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情爱史

散 木

一、从《多余的话》说起

每每捧读瞿秋白临终时所写的《多余的话》，就不禁思绪万千。

这是一个特殊的“文本”，和许多慷慨就义并且写下许多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烈士不同，瞿秋白是在饱尝了革命的艰辛以及革命过程中并不亚于对敌斗争之残酷的党内斗争、同时又是清醒地认识和反省了自己之后，近乎赤裸地敞开了自己的胸襟，坦白向人的。如果是抱着如从前“大讲阶级斗争”的思维去看他的最后的文字，烈士瞿秋白是很难和“烈士”联系的一起的。然而，人毕竟是复杂的，一如社会的复杂，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出身于没落的绅士家族、习染了浓郁旧式文人情调的瞿秋白，他最终没有与那些在他身上隐约可见的“文人”魂魄和习气实行“彻底决裂”，或者，所谓的“彻底”，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过激主义的情结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情感和经历丰富多彩的人们（活生生的人们）栖存在革命的队伍之中？这就如马克思在抨击专制统治者时所说的：“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于是，瞿秋白临终的“绝唱”，并没有高喊口号，更没有“三百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似的喧嚣，他只是平淡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总结自己的弱点，然后，又平淡地告别了尘世。当然，他留恋这世界、这祖国、这事业、这亲人；他向人们宣告“永别了”的之前，还在怀念他所钟情的文学事业，他想起了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及曹雪芹、鲁迅、茅盾——甚至，他还想到了精神世界之外的物质世界，如产自中国的豆腐。（当然，这是仅此而已呵，他说，这是“世界第一”的。）

至于感情生活的回忆呢？瞿秋白最后说得并不多，他是很矜持的。

毕竟，“ 文人”的瞿秋白是有着中国文人传统的自抑、自谦、甚至是自虐的倾向的。他最后自问：“我留恋什么？”当然，这有自己的爱妻。他说：“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但他似乎又过于对自己责备，这是因为饱尝了在政治生活中被打击和失意的滋味后，他甚至在感情生活上也失去了勇气，于是不免过于苛责自己“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了。

丁玲与王剑虹

这其实是违心的，事实也不是那样的。那么，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他一生中的感情历程，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丰富、多侧面的共产党人的形象。

二、知春时节

瞿秋白的身世和曾与他互以“知己”相称的鲁迅相仿，他们两个人都是垂死的封建官僚家庭的破落子弟。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瞿秋白也是因此“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早熟于世的。

瞿秋白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族的家庭，但到他出生之时，那家族却渐渐败落下来。祖父的仕途差强人意，到父亲一辈时，却再也不行了，于是瞿秋白的父亲只得赋闲在家，其性格却是清介自守的，而全家只得托庇于在湖北当布政使的一位叔祖。你可以想象：世态炎凉，一但大树颓倒，原来宗族的温情就会立刻化为严霜。果然，瞿秋白一家在遗产瓜分的大战中，竟沦落到迁居宗祠、依靠典当维持生计的地步，后来他的母亲苦于并伤心于生活的艰险，竟又吞下拌了火柴头的酒，就这样自杀了！

少年的瞿秋白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长大的，他的心情是异常苦涩又是伤感的，这对他后来的感情生活，可能不无影响吧。

此外，常州瞿氏家族又是一个文化世家，文学、美术、医术等等，几代相传。瞿秋白临终时自忏的“文人”情结，其实，也早就化解在他的血液中了。

少年瞿秋白，聪颖、早慧，特别是他秉赋了母亲的气质（乐善好施、善良又温存），加上家庭的不幸，于是他的性格忧郁又多感。一般来说，这样的孩子是很容易去寻找感情的寄托的，但是我们对瞿秋白少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不好妄加揣测，笔者仅仅知道他那时已有了被称为“三妹妹”的一位女友，或许，这就是他一生中感情历程的第一页吧。

不过，瞿秋白离开家乡赴北京读书时，那位女友已是他人之妇了，而且，他们竟同住在北京这座城市中。那时的瞿秋白，因生活的经历所磨练，已经决定就此沉湎于佛教中，他试图“习佛以避世”，并信仰了“菩萨行”的人生观和“无常”的社会观，其实，那也是那一社会和时代条件之下许多中国青年的选择，青年鲁迅不是也在北京靠了抄古碑和读佛经来麻痹自己神经么？

