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月光下的炊烟

我的小学

我的家乡，在合肥西乡廖渡村鲍庄，民国时归属龙潭乡，后来改了名字。一开始，叫青春公社，后来又叫袁店公社。龙潭乡因为有条河叫龙潭河而得名。叫袁店公社是因为历史，因为这块土地上有条老街叫袁店。

我的家乡在龙潭乡的尽头，前面有条河——凤落河，河床深陷，河堤高耸。行路难，难于登月球。从我记事起至1985年，我们的村子从没有车子进出，除了大板车和独轮车。这里的交通比大山还闭塞，但这里的土地是肥沃的，可这里人的肚皮一直薄如蝉翼。

穷，是这块乡土的头衔，不仅体现在交通上，也不仅体现在那干瘪的肚皮上，还体现在我们的校舍上，体现在教育上。

小学我读了五年，可校址就改了六次，校名也改了六次。一年级时，学校是在西边老庄一户人家的一间房，也可能是两间吧，中间有个大梁。这就是一所学校，没有牌子，大门外的泥巴墙上写着：西边老庄小学。十八个学生，组成不同的年级，最高的是三年级，还有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年级的人最多。

那时我们上的是复式班。一节课开始老师先上高年级的课，上一会儿，让学生自习，再上低年级的课，依此类推。一节课要上三个年级的课程。老师最头痛的是课堂纪律。上高年级课时，低年级的同学无事可干又约束不了自己，各种捣乱的动作就出现了，轻则你戳我捣，重则离桌打斗相互抓扯。待老师回过头时，打闹的学生又迅速归位，弄得老师调查一次打斗事件的原因，就得花费很多时间，更多时候都查不出“真凶”。

有一次，老师在给三年级的同学上课，讲到龙妹和玉荣在风雨中抢救生产队的羊群的时候，一个二年级的男同学锋受到了启发，突然对着隔壁的女同学做起了“羊闻骚”的动作：先把鼻子靠近隔壁的女孩子身上，然后慢慢地抬起头，直到鼻子朝天。抬头的过程中锋一脸享受的表情，尤其是鼻子翕动的过程实在太像“羊闻骚”了。

老师当时正在板书背对着学生，忽然一阵哄堂大笑。那女孩不干了，受了伤害的她抓起书包哭着冲出教室。老师回过头，询问怎么回事，一个一年级的男同学说，锋同学对那个女同学做“羊闻骚”的动作。老师不明白什么是“羊闻骚”，就问怎么做的。另一个一年级的男同学熟练地又做了一遍，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也笑了。这时那女孩子的家长来了，怒气冲冲地先责问老师，书是怎么教的！接着就要去扇锋同学的耳光。老师慌了，立马上前好说歹说，一场纠纷才给平息了下来。

复式班的课难上，家长也不重视孩子的学业。除了复式班的课堂纪律难管，外部的侵扰也是一大难事。有一次正上课时，一头老母猪就哼哼唧唧地跑了进来，如入无人之境，还拱着我们的板凳，甚至干脆走到讲台上，似乎要给我们上课似的抬着头。那丑陋的脸上，一点愧色都没有，还冒充斯文。更多时候，正上着课，一些高年级同学的父亲和母亲就冲进教室大声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要他们回家干点家务或看场，或去拿个什么东西。教师也不好干涉。一些家长的声音很放肆，一点不知学堂的神圣。

有个同学的母亲经常会端来一碗汤或是别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放在他的桌子上，同时嘴里还念叨着：“我家老窝子身体差要补补。”在那飘香的教室里，饥肠辘辘的我们，个个都在流口水，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恨恨的。那碗食物就像磁铁一样吸引同学的眼光，但大家不好意思盯着，都是瞟一眼，脸上却显示出无所谓的样子，可肠子和胃有所谓，加速蠕动着。老师也是饿着的，同样也受影响，但并不吭声。

老师在课堂上除了上课，也讲些故事，讲故事时课堂纪律是最好的，可以说是鸦雀无声，每个同学的耳朵都是竖着的，眼睛也比平时睁大许多。也许是农村里说故事的太少了吧。当然，也有些家长会讲故事给孩子听，但只是少数。

有一次，老师说一个人上城里买东西，为显示自己有文化，在外衣口袋上挂了支钢笔，其实他并不认识字。尿急时要上厕所，不知哪个是男厕所，他在外面等了半天见没有人出来，也不敢进去，但实在憋不住了就冲了进去。突然一个女人从蹲位上站起来，大叫耍流氓。他正准备逃跑，被那女人一把抓住。那男的慌了，连忙解释说自己不识字，分不清男女厕所，那女的可不放过他：“你身上还插着钢笔，怎么不认识字呢？你分明在耍流氓。”那男的不断地解释说：“我尿急，是憋不住冲进去的，我什么也没看到，真的什么也没看到。”最后费了好大劲双方才和解。老师最后说，平时没有事不要总把钢笔挂在衣袋上，以免跑错了厕所解释不清楚。后来，我从不挂钢笔，也许与这个故事有关吧。

那时上学，不仅学校不固定，同学也不固定。有些家长常把孩子叫回家不让上学，理由也很多。有的是从队里争取到放牛的资格，放牛就成了孩子的主业，自然不能上学了。也有的家长认为上学没有用，还不如抓几条鱼、挖几条黄鳝实惠。一位姓段的同学，读二年级时，一天他正在上课，他的父亲扛着犁就进了教室，说不让孩子念书了。老师自然认真地劝他，并跟他说读书的重要性；但家长坚持认为能认识男女厕所几个字就够了，识再多字也不能当饭吃。

我上完一年级后，校址又迁了。校名也改成了周墩小学，同样没有牌子，同样只有两间教室，其实也同样是一大间，中间有个小梁。二年级了，我的资格老了许多，捣乱被抓的次数也更多了。这里仍然是上复式课，上高年级和低年级的课，界线也不明显。有时我们年级的课上了半天我还以为没有开始，到老师提问时才全身肌肉紧张。

有一次老师突然就把我叫起来问问题，我一头雾水。老师看出我没有在听课，故意让我出丑。我站起来了，当然无法回答问题，但不知哪里来的一肚子气，冲着老师大叫：“你甭跟我斗！”“甭跟我斗”在我们那里有两重意思：一重是你不要跟我作对，另一重是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此言一出老师就蒙了：这是什么学生呵，我不跟你斗，你还上什么学呵？放学后，我还没到家，老师就到我家了，是家访更是告状，好在我爸对我一直散养，并不多加责问。

