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范伯群先生把向恺然的长篇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称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注孔庆东也认为，因为《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作品，“中国的武侠小说终于走进了现代”。^注作为现代武侠小说代表作的《近代侠义英雄传》能够于 1923 年开始在《侦探世界》杂志连载，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作者的如花妙笔和如泉文思，另一方面，显然也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的问世，还归功于这一类型小说在此前的丰富积淀。

这里所谓的“此前”，可以追溯至唐传奇，甚至更远，但就其关联度而言，其实更多的是指清末民初，尤其指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到《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前后的这一段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梁启超等人的鼓舞与推动，小说写作迅速呈现更为繁荣的状态，其中不少期刊刊发了大量的侠义小说，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侠义小说合集和长篇单行本问世。此中主要是原创作品，当然也包括部分翻译作品，它们贴着“侠情小说”、“义侠小说”、“技击小说”等标签，在思想的传递、人物的描写、趣味的营造等方面进行着较有价值的探索，孕育了“武侠小说”这一概念，并为成熟的现代长篇武侠小说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这些侠义小说进行梳理和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现代武侠小说在其酝酿期的表现形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的侠义小说不仅仅是一种蓬勃发展的小说类别，更是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一种实现路径。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论影响不断延续，国民性改造思潮影响日趋扩大；义和团运动留下了诸多的事迹和话题；现实中的革命党人正在与各种秘密社团、江湖人士联合进行着革命活动；列强的欺凌、日本的崛起和国人羸弱的身躯、屡败的战绩不断刺激着有识之士的神经，尚武思想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广为流行。此时的侠义题材小说通过对各类小说元素的独特呈现，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积极回应。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更清晰地体察、把握小说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对清末民初侠义小说更加深入、更为细致的理解成为可能。

关于清末民初侠义小说，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刘若愚（James J. Y. Liu）在The Chinese Knight － Errant（1967 年）中提到了清末民初时期致力于宣扬武功的小说，并指出他们在对身体的可能性的探索方面毫不输于此前的剑侠小说。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1990 年）对此时期的侠义小说与尚武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1999 年）对此时期的侠义小说写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经典作家作品进行了以点带面的分析与概括。韩云波的《论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1999 年）指出，此时期的短篇武侠小说一方面努力脱离旧侠义长篇和旧文言轶事短篇小说母体，一方面从不同方面尝试建立侠义小说新形式。徐斯年、刘祥安的著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武侠党会编》（2000 年）在论及此时期的武侠小说时给出了一个总体评价：“辛亥前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无论在张扬时代精神还是发展文学样式方面，都体现着一个历史阶段的开端。”^注此说诚然。同时还应指出，学术界关于武侠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了重要的话语空间。在武侠小说本体、小说史及经典作家作品的阐释方面，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1991 年）、徐斯年的《侠的踪迹》（1995 年）、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2004 年）、王立的《武侠文化通论》（2005 年）等专著致力于全面、体系、宏观地梳理侠的发展历程和武侠小说特征。韩倚松（ John Christopher Hamm）的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2005 年）通过个案研究，强调了武侠小说这种成人童话的现实根基；林保淳的《成人的童话世界———武侠小说的本体论》（2008 年）则精辟地论述了武侠小说的社会角色。以上种种，皆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诸多的启发。总的来说，以上关于武侠小说史、清末民初侠义小说的研究分别都已经达到了较为深入的程度，其中不少观点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们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下文首先对这一时期的侠义小说创作和演变的情况进行简要的梳理与概括。

一、清末侠义小说的旧中有新

1902 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第 1 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文在当时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基于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观及随之兴起的小说期刊兴办热潮，清末报章小说大量出现，对于“侠”的时代书写也因此搭了顺风车，呈繁荣景象。清末小说对于侠的呈现，既有传统的一面，又表现出多种新态势，体现出特别的旨趣。