只是到了青春中国的“五四”，一声春雷激发了他们——瞿秋白抛弃了佛学，转而投身参加现实的政治生活，当时他最早的政论文章就是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而他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是首先通过一部倍倍尔所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由此得到思想的启蒙的。在近代的中国，社会上的政治改革几乎是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步的，尝试着社会改革的青年们也几乎同时都是从蘸满了血泪的旧家庭中冲杀出来的，他们企盼一种崭新的男女情感表达方式和婚姻方式。

随即，走上政治和文学（它们后来对主人公构成了一对矛盾，以至临终前的瞿秋白将之称为“历史的误会”）道路的瞿秋白，很快在“十月革命”之后作为最早身临社会主义革命圣地的中国人去了新俄，那以后，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弄潮儿了。

二十岁出头，刚刚领受了俄国道路的瞿秋白，他在异邦有没有一段感情经历呢？同样，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诠释，但感情活跃的他是不会封锁自己的心灵的。

在莫斯科，他翻译了邓肯的文章（这位美国女子正在苏联和诗人叶遂宁陷入热恋，她又是一位“性开放”的主张者）；观赏了普契尼的名剧《蝴蝶夫人》（一个关于异国婚恋的故事）；他甚至还与托尔斯泰的妻女们热烈地讨论他们相互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林德（克鲁泡特金的亲戚）等一些异邦女子。但，当时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生爱情的故事。

马克思主义者和“文人”的瞿秋白，他对爱情是严肃的，当然也是浪漫的，这似乎是一对矛盾。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于是，他感到了苦闷。

他的爱人，大概只能是在中国吧。

三、爱在荼

1922年年底，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使命，瞿秋白启程返国。

1923年秋，他来到了南方。

在上海、杭州，完成了党的任务之后，瞿秋白在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任教。当时，这所学校实际上也是中共的一个活动据点，中共上海地委的第一组也设在这所学校里面。在这里，瞿秋白的缘分来了。

上海大学有文学系、社会学系等，瞿秋白在这里教授课程。此前，陈独秀和李达也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平民女校，由李达任校长，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中共的妇女运动干部的，它所容纳的女生则几乎都是因为受了“五四”的影响、因反对封建的“三从四德”而被社会和学校以及家庭所不容从湖南等地跑到上海来的，这二十多个学生之中，就有后来瞿秋白在人生道路上所碰到的一群女子——王剑虹、王一知、蒋冰之（丁玲）等。后来，她们又都到了上海大学。

瞿秋白

王一知，不久即与中共元老、也是上海大学教师的施存统（后易名为施复亮）结合了；由施存统夫妇的介绍，瞿秋白又结识了王剑虹。

王剑虹和蒋冰之都是南方四川和湖南的“辣妹”， 蒋冰之又是王剑虹最好的友人，当她后来成为作家以后，有部小说《韦护》，就是描写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故事的。此外，还有几个后来故事中的主人公，先把她们说出来吧——钟复光（施存统后来的妻子，而王一知又和张太雷结合了）、杨之华（瞿秋白后来的爱人）、张琴秋（茅盾即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的爱人）等。

四川女子王剑虹（原名王淑），不，不是说“湘女多情”么？王剑虹少年失怙，她是读书在湖南的。王剑虹于“五四”前后读书于湖南桃源的“第二女师”，那时她很傲气，丁玲晚她一届，见她“昂首出入，目不旁视”，心中不服气，但每每瞥见她那一双充满着“智慧、犀利、坚定的眼睛”，却不免心虚，以为这位师姐大概不俗。果然，“五四”爆发，王剑虹在学校坐了头把交椅，她不独在“学生会”充分施展了组织才能，在“辩论会”上也是锐不可当，那时在丁玲眼中，“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也是“一个浑身有刺的人”。那时，湖南这样的女子可不算少，就以丁玲曾读书所在的长沙“周南女中”、“岳云男中”（其实，这所学校有很多女子入读）等为例，不是就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等等么？

