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瓜豆集》

止庵

《瓜豆集》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题记》之外三十三篇本文，作于一九三六年五至十二月，基本上是《风雨谈》之后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起，作者在《宇宙风》上发表总题为“风雨后谈”的连续文章，即《瓜豆集》中所收之一部也。

若论文章写法，《瓜豆集》与此前之《夜读抄》等数种或无太大差别，但是内容上有些新的成分。正如《题记》所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iconoclasma）与中庸（sophrosune），夹在一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使我们想起他讲的“两个鬼”即“绅士鬼”和“流氓鬼”来。写《雨天的书》时说：“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其间有改变之处，也有不曾改变之处。以后作《读书的经验》，似乎是对这里所说的解释：“……他（烨斋，即钱玄同）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这里特别强调的“意见”，即是“圣像破坏”；而“文抄公”的写法则与“中庸”正相一致。

集中几篇谈论妇女问题文章，颇可体现周氏“圣像破坏”的“意见”。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此前在《艺术与生活》、《雨天的书》、《谈虎集》等书中多有论述，此期所作，如《刘香女》及《双节堂庸训》（收《秉烛谈》）等，写得更其深刻沉重。周氏有关思想，涉及两个方面，即性心理学和作为社会问题之一的妇女问题，而前者又做成后者的基础，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也希望可以从性心理养成一点好的精神，……由这里出发去着手于中国妇女问题，正是极好也极难的事。”（《我的杂学》）但是周氏从性心理学所得，却不限于对妇女问题的意见，可以说他全部道德观都是由此产生，所以实在是其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这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来”。基于性心理学，正当地看待两性关系（即所谓“净观”），进而正当地看待人，正当地看待女人，在他看来这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野蛮，不道德，无论打着“猥亵”或“严正”的名义。而且认识如此，行为也当如此。《题记》说：“我觉得现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都是针对假道学说的。这里他受到霭理斯很大影响，而后也从中国古代找到不少同调（如李贽、俞正燮等），其对性心理学和妇女问题的看法，即可用两句老话来形容，一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是“嘉孺子而哀妇人”。然而他的思想与道学家的正统观念是根本对立的，所谓“反礼教”，所谓“圣像破坏”，重点即在于此。周氏由性心理学建立的道德观涵盖男女两性，但是女性没有社会保障，多处受害者地位，所以尤其关注这一方面，而对女性之不幸遭遇，无论是经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特别予以同情。他对不把女人当人看的旧道德意识，攻击可谓不遗余力，而且前后始终如一。中期以后，已基本不谈社会问题，涉及妇女却往往例外，集中《刘香女》、《尾久事件》和《鬼怒川事件》，都是“时文”。然而妇女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妇女之性的解放与经济的解放便须在社会范围内加以解决，所以他的结论是：“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知堂文集序》）

此次据宇宙风社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次四页，正文三百零二页。原目次中“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与“常谈丛录之二”均只写作“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