《仙侠五花剑》出版于 1901 年，作者署名“海上剑痴”，即孙玉声。它的价值在于延续传统和提供一个阅读的参照系。小说讲的是红线女、虬髯客等剑仙重回凡间收徒传功，并引领徒儿行侠仗义的事情。这是一部剑侠小说，此前类似的作品也并不乏见，可以说它延续了一种写作传统。它有值得言说的地方，比如小说写到，众剑仙是为行刺奸贼秦桧而下山，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既为侠客，即使已成仙，也不能对人间的疾苦视若罔闻。小说又写到，空空儿下凡后收燕子飞为徒，并授以芙蓉剑，不料燕子飞心术不正，得真传后干尽坏事，众剑仙竟奈何其不得，只好请公孙大娘出山，特地使用克敌秘器，方为人间除恶。这样的情节设置很有意味，它至少暗示了这么一层意思：功夫的作用，取决于人品；倘使人的道德存在问题，则功夫越高，为恶越甚。这样的认识是有意义的，相信也能够被时人所接受，同时也为道德与智识的分歧提供了一个小说家言式的答案。但小说最终所安排的结局，是众剑仙带领徒儿回仙山去了。从这一结局可以看出，小说虽然也曾摆出介入现实的架势，但众剑仙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人间历史的进程，而是要为他们的仙家名誉加一个人间的注解。他们的最终归隐的选择所要传递的立场，是出世，而非入世。这显然不能代表清末民初侠义小说的立场。

与《仙侠五花剑》不同，陈景韩的“侠客谈”致力于改造世界，体现出入世的情怀。他在当时无疑是“侠”的最有力的推崇者之一，但或许不偏至就难以说明问题，陈的部分观点显现出了极端的色彩。陈景韩所编的《新新小说》杂志重点突出“侠客谈”这一栏目，在对“侠”的宣传方面无疑是不遗余力的。这本杂志的最显眼之处，在于陈景韩自撰《刀余生传》中所列出的“杀人谱”。“杀人谱”列出了一系列必杀之人，老弱病残皆在其中，它传递的，是当时的一部分时代精英的激进心态。仔细探究，可以发现这样的心态并不新鲜。一度被称为武侠小说成熟之作的《水浒传》当中，梁山好汉们杀人不皱眉头的英勇气概很受追捧，而追捧者往往很少思考小说中的被杀之人是否已经到了该杀的地步。陈景韩的这种写法，其实是此时期部分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的一种文学呈现。梁启超在译介康德时有云：“所谓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也。”^注但这句话的意思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得到更多的认同，还需要时日。

相比《仙侠五花剑》和《刀余生传》等作品，清末时期其他致力于书写侠义精神的小说，往往将侠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语境之中，突出其为国为民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其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新小说》杂志第一期刊载了梁启超所撰写的“传奇”《侠情记传奇》。虽为“传奇”，但在梁启超等人的观念中，实际上也是小说的一种。《侠情记传奇》彰显了意大利的马尼他姐弟二人受英雄事迹的激励，欲为祖国而牺牲的精神，作品借人物之口说道：“这些慷慨义烈的英雄，他原以流血救民自命，就是马革裹尸，也不能算作不幸。只是他抱此热肠，为能够替意大利祖国出一口气，怎好便这般结局呀……”^注作品用文学的形式，显现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时代精英对于“侠”的基本认识。与之相似，黄海锋郎在《日本侠尼传》中也曾发出如下的呼唤：“试读日本维新史，便知那班维新豪杰、开国元勋，从前多是读书的、行医的、经商的、无业的，无权无力、困苦流离，所倚赖的，全是一条爱国的热肠，满腔忧时的血泪，人人都抱顶天立地的气概，个个都有成仁取义的精神。”^注从这一表述中，可以找到爱国、忧时等人们非常熟悉的词汇，这既是对于儒家传统的继承，也是对现实需求的回应。从梁启超等人开始，文学作品中的侠，作为一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体现在诸多的理想国民身上。作为一种国民精神的侠，在此时高调走进中国文学。