瞿秋白手迹

王剑虹和蒋冰之，后来又不约而同来到上海的平民女校。那时，王剑虹依然是冰雪聪明又锋芒秀出，“她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求知”；她的文字也经常发表在《妇女声》等刊物。但是，她的感情生活呢？显然，如此好强的女子，在感情生活上，是注定要受到磨难一番的，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她非常需要感情，但外表却总是冷若冰霜”，这和“湘女多情”的丁玲太相似了。于是，两人同病相怜，成为最要好的一对刎颈之交。当时在她们看来，世界太不公道，到处都是灰暗和失望；她们仇恨这世界；她们要自立——哪怕去做女工、家庭教师、佣人、卖花女！所以，她们也本能地排拒了所谓的“人类的三大主题”之一的爱情。

不独女子，在“五四”前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但凡是思想“前卫”的反对封建思想的战士们，都视家庭和婚姻为扼杀人类自由精神的坟墓，因此他们大多也不愿走入“围城”，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都是这样的态度。王剑虹和蒋冰之当然也是同样，当时甚至还有王剑虹的同乡、中共元老赵世炎的几个妹妹等，她们和几个女孩子竟结拜为“十姊妹”，相互发誓终生不嫁。

瞿秋白呢？他也曾是这样。也是在上海，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千金”结婚了，当时瞿秋白参加了婚礼，但他在致贺词时，却发表了一通大煞风景的“非婚论”：“哎哟，又一个好女子被糟踏掉了。”为什么呢？“中国革命需要大批的妇女参加，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但是，女子一结婚，“家务事就压上来了，精神负担也很大，使她参加革命时间减少”了。（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当然，这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923年夏，不满于湖南“女校”的王剑虹和蒋冰之跑到南京，她们过起了最简朴的生活。然而，生活不是在真空之中的，很快，有人来看她们。首先来的，是后来做了共和国上海和华东第一把手的柯庆施。这个见过列宁的“柯怪”（当时他的名字），竟没有被感情上有“洁癖”的女子赶出去，这是因为这位“烂板凳”（喜欢“泡”）并不是来追求她们之中的谁的。接着，是与王一知结合了的施存统；接着，又是施存统引荐来的一位人，“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他么，就是瞿秋白。很快，王剑虹和蒋冰之两个人被他的言谈征服了，“文学”、“苏联”——很快成为她们的话题。也是在他的建议下，两个人回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大学，双双读文学了。讲坛上，她们更被他迷住了。而那所“野鸡大学”的学校（校长于右任），虽名不见经传，却是大师如云：茅盾、田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蔡和森、周建人、安体诚、郭任远、刘大白、叶楚伧、沈仲九、胡朴安、傅东华、俞平伯等等。当时瞿秋白之外，王剑虹因喜爱诗词，“爱屋及乌”，还喜欢上了俞平伯先生的课，尽管俞大诗人口拙，学生问他这首唐诗如何好哇，他只能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不住地说：“好哇好哇。”

那时，瞿秋白一下课就会来看王剑虹的，于是在她所住的“亭子间”里，他们的话题也增加了“哲学”、“社会”、“俄语”——后来，又增加了“革命”以及“爱情”。受到暗示的王剑虹恍惑了，热闹的“亭子间”突然沉默了。终于，王剑虹决定避开他，她要回四川去了。不知就里的丁玲也恍惑挚友的“变态”，任性的她听到屋外踱着步子踌躇着要进来的瞿老师，于是，她大吼道：“你再也不要来了！”

突然，她发现了秘密——王剑虹垫被下的诗卷，那是王剑虹瞒着她偷偷写的。丁玲蓦地明白了，王剑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懂得了女友的心思，丁玲甚至愿意去为这爱情中的两个人做“红娘”了。她把这诗稿小心地交给瞿秋白，说：“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随即，她祝福地说：“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瞿秋白感动了，他握着丁玲的手，表示感谢。

这以后，丁玲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当她回到与王剑虹合住的“亭子间”时，那是何等温馨的一幕：“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瞿秋白起身要走了，丁玲好人做到底，急忙把墙上的一张王剑虹的全身像送给他。

