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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骂曹

天下三国 作者:李国文


击鼓骂曹

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从肉体上的摧破,是最彻底的消灭法了。

他先后杀掉好几位很有代表性的文人,那个祢衡,虽然不是他亲手处置的,但也是被他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把这个击鼓骂他的文学新秀砍了头,账当然得算在他的名下。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因为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若非独夫民贼,一般的统治者,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

其实,曹操算得上是个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崔、孔、杨三位,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毛主席都赞他“东临碣石有遗篇”。但是,作家要收拾起作家来,自古以来,是不大温柔的。尤其是拥有一定权柄的作家,那生杀予夺的无情,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一旦处理什么事情,那嫉妒之心介入其中,就必然有扩大化和过头过火的弊端了。而文人的嫉妒,特别那些写不出或写不好作品的作家,则尤以为甚。下起刀子来,也必然是更心毒手辣的。

要用今天的医学观点看,汉末的这位文学新秀祢正平的表现,是有一点狂躁型精神方面病症的,这也是自负其才,而不得如其所愿的郁闷结果。他怀揣一张名片,来到许昌,以求闻达。大概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这位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新秀作家,脱帽致敬的。

这也是稍为有了一点成就的文人,马上就会自我膨胀,压根儿没有办法医治的毛病。在当今的文学界中,一下子把自己封成世界级的中国首席作家,印出帖子,到处广告,贻笑大方者,也是有的。

然而,直到祢衡这张名片在口袋里揣烂了,连名字的烫金也磨掉了,也无人买他的账。一是他看不上人,二是人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所以,他心理就不甚平衡,狂病也益发地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扩大势力,他的对立面自然也在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一直是跟曹操唱对台戏的,也算是对立营垒里的一个领袖人物,经常聚着一帮人,抨时议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可以引导舆论的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

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位二十四岁的新秀,吹得天花乱坠,捧到了天上去,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躁狂,这一捧,更是谵妄起来。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做《骂杀与捧杀》,那意思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这话还真是一点不错,我们不亲眼目睹一些新秀作家,很快地红起来,很快地暗下去吗?就是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每天发烧38度,再也写不出来了的缘故。那几年,很有那么几个评论把头之类,老是频频宣布不朽之作诞生,传世之作出现,这种虚假的桂冠,惯坏了,也坑苦了一些年轻作者。

如果不是孔融的煽动蛊惑,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眼中无人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整天大放厥词,粪土一切,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

祢衡的倒霉,就是那种纯粹的文人丝毫不懂政治的悲剧了。

骂是骂得淋漓尽致,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但是,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没想到脑袋掉得也是干脆利落的,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

姜,永远是老的辣,年轻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年轻作家真得有几分清醒才是。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一样的,于是心气相通。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年轻作家,搅进这种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但曹操杀了这三位文人,在历史上背骂名,抹了个大白脸,也是活该的了。

不过,若是从曹操借词杀掉孔融、杨修,决不宽贷,而却将祢衡送到刘表处,纵之不问看来。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说明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曹操,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曹操,区别对待的方式。

其实,按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还会在乎杀掉一个祢衡的臭名吗?但他放了他一马。无论孔融,无论杨修,都要比祢衡声望高多了,是当时众望所归,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也毫不在乎舆论,说杀就杀了吗?所以,对于杀祢衡的“借刀”说,也还有存疑之处。曹操是兴之所至,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如以当场受辱,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祢衡倒是该杀的,但没想到曹操把他礼送出境了。“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挟持而行;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东门外送之。”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因为祢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人,能有多大作为?一个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会把写过《鹦鹉赋》的祢衡,多么看重吗?这种傻狂之辈,顶多言不及义,玩一点新潮,搞一点性文学,胡说八道罢了,不会危及他的统治,轰走也就拉倒了。《三国演义》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一笑了之。

但孔融、杨修,他并没有看成是腐儒,是半点也不客气地亲自收拾的。这时,他就是政治家的曹操,半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

孔融虽然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好像很潇洒的样子,其实聚在他身边的人,曹操明白,绝不是在那儿作文学沙龙式的清谈,而是政治上反对自己的裴多菲俱乐部,他自然是不会容忍的。那个恃才傲物的杨修,则卷得更深,不仅在文学上,和他的儿子曹植密不可分,到了“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的地步,而且在政治上也搅在一起,特别是介入了宫廷里面最敏感的继承接班的斗争。因此,文学家的曹操,也许可以把他们两个视作文友;政治家的曹操,那么对不起,就是危险的政敌,不除掉那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

那个文学新秀祢衡,被他们鼓动起来,结果掉了脑袋的教训,若是引起孔融、杨修的足够警觉,也许情况会好一些。刘备最后不是靠韬晦,逃出了曹操的手心了么?但这两位终究是文人的缘故吧,最终还是和祢正平一样,殊途同归。说了归齐,文人与政客斗法,输赢的格局早就定了的,一定要较量,唯有头破血流了。所以,儒就怕腐,要是一腐,也就真没什么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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