随后的一些小说延续着这一思路，从不同身份、职业的人身上寻找和放大侠义精神的印迹，从而加强了对侠的宣传力度。《新小说》杂志“札记小说”栏目自第 8 期开始登载啸天庐主所撰写的《啸天庐拾异》，啸天庐主即为马叙伦。《啸天庐拾异》中有《侠胥》、《义盗》、《侠客》等数篇，短小精悍，寓意深长。当中所述之诸侠，其出身各有不同，但都能够为保护他人而努力，为扭转社会不平而付出。还值得一提的是，《啸天庐拾异》头一篇为《瓯邑寡妇》，讲述庚子年间一寡妇伙同数名无赖子在乡间试图作乱，最后被歼的事情。这一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定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传递不同的理念，但这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本文要强调的是作者的一句评论：“瓯俗之武，异日中国之复强，或将有赖与。虽然，彼寡妇者，余爱其勇，余又恶其愚也。”^注显然，《啸天庐拾异》与同时期的诸多文字一样，其着力的就是开启民智，因为在他们看来，国人并不缺武或者勇，真正缺乏的是精神、智力，这种想法在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写作中是一直贯穿的。

清末的小说在侠义精神的弘扬方面比较突出之处，还在于对女性的侠义精神的渲染。女性在当时是社会的弱者，从弱者的自强写起，自然更有说服力。关于这一点，《女娲石》中是如此表述的：“我国山河秀丽，富于柔美之观，人民思想，多以妇女为中心，故社会改革，以男子难，而以妇女易，妇女一变，而全国皆变矣。虽然，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注《女娲石》出版于 1904 年，标为“闺秀救国小说”，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时人对于妇女解放的殷切希望，与《日本侠尼传》呈呼应之势。当然，就清末时期大众的阅读视野而言，传统小说中的女侠并不乏见，传奇、话本姑且不论，《儿女英雄传》的十三妹想来当时的人还记忆犹新，所以本时段初期一部分作品中的女侠形象塑造延续了唐传奇以来的写作传统，觅得了写作资源。《醒狮》杂志第 2 期刊载“游侠小说”《母大虫》，作者是柳亚子。小说中的女子“家世绿林，然不杀不辜，专为社会除罪恶”，^注且颇有视死如归的精神，不过“大虫”一词的采用，有趣味，可深究。《女子世界》杂志于1904 年第 4 期刊载《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第 7 期续完，同期又载《梁红玉传》，作者皆为松陵女子潘小璜。红线、隐娘等形象传统色彩强烈，折射出精英知识分子无处着力的尴尬，但细细品味，还是能找到女权主义者努力前行的痕迹。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女权主义者到底是何种身份？潘小璜系何人？还是柳亚子。一位男性作家，化名为女性，在为女性而办的专门杂志上，发表促使女性觉醒的文章，这一模式颇有意味。然而，传统终究是稳固而强大的，到 1911 年赵焕亭《蓝田女侠》出版，沅华修习少林、武当派功夫以报家仇、力助弟兄，遂成一名女侠。这一文本的存在提醒我们，大约对女性来说，救国之事过于渺茫，扶助父兄更为实际一点。

此时“侠情小说”也已经气势渐起。刊载于《月月小说》第9 期、第14 期的《岳群》就是其中一篇。小说中的岳群乃庚子之役中的一员勇将，其所爱的女子寿奴既美，且有才，当为必然。而自《月月小说》第 11 期开始连载的“侠情小说”《柳非烟》，作者署名为“天虚我生”，小说把代表“侠”的陆位明设法成全才子施逖生与美人柳非烟的情这么一段故事演绎得扣人心弦，加上功夫、易容、机关等有趣的元素，可读性较强。侠情小说的出现，可以被理解成为当时的作者为了普及“侠”的理念而与大众的喜好深度结合，走上了一条更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路径。从辛亥革命之后的侠情小说之风行来看，这一路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二、民初侠义小说的伦理建构

到了民国初年，大量出现的原创侠情小说与义侠小说，没有显现出对传统礼教的明确反对，但它们在寻求各类现代道德伦理的建构路径中，体现出与具有时代意味的价值取向，从而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不少小说强调了以族群意识为中心的侠义精神。周瘦鹃的侠情小说《中华民国之魂》刊于《礼拜六》第 26 期，写了三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纠葛。小说中，侠义精神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得到了非常明确的阐释，它甚至压倒了血缘关系。剑秋《好男儿》刊于《礼拜六》第 11 期，其价值诉求与《中华民国之魂》类似。这些小说之所以能够以如此的形态来颂扬为国为民的精神，关键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始终存留侠义精神的火苗。

