文,令前辈倾倒。其弟唐庾《眉山唐先生集·序》曰:“予兄自龆齓学为文,出语已惊人。如赋《明妃曲》、 《题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 (按任德翁即任伯雨,宋眉州眉山人,《宋史》卷三四五有传)之类,时年方十四五,老师匠手见之,无不褫魄落胆。”盖于十七八岁入太学,游于京师,即谒见苏轼。元祐三年,唐庚父母双亡,即离太学奔丧回乡。元祐六年,唐庚二十一岁,及进士第,旋调华阳县尉,为释褐之意。三年后华阳尉任满,绍圣元年,赴利州路益昌郡(即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判司任。五年后,元符元年,赴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倅任,主管学事。元符三年,赴阆州(今四川阆中市)令任。阆州任满,崇宁二年,以常调凤州(今陕西省凤县)教授。大观元年,入京为宗子博士。大观四年八九月间,以张商英荐,提举京畿常平;又以蔡京等不满,九月中旬即被贬至惠州安置,十月初即赴贬所,明年(政和元年)初至贬所惠州。政和五年复官为承议郎(旧称宗子博士),北归至京师。宣和三年,请祠禄回乡,一说道卒于凤翔(盖据强幼安《文录序》)。而据吕荣义《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及其诗文,当卒于其年八月十五后。则当回了泸南(今四川泸州市),并游历了西蜀名山瓦屋、峨嵋、青城等。其卒不到一年,即有《眉山唐先生集》问世,流传至今。

唐庚一生,经历了由进士出身,宦游下僚的宋代文人的普通过程。宋代仕途的升迁,以考试、铨选、保任并行,故官员的任免,得由顶头上司拍板。所以唐庚的诗文中,相当一部分为应酬文字。从其所交往之人看,也是各种各样的,据其诗文,大多为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既使在史籍所传的少数人物中,也是君子少,小人多。就连同唐庚交往最密切的张商英,史家也是颇多争议。而与其同乡苏轼,诗文上并无往来,只在诗文中偶尔流露出由衷的倾倒。这并不能就说唐庚的人品有问题。从其史料及诗文中看,唐庚一生都遭到他所交往的小人的排挤,沉浮下僚。而他的诗文,却时时体现一个儒生的风范,不论升沉,总是以国事为忧,于己总是坦荡优雅,不改初衷。过去不大看重唐庚诗文,恐怕是由于唐庚同人的交往不纯正。诚然,也应当辨证分析唐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能仅凭传统的历史观就对人加以评断;也应看唐庚本身言行所包含的意义,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

唐庚的诗,是宋诗中少数具有唐诗风调的一种,是学习杜甫和苏轼的结果。首先,唐庚的诗,如唐诗含蕴宏大以突现情韵为主,不像宋诗穷形尽相以突现理趣为主。其次,唐庚以苦吟作诗,继续走唐诗之路,是宋诗中很少见的。

一部《文录》,最能体现他对诗歌的见解,亦可作为解读唐庚诗文,从而窥见唐庚其人品重要的窗口。《文录·二》曰:“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一日不可无此书也。”而杜诗博大精深,继承者多只能学其一端,如韩愈多仿其才力,苏轼多从手法仿其自由精神,黄庭坚多学其瘦硬,等等。而唐庚则慕其杜诗的宏阔雄奇。《文录·三一》曰:“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气象宏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逮也。杜诗虽小而大,馀诗虽大而小。”又《文录·六》: “杜子美《秦中纪行》诗如:‘江阔饶奇石’,未为极盛,到 ‘暝色带远客’,则不可及也。” (按,此非《秦中纪行》中句,而是杜甫从同谷县到成都途中所作《石柜阁》中句。此当唐庚记误也)又《文录·七》: “子美诗云:‘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按,杜甫《上白帝城二首》之一中句)盖绝唱也。余惠州诗亦云:‘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按,唐庚《栖禅山暮归书所见二首》之一中句)又云:‘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按,唐庚《杂咏二十首》之十八中句)皆闲中所得句也。”颇以似杜而得意。唐庚诗不似宋诗,主要在于其看重情韵,而不侧重理趣。如其《醉眠》: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馀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长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已忘筌。”

