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大学”

我从小就“上大学”——由于父母工作于高校，河南大学成了我的“故乡”。我于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吉林大学，从本科到硕士连读七年。毕业后曾长期从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如今依然站在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讲台上。可以说，这辈子与大学算是有缘。

中间也有“断档”，主要就是当兵。说来也巧，1968年3月15日入新兵连，1978年3月15日告别战友到吉林大学报到，整整十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我要说的是，这十年，也是大学！沈阳军区炮兵33师、404团，是我获益良多的“军旅大学”。在部队，我学到了许多应当在大学学到的东西和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有给了我深刻教育的良师；有给了我多方面帮助的“学兄”与“同窗”；有给了我丰富启迪的教材；有一幕又一幕终生难忘的生动课堂……

感谢2010年盛夏在北京举行的战友聚会，我虽然未能分享这次难得的情感盛宴，却有机会写点儿文章，参与回顾军队生活的精神旅游。

一

我当兵时十六岁多点，被分配到404团一连。连长王光华、指导员刘兴才看我身体单薄，又是“城市兵”，叫我当通讯员。我炮弹箱都扛不动，抬石头龇牙咧嘴，肩膀肿得夜里睡不着觉，上山背土豆受了伤还得住院做手术……丢人现眼的事儿多了。可是身边战友个个吃苦耐劳，连排干部人人身先士卒，深深地感染着我。我暗自咬牙，痛下决心锻炼自己，坚决要求到班里当战士。一年不到，由于表现比较顽强，当上了六班班长。

上级有意将“城市兵”集中安排到我们班，为的是考验我们。推炮占领阵地，人家四班像一群小老虎，我们班像一群绵羊，有点斜坡就上不去，全连都在笑我们。咋办？练！全班提前起床苦练推炮，终于超过了四班。有一次砍镐把，我们班净挑直溜的椴木砍，根本不能用，晚点名连长当着全连批评我，让我们重新完成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连长要求任务，连长说还什么任务？继续砍镐把。我说报告连长，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气得连长带领全连参观我们的镐把。全连一看，吃惊了，连长也转怒为喜，原来当天夜里我们请炊事班老班长当“顾问”，全班跑到深山，砍回了合格的镐把，还超额完成了任务。由于我们这些城市兵都能自觉地锻炼自己的吃苦精神，那年我们班被评为“标兵班”，还有个绰号“小熔炉”。

在全军的历史上，1968年入伍的战士构成了一种“六八年兵”现象。一方面，头一年没有征兵，这一年新兵量特别大；另一方面，这批新兵当中城市兵、学生兵的比重大大提高。既给部队带来新生力量，也为部队建设提出新的课题。部队那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坚忍顽强的传统，在使“六八年兵”迅速转变为军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师著名的全国战斗英雄范来宝，在抗日战争中孤胆杀敌，在坚守阵地的最后时刻凭肉搏一口气杀死7名日寇。副师长娄伯修身材矮小却勇擒大批俘虏。我还亲耳听过师政委王昌和讲他当年当游击队长时，靠艰苦奋斗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听副团长朱正德讲通过敌人封锁线为了战马不出声而自己强忍饥渴……一种无形的力量，默默地注入我们的精神人格。

部队经过千里拉练从延边迁移到左家，行程中我患了重感冒，浑身发软，眼冒金星，头痛欲裂。就在翻越新开岭最艰难的时刻，我的病奇迹般地被师长给“治”好了！当时路面上被压过的雪溜光，拖着火炮的嘎斯六三（火炮牵引车）全都打滑，戴上防滑链也没用，战士们奋力推车推炮，推一点赶紧用三角木顶上，队伍行进得极为缓慢。突然，我们看到路边一位威风凛凛的首长，他站在那儿不说话，目光炯炯有神。连长薛庆奎告诉我们：“这就是师长王万发，当年董存瑞的连长！”不知咋回事，我一下就想到董存瑞，又想到红军翻越雪山，一股英雄豪情油然而生。越过新开岭之后，我的病就好了。

“八三工程”是铺设大庆到大连的地下石油管道。施工中许多地段塌方严重，为保证工期，我团奉命开赴这条“千里战线”。这是与塌方抢时间的奋战！战士们轮番掘进，夜以继日。有一次大雨瓢泼，我刚刚被替换下来几分钟，竟然坐在大雨里睡着了。“泉眼河突击战”中，工程总指挥部派来战地宣传队，可他们还没宣传，已经被现场的氛围感动了。泉水突突直冒，锹镐全用不上，靠草袋麻袋装烂泥。下面的又推又扛，在齐胸的冰泥中双腿冻得发麻；上面的又拉又拽，胳膊被勒出道道血印。突然，两岸松动，这预示着大面积塌方，几十名突击队员用肩背顶住，足足顶了半个小时。终于一声令下，全体撤出，大吊车将粗大的管道放入开阔的沟槽。——胜利了，全场欢声雷动！