民国初年有多篇侠情小说以妓女为主要人物。如《朝霞小传》（《礼拜六》第 1期）、《义妓》（《娱闲录》第 6 期）、《英花小传》（《礼拜六》第 66 期）等小说，皆是如此。这些小说，大多写妓女为了心爱的文人而甘愿做出牺牲，当然，作为回报，她们最后也往往品尝婚姻的果实，这与诸多民国野史的记载相映成趣，可见不同文本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在这些小说中，能够为爱牺牲的只能是妓女？答案也很简单，普通女子在此时尚无决定自己爱情的权利。徐枕亚《玉梨魂》的悲剧，正源于此。而胡适的《终身大事》发表则在若干年之后。小说借妓女形象，表达了对女子“为爱牺牲”精神的渴望。

更有多篇侠情小说以婢女为主要表现对象，表现出对身份卑贱者的殷切期望。代表者有《雌雄侠》（《礼拜六》第 5 期）、《雪里红》（《礼拜六》第 15 期）、《侠婢诛仇记》（《民权素》第 16 期）等。这些小说主要写婢女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为主人复仇与申冤，虽历经磨难，直至牺牲，矢志未改。梁启超曾经说：“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注小说的这种情节设置，跟梁启超的观点非常贴近。以上小说没有探讨婢女的存在是否与现代文明匹配的问题，但对她们所负载的侠情的描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时人对她们的态度，小说潜在地体现出一定的平等意识。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作者以此来激励居于社会主流的三尺好汉，不要再继续作“东亚病夫”状。

当小说在讲述带有侠义色彩的普通人的故事时，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意味深长。岑楼的《浪儿》写热衷侠义的浪儿变卖家产，欲资助奇士，可惜一无所得。他说：“今天下人心，日刳于势利，山鬼罔两，交望于道。欲澄乱源，宜先掊腐朽人心。然非大力者莫能致也。”^注这就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了，它在其他类似小说中也有呈现。尘因的《铁儿》标“义侠短篇”。小说写乞丐铁儿勇于救人和报恩，颇有侠义之心。他说：“凡睹人处危极之际，不啻身受其险，此人情之常，吾不禁庇之，是非吾所自知，尤非吾能所自阻者。”^注作者写出这句话来，大约是要将侠归于天性。然而，这篇小说所描写的诸多人物的无义之态，则容易让人产生绝望之心。海沤的《芳姑》刊于《民权素》第 11 期，标“侠情短篇”，小说写玉生有爱国心，勇于与日本人为敌，芳姑也能勇于复仇以救夫婿，后同入狱中。这篇小说值得关注的是其呈现的令人压抑的社会环境。当玉生因反感日本人之跋扈挺身而出并因此入狱时，革命党“某大伟人”竟派来手下，以筹集革命费的名义实施勒索杀人的勾当，而当地官府则以其通革命党之罪没收其全部财产。虽然小说在解释时将以上之一切均归于一人之罪，不过恐难服众。以上种种，都在事实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社会，由此小说要传递的认识是：侠的存世，是非常可贵的，因为社会并没有培育侠义精神的土壤。不过，在这些小说中，侠义行为固然无比动人，侠义精神所面对的无物之阵又是难以名状的庞然和强大。

既然无自保能力的普通人行侠仗义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所向往的侠义精神就只能由游离于传统社会结构之外的有自保能力的人来承载了。《饲猫叟》（《小说月报》第 3 年第 4 期）、《侠盗》（《礼拜六》第 4 期）、《燕子》（《礼拜六》第 12 期）、《烟扦子》（《礼拜六》第 12 期）、《古刹中之少年》（《礼拜六》第 22 期）等小说中，侠义人物均功夫一流，身份则或匪或盗，但作者总能够在文中为其发声辩解，如：“我岂生而匪者，特为汝辈贪官污吏所迫，不得已而落草耳。”^注又如：“顾某之为盗，与他人异，专劫贪官污吏，且时为人雪不平事。”^注再如：“我们虽做这妙手空空的生涯，却是尚侠重义，偷富不偷贫，偷不义，不偷慈善，遇着那穷困的人，还要周济他些呢。”^注以上种种言论，无非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即使身为盗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使身为盗匪，也可以行侠仗义、劫富济贫。这类侠义书写大抵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想象，这种身份设定也并不是作者的独创，这类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漫长的小说史积淀。就其效果而言，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这些文字在启蒙和教育盗匪方面大概也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更主要是增加阅读趣味罢了。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它们也确实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启发了一种思考：即使身为盗匪，也可行正义，我辈（读书人、少年人……）又当如何？