唐庚此诗最似唐诗。大凡唐庚诗长篇少而短章多。盖长篇易得理趣,短章多主神韵。唐庚多作短章,盖倾慕于唐诗的情韵。其《杂咏二十首》盖为学唐力作,试读一二:

之一:“屏迹舍人巷,灌园居士桥。花开不旋踵,草薙复齐腰。蛤吠明朝雨,鸡鸣暗夜潮。未能全独乐,邻里去招邀。”

唐庚虽在贬中,诗文全无衰飒之气,盖由其坦荡的儒士家风及老庄的洒脱,即宋人所崇尚的道学气质。唐庚之诗除唐诗风韵外,而少唐人常见的嗟卑叹老,也与此气质密不可分。其诗歌大率如此。

之五:“兀坐且如此,出门安所之。手香柑熟后,发脱草枯时。精力看书觉,情怀举盏知。炎州无过雁,二子在天涯。”

颇学杜诗变化之神。层层逆入,每后句为前句之因,仿佛杜甫《丽人行》之结构章法。三四句又用上二下三节奏化平板,仿佛杜甫“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按,杜甫《放船》中句) 。”句式。

之十三:“小市江分破,连萍水卷翻,到今佛迹在,千古鹤峰尊。浮峤来何处,丰湖入数村。登临有何好,秋至数消魂。”

亦登临之作,不像杜甫之《登高》,一片激动之境,带有悲凉色彩;唐庚的登高望远,则为一片宁静的山水,蒙着淡淡忧伤的氛围。浑成似唐诗,平静如宋诗。

之十九:“浪迹苍梧外,放怀黄木东。人情双鬓雪,天色屡头风。国计中宵切,家书隔岁通。为儒得愁思,一笑赖儿童。”

前四句以自在对潦倒,五六以国恨对家愁,七八以老成对天真,正得杜诗善用对照之神韵。

唐庚也非常欣赏苏轼对字句的煅炼。句法的根本为炼字炼句,是细处着眼的功夫。《文录·十一》曰:“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信之。东坡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食渴虎。'(按,苏轼《白水山佛迹岩》中句)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也。”此评很经典,正说出苏轼以史笔的简约为诗的特点,从而道出宋人所崇尚的一种审美情趣——瘦硬。《文录·一二》曰:“谢固为绵州推官,推官之廨,欧阳文忠公生焉。谢作 ‘六一堂’,求余赋诗。余雅善东坡以约辞纪事,冥收竟夕,仅得句云 ‘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然深有愧于东坡。”又倾倒于东坡的炼字炼句功夫,《文录·九》曰:“东坡作《病隺诗》,尝写 ‘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 ‘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亦赏其对句法的运用。 《文录·二〇》: “东坡隔句对:‘着意寻弥明,长颈高结喉;无心遂定远,燕颔飞虎头。'” (按,苏轼《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中句)盖许其得杜诗句法:“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橘压香橙。” (按,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句)不仅如此,亦欣赏王安石得杜甫句法。《文录·一八》: “王荆公五字诗得子美句法:‘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按,此盖王安石诗佚句)盖许其诗如杜甫善用对照,得大气派。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 (杜甫《旅夜书怀》)之流亚也。此等语亦见唐庚诗中亦有宋人锻炼字句的情趣。

大凡重理趣者作诗不厌尽与露,多从通畅平易中出;重情韵者不厌含蓄与传神,多从锻炼苦吟中出。唐庚盖为宋诗人中的苦吟者。其《自说》曰:“诗,最难事也。吾于他文不至于蹇涩,唯作诗甚苦。悲吟累日,仅能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比之前稍稍有加焉,复数日取出读之,病复出;凡如此数四,方敢示人。然终不能奇。”故钱中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评道:“他和苏轼算是小同乡,也贬斥在惠州多年,身世有点相像,而且很佩服苏轼。可是他们两人讲起创作经验来,一个是欢天喜地,一个是愁眉苦脸。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见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唐庚的话正好相反:‘诗最难事也……'(按,所引同于前《自说》引语,故省略)唐庚还有句名言:‘诗律伤严似寡恩。'(按,唐庚《遣兴》中句)若用朱熹生动的话引申,就是 ‘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按,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又卷一〇一,卷一〇四)他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虽然也搬弄典故,还不算利害,只是炼字炼句常有弄巧成拙的地方。”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唐庚锻炼苦吟的情状。

