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唐庚，字子西，宋眉州丹稜（今四川省丹稜县）人。生于公元1071年，卒于公元1121年，享年五十一岁。与苏轼为小同乡，较苏轼晚一辈。生活于北宋晚期，经历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皇帝。

北宋晚期，国内外矛盾不断加剧，朝廷就实施变法而分化成新党和旧党。所谓旧党，即认可和支持庆历间范仲淹变法的一派朝臣；而新党则为支持和认可熙宁间王安石变法的一派朝臣。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都在富国强兵，条目也大致相同。不同在于，范仲淹变法大致从整理吏治着手，从而整理财政。而王安石变法只问财政，不大过问吏治，并采取一步到位的手段实施。结果是，范仲淹的变法因触动了冗官冗吏的机制，招致了朝臣普遍的反对，加之宋仁宗的妥协，变法以不了了之。但支持者大都为后世所公认的君子，如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等。而王安石的变法因不顾吏治，使得北宋以来本身就很严重的冗官冗吏变本加厉，又因法令和官吏的峻急，许多利民的法令，如青苗法、均输法、水利法等，却变为扰民的举动，成为政府与民争利的事实。而变法的收益，一部分成为冗官冗吏的俸养，一部分则充了贪官污吏的私囊，国家并没得到实际的好处。虽然熙宁、元丰之朝一时称富，但由于人民负担过重，招来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人心动摇，实为得不偿失。变法以王安石的罢相告终。而后的朝政之争则多体现在新旧法的损益方面了。令人惊讶的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多为后世所公认的小人，如曾布、吕惠卿、蔡确、章惇、蔡京等；而反对者多为后世所认可的君子，如苏轼兄弟、以及支持旧法的一派朝臣。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变法的失败，一在于政治技术的实施，二在于忽略了吏治的作用，不肯从长计议，一味急功近利。有关民生的政策，当缓不当急，应以王小波起义为训。治事当从治人开始，完全着急不得。凡扰民、争利之事，多为庸官庸吏所喜，并极尽夸张生事之能事，从而有害于公法。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变法中自有一种高远的理想成分。青苗、方田、市易、均输等都意在裁抑兼并，缩小贫富差距；兴学校、改科举等意在造就一种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文治社会；而保甲制度，既可以加强国防，又可以减轻国家负担，意在造就一种兵农合一、武装自卫、近于府兵制的军事体制。后来抗辽、抗金斗争则显示了这种体制的作用。依循王安石变法中的理想因素，新旧之争演变成了洛、蜀、朔三派的学术之争，直至北宋灭亡。

在新旧党争中，元祐旧党分化为洛、蜀、朔三派：有较明显的地域分别，以及经书依据的差别。洛党人物多为中原人士，代表人物为程颢、程颐。所抱政见，大致同于王安石，主张不守旧章，以经术治国，锐意改革，较近于事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采。蜀党则多为西南人士，代表人物为苏轼、苏辙兄弟。政治主张较王安石为保守，财政上倾向于节用，主张以孔孟老庄之学治国，反对急进与扰民。其学派于新党决不相容，与洛、朔二派亦不相容，为朝廷中最不得势的一派。朔党为传统的中原人士，多为司马光的弟子。其说多据《资治通鉴》。主张以史为鉴，切于事情。较洛党的“经术派”可称之“史学派”。比较温和，但较王安石缺乏理想色彩。这里，不必分辨三党的是非功过，只想就这场近于宗教之争的党争所以产生的原因，略述己见：