70年代初，一连连续两个冬天都到深山老林执行任务。头一年是到桦甸的三道木淇河伐木，第二年是到敦化的秋梨沟抬木。抬大木头这活儿，我用四句话概括：操练般整齐，冲锋般威武，杂技般惊险，舞蹈般优美。我和张生、吕连成都是“号头”，用嘹亮的号子调整步伐、鼓舞斗志。战士们个个肩头红肿，每天从晨星满天到篝火通明。副连长徐斌一边抓后勤，一边天天跟着抬大木头。指挥排长彭绍良是个大学生，高度近视，拣起一大块牛粪高呼“谁的手闷子？”可他照样带头抬着大木冲向又窄又陡的跳板。战士张红阳是干部子弟，只有十五岁，从不叫苦、从不退缩。完成任务时，看着原木堆积如山的楞场被我们“夷为平地”，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作顽强拼搏！后来，我以这段素材在一连编导了文艺节目“林海战歌”，载歌载舞，威武雄壮，获全团文艺汇演第一名。

培养坚忍顽强的意志品质，这在大学里没有专门的课程，而军旅中却是常年的“专业课”。部队艰苦繁重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从实弹射击、千里拉练、雪地露营、钻猫耳洞等等军事训练，到矿井挖煤、上山采石、农场种地、林海伐木、营房自建等等军工军农，以及抢险救灾、帮助地方抢种抢收……每一次都是“劳其筋骨”的磨炼；每一次都是“苦其心志”的考验。我们团有一些干部子弟，如徐斌、高新源、李波、张红旗、张红阳、张晓丘……个个吃苦耐劳，意志坚定。

在艰苦紧张而又充满昂扬斗志的部队生活氛围中，我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品质，而且各种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到吉林大学之后，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常委，并作为吉林大学学生代表参加了全国十九届学联大会。直到今天我都深深地感悟到：是部队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激励能力、沟通能力……所有这些都让我受益终生。

现在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你一直都那么精神饱满，从不消沉？我真想告诉他们：因为在我的学历中，有十年的“军旅大学”！

二

就在我当兵不满一年时，父母被批斗。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并被隔离审查，我也被列入复员战士名单。但是，部队领导出于高度负责，决定派一名干部专门进行外调。连队领导还找我谈话，让我好好干，别影响情绪。去外调的是我们一营副教导员黄龙辉。他经过认真调查，认为我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革命，整他的那些“材料”毫无根据。黄龙辉副教导员明确地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结论，所以我才得以继续服役，并被提干。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让我难忘。后来我到政治处工作，曾就此事向当时担任宣传股长的黄龙辉表示感谢，他只是回答：“对人要负责嘛。”

对人要负责！——朴实的话，却闪烁着人性的光熠！

年头已久，部队生活留下的记忆没有淡化，却越来越清晰。仔细想想，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毫无功利色彩的真诚，让情感的浪花在记忆的河流奔腾不息。

在一连时，指导员刘兴才家属来队，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被子。我在206医院住院做手术，师副政委王建平的爱人拎着水果来看我，还说：“33师的小战士，你要坚强！”出院以后，连队干部战士处处关心我。这些都让我这个新兵很快感受到部队的温暖。挖猫耳洞时，司机班老兵李马娃看我太疲劳，非要拿起镐吭哧吭哧替我干了大半天。我在政治处时，机关干部都知道我爱吃面条，许多领导总是家里一做面条就叫我去“过年”，副团长朱正德、政治处副主任揭光远、组织股长韩耀文、一营副营长张先江……太多了。这样的故事，在部队每天都会发生，官兵、战友亲如兄弟。想起来，当兵虽苦，却活得像个“情感贵族”。

1973年我母亲来部队。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母亲对部队很有感情，但她还是没想到，我的战友对她竟然那么热情。几乎每天都有战友或家属送来蔬菜、水果、鸡蛋，每天都有战友来看望她，夏志光、陈显凯、武好学、赵铁等战友和她唠起来就像亲人一样，宣传干事马战还将自己写的文章拿给母亲看。这些都是多么感人的情景啊。母亲离开部队那天，一大早政治处主任刘兴才和二十多位战友到车站相送。母亲感动地说：你们部队真好！战友真好！母亲现已八十三岁高龄，提起许多我的战友的名字还如数家珍。

我在政治处的时候，和师团领导接触比较多，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优秀品质：坦荡无私，肝胆相照，朴实真诚，勤勉严谨，联系群众，清正廉洁……他们是我人生中垂范的师表。几十年过去了，人格魅力穿越时空，历久弥珍。