晚饭时老师和我分开吃饭。那一夜，老师没有回家，醉了，就睡在我和小叔的床上。那一夜，小叔外出，我与老师同床，一夜我就一个姿势，一直不敢动。与老师同床，可能任何一个小伙伴都会内心紧张。

三年级开学时，学校转到了盐行仓。这也是农民的草房，照例没有牌子，大门外写着“盐行仓小学”几个字，石灰水刷的。裂开的墙上那几个字也算显眼，只是教室大了许多，是三个房间一通连，两个水梁，同样还是复式班。

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学拼音，那不是读，而是拼吼。拼吼的喊叫声，都快把屋顶掀开了，从大门传出去飘到很远，叫声里有明显的饥饿味道，但声量一点不减。那是精神在抵抗着饥饿。饥饿时大声地喊叫，反而不感到饿了，我们就更加大声地喊叫，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学那拼音到底有什么用。

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常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游行，还喊着口号。除了政治活动，还有文艺活动。那文艺活动实在丰富，乡里会派人到各大队指导，也来学校教。我参加了一个叫《东方红》的歌舞排练，一个人唱，七八个人伴舞，我清晰地记得，动作简单且不多。有一个动作就是右脚向前一步弓起来，左脚绷直在后，身体前倾，左手下垂，一摇一摇的，那右手向前一伸一伸的，就整个姿势来看，明显就是车水车的动作。

还有一次排练快板，是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表现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有一个赞扬农民房屋的快板是这么唱的：麦秸屋扎大脊，高大又漂亮；四周墙，抹得光，映人乱晃；墙上挂着《红灯记》、威虎山，彩色多样；学英雄见行为，大干快上。

年终评三好学生也与以往不同，完全不考虑成绩，而是看各种表现。评比开始，几个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各自说出自己这一年来做了多少好人好事，做好事是评三好学生的唯一标准，每个同学都争先恐后地列举着自己为别人、为生产队、为国家做了什么好事。

有的同学刚说完，屁股还未坐下来，就有同庄子的同学驳斥说没有这回事。也有的同学列举了自己做的好人好事后，老师立马表示这个不算，这个好事是为了你家或是你家亲戚做的。也有的说捡到一分钱交给生产队队长了，还有一个同学更大胆地说救过一个落水儿童，过程说得很惊险，话语刚落，那同学的同桌就站起来说：“老师，他根本就不会游泳。”

在这个过程中，每说一段老师就带同学在教室里喊着几句口号，那口号其实和评三好学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喊完了再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小伙伴们的劲头明显减了许多。好长时间都是静静的，老师就开始点名让同学们继续说好人好事。突然就点到了我，也许因为我一直未发言吧，其实我基本都是做坏事的，摸瓜偷鱼，哪有好事可说呢？被点了名不说不行了，自由发言时不说，还可以理解为深虑，点名让你说，如果一件好事都说不出来，那就是有问题的。

我傻傻站起来，脑子里剧烈翻滚着可能做过的什么好人好事，可真的我说不出一件像样的好事来。但我还是说了一件，说一次放学路过一道田埂，看田里的水从一个洞里往沟里淌，我费了好大的劲把它堵上了。话一说完，全班的小伙伴都笑了，我看到老师也笑了，我知道他们肯定认为，这纯粹就是磨蛋（胡说）。

由于开了一下午的评比会还喊口号，而且大家都是饿着肚皮在喊，一位女同学身体不适，一个叫鸭毛子的同学送她回家。鸭毛子一回到班里马上就报上一件好事，说是看见一头猪在田里吃稻，他把猪赶走了。由于他的好事是最后说的，尽管谁也没有看见，但“三好学生”就是他了。其实他的成绩是班里倒数的。

终于大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廖渡小学建起来了，有五个教室，一个年级一个。说是学校，其实只是几间空房子，没有窗户玻璃，也没有课桌。老师交代说，在入冬前大队会用树枝把窗户挡一下，但桌子要同学们回家让家长来搭。大人们都各显神通，从自己的家里搬来土砖和木棍搭建课桌。只有一户人家是用砖砌的桌子，那砖是从一个猪圈围墙上扒来的，尽管很臭，但是砖做的，所以就成了班里最靓丽的课桌。

有的父亲是泥瓦工出身，泥桌不仅搭建得工整也很光亮，而我老爸砌得最丑，也最粗糙，我很没面子。尽管不影响学习，但我还是从家里拿来报纸，一张张糊在桌面上，课桌一下子就漂亮了很多，扒在上面似乎高雅很多，连做题都快了许多。

在这搬来搬去的过程中，我的小学便糊里糊涂地结束了，虽然肚子里没增加多少墨水，但我还是顺利地毕业了，毕竟，那会儿没有毕不了业的。

2017年7月16日珠海半山居一夜木匠

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父亲对我说：“长大了学门手艺吧！”

我说：“就学木匠吧！”

父亲问：“为什么？”

我说可以给家里添一些家具。

父亲笑着说：“木匠睡烂床，茅匠住漏房。”我不解其意，也没有问，只是脑子里有些疑惑。木匠自己有手艺，为何睡烂床呢？

我又问父亲学什么呢？父亲说：“学铁匠吧。”我问为什么。

父亲说：“木匠砍一天不如铁匠冒阵烟。”父亲的意思不言而喻，铁匠比木匠挣钱多。然而，渐渐长大后，我还是更关注了木匠的活计。

谁家嫁丫头了，都要把生丫头时种的那棵树砍掉做成嫁妆。村里的木匠多，但更多的人会请廖木匠干活。廖木匠的家具打得好，洁净、细致。丁是丁，卯是卯，那公母卯都吻合得没有缝隙。他很少用钉子，主要靠手艺，靠公差掌握。不像有些水平次的木匠，一律用铁钉来解决问题。

村里谁家嫁女儿开始打家具了，我都要混进其中瞎帮忙。一开始是帮他们拿这取那，学着木匠的样子拿着工具动手动脚。而那廖木匠家具打得好，脾气也好，弄乱了他的吃饭家伙也不恼怒，只是有些告诫，比如：“小家伙快住手，木匠的斧头不能乱摸。”以此来提醒我，他的那个长柄斧头不能乱动，我便停住了。