唐庚的赋凡五首,皆为宋代流行的文赋。其文夹叙夹议,不拘一格。用典较多,但多为熟典。其赋有诗的意境,和较深的感慨。他最得意的大概要数《南征赋》, 《文录·二八》曰:“ 《南征赋》‘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语虽不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又《文录·二一》曰:“余作《南征赋》,或者陈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

唐庚文一百多首,其中书表启占了大部分,为唐庚日常的应酬文字,也有代人写的应酬文字。这种文字多为程式化的四六骈文,词藻讲究,大多言不由衷,如《谢复官表》等。但也有少数的书启,如《谢及第启》,就写得意气风发,才华横溢,不减唐人高处:“篆刻之学,本非所长;妄意拣金,谩来市璞。青天万里,堪嗟蜀道之难;白雪一声,难和郢中之曲。笙竽异好,水石难投。自知与世不协,几欲拂衣而去。因缘附骥,侥幸化鹏。入瞻天日之光,亲奉丝纶之诏。周询要务,冀获至言。”少年意气,可见一斑。亦能窥见当时崇尚的骈散相间的文赋风格。

能体现唐庚的参与现实态度的,恐怕要数他的论、记、传等记实议论文体。唐庚的诸议论文就体现了党争乃至于朝政的波及,一般的宋文选本都有收录。唐庚之子文若《书先集后》曰:“其传如《存旧》、如《辩同》,实熙(宁)、 (元)丰以来党事;以之如《议赏》、如《察言》,实崇(宁)、 (大)观以来边衅;以之宣和中朝京师,燕蓟始事,公因作《韩忠惠公传》 (按,其集中题作《韩资政公家传》)。”又“惟其身摈斥且死,而其言率忧深而不怨,如赞《曲江》,论《悯俗》,君子读而哀之,亦曰:‘是千载之表微也。'”大致说来,唐庚并没有卷入党事纷争,只是照着儒家之训忧国忧民。虽然他也是蜀人,但和苏轼兄弟并无实际的政治往来,尽虽然他对苏轼的诗文倾倒之至。对于蜀人的无端攻击,还是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他的《辩蜀论》,即从历史上蜀地的割据政权说起,指出蜀地与其他地方比,并无形胜之利,也无财物之便,更无独擅之长。历史上之所以有多次割据政权的产生,是大势所趋,并非由于蜀地人心之险,地利之便等原因。排蜀之由,只是“今天下无事,大臣长虑,却顾自推昔祸患之所从起,而逆闲之,此其意则是矣,而独施之于蜀,则吾不知也。”不能以此就认为唐庚属于蜀党。唐庚议论,自有一种切实和深远,如《张曲江画像赞》 (并序)中论道,张九龄能知安禄山为祸源,是由其强烈的忧患意识;而唐玄宗不知,是由于安于太平,则天下将乱,以致贤愚不分,而重用安禄山,最终导致渔阳之祸,仿佛天命也。此论很明显地针对徽宗一朝贤愚不分,重用蔡京,是天下将乱的前兆。果然不久,靖康二年,发生靖康之变,至于北宋灭亡。这是唐庚文中最具先见的一篇,可知作者深忧之不虚也。其《悯俗》篇,亦有以小见大之明澈。而《议赏》、 《察言》,则体现出作者于人心的洞察,颇能开人眼界。

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十七称其文长于议论,所著《名治》、 《存旧》、 《正友》、 《议赏》诸论,皆精确。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曰:“子西诸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之下。”

至于唐庚的其他文字,或写景状物,或点评时事,或抒发怀抱,大抵亲切平实,晓畅明白,见地深刻,风范典雅。

该书中唐庚的诗赋有三百一十首,又辑佚诗八首,句二句;词一首;文一百三十五首,《三国杂事》三十六则,《策题》二十二则,《文录》三十五则,又辑佚文十首。以《唐庚年谱》置于诗文之首,作为诗文编年纲要。附录包括几种主要本子的序跋,放在书后,以见唐庚集子的流传之迹。

