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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之死

天下三国 作者:李国文


蔡邕之死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叫“士”。

士,讲究清高,“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士农工商排行榜,他放在第一位,说明对士的尊敬。《礼记》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哪怕犯罪,士由于其学问人品,也享有特权。譬如不绑不捆,不拉不拽,即或是死罪,也不押解到荒郊野外砍头。

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的象征。有的,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掉脑袋。“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着实弘扬中国人的志气的。要无这些人增光的话,历史也太暗淡了。

但是,五千年来,有的时候,有的士,说起来挺像回事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正人君子,道德文章,他自己也觉得挺像回事的。然而,屈服于暴力,拜倒于金钱,败坏于酒色,砸锅于荒唐,也是屡见不鲜的。更多的士,却是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感情冲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汉末灵帝时,侍郎蔡邕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他就是那位以《胡笳十八拍》闻名的女诗人蔡琰的父亲。蔡琰好文辞,精音律,看来确系蔡邕家学渊源。蔡邕一生以辞赋、书法、音乐方面的成就,成一代宗师,为世人称重,是士中的佼佼者。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自写碑文勒石的。他还深通音韵,所制作的一把焦尾琴,史称千古一绝;辞文则更出色。“穷变巧于台榭,民露处而寝湿。请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愤慨之声,发自肺腑。倘不丧命,修撰汉史者,非他莫属,在朝廷中,也是个有识见、敢进谏、不畏强权的政治家,为此获祸于宦官,流放朔方,亡命在外十多年。

就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有头脑,有节操,敢作敢为的士人,一位大学问家,竟在董卓拥兵窃国,杀人如麻,天昏地暗,正直的士无不远遁他乡,不屑也不敢与之为伍的时候,蔡邕却在胁迫之下出仕。所以说,聪明和糊涂,虽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一个人身上,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越是大知识分子,也越是难免“大智若愚”的状态了。

按说,蔡邕不会不了解那个有豺狼食人之心,怀不轨叵测之意的独夫民贼,不会不明白这样的官是做不得的。但是,董卓托人捎话过去:“我是会杀人的,你不来作我的官,我不但杀你,还要杀你的一家!”在军阀的淫威之下,为了保住脑袋,蔡邕遂“偃蹇”。生死关头,士常常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的苟且之计,也许还不能称之糊涂。但蔡邕当真的做起官来,为董卓划策进言,很难说是他的聪明,还是真正的糊涂了。

其实用蔡邕,是董卓听信他女婿李儒的建议,这个狗头军师要他“擢用名流,以收人望”,本来不过是做做样子的。蔡邕完全可以虚与委蛇,像司徒王允,虽照样在朝,却在用连环计图谋董卓;或者像后来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到了洛阳以后,《后汉书》说董卓“三日之间,周迁三台”地提拔重用,这让他受宠若惊。

所以天怒人怨的董卓被王允定计伏诛,暴尸市中,人人争食其肉的时候,蔡邕“不为国庆,反为贼哭”,在那儿俯尸不起,这实在是绝不能原谅的糊涂了。被捕以后,他竟然说,大义他是知道的,向背他也是明白的,“但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

明知自己错,但振振有词,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大概连最后一点聪明,也丧失了,于是被缢死狱中。

好动感情,是知识分子的致命伤,一旦感情用事,便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失去理智。蔡邕肯定是无可救药地彻底糊涂了,所以明知董卓死有余辜,才定要这样感情冲动一下的。不过,他不像有些聪明人(这样的士是屡见不鲜的),躲得远远的,赶紧划清界限;或者,杀回马枪,检举揭发以立功赎罪;或者落井下石,死咬一口余党,求自己解脱;或者,标榜先见之明,早就是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勇士等,拿他人的血,来洗净自己,然后衣冠楚楚,脸一点也不红地招摇过市。

假如前提不是董卓的话,这种士的不够聪明或者实在糊涂之处,似乎也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不知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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