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山、故乡的水

缅怀敬爱的父母

1987年12月1日，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那一天我从加拿大多伦多登机，赶回国去见母亲最后一面，下飞机后才得知她已经仙逝。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抱在一起大声痛哭，想到她为我们操劳一生，也为学生奉献了一生，就这样默默地走了。父亲当时因病还在医院里，两年后也离开了人世。时间愈久，思念之情却更加浓郁，我常常在梦里与他们相见，向他们汇报我们的一切我想给他们写一封长信，却再也没有可以投寄的地址。

我的床头摆着著名爱国人士柳亚子前辈的《自传·年谱·日记》，书的第243至244页上记录着有关我父母的一段话：

在那儿碰到了一位青年朋友张华灵①，他主张我们与其去梅县，不如到兴宁乡下他的家里暂住一下比较方便些。于是我和无垢俩人就跟他走，乘公路车到了一个地方，再坐轿子到他家里。华灵这个人非常好，他祖上大概是自耕农，父亲在外做生意，家中由伯母、母亲共同管理，农忙时她们还自己下田。他本身和夫人陈婉聪女士，都是广州中山大学的高才生，婉聪也是一个很好的女性，她家中是大族，在编译界有名的陈原，就是她的侄儿。她抛弃了城市的繁华，跟着华灵下乡，虽然没有赤足下田，不过自己领孩子、管家务，以知识妇女的地位能够如此，也就不容易了。她惟一的苦闷，就是寂寞，除了华灵之外，绝少可谈的人，我们去了恰恰弥补了她的缺憾。但另一方面，也是忙坏了她，每天三餐粥饭，都由她自己送来不算，还要请我们喝酒，差不多天天有酒喝。此外连我们的洗澡水和粪桶，都是由她和华灵二人亲自料理的，那真是使我们大不安心了。住了半个多月，我觉得是离开香港以后过得愉快的日子，有些乐不思蜀起来。但意外的一天，老连①却亲自赶来了，住了一夜，便要我们动身，仍乘车赴兴宁，再转老隆。我有留赠华灵、婉聪夫妇诗一首：十日流连醉梦间，君家情话最缠绵。授餐适馆寻常事，难得樽前一破颜。

大概柳老先生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不便说，其实当时父母亲正在东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地方上的重要干部（父亲时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母亲任妇委书记），他们接受了连贯同志布置的重要任务—“香港抢救运动”，即营救香港沦陷时滞留的文化人。

母亲出生于书香世家，她以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15岁在广州女师读书时就接受了革命的进步思想，曾与班主任、广州有名的烈士谭国标一起被抓进牢狱。不久谭即被枪杀，母亲则坐了7个月的牢，从此她成了坚定的革命志士，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与父亲结合（他们是与后来的省委书记尹林平夫妇一起举行的革命婚礼）。由于自小体弱，又受到过国民党监狱的折磨，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各种疾病伴随了她的一生，在东江时曾大病垂危，靠党的经费医治才救了过来。母亲生了孩子后，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照顾我们，很多时候只好回到老家来养病。我们家是老式的农村大家庭，理家虽有伯祖母、祖母，母亲却也完全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学会了说一口纯正的客家话。母亲非常孝敬老人，而老一辈也非常爱护这个来自大城市的知书达理的儿媳。父亲革命生涯中的挫折当然也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一生。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她曾带着襁褓中的姐姐四处奔走，寻找党的组织未果，之后只好以教书来维持生计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父亲在老家再次拿起枪，带领游击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战斗时，母亲和伯祖母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躲到深山老林的鸭马坑村以躲避国民党的追捕。那些日子，只有一条仅可供一头水牛出入的小道可以进入这十几户人的山村，屋前屋后都有密密的柿子林，每天只能喝稀稀的脉菜粥…母亲非常崇敬伯祖母，伯祖母给了我们兄弟姐妹无限的爱护。在1970年得知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时，母亲流了很多泪，说伯祖母是一个白求恩式的人，无微不至地关心别人，而将最沉重的负担留给了自己。

