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氏朝鲜汉诗的兴盛

第一节 高丽时期的隐逸诗

李氏朝鲜承续高丽朝而来，李朝汉诗也是承续高丽诗风而来，所以本章先从高丽朝诗风谈起。高丽诗人和朝诗作固然有着多种类型，但是其间隐逸诗风的盛行不衰，却是极为突出的。隐逸现象在朝鲜古已有之，新罗时代的崔致远、金可记等都是载诸史册的隐逸诗人。然而，由于特殊的政治及文化原因，在高丽四百多年间，隐逸诗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前，并且出现了带有团体性质的隐逸诗人群体，这对高丽时期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高丽时期隐逸诗人概述

高丽早期的隐逸诗人以郑知常为代表。郑知常（? ～1135），为人性情豪放，豁达洒脱，他对儒家的繁文缛节比较反感，崇尚老庄的自然旷达、超尘脱俗，因而为权势所不容。其思想中遁世避俗、隐逸无为的意识比较强烈，他所追慕的乃是“红尘万事不可到，幽人独得长年闲”（《开圣寺》）的隐逸生活。其诗中多有亲近自然，清新雅淡的诗篇，如“地应碧落不多远，僧与白云相对闲” （《题登高寺》）,“浮云流水客到寺，红叶苍台僧闭门”（《题苏来寺》）等。

高丽中期，出现了很多带有隐逸性质的文人团体，如耆英会、后耆会等，其中以“海左七贤”最为著名。他们在一起啸游山林，饮酒作诗，影响很大。“海左七贤”是一个效仿中国“竹林七贤”的诗人群体，以李仁老、林椿为首，成员包括吴世才、皇甫抗、咸淳、李湛之、赵通等。七人当中，除了李仁老、赵通仕途通畅外，其余的都是一生沉沦于社会下层。

李仁老（1152～1230），字眉叟，是“海左七贤”的领袖，一生仕途基本平坦，但在武臣执政期间，他壮志难酬，且不得不出入于显宦崔忠宪父子之门，其内心十分痛苦。他羡慕陶渊明、严子陵的隐逸生活，并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卧陶轩”。他还模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撰写了《青鹤洞记》，文中的青鹤洞就是古代“遁世者”隐居过的世外桃源之地。 《记》中所附诗歌《游智异山》曰：“头流山回暮云低，万壑千岩似会稽。策杖欲寻青鹤洞，隔林空听白猿啼。楼台缥缈三山远，苔藓微茫四字题。试问仙源何处是，落花流水使人迷。”这首诗可以说是眉叟渴慕遁世生活的真实写照。其所赋诗篇往往闲远疏淡，清新朴素，如：“一棹去时知客兴，孤烟起处认山家。闭门高卧无人到，留得铜钱入画叉”（《雪，用东坡韵》）;“春去花犹在，天晴谷自阴。杜鹃啼白昼，始觉卜居深” （《山居》）;“千古仙游远，苍苍独有松。但余泉底月，仿佛想形容”（《寒松亭》）。

林椿，生卒年不详，被李仁老称为诗友。郑仲夫作乱时，他全家遭难，仅自己逃脱。后来科场一直不得意，一生穷困潦倒。和李仁老相比，他是真正的流落山林，布衣一生的隐士。其诗中多自然景观的描写，且观察细致入微，体验深刻，如：“青山影里两三家，垂柳阴中千万户。日暮郊原牛马归，春色洲渚凫鹭浴。”（ 《岭南楼诗》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中多了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如：“田家椹熟麦将稠，绿树初闻黄栗留。似识洛阳花下客，殷勤百啭未曾休。”（《闻莺》）