这样的小说写作与社会现实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叶小凤《古戍寒笳记》的序言或可提供一个线索。《古戍寒笳记》1914 年曾连载于《七襄》杂志，后出单行本。这部小说以反清复明斗争为主线，其中不乏江湖人物和武林故事，也有女侠临危不乱成其大事的事迹，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而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参与斗争的烈士遗民的心境。吴绮缘在为该书所撰写的序言中说：“是书所记，皆有所本，兼可补史乘所阙疑，殊非一般空中楼阁可比。且其中杂以孤臣烈士名将美人，穿插得宜，生气勃勃，一加批阅，可泣可歌，又岂独酒后茶余之无上上品哉！”^注此段评论，将小说的写法与价值，总结得比较透彻。其中所谓“皆有所本”，若非当时之有心人，断断不能做出此种判断。由此，亦可知作者借小说写作介入历史与现实的雄心。它虽然只是当时侠义小说的一种写作方式，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也颇为典型。

三、由技击小说到武侠小说

在清末民初，除侠情小说与侠义小说之外，同样占据一席地位的，是技击小说。所谓技击，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武功。技击小说在此时的繁荣，首先当然是归功于尚武思潮的持续，而具体考察其形态，也不难发现，这同时也是文学趣味的胜利。

技击是此时期人们运用得较频繁的一个词语。蔡锷的《军国民篇》从《新民丛报》1902 年第 1 期开始连载，它是近现代尚武思潮中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在此之后，尚武精神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接受和支持，以霍元甲为代表人物的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的创办和逐步扩大影响，是其标志之一。尚武思潮无疑是技击小说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林纾的《技击余闻》初版于清末，共收入四十多篇短篇文言笔记体小说，所述之人之事，大多发生在林纾的家乡福建。钱基博所撰写的《技击余闻补》，自《小说月报》第 5 卷第 1 期开始连载，其中所讲述的人物，大多生活在钱基博的家乡无锡。再有朱鸿寿《技击遗闻补》，自《小说新报》第 8 期开始连载，其中人物则多在朱鸿寿的家乡宝山。这些小说，简直可以被称为乡土文学，但又显然不能仅仅以乡土文学视之。几位作家的不约而同式的写法，实际上是在强化其说服力和影响力。当然，一种小说潮流，发展到后来，其写作取向自然会呈现多元化态势，自然也可以是闲来无事的娱乐消遣。

一旦明确了供娱乐消遣的使命，小说对技击功夫的书写便向趣味性这一路尽情地走去。民国初年的小说通过对武功的逐步复杂化与体系化的书写来建构一种文学趣味。林纾的《技击余闻》中对功夫的描写，除一般拳技外，已涉及硬功、内力、轻功、点穴，少林功夫的正宗地位也已确立。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相比林纾，在武功的描写方面更显丰富。在他的著作中，除剑仙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外，功夫也明确了内家、外家之分，门派则为少林和武当并称，练功的路径也往往被总结为“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关于人物对功夫的运用，有多见神妙之处。普罗提诺曾说：“无论何时，人若想赞叹照着范本造成的摹本，必会直接赞叹那范本本身。”^注这样的写作，大概能使当时的读者大众因此而热爱上武术本身的。