一、朝廷废止了“坐论之礼”的传统，许多当由三公、宰臣议论的事宜，却成为朝臣无休止的争辩。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事，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为相，惧帝英睿，每请事则进箚子以呈，由是奏御濅多，始废坐论之礼。宰臣见天子亦立谈而已。太祖以为能循规矩，填名器，持廉节者无过范质，但以后宋帝所信赖者唯赵普，而范质等南方之臣亦渐被疏远。熙宁初，王安石欲复经筵坐讲之礼，元祐间程颐亦争取坐讲之礼。君臣师友之礼，本于孟子，而蜀、朔党人则重于尊君，洛党则主尊相，坐讲之礼，又成争议。朱熹尝论之曰：“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才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得说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座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展开在上，指划利害，上亦得知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之间如何得同心理会事？” （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君臣不能如师友，朝臣间如何能为相知？此当为党争、学术之争不能相容的重要理由。

二、宋朝的谏官由皇帝任命，一反唐五代谏官由宰相任命的惯例。

看似皇权威严得以加强，却加剧了朝臣间无休止的争论。谏官之制始于秦汉。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故谏官所以纠绳天子，而非宰相。由是，宰相之用舍取决于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任于宰相，天子之得失听说于谏官。唐代极重谏官。太宗诏宰相议事，谏官犹得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知会宰相。可知唐谏官实为天子近臣。至宋，三省制废。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院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参与朝廷议论。谏议、司谏等官属门下、中书者亦废，另设谏院。当时称台谏者，权力气势，与宰相同。时称谏官、御史者，必取天下学术才行第一流士人，非得为世所许，不能在位。而任者不出十年，必登台辅。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苏轼《上神宗书》中，讥讽仁宗朝宰相但行台谏风旨。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则日寻其可言者而言之，其言谏对象，遂逐渐指向宰臣，而非天子。宰相欲有作为，必招致谏官的指责与攻击。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让，宰执亦视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至于北宋末。靖康元年，诏宰执不得举荐台谏人士，当自亲擢，即立为定制，终南宋一朝。又，文臣好议，往往朝令夕改，终少事功，为后世史官讥刺。

北南二宋，朝臣终因党争而成为戏臣；又因重文轻武，猜疑武将，频繁调兵遣将，使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终成为戏兵。朝中有戏臣和戏兵，二宋焉得不亡。

以上试图揭示影响唐庚生平及其诗文较切近的因素。

二

唐庚大概属早慧少年，七八岁即开始学写诗文，出语惊人；十四五岁即能作诗作文，令前辈倾倒。其弟唐庾《眉山唐先生集·序》曰：“予兄自龆齓学为文，出语已惊人。如赋《明妃曲》、 《题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 （按任德翁即任伯雨，宋眉州眉山人，《宋史》卷三四五有传）之类，时年方十四五，老师匠手见之，无不褫魄落胆。”盖于十七八岁入太学，游于京师，即谒见苏轼。元祐三年，唐庚父母双亡，即离太学奔丧回乡。元祐六年，唐庚二十一岁，及进士第，旋调华阳县尉，为释褐之意。三年后华阳尉任满，绍圣元年，赴利州路益昌郡（即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判司任。五年后，元符元年，赴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倅任，主管学事。元符三年，赴阆州（今四川阆中市）令任。阆州任满，崇宁二年，以常调凤州（今陕西省凤县）教授。大观元年，入京为宗子博士。大观四年八九月间，以张商英荐，提举京畿常平；又以蔡京等不满，九月中旬即被贬至惠州安置，十月初即赴贬所，明年（政和元年）初至贬所惠州。政和五年复官为承议郎（旧称宗子博士），北归至京师。宣和三年，请祠禄回乡，一说道卒于凤翔（盖据强幼安《文录序》）。而据吕荣义《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及其诗文，当卒于其年八月十五后。则当回了泸南（今四川泸州市），并游历了西蜀名山瓦屋、峨嵋、青城等。其卒不到一年，即有《眉山唐先生集》问世，流传至今。

