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公博诈死，藏匿日本

作为汪精卫的铁哥们儿，忠实的追随者，他的老兄弟陈公博，临危顶替了汪精卫主驾的位置，代替“老大”继续开车，成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继续和日本侵略者捆绑在一起，直到车毁人亡。因此，抗战胜利后，尽管陈公博隐姓埋名逃到日本，还是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常言说，出来混，欠的账总是要还的，汪精卫政权拉下的清单，也让他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真可谓“骨朽人间骂未消”。陈公博被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真是罪有应得。但陈公博还是有点“冤”，原因是当时他是坚决反对汪精卫投敌的。然而，全是哥们儿的义气，被“汪老大”带到沟里，成为汪精卫的牺牲品。

陈公博

我们先讲一讲当时头号汉奸，即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的下场。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在抗战中为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卖国贼，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唯一的感觉是恐惧与惊慌，虽然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还顾不上肃奸，但是大小汉奸已经意识到末日的来临，于是，当汪伪这条破船就要翻沉之际，他们纷纷寻找救生设备，寻找活路。作为头号汉奸的陈公博内心自然十分恐惧，他是怎么给自己找后路的呢？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45年的8月，抗战胜利前夕。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呢？第一件事，美国在8月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第二件事，苏联百万红军在8月9日越过中苏边界，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摧枯拉朽的横扫；第三件事，日本撑不住了。8月15日，日本天皇和铃木内阁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伪行政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急急忙忙赶到南京。下午，与伪府主席陈公博一道，召集伪府高官会议，宣布伪南京政府立即解散。之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表示还要同舟共济，防止新四军抢先接收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等大城市。等蒋介石政府还都，再把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作为厚礼献给蒋介石。

为了向蒋介石表明心迹，8月16日晚，陈公博给蒋介石草拟了一份电报稿，报告三件事：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日军集中是需要时间的，希望政府勿迫之太急，恐有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军作战，因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说共军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并无区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军主动袭击，否则日军必定退让，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是报告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城岌岌可危。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拟好了，可是有一样：没有密码，用明码发，电台却叫不通。陈公博急得不得了。

就在那天夜里，南京城内响起了枪声。谁和谁打起来了呢？是新四军进了城和日军打起来了吗？还真不是。闹了半天，原来是周佛海的人和陈公博的人打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周佛海身边的一个军统少将名叫周镐，突然以“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总指挥部”的名义，抢先动手，发动“政变”，封锁南京的车站、码头，接管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控制了银行、伪《中报》、伪中央电台和政府机关，逮捕伪内政部长、伪考试院副院长等一批重要人物，打死了逃跑的伪陆军部长萧叔萱。到了中午，“京沪行动总队”气势汹汹地要接管位于马标的伪中央军校，而伪中央军校由陈公博的人所控制，不买周镐的账，于是双方发生冲突。

接着，伪中央军校学生以保卫陈公博为借口，封锁了西康路和颐和路一带的路口，修筑工事，还包围了湖南路西流湾一带周佛海的住宅。

南京城内大乱。在这种形势下，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决定出面进行调解，因为如果南京因内乱毁于一旦，或被新四军趁乱占领，那蒋介石绝不会饶过他们，回国将会很麻烦。于是张贴告示，出兵封锁街道，宣布南京仍在日军控制下，不允许发生动乱。之后，周佛海不得不服软，向陈公博道歉，灰溜溜地回了上海。“三天政变”就这样结束了。陈公博与周佛海不是一般的关系，从1921年到1945年，二十多年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陈公博还想凭自己手中残余的一些力量与重庆方面讨价还价，可是多次发电报请示蒋介石，却石沉大海，陈公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病急乱投医，陈公博想起了一个人或许能救他。这个人叫任援道。

任援道是何许人也？他会帮助陈公博吗？

任援道，江苏宜兴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上过保定军校，带过兵，曾任平津警备司令。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生灵涂炭。任援道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趁火打劫，收编了镇江鱼雷学校的三艘炮艇及部分官兵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一万多人，投靠到大汉奸梁鸿志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为绥靖部部长，指挥伪军与挺进江南的新四军为敌。1940年4月，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任援道走陈公博的后门，当上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伪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是个善于投机取巧的家伙，但陈公博与他有交情。

1944年春夏，汪精卫在日本病危，陈公博与周佛海对伪政府进行重新洗牌，更换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伪省长。为培植自己的势力，陈公博支持任援道做伪江苏省省长。周佛海要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提出“军政分治”的原则，任援道要当省长可以，但必须交出第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任援道抗不过周佛海，只得交出军权。他恨周佛海，对陈公博表示要友情后补。