我庆幸自己在33师当过兵，在这样的“学府”里上过学！在我的印象中，我所在的这支部队始终充满着团结和谐、艰苦奋斗、意志高昂的精神风貌。记得前几年也有一次33师战友大型聚会，我在会上发言说：“33师的建制虽然撤销了，但是传统在发扬，感情在凝聚。因为，改革开放考验每一个人，遍布全国的33师战友有许多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有孬种吗？有被‘双规’的吗？有腐败的吗？没有！反而个个是好样的！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这就是我们战友情深的基础。历史证明：33师军旗飘扬，军魂不散，精神永存！”

三

33师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领导干部普遍都很爱学习。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知识丰富，功底深厚，堪称“儒将”。比如，师里的副师长娄伯修、副政委穆可夫、政治部主任于占元、副主任张俊虎；宣传科长翟辉祖、副科长刘绍礼；404团团长付芳春、政委邹文治、张兴全、副团长朱正德、政治处主任张凤歧、副主任揭光远、股长黄龙辉、韩耀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还有许多，因我接触比较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总的印象是，我们的部队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那就是尊重知识、关心人才、崇尚理论、热爱学习。

和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中，一些品学兼优的老高中生，成了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的良师益友，比如于天文、崔阵、武好学、张同星、马战、周挺、马文荣、周国申……和我年龄相仿的战友中，也有许多酷爱学习、才华横溢的兄弟，比如夏志光、蔡凯、聂宇峰、张红旗……我经常参与写材料或通讯报道，经常和很有水平的领导或战友在一起“通路子”。所谓“通路子”，就是反复研究文章的思路、框架结构。在这样的研究探讨中，我每次都觉得收获巨大，主要不是指内容，而是角度、概念、逻辑，包括分析、综合、分类、抽象，总之，那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思维训练。后来我读哲学，发现当年“通路子”的思维方法中，竟有某些与哲学家所说的“正、反、合”三段式相似相通的地方。而且，关于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层次结构、发散联想等等，当年都有一定的训练。我读大学、读研以及后来进入学术界，写论文或搞著述，包括90年代初作为总卷副主编和两部分卷主编参与了《中国小百科全书》这一浩大的典籍工程，都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思维训练的收益。

我多次和大家公认的才子于天文在一起交流，每次都觉得很有收获。记得有一次他大讲特讲辩证法，我不断提问，他侃侃而谈地解答，使我深受启发。可惜于天文很早就调到师部去了，他的调走让我遗憾了很长时间。只比我大一岁的夏志光，不仅爱读书，而且文笔精湛优美，堪称才华横溢。我们俩经常是哲学、历史、文学……无话不谈，而且吟诗作词，真有点“对酒当歌”“挥斥方遒”的味道。有一次我俩不约而同都刚刚读完伏尼契的文学名著《牛虻》，见面以后竟然谈论了大半夜。与夏志光的友情，让我获益良多。我的同乡武好学是个老高三，不仅博学多才，而且真的很“好学”。我俩同在组织股当干事时，长期住一个宿舍，他每天晚上手捧司马迁的《史记》摇头晃脑地咬文嚼字，颇有学究风范。他讲《史记》，我是唯一的听众，讲得头头是道，历史知识和古文功底很是令我佩服。后来我在复习考大学时，仅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武好学给我做了许多辅导，真是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还有许多战友，包括后来入伍的年轻战士，都很爱学习。当兵十年，我不但没有荒废学业，而且大有长进。否则的话，初二都没念完的我，是很难考入吉林大学的。

在政治处，我开辟了一个堆放杂物的小仓库，几只木箱当桌椅，拉一个灯泡，业余时间在那里读书。有一次被政治处副主任应法土发现了，他一脚踢开门，气呼呼地问我：“偷偷摸摸干什么？像个军人吗？”我狼狈不堪地等着挨训。可是，当他发现我的书和笔记，竟然和颜悦色了，还拍拍我的肩：“嗯，年轻人，爱学习还是好的嘛！”我自学英语，不知怎么让副团长朱正德知道了。没想到他每次见到我，都笑着用英语和我对两句话。政治处主任刘兴才、干部股长韩耀文更是经常地、热情地支持鼓励我读书学习。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我团只有一个名额，我提出申请后，团里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同意我报考。当时我正担任指挥连指导员，连长洪吉童等干部战士都对我表示支持，炊事班还给我开过小灶，政治处的几位战友帮我搜集复习资料。离开部队之前，团长付芳春还与我推心置腹地长谈，鼓励我好好学习……这些事，都让我感铭肺腑，终生难忘。

“莫道戎马倚干戈，文武之道壮山河。”

“军旅大学”——我青春的沃土，精神的家园，成长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