唐庚一生，经历了由进士出身，宦游下僚的宋代文人的普通过程。宋代仕途的升迁，以考试、铨选、保任并行，故官员的任免，得由顶头上司拍板。所以唐庚的诗文中，相当一部分为应酬文字。从其所交往之人看，也是各种各样的，据其诗文，大多为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既使在史籍所传的少数人物中，也是君子少，小人多。就连同唐庚交往最密切的张商英，史家也是颇多争议。而与其同乡苏轼，诗文上并无往来，只在诗文中偶尔流露出由衷的倾倒。这并不能就说唐庚的人品有问题。从其史料及诗文中看，唐庚一生都遭到他所交往的小人的排挤，沉浮下僚。而他的诗文，却时时体现一个儒生的风范，不论升沉，总是以国事为忧，于己总是坦荡优雅，不改初衷。过去不大看重唐庚诗文，恐怕是由于唐庚同人的交往不纯正。诚然，也应当辨证分析唐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能仅凭传统的历史观就对人加以评断；也应看唐庚本身言行所包含的意义，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

三

唐庚的诗，是宋诗中少数具有唐诗风调的一种，是学习杜甫和苏轼的结果。首先，唐庚的诗，如唐诗含蕴宏大以突现情韵为主，不像宋诗穷形尽相以突现理趣为主。其次，唐庚以苦吟作诗，继续走唐诗之路，是宋诗中很少见的。

一部《文录》，最能体现他对诗歌的见解，亦可作为解读唐庚诗文，从而窥见唐庚其人品重要的窗口。《文录·二》曰：“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一日不可无此书也。”而杜诗博大精深，继承者多只能学其一端，如韩愈多仿其才力，苏轼多从手法仿其自由精神，黄庭坚多学其瘦硬，等等。而唐庚则慕其杜诗的宏阔雄奇。《文录·三一》曰：“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气象宏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逮也。杜诗虽小而大，馀诗虽大而小。”又《文录·六》: “杜子美《秦中纪行》诗如：‘江阔饶奇石’，未为极盛，到 ‘暝色带远客’，则不可及也。” （按，此非《秦中纪行》中句，而是杜甫从同谷县到成都途中所作《石柜阁》中句。此当唐庚记误也）又《文录·七》: “子美诗云：‘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按，杜甫《上白帝城二首》之一中句）盖绝唱也。余惠州诗亦云：‘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按，唐庚《栖禅山暮归书所见二首》之一中句）又云：‘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按，唐庚《杂咏二十首》之十八中句）皆闲中所得句也。”颇以似杜而得意。唐庚诗不似宋诗，主要在于其看重情韵，而不侧重理趣。如其《醉眠》：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馀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长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已忘筌。”

唐庚此诗最似唐诗。大凡唐庚诗长篇少而短章多。盖长篇易得理趣，短章多主神韵。唐庚多作短章，盖倾慕于唐诗的情韵。其《杂咏二十首》盖为学唐力作，试读一二：

之一：“屏迹舍人巷，灌园居士桥。花开不旋踵，草薙复齐腰。蛤吠明朝雨，鸡鸣暗夜潮。未能全独乐，邻里去招邀。”

唐庚虽在贬中，诗文全无衰飒之气，盖由其坦荡的儒士家风及老庄的洒脱，即宋人所崇尚的道学气质。唐庚之诗除唐诗风韵外，而少唐人常见的嗟卑叹老，也与此气质密不可分。其诗歌大率如此。

之五：“兀坐且如此，出门安所之。手香柑熟后，发脱草枯时。精力看书觉，情怀举盏知。炎州无过雁，二子在天涯。”

颇学杜诗变化之神。层层逆入，每后句为前句之因，仿佛杜甫《丽人行》之结构章法。三四句又用上二下三节奏化平板，仿佛杜甫“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按，杜甫《放船》中句） 。”句式。

之十三：“小市江分破，连萍水卷翻，到今佛迹在，千古鹤峰尊。浮峤来何处，丰湖入数村。登临有何好，秋至数消魂。”