斧头之于木匠，就像指挥棒之于指挥家，一台交响乐演奏得如何，全靠那棒子指挥，木匠也是这样。斧子是给木料塑形的，尤其是家具中的老虎脚和犁的梢部。老虎脚的美是用来养眼的，而犁梢的塑造不仅是为了美，也不只是木匠水平的体现，更直接影响犁田的效率。

村里造水车的机会也多，造水车是生产队的大事，都会请廖木匠。由于是大活，一般他会带五六个徒弟，队里也会派上许多劳动力，主要是拉大锯。

木匠的“吃饭家伙”中，除了斧便是锯了。片开大圆木要靠拉大锯，一根大圆木立起来固定好，一边一条大板凳，每条大板凳上站一个男人，那两个男人就这样，一推一拉，呼哧呼哧。锯末随风飞舞，那锯子不断下降，一会就片下一块木板。

中锯是用来断圆木或木板的。把木头或木板放在板凳上，一脚踩住木料一端，一手握住木料另一端，单手拉锯，任意取长短料。

每当生产队里造水车，于我而言就像过年，上蹿下跳，一会儿拉锯，一会儿弄斧子，一会儿拉墨线。木匠们见我就头痛，但又不便呵斥。我爸是队长，谁还不给点面子，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嘛！

00上初中了，我最终没能当上木匠。高考的恢复让谁都有些“非分之想”，这不，我都种了一年的田了，又到学校去尝试那个只有冬天才会有的“大雪”（大学）梦。没当上木匠，但那些与木匠混的日子还真的帮了大忙。

初三时在洪桥中学，一个离家有三十多里的学校。不仅路远，家里也没有多余的板凳。不过运气很好，上学一分座，我和一位女同学同桌。她从家里带来一条长板凳，正好解决我的座位问题。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我们因为一件小事闹翻了。她把长凳子带回家了，带来一个高凳子，只能一人坐。那天我蹲着上了一天的课。

在洪桥上学时，我和六老头住一起。六老头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他原是一个木匠，后来在洪桥卫生院食堂烧锅。趁他回家的一个晚上，我甩开膀子，当起了木匠。选了一块松木板，先锯下一块40厘米长、20厘米宽的木板，作为板凳面。再截一块60厘米长的板，锯成四根小木料作为板凳腿。下好料后就是细节处理，先给板凳面凿四个眼，再给板凳腿凿两个眼，这是装牚子用的。

裁料、凿眼都进展顺利，但刨光板凳面时遇到了困难。那块木板是松树板，板面上有个松树节，节不砍掉就没办法刨平，而砍树节是个技术活。我看廖木匠在砍松树节时，斧头是一点点往里削的。临到自己干时，一斧子下去，要不斧子由于吃得深就卡在了节里，要不就是撇过去了，没砍着。

斧子卡住了，弄出来是很费劲的。好不容易弄出来，再一斧子下去还是卡住了。最后我只能放弃对那个节的处理，用纸把那个毛糙的节给遮住了，只是每节课坐在上面，不说如坐针毡，那也是十分硌屁股的。

除了节之外，另一个难题是四条腿在安装时怎么都不在一个平面上，要么这两条腿装上了，另两条腿又投不上来，或者四条腿好不容易都投上了，放在地上却不稳，因为四条腿不在一个面上。后来还是学了次水平木匠的做法：“卯不准，钉来助”，用一些钉子把四条腿及牚子连板凳面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体态不端”，但可以承载我的重量的高板凳。

差不多到凌晨四点完工了。第二天走进教室时同学们都笑了，问我板凳从哪里弄来的，我说自己做的。他们从嘲笑变成微笑，那微笑里有着认可，当然也还有同情吧。因为那个班里我算是外乡人了。

那天晚上放学后，六老头终于发现他的锯断了几个齿，那个珍贵的斧头也有几个大缺口。我进门时，他正站在门口，他的脸色本来就有些暗，但今晚看得出比平时的更暗一些。我准备好了接受一切恶劣话语的冲击，我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站在那里。

六老头盯着我好一会，终于开口了。开口就好，远比一言不发好，一开口才知道我捅的娄子有多大呵。

“斧头，你干的？”六老头直奔主题，一点过渡都没有。

“我干的。”我毫不掩饰。

“砍石头的？”他有点说气话。

“砍木头的。”我实话实说。

“砍烧火料？”他紧追不舍。

“做了条板凳。”我有些得意且小心地答道。

“你学过木匠？”

“没学过，只是看过木匠干活。”我如实回答，怕编出更大的乱子。

“你以前的板凳呢？”口气好了很多，大概猜到我不是在胡来。

“同学的，她带回家了，不让我坐了。”我把与同学间的事又汇报了一下。

“那你早说我帮你做一个不最简单的事？”他似乎有些同情了，语气也缓和了很多，话语中明显多了些关切而少了许多质疑。

“嗯。”我用鼻音应了一下，人一下子快活起来，这事就算过了。原先在心里预设好的场景并没有发生，对话的方式与口气也远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尖锐。我好生感动，望着六老头那仍略严肃的表情，我似乎读懂了一个道理：人只要做正事，只要愿意动手，只要在追求，其中犯的错是可以被原谅的。

谢谢了，六老头！

2017年6月4日于余林村学农时代

去年的春节，我又一次回到母校，站在三（1）班写着标语的那堵山墙前，久久伫立，不肯离去。四十年前学农的场面就像开车时树的倒影在我脑海中闪过。

砍青是学农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抄起家里的镰刀，弯下那细如朔月的腰，割起青草，放入篮里，背到学校，就可以完成任务。

砍青与割牛草相比，简单得太多，因为只要不是枯草，都算青。而牛草就不一样了，许多植物牛是不吃的，比如蒿子和蓼子草，牛都是不吃的，但可以肥田。

砍好的青背到学校还要称重，因为是有指标的。那些青就堆在一个大仓库里，前几天让其杀青，要让它从直挺挺的样子变得蔫了，说穿了就是让它低头。后几天让它发酵，就在它怪味冲天的时候，唐老师开口了：“同学们，为了农民阶级兄弟，我们要把沤好的青送到田里去，去肥沃农民的庄稼。”

一声号令下，我们那稚嫩的双肩上就驾上了硬邦邦的杠子。力小的抬，力大的挑，还有些力气并不大，但要在老师面前表现一下的，也选择了挑。我们力小的都很鄙视这种行为，一看到那红红的肩，一堆力气小的同学都在窃喜。