那以后，俄语的学习却结束了，他们忽然都没了兴致，瞿秋白和王剑虹开始热衷于写诗了，一本一本的。当然，这不是才子佳人式的旧戏新演，那是一个严酷的岁月，大革命正在步入高潮，瞿秋白是党的领导人，日理万机，他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于是“革命与恋爱”相兼，瞿秋白“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剑虹陪着他”。有时他外出开会，则“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丁玲却寂寞了。好友热恋，她们先前的理想却破灭了。于是，她去北京去寻找新生活了。为此，正在热恋的那一对感到非常难过，瞿秋白甚至落下了眼泪。

丁玲先回到湖南看望母亲，不多时，她竟然得到了王剑虹病危的消息，她没有想到先前王剑虹来信称自己生病了竟然病到了危险的程度。她匆匆赶到上海。但是，一切都晚了。

王剑虹已经凋谢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在瞿秋白的怀里。她的棺木停放在四川会馆。

瞿秋白也不见了。他去广州参加发动国民革命高潮的重要会议了。丁玲所看到的，是一张瞿秋白用白绸巾裹着的王剑虹的那张全身像，照片的背面是瞿秋白题写的悼亡诗。丁玲泪眼婆娑，为了挚友的死，她竟有点怨恨瞿秋白了，因为，那可恶的肺病，不就是他传染给她的么？

丁玲怀着创痛，又出发去北京了。在北京，很快地，丁玲结识了新朋友——谭惕吾、曹孟君（后来都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人物）以及胡也频、沈从文等。她想忘掉从前。然而，不久之后，瞿秋白陆续寄来一些信件，爱妻的早逝使得瞿秋白需要有人听他的忏悔和泣诉。可是，当时并不理解他的丁玲并没有领悟到此时痛断肝肠的瞿秋白的感受：“这些信像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因为“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可惜这些信后来在辗转中都遗失了）

一个冬天的晚上，瞿秋白到北京来看丁玲。在等了半天没等到后，他留下一封信。丁玲接信后很快去回访，瞿秋白不在，他的弟弟接待了她，并热心地给她看瞿秋白带来的一张她上海大学同学杨之华的相片。这样，丁玲更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他了。为了自己和亡者的友情，她不愿再同瞿秋白谈王剑虹了，那好像生怕玷污了死者。

只是多少年以后，丁玲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更多的曲折，她对当年的往事也有了重新的认识。她于是体会到瞿秋白“为了政治活动他不顾他的病重垂危的爱人王剑虹”的苦衷，对他书信中婉约的哀伤和心曲也有了“理解之同情”，并且对这位“文人”情结的革命者最后的文字《多余的话》，也有了不是陌生人才有的深刻理解。她以为：“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艰苦，在我们这个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着还来不及完全蜕去的一丝淡淡的、孤独的、苍茫的心情是极可同情的。”此外，即使是王剑虹死后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也不是原来她打抱不平的亡者的“失恋”，因为“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

丁玲成为作家以后，曾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的故事为原型，写有一篇《韦护》的小说（“韦护”即“韦陀菩萨”。瞿秋白曾用了“屈维陀”的笔名，表示他如同佛殿中的“韦陀”一样嫉恶如仇），这是我们了解上世纪20年代“革命与爱情”这一对主题的很好的一个参照。而且，以丁玲的丰富经历，她的作品很多是不能仅以“创作”来相看的，不妨说那还是几乎真实的记录。至于对瞿秋白和王剑虹的一段感情历程（1924年1月至7月的半年），她以为：“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四、报纸上的三个“启事”

说起杨之华，不能不说一个久已被人遗忘的人物——沈玄庐（定一）先生。

浙江萧山的“开明绅士”沈玄庐先生，这是一个很难给予历史定位的人物——绅士、地主、议员，又是开风气之先最早从事农民运动（至于中共历史上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除了广东的彭湃就是沈玄庐在家乡萧山的衙前组织发动的农民运动了，他们两位都是拿自己家开刀的：烧地契、减租税等）、妇女运动和其他社会的改革运动的，他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说起来他还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呢。

