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1 世纪以来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21 世纪以来，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在国内外各种理论思潮的激荡下，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趋向多元化，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有明显的拓展，从李白诗中的妇女形象到人物类型、从审美内涵到文化意蕴、从所反映的思想世界和女性观念到艺术世界等等都有论及，不但研究者愈来愈多，而且研究成果不断有创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研究局面。

一、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阈

承继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汉学家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阈进行研究，国内女性主义批评至此时已是蔚为大观，研究者与论文数量都呈彬彬之盛。唐淑惠的《浅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指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是表现其文学主张、展示自己崇尚自然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的载体，并通过女性来透视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因此诗中的“女性是他对社会观点的‘传声筒’。李白潇洒俊逸的风格与其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息息相关”。^注钱素芳、张建芳的《试论李白诗歌中的妇女形象》，则分析了李白不仅关注女性的形体美，更专注女性的精神美，尤其是其女性诗歌所蕴藏的叛逆精神。^注孙艳红的《李白闺情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认为，其“美女”原型体现了诗人的政治之恋；“怨妇”群像反映了人性的自然流露；“弃妇”情结蕴含着诗人的生存境遇；揭示出丰富多彩的社会问题、文化症候和人生哲学。^注陈定宏《李白诗歌中妃子形象的阐释》专论李白诗歌中妃子形象的文化内涵，即妃子形象“都有所喻指”，“既是在写后妃，也是在写自己，这揭示了男性作家文本描写女性形象的一个典型特点，即带有浓厚的男性因素的影响”，^注其分析较为独到；许夙慧则认为李白“未能摆脱传统男权社会文化的桎梏”，“其诗作中的女性形象，多数是作者以男性主体异己的想象，是诗人男性情感、情绪的载体”，是在男权意识和思维模式中的再创造，并从女性存在、女性主体意识及女性主观能动性三个方面探析李白女性诗中所展现的男权意识。^注何李新《缺席的女性———论李白的妇女诗》一文从拉康和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认为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女性书写“所掩盖的恰恰是真实女性的缺席”，其书写策略表现为“或经由时空想象把女性奉为崇高的他者，或刻画现实女性对男权的依附与僭越”，^注展现出两性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对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存在现象做了独辟蹊径的分析；同时，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以李白的女性诗、咏侠诗为例从两性角度论述了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女性存在“暴露出一种性别规范的暴力”，其“真正指向的是不在场的在场———男性主体”。^注李文华、周芃《男权视野下的李白妇女诗》认为，“李白无法摆脱传统男权社会文化的桎梏”，女性存在被物化、被喻体化的现象，展现的依然是“传统男权文化视野下的妇女形象”。^注刘显成从李白的女性诗与唐代仕女画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象角度入手，探讨诗画互动及其所显现的唐代女性意识的内涵与特点，认为李白的女性诗与唐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从女性类型与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都具有同质性的美学特点，^注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则认为两者虽有文人尚“纤腰柔弱”与画工尚“丰肥艳丽”的差异，但皆是从男权主宰的视角所进行的刻画抒写，其实质是男权话语导致的“女性缺位”。^注这些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李白的女性题材诗，一般都将女性指向传统男权文化下性别规范的女性，是男性主体欲望化的投射，因此不是现实中女性形象的再现。

二、比较研究的批评视阈

比较研究的批评方法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常用的批评方法，在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中亦运用广泛，将李白的女性诗歌与杜甫、张籍、白居易、李贺、苏轼、曹植乃至英国的拜伦等进行比较，探究其女性形象、女性观念及所表现的文化内涵的异同，许德楠的《李白的“携妓东山”和杜甫的“莫学野鸳鸯”———诗仙、诗圣女性观的一点比较》^注，龚仲元的《李白〈陌上桑〉与张籍〈节妇吟〉之比较》指出作为同样的民女罗敷形象，李白通过她表现了盛唐文人张扬自我意识、不惧权贵的豪迈精神，而张籍则表现了中唐文人相较盛唐文人而言，骨气顿衰，面对权势只能婉拒而不能直言反抗，缺乏蔑视权贵的豪气与勇敢，多了一些落寞与无奈。^注李春芳比较了李白与白居易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两者都塑造了一些相似的女性形象：宫廷女性、舞女妓女、劳动女性和妻子等，同时在相似的女性形象中也因身份、立场及视角的不同而显现出差异性，如“杨贵妃”形象与商人妇形象，并揭示了其差异的原因：“李白是一位纯诗人，站在平民的立场、以相同的平民身份去看待女性，关注同情妇女，表现的是一种民间的豪侠情怀；白居易则具有‘政客’与‘骚客’的双重身份，以同情平等的态度关照女性时，夹带着正统儒家的政治情绪，在看待女性时显示出了矛盾性。”^注王延在《浅析李白和李贺女性题材诗歌的异同》一文中，探究了李白和李贺在女性题材诗中都把女性当作比兴言志的手段：借女性形象抒发政治失意、表达人性的美好以及对男权的屈从；两者的相异性则主要表现为李白诗中的女性形象类型更加丰富，除了两者共同描绘的神女、妓女、宫女、思妇外，李白还有“侠女、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女道士、勇妇、奔妇、女英雄等”，且大多“性格鲜活、疾恶如仇、敢爱敢恨、豪爽活泼”。由此所反映的两者价值观的差异：李白表现了“一种自由豪侠的民间情趣”，而李贺则表现了“对女性情感的认同”。^注杨林夕的《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差异及其文化意蕴》^注和《同类诗与别样情———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情感表现之比较》^注以及李芳、王友胜《死生契阔与子成悦———论李白、苏轼的婚姻及其情爱观》^注等文章则将李白与苏轼的女性题材诗进行比较。其中杨林夕对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分析有许多创新点：认为李白和苏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者分别对应着‘民间口头话语’和‘文人文本话语’，它们分属‘下层文化’（民俗文化）和‘上层文化’（正统、官方文化）”；李白多关注民间下层，其女性诗表现的多是民间的感情和世俗的审美情趣；而苏轼多表现贵族上层，代表的是政治之情和官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有将李白与拜伦诗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如蔡玲凌的《李白与拜伦诗歌女性形象对比研究》就指出虽然两者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但具有不一样的情怀：李白所描写的女性不仅外表秀美，且具有内在的精神美，是李白政治理想的一种投射；而拜伦对女性主要是描绘其外表美，而将其内在精神则表现为妖妇、荡妇，内心虚伪狠毒，因此拜伦是把女性当作满足男性欲望的存在物，女性存在的价值只为取悦男人而已，同时女性是软弱无能的，只能等待男人的救赎。^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