青送到田里还不行，还要帮农民伯伯把青用脚给踩进泥里。有些不负责任的同学在砍青时，把青门苔（一种带刺的类似月季的植物）也塞进筐子里。那刺就划破了好多同学的脚，鲜血和着泥巴，一些同学还装着很坚强的样子，老师就表扬了，某同学轻伤不下火线。现在听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但那时这种表扬都会让人高兴得不知前后的。

送青的时节结束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大家看上去干得都很欢，但没几个同学是发自内心地认真。农民的孩子，谁没干过这些活呵？只有极少数家里没田的同学，或知青老师感觉好玩，才真的感兴趣。

青沤在田里，老师又带我们去学育苗。育苗的第一步就是选种。那黄灿灿的稻种看上去很饱满，其实不然，有些是瘪的，或是半瘪的，都不能出苗，就要把它们挑出来。于是，便在一口口大缸里放上水，加些干土灰一搅，再把种子放进去。由于水中加了土灰，浮力变大，那些瘪的和半瘪的就漂在上面，要捞出来，沉下的就是好种子了。一天下来，我们腰酸背痛，还让农民伯伯讥笑为“手忙脚乱”。

天更热了，老师又生出一些农活来，让我们给棉花整枝打杈。这个真有点难了，关键是认不得哪些是枝，哪些是杈。回到鲍家庄，我们就练习起来，跑到田里去打杈。队里的刘副队长，一看就火了，因为我们没把杈打掉却把枝掐得稀里哗啦。

冬修的时节，正好赶上袁店公社修西大圩，而中学又在填南大塘（即飞雁投湖）。于是我们班就分成两组，一组由胡昆老师带领去修西大圩，另一组由彬老师带着填南大塘。西大圩红旗招展，农民的热情都被一个叫程军的知青书记小丫头给点燃了，那么重的土都是跑着抬，那夯声响彻整个西大圩。学生们的热情也被激发了，那一双双小脚像蚂蚁一样高频率地移动着。

西大圩的合龙与南大塘的完工几乎是同一天，所以，那天在两个工地上开了庆功会。每个人都激动地喊着“人定胜天”，认为自然的力量不过如此，我们是可以征服的。

真正让我们学到了农学技能的还是在校园里种冬瓜。种冬瓜前，彬老师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物学课，那节课我啥也没记住，但是记住了H2O，其实就是水。彬老师可能想显示一下专业水准，所以不和我们说水，而说H2O。接下来就是实操了，每人分几个瓜宕，必须种好。彬老师制定了评比标准：比总重，比个重，评瓜王。于是乎，为了肥沃自己的瓜田，那个厕所，便成了同学们的目标，抢大粪已是常态。有一次我正在舀粪，就看到慧同学用那双只有麻秆粗的小手握着大镫瓢在和我抢。我心里很不以为然，那么小的手如何与我抗衡？可结果让我大跌眼镜，她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最倒霉的要算文同学了，不知为何，他的几宕瓜全死了，加之他家成分不好，有好事者密报先生，说文同学种的是资本主义的苗，思想不净，动机不纯，但社会主义的瓜团结起来了，把那几宕资本主义的瓜苗给镇压了。先生听了后，息事宁人地笑着说：“镇压了就好。”

那一年，总重冠军是保同学，“瓜王”却让慧同学夺去了，我们都不服气，说称重肯定有问题！每个男同学都在怀疑，堂堂须眉怎能让巾帼拔了头筹？我们要求重新称以求公平，结果慧同学的瓜真的最重，七十八斤的冬瓜呵。

我们都不得其解。或许是因为，她种冬瓜用了爱心，而我们却是为了任务。我们只是付出了体力，而她付出的却是爱，所以，冬瓜也知感恩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历史翻开新篇章，学生回归了课堂，农民走进了田野，工人忙碌在车间，军人站立在边防。而今迈步从头越，激情燃起了梦想。不多时，导弹入宇宙，航母下了水，高铁轨上飞，亩产超千斤。

想了又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短板变长板，才是真正的共赢呵。

2017年10月13日于山水郡入学考试

那个夏天，我最后一次从袁店中学回家时，手中端着一盏台灯——一盏煤油台灯。灯罩早已破碎，灯里面没有油，是空的，随我那空空的肚子和那空空的脑子一同回家了。

“回来种田了。”我说。

“再读一年吧！”父亲说。

我说：“不读了，太费劲。”心里想着在农村也能刨出一条路。父亲没吭声。

老家在圩区，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就是“双抢”，不仅抢收，还要抢种。用“非人的生活”来形容这个季节是不为过的，主要是由于一个“热”字和一个“抢”字，要在赤日炎炎之下去抢干农活。

经过这个忙碌的季节，我已意识到文人笔下对土地的赞美都是可疑的。他们与土地之间隔着农民，隔着一堵墙，一堵厚实、纯朴、坚忍的墙。他们在土墙的那一边，是感知不到这边的热、这边的冷、这边的虫叮蚊咬和这边的境况。

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看出了土地的本质。然后，我就想着逃离土地，想着从田里走向田埂，从田埂走向马路，从马路走向城市。

第二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也是“双抢”快结束的时候，一个没有灯光的夜晚——家里没有煤油了，我们在黑暗中吸着稀溜溜的菜汤饭。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厚着脸皮向父亲开口了：“我要读书。”

“想清楚了？”父亲几乎没打顿。

“想清楚了。”我立即答道。

“那我明天去找你大表叔。”父亲同意了。

就这样我跟着恩师去了界河中学，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学习。

不知道为何都上了快一周的课了，突然就听说要进行入学考试，或叫摸底考试。幕后的缘由一直不清楚。通知上说，上午考语文与数学，下午考物理与其他。

语文好对付点，胡乱编造，有空的地方都写满，反正语文考试弹性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字写得多，老师多少都会给些分。然而，考数学时，我的两眼都是黑的，就像黑夜里那双黑色的眼睛企图寻找光明，可黑夜除了天上遥远的星星，哪里有什么光明？

几乎没有一道题会做，好像压根儿就没学过，满肚子的委屈。这哪里是什么摸底考试，完全就是跟农村的孩子过不去，是过滤网，是筛网，是卡钉。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硬着头皮云里雾里胡乱写着，看上去钢笔也在沙沙作响，但心里都在笑自己乱写什么呢？