高丽末期，可称为是隐逸的高峰。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以“隐”自号的诗人，虽然不能说以隐为号的人就是真正的隐士，但至少从他们的取号上可以看出个人的志趣，即这个时期是有相当多的人是把隐逸当做自己人生的理想的。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对一些有着隐逸思想却又并未归隐山林的人，我们依然可以称之为“隐逸之士”。其中有文集流传的诗人有：牧隐（李穑）、冶隐（吉再）、圃隐（郑梦周）、野隐（田禄生）、松隐（朴翊）、陶隐（李崇仁）、农隐（崔瀣）、遁村（李集）；无文集流传但是有名可考的诗人有：晚隐（洪载）、休隐（李锡周）、桐隐（李在弘）、成隐（金大润）、樵隐（李仁复）、桃隐（朴文彬）、筑隐（宋文贵）、耕隐（田祖生）、耒隐（田贵生）、郊隐（郑以吾）、渔隐（廉东亭、闵霁）、泽隐（曹溪然公）、丽隐亭（李思之）、醇隐（申德邻）、碧隐（柳玽）；真名不可考的有海隐①、东隐②、隐庵③等。至于元天锡、郑枢、卓光茂等人，虽不以“隐”自号，但也是当时知名的隐士。此外，当时所谓“七十二贤”者，大都是遁世之人。 《杜门洞七十二贤录》题注中这样写道：“丽末，忠臣立节死义者多，其余则杜门屏迹于当世。或不仕自靖者，通称杜门洞七十二人。”④其中便包括郑梦周、李存吾、郑枢、吉再、元天锡、李穑、李行等。在短暂的一个时期内，竟然出现这么多的隐逸之士，确实是蔚为大观，在整个东亚汉文学史上也属罕见。

其中，主要的诗人有：

牧隐李穑（1328～1396），是丽末文学大家。他十四岁成均试及第，后随其父李榖赴元朝，就学太学。高丽恭愍王二年应试元朝科举，中第二甲第二名，不久被任命为翰林文学承侍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回国以后任高丽政府要职。但他晚年，曾遭流配，流放于清州、衿州、骊州等地，渐生潜游山林之心。他说：“今则明良遭逢，都俞吁咈，鱼川泳而鸟云飞也。流示之爵禄而盐其利，是以，于焉者皆山林之秀也，而吾老矣，犹之可也。” “近世崔拙翁自号曰农隐，星山李侍中自号曰樵隐，潭阳田政堂自号曰野隐，予则隐于牧，今又得侍中族子子安氏焉，盖陶乎隐者也。”（《陶隐斋记》）⑤

圃隐郑梦周（1337～1392），十四岁中进士，二十四岁文科及第。曾奉旨出使日本、辽东、南京，恭让王三年出任宰相。他“擢状元而擅文苑之英华，续道绪于濂洛之源，引诸生于诗书之囿”（《圃隐斋记》）⑥，但他面对走向末路的高丽王朝，也只能扼腕长叹。他说：“折柳樊圃，则因晨夜之限，通乎天道之有常。十月筑圃，则因寒暑之运，而知民事之有序。民事治于下，天道顺于上，学问之极功，

① 金九容《惕若斋学吟集》中有《绝句六首寄呈海隐先生》一诗，见《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六辑。

② 李集《遁村杂咏》中有《访东隐不遇》一诗，见《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三辑。

③ 成石磷《独谷集》中有《隐庵归金刚山，戏书数语为别》一诗，见《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六辑。

④ 《骑牛集》卷二，见《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七辑。

⑤ 见《牧隐槁》,《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三辑。

⑥ 同上。圣人之能事毕矣。吾舍此何适哉。”“于是，以圃隐名其斋。”（《圃隐斋记》）①

松隐朴翊（1332～1398），是丽末理学大家。吉再评他说：“扶植纲常，特立千载。猗欤德容，理学之宗。高尚之士，桐江之类；清静之节，浔阳之士。” （ 《画像赞》）②但由于不满现实，所以松隐一直潜心山林，过着一种逍遥自适的生活。“闻见先天事，荣名辱世间。莫言心内思，不似早还山”（《赠郑圃隐》），这是他的心态；而“天地光阴朝暎日，江湖消息夕寻盟。傍人莫问兴亡事，游水游山足一生”（《咏怀》），则是他生活的写照。其隐逸诗篇大多萧散冲淡，如他描述自己隐居生活的诗篇《赠圃隐》这样写道：“来放松溪隐士家，夕阳门掩落花多。樽前问我悠闲意，帘外青山半面斜。”

陶隐李崇仁（1347～1392），少有文名，牧隐李穑在《陶隐斋记》中说：“子安氏年十六以辞赋中科，辞气老成。” （注：子安氏，即李崇仁）高丽王廷选拔赴京师应试士子，李崇仁为首选。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晚年以郑梦周余党之罪被流放，后遭杀害。