杨之华，当年正是沈玄庐的儿媳妇。

沈玄庐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不能绕开的人物——是他很早就认识到：“妇女问题原来比劳动问题复杂得多”，因为他明乎“无论哪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是充男子的机械的”，即“从最高的阶级起一直到最低一个阶级的妇女，没有不受男子的压迫的”，所以，他号召先从解放“压迫在劳动与妇女上面的阶级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制度”开始，团结起来战斗，“从今后，我们要做自己的人，我们不做别人附属的人，我们也不要别人一个人做附属于我们的人”（《劳动与妇女》发刊词）。而且说到做到，沈玄庐发动的农民运动，其内容中也就有了提倡婚姻自由、禁止缠足和穿耳、宣传“妇女与男子应有一样的人格”和“男女受同等发挥本能的教育”等，他还把乡镇上的若干朝代树起的贞节牌匾大卸八块，重新立起书写了这样文字的牌子：

一部廿四史中无非写那些吃人的礼教；

这座牌坊底下不知压死多少妇女冤魂。

横批则是几个大字：“妇女解放万岁！”

这些举动几乎惊动了当时的全国，而且完全可以和当时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驱的如椽大笔相媲美；可贵的更是他“从我做起”，这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带了女儿、儿媳妇一同在湖里游泳，以及更可惊人的放手并成全儿媳妇与儿子离婚的故事。所以，我们说杨之华，一定要先说沈玄庐了。

杨之华也是浙江萧山人，她人长得很漂亮，大概她的家庭也算得上是开明家风，她从小就没有缠足。杨家与沈家是世交，后来她就与遇人不淑的沈家公子沈剑龙结合了，后二人生有一女。

公公沈玄庐大概知道儿子不争气，配不上人家杨之华，便很是看重这位儿媳妇。“五四”时，杨之华在“杭州女师”读书，沈在上海办刊，就经常寄一些进步书刊给她看，这样得风气之先，杨之华也就是杭州“五四”运动的人物了。

那时，中国除了北京，一个长沙、一个杭州，最是出息学生领袖。如“杭州女师”，有杨之华和张琴秋等，“男师”更有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曹聚仁等一班先进人物。不久，杨之华赴上海进了她公公主持的“《星期评论》社”，而中共上海小组以及中共“一大”发起组就是以它为基础产生的，当时那里云集着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戴季陶、刘大白、沈仲九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也有新女性的沈家女子以及丁宝林（曾参与中共创建的一位女性）等，这些人大多都是浙江人，当时这个集体过着让人刮目相看的“新生活”：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女子呢？索性竟把女子的“符号”——辫子也剃度了，她们一律光头！她们不甘被视为人类的异类！当然，这个“乌托邦”的团体只能是短命的，很快它被查封了。此后众人如鸟兽散，杨之华进了教会的“女子青年体育师范”。那时，上海的平民女校杨之华也曾去过，不过她看到丁玲穿着背心与众男女坐在一起的样子，感到看不惯，也就没有加入。不久，她又被公公请回家乡开办农校，这应该是中共成立后最早成立的农民学校了，当时它就设在沈宅，其性质如同现在的“希望工程”，即学员——农民子弟一律免费，课程则是“革命”和“文化”，教员还不时向农民宣传抗租抗税、减租减息。在教员中，还有当时中共浙江省委的宣中华、徐白民等充任。沈玄庐妻子王华芬则不仅是其主持人之一，也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妇女部长。到了1922年，爆发了衙前乡的农民运动，那是已经载入史册的一桩大事了。

瞿秋白与杨之华

沈玄庐是1925年在大革命步入高潮、国共矛盾逐渐凸显时才离开共产党的（最后，他还参加了中共“四大”）。后来，他又被蒋介石的刺客暗杀了。至于对他的盖棺论定，如今还有许多疑点，比如说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他是不是一个“伪君子”呢？（李达回忆说：“沈这个人很坏，是个大地主，有二千亩地，他对农民讲今年不收租了，可是他下面管账的照旧去收，他假装好人。”）又比如，他“开放”的女权意识，是不是真诚的呢？（李达也有一个未必准确的记忆：中共“一大”不久，沈就退出了，“理由是有人跑他家里跟他儿媳妇杨之华谈恋爱”。又据郑超麟的回忆：萧山沈宅作为革命场所时，有一个留法学生的社青团干部陈公培被杨之华迷倒，“如疯如狂地追求”之，但杨之华“不爱他”。这是不是沈老先生看不下去的例子呢？杨之华则回忆说：她和沈剑龙离婚后，去看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瞿独伊，竟遭到公公的严酷的拒绝。）许多年以后，一个美国人萧邦奇写了一本《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玄庐传奇》，对此有一些诠释。