据唐庚《书姑苏张自强教谕所编<寅申录>》 (按,此文作于宣和己亥年,即宣和二年),知唐庚生前即有人编其文集流传;“寅申”即大观四年庚寅至政和六年丙申之时间的省称,其间六年时间,正是唐庚在贬时期,这期间的诗文应有非常的意义,所以被人传写。可惜这个集子已经亡佚。但其中的诗文或许通过其他的集子得以保存,本书通过编年的方式或许能窥见其大体。为唐庚文集所作序最早见于“宣和四年五月一日”,作者为其友人郑总,其次为其弟唐庾所作序,时为“宣和四年六月(明刻本月下有望字)日”,又次为“温陵吕荣义德修”的序,时为“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并云“先生死不一年,果有橐其文以来京师者,而太学之士日传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传止此。今始序而藏之,庶几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又说“惜其所传止此,”盖所序本非完本。盖指只传《寅申录》中在贬所之诗文。直到绍兴二十一年,才有郑总之子郑康佐在惠州主管学事时所编本出现,其《跋》曰:“得唐公文四十五首,诗赋一百八十有五首(此盖宣和四年郑总所序文集篇次)。唐公尝云:‘吾尝以是得名,亦以是掇谤’(按,语见《书……<寅申录 >》)。不欲尽传之人,故所得止如是而已。康佐承乏惠阳,暇日阅《寓公集》 (惜亦亡佚),盖东坡先生与唐公谪居时所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诗赋一百十首(首盖有之误写)一首,与吾先君所传颇有重复。既而进士葛彭年以所藏闵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诗赋二百八十七首,较之所见稍加多矣……未几又得蜀(蜀字下盖漏一本字)于张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诗赋三百有十首,较之闵本益加多矣,而增损甚少,可以取正。康佐倥偬,遂属教授王维则雠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据依,而唐公之文遂为全编。因其名类勒为三十卷,命刻板摹既。”知绍兴三十卷本为最早之唐庚全集。今存《四部丛刊》三编第六十四册《眉山唐先生集》为影宋钞本,三十卷,可能为郑康佐编辑本的再现。但编次淆乱,又较多错讹和有目无文之章;良非善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二十卷,与郑康佐序本卷次不一,盖绍兴二十九年唐文若所跋饶州二十卷本;原本已不可见,现存的清人抄本二十卷殆其规模。篇目大致相同,也为全编。虽编次较全,也较整饬,但字迹潦草,又多坏烂,亦非善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卷,盖选本耶?而《宋史》本传则言文集二十卷,与郑康佐之说异,与清抄本卷数同。明代有金坛尹任佃所编刻七卷本,只收其诗赋,凡三百首。其跋语中言“ (绵州)至今人称颂如《内前行》、 《梅花》 、 《芙蓉溪》诸诗,尤脍炙人口。”而集中却无《梅花》一首,盖已亡佚。 《四库总目》著录二十四卷(附《三国杂事》二卷),亦无《文录》,较三十卷本少《喻幽燕檄》一文,诗赋亦三百一十首,文一百三十五首,与绍兴本篇次相侔。有《策题》二十二则,盖据他本增补。又清抄本二十卷,有诗三百首,文一百四十五首,《策题》二十二则,《三国杂事》三十六则,《文录》三十五则,盖为宋刻饶州二十卷本之抄本,是为全编。又经《四库》馆臣采用多本校勘,可谓善本。

以上为唐庚集三十卷本。二十卷本、七卷本、二十四卷本四个主要的版本之大略,从中亦可看出其承袭之关系。

今以《四库》本为底本,主要校以三十卷本及清抄二十卷本,诗歌亦参校明刻七卷本及《宋诗钞》等,文章亦参校《播芳大全》及《宋文鉴》等。校语以夹注形式附于文后。 《四部丛刊》三十卷本后有张元济校语,相应过录,以张校云云别之。 《文录》以《四库存目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清抄本及《续修四库》本。从《宋诗钞》中辑出诗一首,从《阆中县志》中辑出诗一首及《惠州府志》中辑出诗一首,从《宋诗纪事》钱钟书《补正》中辑出诗三首,句二句,从《成都府志》中辑出诗一首,从《四川通志·丹稜县志》中辑出诗一首,计佚诗凡八首;从《花庵词选》中得词一首,从《播芳大全》中辑出佚文凡十首。

本书按诗赋、文分别编年,不能编年者附于其后。再就诗文诗文分别给出语典、语源,是为注释;亦按笔者自己的理解对诗文进行断句,是为标点。笔者学力有限,当多有漏误,若有不吝指示者,当感激为师友之交。

2008年3月黄鹏于西华师大老区家属院斗室。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