冶隐吉再（1353～1419），面对衰世，无意进取。十六岁即有《述志》诗：“临溪茅屋独闲居，月白风清兴有余。外客不来山鸟语，移床竹坞卧看书”。后来，他毅然放弃高丽成均馆博士之职，潜心从事教育工作。李朝建国，以太常博士职招其来京，他也拒不就任。在《山家序》中，他描述了自己惬然自得的隐逸生活：“俗客不止，尘事未听，伴我者山僧也，识我者江鸟也。忘名利之荣劳，任太守之存亡。慵则昼眠，乐则吟哦。但见日月之往来，川流之不息。有朋访我，则扫尘榻一代之；庸流扣门，则有下床而接之。”吉再作为高丽朝高洁潇洒的隐士，得到了后人由衷的钦佩。 “千载钓台风，再使激东韩”（《过先生门》），这是退溪李滉对他的赞美。李荇也说：“巢父洗耳卧，尧德如天大。武王一戎衣，伯夷歌采薇。世固有如此，昔闻今世稀。卓哉吉门下，皎皎尚余辉。”（《过金乌山》）

二、高丽时期隐逸现象探源

在高丽时期，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隐士群体，可以说既与思想文化背景相关，

① 见《牧隐槁》,《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三辑。

② 见《冶隐集》,《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第七辑。也离不开朝政的现实动因。

首先，儒佛道思想的兼容是高丽隐逸思潮产生的内在原因。儒学，大约于公元四世纪传入朝鲜。儒家思想虽然强调积极入世的精神，但孔子也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样的话，这就为历代的儒士们设计了一个退隐的门径。当然，在儒家，个人的出仕或隐居，并不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是以天下是否有道、时局清明与否来决定的。

道学传入朝鲜时间晚于儒佛，在统一新罗和高丽时代，道教渐趋活跃。道教，特别是道家学说对士人们隐逸思想的产生影响更大。冯友兰先生说道家学说实源于隐士思想，并认为庄子哲学更是集隐士思想之大成。¹这一看法便说明道家与隐逸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内在联系。“隐逸”对于道家思想的爱好者来说，，是一种合乎自然的选择。对于天地、宇宙、自然之道的追求、体认和探索，往往是选择隐逸的一个重要动因。

实际上，甚至不用等到天下无道，道家的思想就可能直接引发对隐逸的追求。佛学，本来就是出世的哲学。从三国时期传入朝鲜以后，就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高丽时期成为国教。那时候在上层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主要是天台宗和禅宗，而禅宗的传播在社会下层则更为广泛。道家哲学中委命随时、知足保全的思想以及禅宗“直指本心”、“明心见性”、“平常心是道”的人间化转向，都为那些寻求精神庇护的士人们找到了一条比处于山林更好的出路，那就是白居易、苏东坡所践行的“中隐”。由此也不难理解，白居易和苏东坡成为了高丽时期诗人们心中的偶像，白诗和苏诗大为流行。

儒释道思想在高丽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包容的。正如元天锡在《三教一理》诗中所说：“三教宗风本不差，较非争是乱如鲑。一般是性俱无碍，何释何儒何道耶。”因此，在高丽时期的诗人们既可以是儒者，同时也可以兼信佛道。比如陶隐李崇仁，他“本之以濂洛性理之说，经史子集百氏之书，靡不贯穿。所造既深，所见益高，卓然立乎正大之域。至于浮屠老庄之言，亦莫不研究其是否。敷为文辞，高古雅洁。”²因此，儒士们既接受了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也接受了道家、佛家出世离俗，顺性自然的思想。

另外，虽然佛教被定为了国教，但儒家“君权神授，天命难为” 、“礼义忠孝，立身之本”的精神依然是高丽时期的主导思想，统治阶级还是较多依靠儒家思想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特别是十三世纪，安垧从燕京带回《朱子全书》，理学开始在高丽逐渐得到兴盛。李齐贤、李穑、郑梦周都是理学大家，且广收门徒，郑梦周更被称为“高丽理学之祖”。吉再就是他们的学生，他十八岁“就朴贲读论孟等书。觐父于京师，游牧隐圃隐阳村诸先生之门，始闻性理之论”。³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当社会政治环境残酷异常，诗人们对现实难以忍受而又无法反抗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就会标榜自然，寄情山水；另一方面，儒家的用世精神又使他们不能完全隐逸，依然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