一旦技击功夫就此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习武者的自我修炼问题就成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些小说中，如何做好人成了武侠世界中的首要规则。作者不仅会发表相关言论进行规劝，同时也会在情节设置方面加以关照。《尹杜生》（《小说新报》第 3 年第 1 期）描述了一个完整的从初练到武功高手的过程，小说始终不忘告诫读者：“谦受益，满招损，学问无穷，虚心为贵。”^注这当然不仅仅指学武。《咏春》（《小说月报》第 10 卷第 5 期）对著名的广东拳术“咏春拳”的传人故事进行了铺排，其中对练武的凡俗之人自大自傲心态的描写可谓深入骨髓，与此相对应的是写到咏春拳嫡传弟子最优者乃一药店掌柜，和易文雅，不似怀拳技的高人。两相比较，作者的评判标准不言而喻。《双泉寺僧》（《小说新报》第 5 年第 5 期）进一步将这些品格上升为组织规范，它提出：“啬汝气、壹汝志，慎操行，毋助暴，此吾宗之要诀也。吾于贪官污吏，可稍惩之。若正人君子，自宜敬之重之，不可轻试。”^注以上种种可见，在时人看来，对侠客来说，道德与功夫本是不可偏废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道德要高于功夫。要先学会做人，这是对侠者个人品行的第一要求，它很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是通俗小说最为常见的写法。

功夫既高，品德又好，这样的侠客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无敌先生》（《娱闲录》第 6 期）憧憬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中国侠客到英伦三岛去行侠仗义，进而引发了人家的惊呼：“阁下支那人耶？欧美人素轻贵国人，是谬见也。”^注言辞之间，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调。

在此基础上，1915 年，林纾的《傅眉史》在《小说大观》杂志第 3 期发表，标注为“武侠小说”，这一名称此后一直被沿用，“宣告中国本土武侠小说的正式出现”。^注

清末民初的侠义小说正处在一个文体逐步成熟的阶段。它通过义侠来探讨精神，通过侠情来铺排情感，通过技击与武功来增加小说的独特趣味。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来说，这些作品对侠义精神、情感世界、技击功夫等方面的表现扎根于社会现实与文化环境。柏拉图曾云：“人性好像铸成的许多很小的钱币，它们不可能成功地模仿许多东西，也不可能做许多事情本身。所谓各种模仿只不过是事物本身的摹本而已。”^注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关键离不开作者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当然也归功于巧妙的文学呈现。从小说与读者的关系来说，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对于读者而言，它们在思想、艺术等层面都显现出足够的亲和力。“它们成为作品以后，必是对大众歌唱与讲说，若仅以为个人游戏而作，这在他们是无暇于此的，也是大众所不欢迎的。”^注以上两个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清末民初侠义小说的这些探索，对于现代武侠小说来说，无疑是极有价值的。

注：范伯群：《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37 页。

注：孔庆东：《话说平江不肖生》，《平江不肖生研究专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8 页。

注：徐斯年、刘祥安：《武侠党会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66 页。

注：中国之新民：《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 年汇编，第 98 页。

注：饮冰室主人：《侠情记传奇》，《新小说》，1902 年，第 1 期，第 155 页。

注：黄海锋郎：《日本侠尼传》，《杭州白话报》，1902 年第 1 期，第 1 页。

注：啸天庐主：《啸天庐拾异·瓯邑寡妇》，《新小说》，1903 年，第 8 期，第 136 页。

注：卧虎浪士：《女娲石·叙》，《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190 页。

注：侠少年：《母大虫》，《醒狮》，1905 年，第 2 期，第 20 页。

注：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3 页。

注：岑楼：《浪儿》，《民权素》，1915 年，第 6 期，第 14 －15 页。

注：尘因：《铁儿》，《民权素》，1915 年，第 10 期，第 19 页。

注：剑秋：《燕子》，《礼拜六》，1914 年，第 12 期，第 34 页。

注：剑秋：《侠盗》，《礼拜六》，1914 年，第 41 期，第 35 页。

注：是龙：《烟扦子》，《礼拜六》，1914 年，第 12 期，第 29 页。

注：吴绮缘：《古戍寒笳记·序四》，上海小说丛报社，1917 年版，第 7 页。

注：［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37 页。

注：瘦梅：《尹杜生》，《小说新报》，1917 年，第 3 卷第 1 期，第 3 页。

注：月僧：《双泉寺僧》，《小说新报》，1919 年，第 5 卷第 5 期，第 1 页。

注：我闻、纯浩：《无敌先生》，《娱闲录》，1914 年，第 6 期，第 11 页。

注：韩云波：《论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4 期，第 109 页。

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98 页。

注：杨荫深：《中国俗文学概论》，台北：世界书局，1965 年版，第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