我的心中长久以来总是怀着一种内疚感总觉得我们兄弟姐妹（曾达到十个）拖累了母亲的一生。父亲在革命生涯中的一切挫折，也同样属于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还享有教育事业上的荣耀，接着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几乎耗尽他们生命最后的活力。我们那时仍都充满着童年的稚拙和青春的梦想，父母将所受的苦深藏心中，只祈望我们健康成长。那时他们对自己曾拥有的光荣历史讳莫如深，甚至一个作家老朋友多次想约母亲谈革命经历以作为文学素材都被她婉拒。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都在求学，上面还有三位老人需要赡养，生活的负担实在过于沉重。我的弟弟妹妹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的动乱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早地进入了社会，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不充分的，这些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随着政策的落实，我们家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十年间，父母看到我们都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也享受了他们应得的欢乐平静的晚年。他们本应有更多的享受人生的日子，但他们所丧失的健康却永不能再恢复…

大概因为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北上，反而更多地得到了与父母通信交流的机会，那些信饱含着他们对我殷切的期望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信虽多已丢失，但我后来也自觉地保存了仅剩的几封，存在记忆中和纸上的文字是我人生重要的宝藏。每当翻看这些熟悉的文字，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更难以忘怀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其间我每年都要回家，因为知道他们体弱，所以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和他们聊天的时间自然也就更多了。每每和父亲谈到凌晨两三点，母亲就会在里屋嚷上一句：“老头子，你不睡，还不让儿子睡吗？”从父子间的聊天中，我知道了许多我们家族的历史。从父亲丰富的人生经历，对各色人等的评价和关于历史、社会、政治的感触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生的教益。

父亲曾无限深情地谈到我们的伯祖母、祖母，谈到她们的伟大。她们支撑了在封建社会中风雨飘摇的家庭小船克勤克俭，宽以待人。他也曾深情地回忆我们的祖父说：“我以及后来我的妹妹弟弟参加革命，他是知情的，他不仅没有阻止我们还支持我们，当时因为他做生意，家庭条件逐渐殷实，也懂得社会革命的潮流，在这样的大事上，他是深明事理的。”

我们的祖先辗转来到这粤东山区落户立足，已经有几百年了。农耕社会，自供自足，如同世外桃源。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从上层到基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乡也卷进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潮流中，父亲正是这潮流中的一分子。自少年时代起，父亲就从这山村走出，先到大埔中学上学，后到广州上高中。进入中山大学后即参与学生进步组织，更E1933年成为广东党组织被彻底破坏后由周恩来同志派北方局薛尚实同志来重建时发展的第一名党员。在发展了若干名党员后，父亲担任了中山大学第一任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职业的革命生涯（这些都是“文革”后我们从广东党史资料中了解到的）。

他从这山村里走出去的那一刻，也许就注定了一生的坎坷革命是风暴、是潮流，里面必然有无尽的旋涡，但他矢志不移。20世纪60年代初，在经历了1957年的一次坎坷以后，他带着大哥回到故乡，看到青山已被大规模砍伐，农民生活十分艰辛，他冒着危险上书陈情却因而再次受到挫折，哥哥也受到株连。“文化大革命中，这青山再次遭到破坏，几乎一棵树都没留下，当他听闻这些，眼泪只有往肚子里流。许多年后，他曾以很低沉的语调跟我讲起这些，说“这不应该是革命的目的”。每当听到封山育林、岭岗重新泛绿的消息，他都会表现出欣慰的表情。直到晚年，他都希望能回到故乡颐养天年，故乡是他一生都解不开的情结。