陈公博知道任援道和戴笠有联系，且任援道已经就任南京先遣军总司令，要想联系重庆方面，只有依靠任援道。于是，打电报让任援道立刻来南京。

8月18日下午，任援道从苏州来了。但是冈村宁次没有接到蒋介石任命任援道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任务。但是，任援道对陈公博拍着胸脯说：要找戴老板甚至蒋委员长都不是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你等我回话。

第二天，任援道果然来到陈公博在南京西康路的办公室，故作神秘地关上房门说：“蒋先生回话了……”

陈公博迫不及待：“蒋先生怎么说？”

任援道压低声音：“蒋先生对陈先生还是很谅解的。”

“真的？没想到蒋先生还念旧啊。”陈公博又惊又喜。

任援道一本正经地说：“蒋先生对你解散伪政府、维持地方都还满意，但是，有人向蒋委员长打小报告说你在南京与共产党联系，集中军队想拥兵反抗……”

陈公博急了：“我没想拥兵，更不敢反抗！”

任援道说：“蒋先生也不信，说公博断不至此。但人言可畏，你得拿出诚意……”

“什么诚意呢？”

任援道说：“这样吧，把你手上的军队交给我，我向蒋先生证明你没有拥兵反抗。”

原来就在日本投降前，任援道已经与戴笠联系，吹嘘自己有实力控制东南。日本宣布投降后，重庆方面的力量暂时达不到沦陷区，蒋介石和戴笠为了不让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借驴拉磨。经顾祝同和戴笠推荐，蒋介石委任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负责京沪线及南京治安。任援道是个光杆司令，怎么控制南京？正犯着困呢，来了个送枕头的。于是任援道就给陈公博挖了个坑。

陈公博为了表示效忠蒋介石，立即写手令，让伪军将领都听任援道指挥，并把南京的伪军将领叫来，当面让他们听从任援道的调遣。陈公博让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任援道就这样轻而易举骗得了陈公博的军权。

两天后陈公博去找任援道，问：“我都按蒋先生的意思去办了，为什么蒋先生不回电报给我？”

任援道说：“这正是蒋先生的为难之处。你是伪主席，是最大的汉奸，蒋先生不方便啊。他的意思是想叫陈先生避一避。”

“往哪儿避？”陈公博愤愤地说：“如果蒋先生认为我有罪，我理应归罪；如果蒋先生认为我是统一的障碍，也该留下来，这叫待罪……”

任援道却说：“你待什么罪？蒋先生根本没给你定罪，他要你走，所以才不会来电报。他是抗战领袖，要凯旋还都，哪能打电报给你来自找麻烦？”

此话刺痛了陈公博：“既然我是伪主席，就必须对南京的治安负责，中央没派大员来接收之前我如果离开南京，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再说我一跑，就叫畏罪潜逃，不就成了第一号通缉犯？”

其实任援道嫌陈公博待在南京碍事，见陈公博不愿走，立马翻脸道：“反正上面的意思我传达了，你自己掂量吧。”

两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几天后，陈公博突然人间蒸发了。更奇怪的是，8月29日，日本同盟社发了一条爆炸性消息：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昨日自杀受伤，因伤重而毙命。

陈公博真的自杀了吗？消息是真是假？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还要从五天前的早晨说起。24日早，陈公博正要吃早餐，他的左膀右臂、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和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跑来报告：不得了啦，我们两家养的大狼狗，被人毒死了。陈公博手一抖，鸡蛋滚到地上，牛奶也洒了，这明摆着是威胁与警告！怎么办？三个人商量一上午也没个结果。

就在这天下午，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从湖南芷江飞回南京。今井武夫去芷江是与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等进行在华日军的洽降事宜。

陈公博一下子抓住救命稻草，让秘书莫国康给今井武夫打电话，要他无论如何来官邸一趟。这个莫秘书的能量还真不小，果然把今井武夫请来了。

今井向陈公博汇报了芷江洽降的情况，说：“冷欣副参谋长26日，也就是后天抵达南京，27日新六军也要坐美国运输机抵达，何应钦总司令月底要来南京受降。阁下是应该考虑一个办法。”

陈公博与何应钦之间面和心不和。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陈公博作为中央大员去北平进行慰问。何应钦却要陈公博当着将领们说中央就要和日本谈判了，希望大家再坚持一下，不要后撤。陈公博不敢“矫诏”，但何应钦非要他这样说，于是陈公博就说了假话，后来又替何应钦背过黑锅。如果留在南京，落到何应钦手里就麻烦了。于是他用乞求的口气说：“我想去日本，可否给我想想办法？”

今井武夫问：“阁下这次赴日，是政治避难或是逃亡，还是出自其他什么目的？”