其次，从时代背景上看，高丽时期政治的动乱、朝政的黑暗给那些意欲济世的士人们以极大的挫折感。先是发生了李资谦之乱和妙清之乱，接着便是武人跋扈。高丽中期，又是郑仲夫发难，大批文人惨遭屠戮，几被杀尽，从而开辟了武人专政的时代。这对文人们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思想上的一个巨大打击。

此后百余年，文人们只得远离政坛。于是，他们走向山林，靠隐居打发时间。当时，许多文人政客组织了带有隐逸性质的群体性组织。如神宗时，崔谠、崔诜兄弟和另外七名高位重臣组织耆老会；同时，致仕的前尚书庾资谅也组织了耆老会；东庵老人组成后耆会；中庵居士大提学蔡洪铭网罗永嘉君权公等国相八人，组成耆英会；还有以李仁老、林椿为首的“海左七贤”。他们大都放浪于山水之间，极力远离尘世，啸傲山林，诗酒为生，掀起了高丽隐逸的第一个高峰。如林椿在《答同前书》中所言：“昔辛谥有言，不婴于祸乱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自与志会尔。以此知贤者之处乎庙堂也无异于山林间矣，斯乃穷理尽性之妙。”⁴

高丽末期，政治腐败，国运衰落，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契丹、蒙古的相继入侵，可谓是内忧外患。与此同时，李成桂也正在虎视眈眈，谋篡王位。是年四月，辛褕派兵入侵明朝。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士气低落，于是回师松京，废黜辛褕，流放崔莹。之后李成桂立辛褕之子辛昌为王，又废，改立高丽宗室王瑶（恭让王）。此时，李成桂已经有心对高丽取而代之。为了剪除忠于王氏的势力，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还派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有极高声望、不肯归依李家势力的大学者郑梦周，并借机刺杀了许多其他反对派。京城内一片腥风血雨的恐怖景象，最终李成桂篡位成功。改朝换代期间这一段残酷的朝政现实与大批士人的隐逸行为密切相关。

从这儿可以发现高丽隐逸诗人的两个特点：一是一直脱离不了忧患的背景，很少有真正超凡脱俗，性淡如水的真正隐士；二是明确标榜自己的隐逸情怀，即出现了众多以“隐”为号的诗人。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这么多诗人向世人宣布自己的“隐逸之志”，实际上正是向当权者的一种不合作的示威。从中也可窥见朝鲜汉诗人耿直倔强之精神。

综上所述，高丽时期的隐士实际上是“名隐而实不隐”，他们时刻以儒家的精神激励自己，正如李穑所言：“三韩儒雅，古称多士，高风绝响，代不乏人，鲜有以隐自号者。出而仕其志也，是以羞称之耶；隐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所以他责问李崇仁：“子安氏卓然勇往之时，而以隐自名可乎？” （ 《陶隐斋记》 ）他对郑圃隐也说“圣人之志，未尝忘天下。” “圣人虽自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则尽其职。尽其职者，非独圣人为然，凡为君子者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对不公矣。夫子责之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则圣人之志在天下，可谓至矣。”进而他评价郑梦周的号“圃隐”时说：“井田之法，二亩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时亦有隐乎无也。巢许隐矣，食不可一日无也，其为农圃也可知矣。今达可隐于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颜为学者师。非其真隐也，明矣。将与牧者陶者而伯仲乎？”（《圃隐斋记》）权近为《泽隐诗集》作序时，这样来阐述他对“泽隐”的理解：“吾闻浮屠氏潜身山野，不求闻达，而其功必欲利物济生，普洽人天。其以隐自号者，盖欲自处于卑下之地，推利于无边也欤。”⁵他的解释显然还是把泽隐的“隐”当做“不隐”来看待的。