在夜深人静的时分，父亲曾问过我：“你觉得我在对你们的教育中，哪件事对你的影响最深？”我一时语塞，沉默了一会儿，告诉父亲：“您很少责备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讲故事，讲述自己经历的那些人和事，比如某些事某人是如何处理的，哪里处理得好，而哪些地方又处理得不好，用于启示人生。但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即有一次我在阳台上学街上叫卖的声音，您把我叫到身边，严肃地告诉我不要嘲弄他们，他们谋生不易。从那时起，我知道对于劳动人民、芸芸众生都要抱以尊重的态度。您还讲到您的一个很要好的、比您年轻许多的同学，您曾叫他也参加革命，他却说他还年轻，想多读点书，后来他学有所成，是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主任，1952年还入了党。您当时说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只要他执着于某种事业，就值得尊重，他们对社会就会有自己的贡献。您是以一种非常豁达的人生观看待人世的。您还以非常诙谐的语气说到了您的一个老战友一一个在1927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您曾代表党把他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帮其逃离险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处寻找您的下落，后来在“文革”中你们又一起到粤北山区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因他体弱多病，每次锄地，您都把他叫到身边，将他任务的三分之二揽在自己身上，让他只做剩下的三分之一，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高官，现在你们又一样了，又是战友了。人世沉浮，祸兮福兮，实在不能简单地一言蔽之。您教导我们要从善如流，对别人则要隐恶扬善，我们永远崇敬您高山仰止的高尚人格。

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我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给我讲述了历史，分析了形势，并告诉我：“要记住，我们许多人都是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共产党的领导不能也不会动摇，只要民族的精英仍然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事业还会发展。”正是在那次谈话中，父亲说：“一个人一生所拥有的真正的朋友是不多的，而父子之间能成为知己的更少，你我算是知己了。”我一直把父亲的这句话当作是他对我最高的赞许，一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敬爱的父母，你们的一生是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在革命年代你们的地下工作常以教书作掩护，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职于教育事业，你们都把自己的心血和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你们用知识和人格的力量，以及对青年深切的爱和关怀感召并指引着他们。他们大多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你们的谆谆教诲影响着他们的一生。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你们的学生和年迈的同事还常常缅怀你们的业绩，使我们更加感受着教育的伟大和生命的意义。我知道你们始终关爱着自己的学生，生前常如数家珍地念叨他们。有一件事是值得记怀的，这事还是发生在父亲去世前不久。父亲曾说起20世纪5年代有一位优秀的学生考上了军工院校，因有海外关系要转校，曾写信向父亲求助，希望能开个证明让他留下来，父亲当时没有这么做，他说：“也不知道这件事对他将来的人生有无不好的影响呢？”他向我诉说这些是因为他在意此事多年。我想父亲现在可以释然了，因为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向那位学生转达了他的歉意，并获得了谅解。

父母20世纪50年代时的同事和学生，很多已经伴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生命的进程遍布海外，当然也有许多的同事和学生一生都在坚守故土，为故乡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一生，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仍记着我的父母，这使我们无限感激。

1998年，兴于一中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在京举办，找受邀参加，开被选为副会长，参加大会的有包括王佛松院士夫妇、汪懋华院士在内的100多人。我在会上说：“兴宁一中，我九岁就离开了，没有在这儿读过一天书，当校友似乎不够格，但我们兄弟姐妹大部分都是在这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我永远怀念南院和青眼塘那大片的草地和丛丛的竹林，今天大家选举我，我想更多的是表达对我父亲的一种怀念和尊敬，作为他的后代，我的心里十分感激…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那一段有名的人生独白‘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之后，还有他从大型工厂回到故乡小镇后的一段独白：‘他的心已经飞到巨大的飞轮疯狂旋转、空气中散播着机油气味的地方…，而这里却是一个僻静的小镇……，他感到他生活的根早已从这里拔去了。’你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从兴宁一中毕业后离开故乡的，从那时起，你们的一生就汇进了祖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大河，似乎生活的根从此永远地从故乡拔去了，但这生命的根真的可以从她开始的地方永远地拔去吗？兴宁一中，已走过了她95年的光辉历程，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为故乡的山乡巨变，培养了众多的人才。社会还要发展，历史的脉动永不会停息，只要有人类的文明，教育就永远是崇高的。祝福她，祝愿她，永远在一代代的学子心中，占据永不磨灭的一页！”

今天，在回忆和纪念父母的日子里，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生命的根仍深植在故乡的山水里。

①家父原名张华林，此处误作“灵”。

①老连即连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