杨之华后来也进了上海大学。同王剑虹一样，很快她就被瞿秋白的讲课迷住了。那时她也知道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相恋故事和悲剧：“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也是在大革命高潮之中，上海大学成为上海的一个革命活动基地，当时杨之华担任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主任，并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协助向警予开展工作，同时又参与工人运动，因此时常接触到瞿秋白。

王剑虹死后，瞿秋白心如死灰，于是，往往在他上完课后，独自一人沉默着。当时有人以为那是“骄傲”、“冷酷”，而杨之华通过更多的接触，却发现那是皮相的认识，因为“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接着，我们似乎用不着多做文字的铺垫，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广告栏上有这样三幅千古难得的“启事”。

其一，是一则离婚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其二，是一则结婚启事：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其三，是一则“朋友”启事：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看这三个启事，需要有历史背景的认知。原来，此前继“五四”人性的思想解放之余波，1923年北京有一场“爱情定则”的大讨论，在北大讲“性学”的张竞生先生揭示现代爱情观：是“有条件”、“可比较”、“可变迁”、“夫妻亦是朋友”，等等。总之，爱情要常新，需要以新的内容去不断灌溉，这也就是当年恩格斯给“现代的性爱”定位的“除了爱慕之外再无其他动机”的爱情观。显然，以当时（甚或竟是如今吧）中国的历史条件而论，那还嫌“超前”，不过，思想总是趋前的，一切反对爱情只是“方便面”的人们都站在张竞生先生一边；当然，当时更多的人们对之是怀疑，甚至是强烈的反对，于是有人就明言警告张竞生，“小心你的老婆变迁”，等等，这很让旁边看热闹的鲁迅发噱，以为是“意外的价值”，即“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

瞿秋白呢？哪里是他在《多余的话》中自谑时所说的“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对于爱情，他是软弱、游移之后又敢于“斗争”和“竞争”的。至于受了沈玄庐身教的那一对儿子和儿媳妇，当时也一定会认可张竞生揭示的“爱情定则”。所以，当事人的三人，他们先后在萧山和常州做了“变迁”的了断，即三人决定坦诚示人以他们爱情（“恋爱”）的“变迁”，并且这种“变迁”不是俗人的哭天抢地、你咒我诅，而是皆大欢喜，旧人、新人依然是朋友。

虽说是纨绔子弟吧，当年的沈大公子倒也大度，登了广告还不算，他还剃发披了袈裟、两手持花，照了相片送给瞿秋白，（沈剑龙似也懂得艺术。当年衙前乡农民运动失败，农民领袖李成虎牺牲，他遵父之嘱，为李成虎画像，以为纪念。）表示自己是“鲜花献佛”呵。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萧山沈氏也合为“传奇”世家矣。

这样，1924年11月，也就是王剑虹死后三个多月之后，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了。

如丁玲所曾言：这是无可非议的。一如婚后的瞿秋白抚慰有着离异历史的杨之华，他用了他所稔熟的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说明“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时代变了，人们是应该争取幸福的，没有理由要让被感情束缚和煎熬的人们无休止地忍受着。婚后的瞿秋白和杨之华，不禁让人联想到“天作之合”这个词汇，人们曾用了“秋之白华”来形容他们。

然而，无情的政治风暴一次次地摧残着他们——王明左倾路线的“无情打击”；瞿秋白被排斥在“长征”队伍之外，最后于国民党“清剿”中被俘和牺牲；最后，又一次更加无情的政治风暴让死者背负了“叛徒”的声名而被“请”出了八宝山。至于生者的杨之华，则更有一出生不如死的含冤（冤甚于“窦娥”）。

终于，这场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去了。他们在天上相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