亦登临之作，不像杜甫之《登高》，一片激动之境，带有悲凉色彩；唐庚的登高望远，则为一片宁静的山水，蒙着淡淡忧伤的氛围。浑成似唐诗，平静如宋诗。

之十九：“浪迹苍梧外，放怀黄木东。人情双鬓雪，天色屡头风。国计中宵切，家书隔岁通。为儒得愁思，一笑赖儿童。”

前四句以自在对潦倒，五六以国恨对家愁，七八以老成对天真，正得杜诗善用对照之神韵。

唐庚也非常欣赏苏轼对字句的煅炼。句法的根本为炼字炼句，是细处着眼的功夫。《文录·十一》曰：“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信之。东坡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食渴虎。'（按，苏轼《白水山佛迹岩》中句）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也。”此评很经典，正说出苏轼以史笔的简约为诗的特点，从而道出宋人所崇尚的一种审美情趣——瘦硬。《文录·一二》曰：“谢固为绵州推官，推官之廨，欧阳文忠公生焉。谢作 ‘六一堂’，求余赋诗。余雅善东坡以约辞纪事，冥收竟夕，仅得句云 ‘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然深有愧于东坡。”又倾倒于东坡的炼字炼句功夫，《文录·九》曰：“东坡作《病隺诗》，尝写 ‘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 ‘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亦赏其对句法的运用。 《文录·二〇》: “东坡隔句对：‘着意寻弥明，长颈高结喉；无心遂定远，燕颔飞虎头。'” （按，苏轼《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中句）盖许其得杜诗句法：“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橘压香橙。” （按，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句）不仅如此，亦欣赏王安石得杜甫句法。《文录·一八》: “王荆公五字诗得子美句法：‘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按，此盖王安石诗佚句）盖许其诗如杜甫善用对照，得大气派。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 （杜甫《旅夜书怀》）之流亚也。此等语亦见唐庚诗中亦有宋人锻炼字句的情趣。

大凡重理趣者作诗不厌尽与露，多从通畅平易中出；重情韵者不厌含蓄与传神，多从锻炼苦吟中出。唐庚盖为宋诗人中的苦吟者。其《自说》曰：“诗，最难事也。吾于他文不至于蹇涩，唯作诗甚苦。悲吟累日，仅能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比之前稍稍有加焉，复数日取出读之，病复出；凡如此数四，方敢示人。然终不能奇。”故钱中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评道：“他和苏轼算是小同乡，也贬斥在惠州多年，身世有点相像，而且很佩服苏轼。可是他们两人讲起创作经验来，一个是欢天喜地，一个是愁眉苦脸。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见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唐庚的话正好相反：‘诗最难事也……'（按，所引同于前《自说》引语，故省略）唐庚还有句名言：‘诗律伤严似寡恩。'（按，唐庚《遣兴》中句）若用朱熹生动的话引申，就是 ‘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按，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又卷一〇一，卷一〇四）他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虽然也搬弄典故，还不算利害，只是炼字炼句常有弄巧成拙的地方。”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唐庚锻炼苦吟的情状。

唐庚的赋凡五首，皆为宋代流行的文赋。其文夹叙夹议，不拘一格。用典较多，但多为熟典。其赋有诗的意境，和较深的感慨。他最得意的大概要数《南征赋》, 《文录·二八》曰：“ 《南征赋》‘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语虽不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又《文录·二一》曰：“余作《南征赋》，或者陈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

唐庚文一百多首，其中书表启占了大部分，为唐庚日常的应酬文字，也有代人写的应酬文字。这种文字多为程式化的四六骈文，词藻讲究，大多言不由衷，如《谢复官表》等。但也有少数的书启，如《谢及第启》，就写得意气风发，才华横溢，不减唐人高处：“篆刻之学，本非所长；妄意拣金，谩来市璞。青天万里，堪嗟蜀道之难；白雪一声，难和郢中之曲。笙竽异好，水石难投。自知与世不协，几欲拂衣而去。因缘附骥，侥幸化鹏。入瞻天日之光，亲奉丝纶之诏。周询要务，冀获至言。”少年意气，可见一斑。亦能窥见当时崇尚的骈散相间的文赋风格。