中午吃完饭，去恩师的房间放饭缸时，就听到里面有大声争执。是恩师在和同一宿舍的教数学的程老师争吵。我没有推开门就站在外面，那破门一点也不挡风，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往外传递。

“廖老师，你大表侄数学就考7分，还都是选择题得的分，说不定还是抓阄抓的7分！”程老师生气得几乎在吼叫。

“他是在干了一年的农活后来上学的。本来基础也不扎实，考得不好在预料之中，但只要认真学，很快会赶上来的。”恩师严肃地说着。

“不可能。你看这道通分题，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这么简单的通分题都不会。他居然直接相加，答案竟为五分之二。这样的成绩一辈子也赶不上！”程老师不依不饶，穷追猛打。

突然就听到恩师把饭缸往桌子上一扔，很响的那种，可以想象饭菜都可能蹿到桌子上了。“我去袁店中学问过了，老师都说他不笨，半学期就能赶上来。”恩师也是真的火了，他不同意程老师的判断。看到恩师如此火大，程老师显然也缓和了很多。

“我也是为他好，你也要对你大老表负责。这么大家伙都种了一年的田了，还上什么学呵，找个丫头结婚算了，这样下去没结果的！”程老师又以关怀的口气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是啊，结婚，分家，分一两间房子，生两三个孩子，种三四亩地，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农村男孩子的标准“配置”了。我们同村的小伙伴好多都是这样的。

“我对他有信心，尽管基础差些，但是一年的种田经历会让他奋力学习的，希望你对他多点耐心，也多点心思。”恩师的话也平和了下来。

“那从一年级重读吧，我从头教，或者转到隔壁班去。”程老师的话变得柔中带刚，看法没有变。

“不求你，我马上把他转到吴老师的班去。”恩师扔出一句后就不再言语。

一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屋里很静，只听到两人的扒饭声。我本想转身离去，突然鬼使神差地，我却推开了门。他们二人都没有说话，看脸色，他们还没有完全从怒气中走出来。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没想明白那推门而入的动机，那得多大的勇气啊。细想可能是一种潜意识吧。一来可能是想告诉程老师，我听到了，你看着吧；二来也是想告诉恩师，我听到了，你看着吧。

一个学期很快结束了，四个二年级平行班，共246人。期末考试中，我总成绩排名第四，数学全年级第一，还得了两个奖，免了下学期学费十五元。

成绩公布的那天，我看到恩师那微驼的背直了许多，脸上也更加骄傲起来。程老师也露出了很多欣赏的微笑，只是微笑里充满了尴尬。

世上许多事情简单又复杂，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经验不一定可靠。要看穿事物的本质及逻辑关系才能抓住核心，才能掌握真理，也才能判断准确。

1993年4月12日于成都建设路54号与鼠同居的日子

现在的山南中学，大楼鳞次栉比，道路宽阔平坦，林荫浓密。洁净的校园里，如果有老鼠的话，那一定也只是生活在下水道、地沟或地洞里。而二十六年前，山南中学的老鼠和山南中学的学生是一同住在宿舍里的，是谓“室友”。

一个9月的下午，阳光灿烂而炙热，我走进了犬牙状的土墙围着的山南中学，报名、签字、交费，很快我被带到一排瓦房前，老师用手一指：“这是宿舍，你自己找个炕吧！”

这是一个三间相通的大房子，阴暗且潮湿，所谓的炕就是用土块沿墙的四周砌成的连通铺，高度与家里的床差不多。为了节省空间，每个铺只有七十厘米宽，土炕上有隔段的标志，谁也别想多占，好在那个贫穷的时代基本没有胖子。

每个土炕下都有三十厘米见方的洞口，供学生往铺底下存放“私有财产”。先报到的同学可能都到镇上溜达去了，室内静悄悄的，我坐在铺好的床上，呆呆地看着这陌生的地方连同那像牛铺一样的炕。突然，听到细若游丝般的吱吱声从一个洞口里发出，继而这种吱吱声渐渐地大起来，而且从很多个洞口发出。我正在努力辨别这是什么声音的时候，有些洞口里就有老鼠先伸出前爪后探出脑袋，绿豆大的小眼睛在昏暗中发出亮光，左瞧右看，从面部表情看，只有谨慎绝无胆怯。看来它们已捷足先登成为这里的主人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与鼠同居的生活。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老鼠是非常饥不择食的，剩饭、剩菜、果皮……来者不拒，更多的时候它们主动出击打翻我们的坛坛罐罐先尝为快。老鼠用餐是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很少吃独食，都是结伴聚餐。一个老鼠发现了美食会用吱吱声召唤同伴，吃饱后三三两两打闹追逐，从不停歇。可能老鼠的脑容量极小，因此不需要太多时间休息。

它们还会赛跑。有时你会看到一排五六个老鼠突然从房间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接着后面的一排又跑过去，打闹后也不会停歇。它们还会磨牙，这是它们的生理需要，就是到处找东西咬，床单、枕头、衣服、鞋帽，甚至土墙都是它们攻击的对象，以此来阻止獠牙过快生长。

于是乎，千丝万缕的床单、漏洞百出的被面、大洞小眼的鞋袜，常被同学们用来列举鼠辈们恶行的罪证。有的同学还拿着这些东西到校领导那里控诉老鼠的劣迹，领导总是安慰道：“快了快了，很快就有铁床了。”

它们的罪恶还不仅于此，深更半夜会从你的脸上爬过去，有时在跳跃时还会把线状的体液射到一排同学的脖子上。作为“室友”，它们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的作乱行为用罄竹难书来描述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为了过些清静的日子，我们和老鼠始终进行着斗智斗勇的较量。首先我们选择用药，把药拌到食物里，可老鼠有很强的记忆力和拒食性以及超强的警觉性，只是一开始药了几只，后来就再也没有上当的。

我们又开始了以人多势众为优势的肢体搏击，老鼠经常在我们上晚自习时钻进被子里，于是我们就在晚自习后悄悄地回到宿舍，一个同学突然把被子掀开，其他同学就开始逮捕工作，可是数次这样的战役好像就捕到过一只。其实，老鼠也是聪明的，科学数据显示，它们和人类有90%的基因是相同的，可谓远祖时的同类。