陈公博说：“我绝不是潜逃或亡命，只是我在这里，对何应钦总司令进驻南京或有不方便，所以还是暂时避开为好。”

今井武夫考虑了一会儿：“要走就要快走，我马上与日本国使馆接洽，借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明天早晨必须离开，否则过了明天中午12点，日本所有的飞机起飞都要经过盟军总部同意，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一律击落。到时候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陈公博着急地说：“好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另外还有几个人要一同避难，一共7个人。”

返回大方巷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今井武夫马上向冈村宁次进行汇报，并召来日本驻伪府大使谷正之一起商量，让谷正之电告国内请示一下。傍晚，日本政府回电，制定了“东山方案”，由外务省和军方合作执行，并绝对保密。

为什么叫“东山方案”呢？日本方面给陈公博起的化名叫“东山公子”，他太太李励庄叫“东山文子”。此外，还有他的心腹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伪经理总监公署总监何炳贤也都起了日本名，就连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也有日本名，叫青木贞子。

陈公博要带走的人当中，除了自己的老婆就是自己的亲信，他怎么还带了个女秘书？这个叫莫国康的女人又是什么来历？

陈公博有爱女色和爱抽烟两大嗜好。20世纪30年代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实业部部长时，经常在秦淮河畔高档妓院集中的钓鱼巷流连忘返，与“秦淮四小名妓”中的曹俊佩搞得死去活来，绯闻见诸京华报端。抽烟不是抽国货的香烟，而是鸦片烟，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横卧烟榻之上，吞云吐雾，大谈风月，被小报记者跟踪报道，也是常有的事。

莫国康是他在广州执信中学教书时认识的小情人，是学生诱惑了老师，还是老师勾引了学生，谁也说不清，成为一大绯闻。陈公博成了党国要员以后，莫国康做了秘书兼情人，形影不离，就连李励庄也无可奈何。抗战期间，陈公博落水做了汉奸，在汪伪政府做了立法院长，莫国康跟着下水，做了立法委员，也有人拍马屁，把莫国康比作“第二夫人”，气势要压过“第一夫人”陈璧君。没想到汪伪政府中的宣传部副部长、猎艳高手胡兰成也勾引莫国康，这种事传得最快，只有陈公博蒙在鼓里。还是陈璧君看不下去了，让陈公博把自己的篱笆扎牢，别让野狗钻了空子。当时还有这么个顺口溜“陈（璧君）委员爱权，莫（国康）委员爱钱”，讽刺了汉奸群中爱出风头的两个女人。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陈公博却有情有义，临危不忘带上莫国康。

8月25日凌晨，南京城内明故宫机场，一架日本“中华航空公司”的商务运输机发动机轰鸣着，一辆军用货车进了机场直接开到跑道上，七个黑影爬上舷梯。他们分别是陈公博、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和何炳贤。

飞机在黑暗中起飞。舷窗外，只有长江上几艘日本舰船透着闪烁的灯火，别的什么也看不见。陈公博不由想起南唐李后主离开金陵时那首著名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他哀叹道：“今朝离去，别说是辞庙，连送行者也没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飞机原来的目的地是青岛，到青岛后，陈公博等人再坐船去日本。但临时改变航向，直接飞往日本，进入日本海岸不久，飞机就降落在鸟取县的米子机场。陈公博问：“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去京都？”护送他们的小川哲雄中佐说：“飞机燃油快没了，要在米子机场加油。”等飞机加油后已过正午12时，不能再飞了，只得临时决定，在米子市暂住。

由于事先没有和当地政府进行联络，没有车接，小川哲雄只得在马路上拦了一辆货车，将他们一行送到米子市政府，随后又由市政府调用一辆红色的救火车，将他们送至一家小旅馆歇息。半夜，陈公博等人突然被嘈杂的人声惊醒，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一群手持武器的人嚷着要支那人滚出来！可把陈公博一伙人吓得魂飞魄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白天当这拨人乘坐救火车招摇过市时，李励庄与莫国康身穿色彩鲜丽的旗袍很是拉风，引起米子市民的注意，一个“支那人已占领米子”的谣言，不胫而走。于是日本在乡军人自警团连夜集合，拿着武器要消灭这些入侵者。经小川哲雄出面再三解释“这些人是自己人”，自警团才撤围而去。三天后东京外务省派来一名科长来见“东山”先生并进行安排。9月上旬，五个男人都换上了日本军装，扮成复员的日军将校，两个女人也不敢穿旗袍了，换上了和服。他们几经辗转，直到9月8日，“东山”一行才迁入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住下。

金阁寺又名鹿苑寺，建于1397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了。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原来所谓陈公博自杀的消息是日本方面释放的一个烟幕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