能体现唐庚的参与现实态度的，恐怕要数他的论、记、传等记实议论文体。唐庚的诸议论文就体现了党争乃至于朝政的波及，一般的宋文选本都有收录。唐庚之子文若《书先集后》曰：“其传如《存旧》、如《辩同》，实熙（宁）、 （元）丰以来党事；以之如《议赏》、如《察言》，实崇（宁）、 （大）观以来边衅；以之宣和中朝京师，燕蓟始事，公因作《韩忠惠公传》 （按，其集中题作《韩资政公家传》）。”又“惟其身摈斥且死，而其言率忧深而不怨，如赞《曲江》，论《悯俗》，君子读而哀之，亦曰：‘是千载之表微也。'”大致说来，唐庚并没有卷入党事纷争，只是照着儒家之训忧国忧民。虽然他也是蜀人，但和苏轼兄弟并无实际的政治往来，尽虽然他对苏轼的诗文倾倒之至。对于蜀人的无端攻击，还是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他的《辩蜀论》，即从历史上蜀地的割据政权说起，指出蜀地与其他地方比，并无形胜之利，也无财物之便，更无独擅之长。历史上之所以有多次割据政权的产生，是大势所趋，并非由于蜀地人心之险，地利之便等原因。排蜀之由，只是“今天下无事，大臣长虑，却顾自推昔祸患之所从起，而逆闲之，此其意则是矣，而独施之于蜀，则吾不知也。”不能以此就认为唐庚属于蜀党。唐庚议论，自有一种切实和深远，如《张曲江画像赞》 （并序）中论道，张九龄能知安禄山为祸源，是由其强烈的忧患意识；而唐玄宗不知，是由于安于太平，则天下将乱，以致贤愚不分，而重用安禄山，最终导致渔阳之祸，仿佛天命也。此论很明显地针对徽宗一朝贤愚不分，重用蔡京，是天下将乱的前兆。果然不久，靖康二年，发生靖康之变，至于北宋灭亡。这是唐庚文中最具先见的一篇，可知作者深忧之不虚也。其《悯俗》篇，亦有以小见大之明澈。而《议赏》、 《察言》，则体现出作者于人心的洞察，颇能开人眼界。

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十七称其文长于议论，所著《名治》、 《存旧》、 《正友》、 《议赏》诸论，皆精确。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曰：“子西诸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之下。”

至于唐庚的其他文字，或写景状物，或点评时事，或抒发怀抱，大抵亲切平实，晓畅明白，见地深刻，风范典雅。

四

该书中唐庚的诗赋有三百一十首，又辑佚诗八首，句二句；词一首；文一百三十五首，《三国杂事》三十六则，《策题》二十二则，《文录》三十五则，又辑佚文十首。以《唐庚年谱》置于诗文之首，作为诗文编年纲要。附录包括几种主要本子的序跋，放在书后，以见唐庚集子的流传之迹。