关于老鼠的智慧我是验证过的，那是一个上体育课的下午，我溜到宿舍里睡觉，醒来时发现一只老鼠四脚朝天地抱着一个鸡蛋，而另一个老鼠就咬着它的尾巴往前拖。是啊，智慧相当的群体，一方要打败另一方是件很难的事。渐渐地大家也累了，不得不与老鼠妥协而和平共处了，只是在心里期盼着快点住到有床的地方。

振奋人心的消息终于传来了，第二天可以搬进新宿舍了，水泥地面，铁床。晚自习后的宿舍沸腾了，大家畅谈着新宿舍的景象。有个同学突然提出，和老鼠相处几个月了，搞个告别仪式吧，很快得到大家的响应，并有同学提议背一首诗：“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一直闹腾到十二点钟，才熄灯休息。天快亮时，一声惨叫把大家惊醒，同学李绍保的手被老鼠撕咬掉一块皮，看样子它们还不同意分居呢……

1993年6月于成都冶金实验厂宿舍被子

每每看到家里的被褥多得都成为负担时，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家里没有被子盖，冬天的夜里，罗衾不耐五更寒。

被褥是棉花做的，棉花是土地里长的。农村不缺土地，也不缺劳动力，怎么就长不出棉花？真是让人想不通。其实想不通的事情还有很多，千里沃野之上，竟长不出庄稼，地也不贫，人也不懒，即使整天泡在地里，那肚皮仍是空空的，那棉花仍然稀缺。

我辍学后重返校园，在界河中学。学校离家十八里路，需要住校。一位姓郭的老师的床铺是空的。经恩师协调，带一床被子，盖一半，垫一半，夜里我就有了栖身之所。

当时我家里只有两床被子，我上学带走一床，家里剩下的五口人只能挤在一张床上。背被子走的那一天，我看着家里的床，心里真不是滋味，来回犹豫磨蹭了半天。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抓紧去学校吧！要用劲学，也要看好被子！”

一年的农业生产劳动，我悟到在土地里刨食的艰辛。土地并不像文人在书中所歌颂的那样美好。夏天的蚊虫，冬天的枯草，春天的耕作，秋天的收获，没有哪一样是轻松的。父母很大度，给我一次继续读书的机会，这在当时经济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

我是个勤奋的学生，每晚都是夜里一点半还在教室，早晨五点又准时起床诵读。被子于我而言就是几个小时之用，但恰是那宝贵的几个小时给了我温暖。

可就在那个隆冬的一个夜晚，我回到了郭老师的宿舍时，发现门开着，开灯后看见我床上空空的。被子被偷了！当时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不知所措。一床那么破的被子还有人偷啊？被里被面都是补丁，补丁颜色都不一样，摊开被子就像一块五彩的田。怎么也有人偷啊？是的，不值钱也有人偷，关键是今晚我怎么睡？回去又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呢？我六神无主而又沮丧极了，干脆做作业吧！

天亮了，一夜只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的我，人虽然坐在课堂里学习，心却飞走了，不停琢磨着各种破解之策。突然我想到了界河公社的旅社里有很多被子，是公家的，那里管得松，住的人也少，靠马路边的那排房间，窗子随便就能打开了。想了又想，我决定去“借”一床被子，放寒假时再偷偷地还回去，于我而言这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那个中午，草草吃过午饭之后我便去踩点，仔细观察地势，并认真研究着靠马路那排房子的每个窗子，看看破绽在哪里。果真被我找到了，有扇窗子插销扣松松垮垮的，且窗上的钢筋还没有我的小指粗，锈迹斑斑，用手晃晃上下可动，轻轻往上一托，用力扳弯一根，再扳弯一根，人就可以钻进去了。

最后我又进行了一次测试，选定了哪扇窗、哪间房、哪床被子。旅社的被子显然好很多，而且干净得很，是白布做的被里被面。

下午上课时，我满脑子都在策划今晚动手的情景，期盼着那间房今晚无人住，最好今夜月黑风高……想着想着就出神了，好几次被老师敲桌提醒。

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恩师的物理课，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听课，不然一走神就会被抓住，可年少的我再怎么装也装不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在课上，我没有被敲桌子提醒，但下课了还是被恩师叫到他的办公室。

“你的目光迷乱，出什么事了？”恩师的目光盯着我。我胡乱地回答着，像蚊子嗡嗡的，没有底气。

“你到底摊上什么事了？都挂在你的脸上了。”恩师追问着。

我只好实情陈述。

恩师没有责怪，只是说：“今晚你就睡我的床。我回家，明天带床被子过来。这周末我带你回家负荆请罪。”

是的，恩师也十分清楚，一床被子对于我家来说是何等贵重。一床被子盖在我身上的时候虽然很轻，可没有了这床被子，我的心里承受着泰山一样的压力，才不到一天的工夫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人都快要变形了，甚至心生邪恶的萌芽。

我看着恩师那没有表情的脸，心里轻松了许多，脸上也再现阳光。

第二天，恩师带来一床被子，是垫被絮，被里被面都是用纱布做的，中间还用针线打了脚。显然，这是恩师昨晚现扯的一大块纱布， 并从家里拖出一床垫被絮改做成了一床被子。

那个周末，恩师带着我回家了，他们谈笑风生，我钻进房间看着那空空的床上，眼泪直流而下，我虽无错，但家里的损失是重大的。

多少年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害怕，要是当晚真的动手，一旦当场被捉住，那双刚刚从田里站到田埂上的小脚可又要退回田里了，不仅如此，或许还要背上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2017年6月19日于花慕西咖啡吧食堂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走进了袁店中学。每次一进校门，我心中便有了两个中心。一个是教室，尽管那时的教室也不是完全用来让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有时也用来开开批斗会，偶尔也会进行与学习关系不大的政治宣传活动，但教室对于学生来说仍是天然的社交中心。每一个学生走进学校都会直奔教室，虽未必都在学习，但玩也在教室居多。所以，学生在学校里的故事大都发生在教室里。

食堂是另一个中心，恐怕现在的孩子难以理解。家里可口的饭菜都不想吃，何况是食堂的呢？但在那个时代的孩子心中，把食堂作为中心，原因只有两个字——饥饿。

刚入学那会，食堂还在五房圩的大礼堂里。食堂很大，讲话的声音大一点都会有回音。地面是带点黄色的磨花石做成的，操作间在大礼堂的东头，即靠近东壕沟的那头。几个卖饭的窗口黑洞洞地朝着大堂里，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永远都吃不饱的样子。