隐，而又不隐，有时会带来思想上的矛盾。吉再在《山家序》中说：“夫幼儿学之，壮而行之，古之道也。是以古今之人，莫不有学焉。若夫高蹈远引，洁身乱伦，岂君子之所欲哉。然世既有人，则有如颜子陋巷自乐者焉，时有不合，则有如太公隐处海滨者焉。然则其钓其耕，讵敢讥哉？”这段话看似在为隐逸辩解，然而究竟如何协调好“隐”与“不隐”，却实在是难以操作。同样，林椿在诗中，一面说“因思卜小隐，将买田一顷”（《崔文胤将卜居湍州》）、“小隐林泉送几年，道心聊学葆丘缘”（《次韵赠李上人觉天》）、“隐几静观齐物论，闭门方着绝交书”（《喜闵元拔见访》）；一面又说：“力排庄周逐诸子，笑骂只合黄筐籝。济时及物为吾志，肯于云卧甘芝耕？” （《次韵李相国见赠长句二首》） “而我心不羁，矫翼望寥廓。” （ 《九月五日与友人游龙兴寺海云房，确师求诗，分韵得阁字》）诗人内在的矛盾显露无遗。隐，还是不隐，对处于高丽乱世的诗人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两难问题。

三、高丽隐逸诗人的诗歌创作

“思无邪一句，千载素王功”⁶，儒家诗学思想依然是高丽隐逸诗人创作和评价诗歌的主要标准，但其实诗作内容非常丰富，在艺术创新上也有所突破。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写出了一批关注现实的诗篇。

如前所述，高丽时期的隐逸诗人不能做到完全超然世外，他们虽然隐逸山林，却依然关注现实，并且奋笔直书，写出了很多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如丽末隐士元天锡，“见高丽政衰，遯迹于稚岳山中”⁷，但却并不能做到超然世外，正如朴东亮在《诗史序》中所说：“牧隐、圃隐其终为文天祥、陆秀夫之徒，而茹芝餐菊亦岂公之所欲自托者哉？”⁸所以元天锡“隐著诗与文，文则史也，可以继紫阳笔……李退溪曰：耘谷诗，史也。诗以史则传于后无疑”。⁹元天锡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他“隐而不隐”的矛盾。也正因此，许多隐逸诗人都写出了很多现实感极为强烈的诗篇。

一部分是反映爱民思想的。如农隐崔瀣在《三月二十三日雨》诗中，以“万民落饥坎” 、“道路多饿殍”反映出了当时农村凋敝的景象。牧隐李穑的《蚕妇》对劳动妇女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怀。元天锡的《过杨口邑》写出了权贵豪门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大批农民逃亡的惨状，其诗云：“破屋鸟相呼，民逃吏亦无。每年加弊瘼，何日得欢娱。田属权豪宅，门连暴虐徒。孑遗殊可惜，辛苦竟何辜？”郊隐郑以吾《次茂丰县壁上韵》中反映的同样是掠夺农民土地造成的极不合理的现象：“立锥地尽入侯家，只有溪山属县多。童稚不知军国事，穿云互答采樵歌。”郑枢的《污吏》则揭示了农村由于横征暴敛导致十室九空的惨状：“城中鸟飞啼，城下污吏集。府牒暮夜下，岂辞行路湿。穷民相歌哭，子夜诛求急。旧时千丁县，今朝十室邑。君阍虎豹守，此言无由入。白驹在空谷，何以得维系。”还有一部分是反映忠君爱国思想的，如李穑的《高歌》:“独吟又高歌，心中血如何？皇天与后地，至死矢靡他。外患似冰雪，消之将奈何。春风方将至，白日如飞梭。哀哀君子心，有泪双滂沱。”表现了诗人因为国家遭遇到外患而忧心忡忡。郑枢《闻倭寇破江华郡，达旦不寐，作蛙夜鸣以叙怀》描述了倭寇进犯时的无奈：“腐儒空有泪，无力能经营”，衷心希望“安得有手斡天运，坐使群龙洗甲兵”，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圃隐郑梦周的《奉使日本》和《旅寓》是高丽爱国诗篇中的杰作。元天锡的《挽崔将军莹》以“赫然功业终归朽，确尔忠诚死不灰”，对其忠君爱国思想作了激情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