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其流者怀其源
——追忆董蔡时教授

从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算起，我一直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在研习太平天国史的过程中，祁龙威、王庆成两位恩师对我悉心指导，关怀备至，令人没齿不忘。而最早引导我认识、揣摩太平天国史的，当是我大学时代的启蒙老师董蔡时教授。

苏州大学是我的母校，其前身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创立于1900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大学。以钟楼、红楼图书馆为标志的原东吴大学西式建筑群十分雅致，校园内古树婆娑，小亭、方塔、河水错落有致，东侧为葑门护城河，环境甚美。入学之初，混沌未开的我对治学门径一无所知，对历史系老师全无了解，只是听高年级的学兄介绍，本系在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方面师资较强，分别有专攻太平天国史的董蔡时教授、主治近代经济史的段本洛教授。这使我从一开始便对董先生怀有敬意。时值董先生的《太平天国在苏州》一书问世不久。该书利用翔实资料，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营建苏福省的具体举措，太平军苏州保卫战的梗概及其失败原因，并分析了苏福省之得失与太平天国存亡之间的关系，是太平天国区域史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引起学界关注。我从书店买来此书仔细阅读，从中领略到董先生学识，并由此对太平天国史萌生最初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董先生这本书影响了我日后的学术道路。到了1984年，董先生新著《左宗棠评传》出版。记得早餐时间，校园广播站重点播出这条新闻，说董先生这本书有新意，对左宗棠作了新评价，认为左宗棠既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又是洋务运动中的爱国派，肯定了左宗棠在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法战争中的表现。的确，这突破了以往人物研究脸谱化、简单化的局限，是思想解放、学术发展的体现。

董先生与相对年轻的段本洛教授都比较胖，体态有点像弥勒佛。段先生是云南白族人，讲课声如洪钟、抑扬顿挫，兴头起来时更是声情并茂。有次讲自己当年刚到苏州，平生第一次见到下雪，兴奋得在户外手舞足蹈，我们听了大受感染。某次讲晚清吏治，谈到现实中的一些不正之风，长吁短叹，末了说“我真想写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话音刚落，教室里掌声一片。董先生讲课，语气平缓。记忆当中，他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是应邀来给一年级新生讲如何治学。董先生结合自己治学经历，谈如何阅读史料，如何发现和解决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全班同学正襟危坐，凝神听讲。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大学四年级时，董先生正式给我们讲授“太平天国史”选修课。选修的同学十分踊跃。董先生在讲课时条分缕析，并不时介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信息量十分丰富。记得在讲到“天京事变”时，董先生先让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就杨秀清逼封“万岁”一说是否能够成立进行讨论，然后再由他作总结。这种循循善诱、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使我们感到很新鲜，同时也颇受启发。时至今日，我仍然保存着一本厚厚的听课笔记。

董先生待人和蔼，言语诙谐幽默。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他提出先按照花名册点名，与大家熟悉一下。当叫到陈情同学时，董先生赞许这个名字很好听，认为可能采自西晋李密的《陈情表》篇名，并揣测他大概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叫到陆益民同学时，他风趣地加了个注脚，说“益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当叫到我名字时，董先生沉吟片刻说：“嗯，这个名字比较有诗意。”大家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这种独特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我们与董先生的距离。我们原先多少有些拘谨，很快就变得放松起来。没过多久，董先生便能脱口叫出绝大多数听课学生的姓名，使我们不由得暗自钦佩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20世纪80年代初的校园生活十分单纯；“左”的影响仍触摸可见，但已然挡不住思想解放的大潮。记得刚入学，我们就被郑重告知，男生不得穿喇叭裤、留小胡子，女生不得穿高跟鞋、留披肩发，更不用说是穿西服——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崇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必须引起警惕的苗头。但仅过一年，西装便被指定为校服的统一款式，其变化之快，连我们都觉得有点惊讶。西装用廉价布料做成，不分性别均为黑色。某日，在操场列队出操，黑压压一片，冷不丁从一墙之隔的苏州卫校宿舍楼飘出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操场顿时哄笑不已。大家总体上比较保守，感情生活单纯。当时，在校谈恋爱属违反校纪，就连异性之间正常的交往也得小心翼翼，否则就会成为“新闻”，招来周围异样的眼光。邓丽君的歌被斥为“靡靡之音”，但大家都爱听。周末跳交谊舞很快成为校园时尚。校园里不存在今天的学生经商现象，也没有视歌星、影星为青春偶像的追星族。大家手头普遍比较拮据，没有攀比，没有贫富分化现象。而贫困丝毫不影响莘莘学子放飞理想、憧憬未来。记得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七战七捷，首次勇夺世界冠军。当晚校园沸腾了，一片欢呼声，接着大家走出校园举行庆祝游行，从十梓街1号一直走到人民路苏州市委大门前。女排教练袁伟民、队长孙晋芳都是苏州人，因此大家显得格外兴奋和狂热。这是一个激昂向上、充满理想和信念的年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成为校园主旋律，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每晚图书馆座无虚席，教学楼灯火通明。正因为怀有强烈的求知欲，大家平素对像董先生这样的老师格外敬重。