后来记不清什么原因，大礼堂就没了，说没就没了。一切都在没有缘由中发生，一切结果似乎都是人不可左右的，只能听从命运摆布。

新建的食堂在五马转心楼的东南向。砖瓦结构，食堂的操作间和售饭的台子是连着的。没有了大堂的食堂，学生吃饭时都各自散开，有的去了操场后的竹园里，有的就蹲在高大的泡桐树下，也有的回教室里，还有几个小女生喜欢待在操场中的那棵文梓树下。更多的就直接去了东壕沟，那石台阶上一排排的全是人，吃完了往下走一两个台阶直接涮碗了事。

每天上午上第一节课时，我心里就盼着最后一节课快点到，而最后一节课还没开始就想着快点下课。因为，下课之后就能奔向另一个中心——食堂。食堂由此便成了心中的挂念，就像不上学时，家里的锅台是我心中的挂念一样。

估计快到下课时，那耳朵就竖起来了，张开的双耳寻找着那下课的铃声。当然，不是我故意要这样的，而是肚子怂恿耳朵的。王校长规定的铃声也有些问题，集合为“当当当”一串铃声，上课为“当当”两声，都非常有力量，而下课的铃声就一个“当”，那是一种有气无力的“当”，是一种让人饥饿的声音，更促使我们加快了冲向食堂的速度。

那时饥饿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常态，无时不在。所以，也就无所谓此时的饿与彼时的饱。但真到与食物有关的节点，那能动性还是要爆发出来的。由此，在我所有的跑动中，包括体育课在内，都比不上我下课时冲向食堂的速度。

站在窗口的最前面，心中更加纠结。有一毛钱的米粉肉，那种土窑碟盛着，有十来片的样子，很是扎眼，它基本上是老师以及家境好点的同学的专供。家境一般的同学和我一样只能偷偷地看上一眼，目光便紧接着迅速地转向了“贫民菜区”。

也有两分钱一份的豆腐蒸腌菜，有些香，但更多感觉的是咸。吃的同学也多，不过更多的同学都会选择五分钱的红烧冬瓜。暗黄的色彩，带些汤水，放到饭里，很是下饭，可能是因为汤的作用吧。说是红烧冬瓜，其实是烀出来的，一口大锅里放入好几个冬瓜，用比锹还要大还要长的铲子在大锅里搅动着，不久便搅出一锅冬瓜汤来。

当然，任何东西吃多了都会感觉不好吃。班上有位黄同学，后来告诉我，在他离开学校后的三十八年中再也没有吃过冬瓜，也许是颇受了吃冬瓜的伤了。

就快到窗口了，吃两分的菜还是吃五分的，心里仍举棋不定，手也不断在小荷包里摸摸索索的。想摸出五分的菜票又有些舍不得，太贵了。掏张两分的，心里却惦记着那冬瓜汤的味道。直到那手拿铁勺的“大锅头”不耐烦的声音飘进耳朵时，才最后下了决心，来份两分的豆腐蒸腌菜吧。然后，便是那“大锅头”一脸不屑的神情刻进我幼小的心灵。

刷碗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专注地看着那水面上的情况。一大群同学的碗都洗完了，但水面上仍像冬天的星星一样，只有极为稀少的油珠在浮动。食堂的油水实在是少，难怪那时没有胖子。虽然油腥极少，但仍有同学舍不得在大塘里把油水涮掉，而是冲点开水在碗里，再用筷子搅一搅，一口气把刷碗汤给喝了，口中自嘲：“油水啊，不能浪费。”

食堂是同学们心之所向，是一个和谐的地方，但有时也会闹出些风波。有一次，有一大锅菜炒好了。那个眼睛不太“扎扛”（敏锐）的“大锅头”在把菜从大锅里往大盘子上装的时候，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锅里滚来滚去铲不上来。旁边的一个“大锅头”过来一看是团狗屎，随手把它拣出来的时候被同学们发现了。一下子食堂里就炸开了锅，再饿也不能忍受狗屎的味道啊！

校长来了，安抚了大家的情绪，校长总是德高望重的。当然，同学们也是单纯的，放到现在可能没那么简单。后来听说那个“大锅头”被解聘了，原因就是那团倒霉的狗屎，更因为他那不太“扎扛”的眼睛，要是眼尖早就处理掉了。而吃了那锅菜的同学，我想谁也吃不出异样来。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这样，知了未必好，而不知未必不好，正如板桥先生的名言“难得糊涂”。同样，任何东西多了未必好，就像今天的人们由于食物太多，让“吃”成了问题。这个不敢吃，那个不能吃，艰难地控制着饮食，“三高”的人却越来越多。看样子，适度与中庸也是一种境界啊。

2017年10月12日于珠海半山居木桶饭

现在，快餐店有一道美味叫木桶饭，不知是哪个地方的特色小吃，我时常光顾。木桶饭很干净还有木香味，有传统的味道。其实，我钟情木桶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享用的时候，木桶饭能勾起我很多回忆，特别是用勺子刮着木桶壁的时候。

1982年的那个初秋，歪斜的大门、齿状的围墙把我们箍在了一起，箍在了山南中学的一个班里。少年们的羞涩与微笑几乎挂满了每一个树梢，屋檐下也藏了很多责怪。当然，这些都和胃有关。

不知什么缘由，柱先生就让我当上了生活委员，也许我看上去比较会干活。何同学高一时就说过：这家伙整天跑来跑去像个狗颠子，将来可以当经理。他真是前卫，那个时候就知道“经理”这个词。当然，也可能因为先生觉得我在山中的理科班混过一年，对食堂比较熟悉吧。就这样，我承担了同学们的订饭琐事。

订饭是个麻烦活。周五、周六这两天需要订下一周的饭。有的人订五天，有的人订四天，也有的订一顿、订三顿，不一而足。麻烦的是，如果有的同学订得不准，到时就吃不上饭。菜基本上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一般都是咸菜。家境好的同学有时在私人菜摊上买。

带菜的同学，打好饭就回到宿舍享用各自的美味。有的比较省，到周六了菜还没有吃完；有的比较大方，懂得与人分享，还没到周五菜就吃光了。余下的两天，基本上就到处找菜吃，从别的同学的坛子里夹；皮厚的在没人时，还从床肚底下掏别人的菜罐子，也不管是谁家的缸子，有时忘记盖盖子，连同老鼠也分了一杯羹。

