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有中国古典学术的大棋局

如果要了解一个学问家，就要读他的书；如果要了解一个出版家，就要读他策划和编辑的书；而如果要了解一个学问家兼出版家呢？那就不仅要读他自己的著述，读他主编的著作，还要了解他所规划出版的著作。傅璇琮先生当然属于“学问家兼出版家”，但要把他的书和与他密切相关的书都读一遍，将是何等的浩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学术”与“出版”二者结缘，其个人著述和主编的书达五十部之多，而经他编辑、由他规划出版的书，就更为可观了。这种“学问家兼出版家”的建树，何其卓越！近半个世纪中，许多学者都在守护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古典学术的领域，傅先生无疑是站在最前沿而成就斐然的一位。

我生也晚，是傅先生的学生辈，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唐代文学学会上认识他以后，算来也有二十年了。其间有较长一段时间参与编纂新编《全唐五代诗》的工作，傅先生是主编之一，我忝列常务编委，接触较多，感受也深。我感到，在傅先生身上，“学问家兼出版家”是高度统一的，结合点就在“学术”二字，而他的学术是有方法的学术、有体系的学术、有理念的学术。

傅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史结合。今日学人动辄讲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在古代文学研究上最值得重视的，还是文史结合。从梁启超、王国维，到陈寅恪、钱穆，再到钱仲联、程千帆等老一辈学者，无不重视文史结合，其炳蔚于学术史的成果，都是文史结合的典范。而近三十年来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傅先生作为又一代领军者，以一系列经典性的探索成果，极大地拓宽了文史研究领域。1978年底，傅先生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1982年中华书局甫一出版即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我们这些1982年大学毕业刚进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是非常受惠于傅先生的这一著作的，从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具体的考证知识，而且从考证过程中看到了一条打通文史的学术路径。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傅先生又推出了《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说实话，如果是在今天，这类学术专著出版也许只是一池春水激出一些浪花而已，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古典学术亟待复兴的时候，这类着眼于重要历史阶段、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面世，真如空谷足音。其视角之独到、史料之丰富、论述之坚实，不仅使从事唐代文学、唐代史学的学者为之钦佩，可以说从事古典学术的学者，都受到极大启发。之后傅先生的《李德裕文集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著作又相继面世，每一部作品，都让人耳目一新。其鲜明的典范意义，证明了文史结合进行古典学术研究的道路何等宽广，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由此显著提升，这也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学研究界的领袖地位。

对于古代文学学者来说，走文史结合的道路进行研究，文学方面一般来说不是问题，关键是史学功夫。傅先生参加过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这种史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实际经历，对其史学功力的养成有重要作用。另外他曾经长期沉潜于文学史料中，1964年就出版过《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1978年又出版过《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如果从“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语）角度而言，可以说傅先生相当长时间是扎根于史学的。也许正缘于此，他后来在中华书局担任了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而就在此任上经手编辑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并以睿智和胆识推动了此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种特殊学术背景下的出版。我想，正是这种深厚的史学识力、修养，使他能够在文史结合研究方面取得超迈性的成果。

《万历十五年》在近三十年国内文史学界的影响，是很能说明傅先生的“识力”的，还有一段学术史话可以一提。清编《全唐诗》是中国文学史、学术史上极为辉煌的一个篇章，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部诗歌巨帙编纂仓促，问题很多，编成以来，尤其是清末而降，批评之声不断，重修呼声屡起。其发自刘师培、闻一多、岑仲勉、李嘉言者，颇为学界所闻，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两位当代著名学者——“王全”。“王全”是谁？翻开中华书局1960年的《全唐诗》印行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篇《点校说明》，署名即“王全”。其实中华书局并无“王全”其人，这是王国维之子王仲闻先生和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傅璇琮先生的合称。傅先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清华转到北大中文系的，1955年因事差点被牵连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去。虽查下来认为一个大学生还不至于与“胡风集团”有联系而逃过一劫，但留校后不久逢上了五七反右，就没有好运气了。他是一个平时不爱多言，不得罪人的典型书生，但因筹办“同人刊物”而犯忌。正好单位要寻找对象，完成上面定的右派指标，他自然在劫难逃。他与筹办刊物的八人一同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被“逐出北大”。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半年后，他转到中华书局，其时境遇稍变，可以担任一些学术工作，但写文章直接署名仍是禁忌，于是便有了以“全”代“璇”而称的一段往事，从此中华书局也便多出一个叫“王全”的编辑了。今天从这一政治背景的远镜头收回来看《〈全唐诗〉点校说明》，可以发现50年前相当年轻的傅璇琮和年届花甲的王仲闻，对清编《全唐诗》的问题梳理得相当精要而深透，其郑重提出“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非常引人注目。可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在重编《全唐诗》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都可以看成是对前人的回应。如果说人们在研究《全唐诗》文献上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今后还可能取得更多的突破，都应该在内心保持对近现代所有贡献学识和智慧的学者们的敬意，其中包括那位“王全”。

也许只是偶然，傅璇琮先生当年自称的那个“全”字，日后竟成为他学术大体系的表征。这个大体系的形成固然与他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总编，后来又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领导的经历有关，也与他在古典学术方面的宏览博识与深刻理解有关。这种博识与理解，化作了傅先生在选题和规划出版古典学术著作方面把握大局、统揽学术的气度。看一看他主编的著作，除《续修四库全书》这样的大手笔，还有全集系列、基础文库系列、研究集成系列、史料研究系列、文学史系列、大辞典系列……以唐代文学研究来说，既有新编《全唐五代诗》《唐人选唐诗新编》这样的总集，《唐才子传校笺》《五代史书汇编》这样的基础文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这样的史学性和工具性著作，也有诸如《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术传论》《河岳英灵集研究》等贯穿问题意识的研究著作，另外还有《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诗研究集成丛书》《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等总结性著作。从中可以看出傅先生对唐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学术王国的建立心中有一盘棋，这盘棋是一个大体系、大格局。然而要构建这种体系和格局谈何容易，不但要有登高一呼的地位，有组织研究的运作能力，还要有宽厚仁心与卓越识见。有仁心，登高一呼才能有相从者；有识见，组织研究才能有学科性。傅先生正是这两方面兼具而绝佳者。

傅先生的研究有方法论意义，有体系性价值，还有理念的内涵。他的全部研究都具有“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理性思考，即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通贯的研究，在筑实文献基础、综览充分史料的前提下，让“历史”中的问题显现出来，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最终在“文化”的层面上得出富于启示的扎实结论。所以，他“在研究中唐诗人的同时，认识到唐朝中后期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牛李党争’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中晚唐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则是研究党争的核心人物李德裕”（傅璇琮《治学清历》）。可见，傅先生之所以花大的力气进行李德裕研究，将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全部履迹、全部事实、全部心绪用谱系的方法呈现出来，追求的不仅是一种学理，也在表达一种历史文化层面的诉求。

统观傅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有一个“唐代知识界”研究系列，除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外，《唐翰林学士传论》可谓上层知识群体的图像库，《唐代诗人丛考》则聚焦于中小诗人，展示出另一层面的知识群体的面貌，而他对“牛李党争”的研究，也是“希望通过对李德裕一生事迹的考订和历史功绩的评述，让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矛盾、政局变动，并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傅璇琮《治学清历》）。回到前面提到的“王全”的那个话题可以知道，傅先生是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后期政治文化生活的学者，当他阅读历史文献、研究历史人物时，笔下总带有经过特殊时代苦雨洗沐而形成的思考与启悟，所揭示的人物的细节和命运能触探到历史的深处，是有很强的感发人心的力量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傅先生的有理念的学术，正是其人生经验和思想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