董先生大学时代曾投笔从戎，作为译员赴湘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当年一定满是英武之气。我们入校时，董先生年过六旬，可能是积劳成疾的缘故，身体不算太好。仲秋时节，当我们穿绒线衣时，董先生已穿上厚厚棉衣，捂得严严实实。苏南湿度大，阴冷时节不好受。至今我还能回忆起董先生在研究生簇拥下缓步从文科楼前走过的场景。我们临近毕业前夕，董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住进毗邻校园的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某日，我独自去医院探望董先生。恰好他正在楼下散步，见到我很高兴，唏嘘不已地说：“鬼门关终于闯过来了。”当时，我已被历史系免试推荐到扬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董先生关切地问起此事，并表示即使此事不成，系里在毕业分配时也会为我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因为老师对每位同学平素表现还是比较了解的。听到这番话，我顿时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董先生指导下撰写的。他建议我以亨利·乔治对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影响为题，介绍我到本校红楼图书馆查阅《万有文库》等资料。论文完稿后，董先生给予鼓励性评价，同时也指出文中的几处错别字。前者寄寓着董先生对后学的一种期望，而后者则是一种鞭策，使我更加体味到“严谨”二字的含义。

离校前夕，我与某同学结伴到董先生府上辞行，并请他在毕业纪念册上留言。董先生笑眯眯地题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八字。于是，带着董先生的临别赠言，带着一丝难以言状的惆怅，我离开令我魂牵梦绕的东吴校园，踏上新的求学之路。

此后十余年间，每当与来自苏州的老同学见面，剪烛话旧之余，我总会问起董先生近况。董先生新著《曾国藩评传》《胡林翼评传》问世后，我逐一认真阅读。董先生在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上别树一帜，侧重从人际关系角度，剖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见到报刊上不时发表董先生的论文，加之听说他的身体较为稳定，我颇感欣慰，猜想董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定已有改善。

1997年10月，母校王建华教授一行来北京出差，我这才得知董先生已于月前病逝，享年77岁。闻此噩耗，我先是一愣，随即感到不解——为什么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呢？我原本至少可以发去唁电。后据解释，社会学院（原历史系）给我发了电报，可我确实没有收到这份电报。不过，无论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为自己的失礼而自责、懊悔。

次年8月，我如约写出《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一书。在该书“后记”，我开头就写道：

细说起来，我对太平天国史最初的认识始于在苏州读大学时。苏州曾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的首府，在城内及周围的县城乡镇，至今仍保存着不少太平天国的遗址、遗物，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有关太平军的传说。我利用地理之便，常去凭吊古迹。眼前的一砖一瓦似乎在向我展示着太平天国盛衰兴亡的轨迹，诉说着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不时勾起我的怀古之幽情。当时，董蔡时教授（年前驾鹤归仙）开设“太平天国史”选修课，使我得以粗涉太平天国史。……

北周庾信《征调曲》有云：“饮其流者怀其源。”饮水思源，董先生无疑是引导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启蒙老师。因此，我希望借助这一段文字来寄托哀思，表达一份敬意。

想象当中，董先生在撒手人寰时一定十分安详，因为他给他的学生留下一份温馨回忆，给后世留下350余万字著述。世间唯有精神的东西才是不朽的。身处北国，我时常会回想起姑苏校园春季的绵绵细雨，秋日的幽香桂花，以及文科楼前那棵树冠很大的合欢树，回想起董先生的音容笑貌。我想，董先生所有的学生都会抱有类似的情怀。董先生在天之灵倘若有知，一定会颔首微笑的。

（1999年2月初稿，2019年12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