那时，每顿订几两饭也是要经过思量的，更计较每次分饭的多寡。所以，分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一项功夫活。记得一开始时没有经验，经常分到最后就不够了。于是，我就带着几个没有饭吃的同学到食堂和大师傅交涉，大部分情况都能“开个绿灯”再给一些，也有好几次没要到饭，我和几个没饭吃的同学就咽了咽唾沫挺到晚餐。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也多了。总结起来就是：前紧后松，前面尽可能抠点，后面才有保证。有时也看人，女同学常可以抠紧点，因为她们饭量小而且还有零食，此外面子薄，一般不会当面嚷嚷。个头小点的男同学也会少给点，因为他们吃得少些，也不会太计较。此外，家境好的也会少分点，因为他们在家里吃的东西更丰富。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锐同学，他兼具后面两个条件，所以基本上属于被“克扣”的对象。但他一般情况下少有微词，有时最多把打好的饭在碗里抖几下，以示不悦，因为越抖越少，就很难看。比较担心的，就是五大三粗、食量惊人的同学，那家伙，要是给少了就“现场直播”，当场给你难堪。我记得好多次都被翻白眼，弄得我很有负罪感，好像我是在“克扣粮饷”。殊不知，我正是在力主真正的公平，尽管这种公平看上去却是那么不公平。

其实分饭技术高低也不是完全取决于我的水平，和食堂大师傅也有关。那时饭是称重的，一般五两米，得煮出一斤一两重的饭。但饭煮得软时，不仅重且体积小，结团又不好分，还特别费力气。更重要的是，分了饭的同学一生气就把饭抖得老高，几次抖下来，饭还没有拳头那么大一小团，而且相互交换看法，声音还比较大，那是故意让我听的。

饭还没分完呢，不能分辩，委屈着吧。当然，哪一天饭煮得比较干，很散，那就好分了。三下五除二，把饭从桶底翻一遍，基本饭粒就变得非常松散，分起来不仅省力，更主要的是体积大，在每个人的饭缸里显得多。这时大家笑声就比较多，脸色也好看，都认为今天分得多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饭的松散程度不同而已。

但大师傅每天煮饭也像天气变化一样不稳定，某一天很干，某一天就很软烂。我们各班的生活委员曾就这个问题和食堂交流过。经过一通的解释之后，结论是：饭煮得干或软就像这夏天的天气，谁也把握不住。有一个又高又胖的师傅说话很粗糙，说煮饭就像生孩子，生男生女谁能把持住？对这种不恰当的谬论，我们谁也不敢理论。但问题总得解决呵，于是，几个班的生活委员经常在一起交换分饭的经验。

记得二年级的一个委员比较有想法，他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不能用同学们自己的碗打饭，碗有大小不好把握，得用一个统一的量具。第二，量具的底部最好窄一点，这样堆在碗里显得高一些。第三，每次分饭前要对大桶里的饭有个基本的干湿度判断，不要急于分，若是比较干就一次性从底部开始向上翻，叫松饭；若是很湿呢，那就分几次刨。最后一点就是用小铲子，用小铲子分饭显得好看很多，可以把饭堆得高且松。这些经验我在后来的分饭过程中基本上都用上了。每次分饭时，同学都叫着快点分，但我不能急，要围着木桶转几下，看软烂程度让心里有个谱，把握下今天的饭怎么分。

除了分饭，生活委员日常的工作也不轻松，比如每次叫人到食堂里抬饭就是个头痛的事。很多时候叫不动，谁愿意呢？又不给工分。所以我平时就多留心和几个男同学搞好关系，万一哪天叫不动人了，就能派上用场。除了抬饭，那抬饭用的大木棒及锅铲的管理、木桶的洗刷也比较麻烦，搞得不好就不干净。食堂师傅不管那么多，你若把锅铲扔到食堂的地上，他们就会在上面踏来走去的。木桶的清洗他们更是不管了。我一般都会给最后一两名同学多点饭，博得好感，他们才愿意陪我把大桶抬回食堂洗刷好，并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账簿是订饭的记录，也是分饭的依据。每个人的名字和订饭的多少都写在簿上，不得马虎。每隔几周我就要去先生那里领取一本，而写满的那本就保存起来。这些记载着我们生活的文字，我一直保存到1991年的夏天，直至一场大水把我们的“家产”连同回忆冲刷得一干二净，为此我忧伤了好久。当然，也许记忆不太准确的过去回想起来会更加美好。是啊，那些年的那些木桶饭，连同木桶被锅铲剐下来的木屑，不仅带给我们营养，还有那深深的情谊。

2011年7月于深圳盛名阁月光下的炊烟

谁会在月光下升起炊烟呢？人民公社早期，农民一日三餐在大食堂里吃，但吃不饱也吃不好，众口难调啊。于是，有些人家就偷偷地在月光下升起炊烟，那悠悠的烟柱下是一家人的窃喜，是一种行窃时的紧张与兴奋。一股烟，两股烟，三股烟，当更多的人家都有了月光下炊烟的秘密时，公社干部就不同意了，办法很简单, 收锅，把每家每户的锅都收起来，没有锅炊烟从哪里升起呢？那月光下的炊烟就真的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可不久，月光下又升起了炊烟，没有那么直，没有那么劲，断断续续的那种炊烟。

群众的智慧是不可低估的，原来，锅是被收走了，但各家在灶台上用来温水的瓦罐还在呵，稍作改造，瓦罐就可以当锅用了，可以煮饭，也可以蒸菜，只是不能炒菜而已。呵呵，真是饿则思变，高手在民间。可终于有一天，真的见不到月光下的炊烟了，因为在困难时期，每家都找不到可以煮的东西了。白天都没有炊烟了，哪还有月光下的炊烟呢？

月光下的炊烟，这文字美好、浪漫而富有诗意，可那个飘出炊烟的烟道，那黑乎乎的锅膛，那锅台连同那烧火的人，却组成了一幅辛酸而苦难的画面。

记得1981年，我在洪桥中学读书时也曾升腾过月光下的炊烟，那锅灶边坐着的烧火的人就是我，正值年少却又饥肠辘辘的我。那会我住食堂里，洪桥公社医院的食堂，食堂师傅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们都称他为六老头，其实他不老，才三十来岁。食堂里菜不敢说怎么样，但米还是充足的，那米加点水，两股烟一冒，白花花的饭就可以入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