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

一　前言

很久以前，对《十批判书》便已有着热诚的怀念。主要的动机，乃在于想知道一点郭沫若先生近来的思想。最近读到佩弦先生的书评，略悉原书梗概，更想一观全豹。同时，吴晗先生也曾恳切地介绍过不止一次了。（按：两位先生和我这里所依据的，都是群益出版社刊行的初版《十批判书》，所举书中页数，与后来重印本不同，读者鉴之。）

十天的时间，总算逐字地读了一过。其粗忽处当然不免，但大致的内容已经了然。浅陋如予，写一篇文字来“批判”《十批判书》，是万难胜任的；这里只是所谓“简评”，略事剔抉出几处短长，当作一种求教式的商榷而已。世之贤达之士，倘能由之作更进一步的研讨，则区区补苴罅漏之微劳，也就不算白费。明知吹毛索瘢，所言难免过当，必见讥于大雅；然而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虽说蚍蜉撼树，也许能邀得读者的原谅吧。

郭先生这本巨著，其唯一长处，就是从汪洋千顷的古代思潮中，掘发出若干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太有研究的必要了。虽说问题之提出，不免突兀；问题之批判，不免“凿空”（吴晗先生语）；给问题下的结论，又不免有过早之嫌；而且把应该假定的看成了绝对肯定的，也有点操之过急。然而，能够把问题提出，而且明晰地摆在人们眼前，这眼光与魄力，就非常值得崇拜；何况还有深厚的学识作基础。所以我敢为《十批判书》下一断语，即“为研究周秦诸子者开一新纪元”是也。这与晚清的爬罗剔抉，从考据上费功夫，民初的字斟句酌，从疑古上找问题，又截然不同；而是百丈竿头更进一步的境界了。

至于短处，当然不是没有。上述的许多小疵，都只好算作白圭之玷。还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明一下的好。《后记》里说：

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相反的意见。……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页四一〇）

的确，书中有些地方使人读了总不大感到像发现真理般地熨帖和愉快，那或许就是作者“大胆”的原因吧。作者又说荀子：

大抵荀子这位大师和孟子一样，颇有些霸气。他急于想成立一家之言，故每每标新立异，而很有些地方出于勉强。（页一九四）

更说韩非是“绝顶的聪明人，他的头脑异常犀利，有时犀利得令人可怕”（页三〇五）。这些话，在读完本书之后，很觉得这都是极忠实的“夫子自道”。而其结果，也同那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似：

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页一）

这并不是一己的独断与私见，只要看过这本书的人，都难免有这种感觉和印象吧。

复次，郭先生所用的方法，无疑是采取比较新颖的唯物辩证法。《后记》里有这样的话：

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了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真义。（页四一〇）

试看书中许多结论，有的是“否定之否定”（如肯定地承认井田制之存在）；有的是从内在矛盾看出了事实的真相（如论孔墨的立场）和理论方面的冲突（如指明荀子性恶之不能自圆其说）。总之，“正——反——合”方式的应用，是随处可以看得到的。

至于“看法”呢？我个人的偏见与佩弦先生略有不同。佩弦先生认为作者是有着“人民本位”思想的，比“知识阶级”释古的看法更进一步。我却感到在今日的中国，写这样书的作者，读这样书而能了解其涵义的读者，总还是站在“知识阶级”立场的人，并非客观地、百分之百地“人民本位”化了；不用说别的，就以唯物辩证法这工具来说，也还是被知识阶级专利着。所以我只能说，这本书的看法当然是更进一步的，至少比仅仅“释古”要深入一层；然而，他还是“知识阶级”。决非整个“轻快的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后记》，页四一一）。相反，作者依旧未脱尽传统观念的血素，同时，也绝对不会脱尽的。

下面，我把原书中所有的创见与值得商榷的地方撮要说出，也附加上一己的小小意见。这意见不敢说太客观，只是一种依据经验而产生的管窥蠡测而已。既平常而又老实，可谓了无新见。至于正确的批评与介绍，当以佩弦先生的话为更近情合理。这篇冗长的文字，实际上并没有跳出佩弦先生的圈子。

二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作者在甲骨文与青铜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其功绩已毋庸再来饶舌。这里，作者很科学地把这些材料加以处分，从处分中也就有了正确而新颖的发见。这部分批判中最独到的见解，一是对王国维的《殷周礼制论》加以修正，作者认为殷周之际的“礼”是没有什么巨大改变的；二是对井田制的肯定，占去了很大的篇幅，阐明这制度的前因后果，始末根由。

作者所谓殷周间的“礼”无大改变，大约指的是殷周二代同为奴隶制度。在反驳王国维的理论里也没有说出很具体的例证。假如把“礼”解作“文化”，我不知道王国维的原意如何，即以殷之甲骨文与周之金文两者之关系而论，其变嬗之迹，虽说大体相近，但周代是否仍有甲骨文存在，到今日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又如殷的兄终弟及制，与周代的父子承袭制，其情势也不尽相侔。而殷尚鬼的礼俗到周朝已大为减色。这些事实，鄙意也未尝不可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那么，“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损益处也不尽如作者所想象的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