据唐庚《书姑苏张自强教谕所编＜寅申录＞》 （按，此文作于宣和己亥年，即宣和二年），知唐庚生前即有人编其文集流传；“寅申”即大观四年庚寅至政和六年丙申之时间的省称，其间六年时间，正是唐庚在贬时期，这期间的诗文应有非常的意义，所以被人传写。可惜这个集子已经亡佚。但其中的诗文或许通过其他的集子得以保存，本书通过编年的方式或许能窥见其大体。为唐庚文集所作序最早见于“宣和四年五月一日”，作者为其友人郑总，其次为其弟唐庾所作序，时为“宣和四年六月（明刻本月下有望字）日”，又次为“温陵吕荣义德修”的序，时为“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并云“先生死不一年，果有橐其文以来京师者，而太学之士日传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传止此。今始序而藏之，庶几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又说“惜其所传止此，”盖所序本非完本。盖指只传《寅申录》中在贬所之诗文。直到绍兴二十一年，才有郑总之子郑康佐在惠州主管学事时所编本出现，其《跋》曰：“得唐公文四十五首，诗赋一百八十有五首（此盖宣和四年郑总所序文集篇次）。唐公尝云：‘吾尝以是得名，亦以是掇谤’（按，语见《书……＜寅申录 ＞》）。不欲尽传之人，故所得止如是而已。康佐承乏惠阳，暇日阅《寓公集》 （惜亦亡佚），盖东坡先生与唐公谪居时所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诗赋一百十首（首盖有之误写）一首，与吾先君所传颇有重复。既而进士葛彭年以所藏闵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诗赋二百八十七首，较之所见稍加多矣……未几又得蜀（蜀字下盖漏一本字）于张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诗赋三百有十首，较之闵本益加多矣，而增损甚少，可以取正。康佐倥偬，遂属教授王维则雠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据依，而唐公之文遂为全编。因其名类勒为三十卷，命刻板摹既。”知绍兴三十卷本为最早之唐庚全集。今存《四部丛刊》三编第六十四册《眉山唐先生集》为影宋钞本，三十卷，可能为郑康佐编辑本的再现。但编次淆乱，又较多错讹和有目无文之章；良非善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二十卷，与郑康佐序本卷次不一，盖绍兴二十九年唐文若所跋饶州二十卷本；原本已不可见，现存的清人抄本二十卷殆其规模。篇目大致相同，也为全编。虽编次较全，也较整饬，但字迹潦草，又多坏烂，亦非善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卷，盖选本耶？而《宋史》本传则言文集二十卷，与郑康佐之说异，与清抄本卷数同。明代有金坛尹任佃所编刻七卷本，只收其诗赋，凡三百首。其跋语中言“ （绵州）至今人称颂如《内前行》、 《梅花》 、 《芙蓉溪》诸诗，尤脍炙人口。”而集中却无《梅花》一首，盖已亡佚。 《四库总目》著录二十四卷（附《三国杂事》二卷），亦无《文录》，较三十卷本少《喻幽燕檄》一文，诗赋亦三百一十首，文一百三十五首，与绍兴本篇次相侔。有《策题》二十二则，盖据他本增补。又清抄本二十卷，有诗三百首，文一百四十五首，《策题》二十二则，《三国杂事》三十六则，《文录》三十五则，盖为宋刻饶州二十卷本之抄本，是为全编。又经《四库》馆臣采用多本校勘，可谓善本。

以上为唐庚集三十卷本。二十卷本、七卷本、二十四卷本四个主要的版本之大略，从中亦可看出其承袭之关系。

今以《四库》本为底本，主要校以三十卷本及清抄二十卷本，诗歌亦参校明刻七卷本及《宋诗钞》等，文章亦参校《播芳大全》及《宋文鉴》等。校语以夹注形式附于文后。 《四部丛刊》三十卷本后有张元济校语，相应过录，以张校云云别之。 《文录》以《四库存目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清抄本及《续修四库》本。从《宋诗钞》中辑出诗一首，从《阆中县志》中辑出诗一首及《惠州府志》中辑出诗一首，从《宋诗纪事》钱钟书《补正》中辑出诗三首，句二句，从《成都府志》中辑出诗一首，从《四川通志·丹稜县志》中辑出诗一首，计佚诗凡八首；从《花庵词选》中得词一首，从《播芳大全》中辑出佚文凡十首。

本书按诗赋、文分别编年，不能编年者附于其后。再就诗文诗文分别给出语典、语源，是为注释；亦按笔者自己的理解对诗文进行断句，是为标点。笔者学力有限，当多有漏误，若有不吝指示者，当感激为师友之交。

2008年3月黄鹏于西华师大老区家属院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