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黎玉在古冶

黎玉，新中国成立前化名赵秋年，1933 年 4 月受河北省委安排来唐山，任中共地下党唐山市委书记，他来到古冶林西，依然将市委机关设在古冶大地。他在古冶期间做了两件事，一是恢复了地下党组织，二是组织领导了 1934 年的赵、林、唐、马东四矿联合大罢工。

当时，日寇已占领东三省和山海关，步步紧逼华北。随后，汉奸殷汝耕、陶尚铭和手下的伪军在日军的支持下占领了京东大地，成立了汉奸政权。京东大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杀人抓人的事情天天发生，矿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既无保障，生命也没有保证，而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再次遭到破坏，因此黎玉此次来唐开展工作，形势险恶任务艰巨。那时，黎玉是仅有二十五六岁的热血青年，他怀着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意志来到古冶大地。黎玉来唐之前，省委指示他要尽快熟悉情况恢复组织开展活动，他可以每隔半月或 20 天回省一次，以便让省委了解唐山的时局和动态，并告诉他赵各庄工人邢来是可靠的地下党员，对党忠诚又有工作能力。黎玉来唐后，先与邢来接上关系。邢来是当地人，认识人多，在不长的时间内依靠邢来和骨干联系恢复了中共地下党市委机关组织，由黎玉任市委书记，李士农任团市委书记，邢来任团市委组织部长。

半个月后，黎玉回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省委在北京，省委告诉他，又派了两个同志到赵各庄矿开展工作。一个是陈少敏，都叫她陈大姐；另一位姓王，是山西人。根据省委的指示，陈少敏任中共地下党唐山市委宣传部长，那个姓王的同志任组织部长、团支委书记，李世农也参加市委工作。这一时期的林西、赵各庄成了地下党市委领导聚集的地方。

黎玉为更好地接触和了解矿工，争取尽快开展工作，经过杜茂林找到大名府的包工大柜上一个姓刘的人帮忙，黎玉和张维汉很快就当了装卸煤的工人，一天两毛来钱的工资，在“锅伙”包伙住宿。整天穿一身破大褂和五毛钱一双的鞋。张维汉是大学生，从未吃过这样的苦，没几天，手上就打了血泡。工人们说：“这个苦，你们吃不了哇，找个别的事干吧。”他俩说：“没办法呀，就在这儿干吧！你们能干，我们也能干。”最苦的是不分昼夜地装煤，干一夜才挣六七毛钱，为革命事业什么苦他们都忍受住了。这时期，他们开展工作主要是在不连班的夜晚，借着夜晚凉爽的时候，给工人讲一些革命故事。由于他俩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就经常帮工人代写书信或打官司的呈文。在市面上，请先生写一封书信需 2 毛钱，就是一天的工钱。一纸呈文 2 块钱，就是 10 天的工钱。他俩为工人尽义务，分文不取，时间一长，同工人们建立了感情，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为进一步发展骨干，黎玉又搬进王清的“锅伙”去住，他和杜均、闫占学住在一起，杜均他们 3 人都下井挖煤，闫占学和杜均相好，也间接地认识了黎玉。时间一长，他们三人之间的感情日深，黎玉采取了结盟兄弟的办法，3 个人磕了头，结义为兄弟，杜均年长为老大，黎玉行二，闫占学行三，那年，闫占学刚刚 18 岁，黎玉一有空闲时间就给他俩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启发他俩的觉悟。他对杜均和闫占学说：“你们在家乡受地主欺压，活不下去才来到矿上做工，但还是受包工、矿方的剥削和欺压，我们穷人要想有好日子过，就得起来和他们斗争，我们现在的方向就是罢工！将来革命胜利了，咱们就能当家做主。”同时又启发他们如何在工人中进行秘密宣传，如何团结更多的工友。之后又对他们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使杜均他俩对共产党有了认识。1933 年 8 月间，黎玉和周含山介绍他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名府小学的一间屋子举行了入党仪式。以后，黎玉又发展王殿荣入党。这时，省委又从北京派来几个青年学生，有两个是共青团员，黎玉将他们交给李士农，带着他们以卖纸烟为掩护开展工作。

不久，黎玉第二次回省委汇报工作，在北京东安市场碰见了傅贯一，傅贯一刚由监狱放出来，尚未分配工作，他是河北赞皇人，在石家庄曾和黎玉一起工作过。两人交谈中都愿意到唐山来，省委也同意，于是，两人一同回到唐山。傅贯一来唐后化名陈建中，在林西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茶等作掩护，比较隐蔽。实际上，这个小铺是中共地下党唐山市委的秘密联络点。黎玉和傅贯一就住在小铺里，上边来信寄到大名子弟学校，这里有人员负责取信联络。在林西期间，傅贯一参加市委工作。同时他会针灸，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他常给工人看病，很快就有了群众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林西矿、赵各庄矿、唐家庄矿又都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为了将工运斗争引向高潮，在黎玉的主持下，中共唐山市委做了一次调研，了解了工人有哪些迫切要求，以便抓住工人中的主流，因势利导，组织他们对敌人进行斗争。在调研的基础上，黎玉代表市委提出了一个斗争纲领，提出反对打骂工人、取消包工大柜的剥削、取消双礼拜，还提出一些政治口号，反对汉奸殷汝耕的卖国政府。那时，日本军占领了唐山，一些日本浪人到处开烟馆、卖白面、开赌场、办花会，毒害中国人民。因此，在斗争纲领中明确提出反对日本浪人、反对卖毒品、反对开赌场等，将这些内容印成小传单在工人中广泛散发。同时通过工人中的骨干进行宣传，揭露敌人的阴谋，号召工人起来斗争，这些宣传活动为其后的东四矿工人大罢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33 年 5 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纵容日寇侵华，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命令禁止工人怠工、罢工，不允许集会和组织团体。英国人见时局动荡，乘机大量裁减工人。到年底，全矿区就有 2000 工人失业。寒冬腊月中许多家庭无生活来源陷入绝境，而英国人为掠夺煤炭大发横财，不顾工人死活，井下天天发生伤亡事故。这年冬天，林西矿又发生了礅罐事故，28名工人惨死，尸体在井口摆成一片，哭声撕裂人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不忍睹。苦难的工人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接着，1934 年 1 月 14 日，马家沟矿的失业工人集会要求复工，矿方不但不答应，反而调来保安队镇压，竟然开枪打死两名工人，造成“一·一四”血案。全矿4000 多名工人罢工抗议，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唐山市委立刻召开党团干部会议，决定派干部到马矿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并在各矿组织后援会，准备组织同盟大罢工。会后，黎玉派杜均为首的各矿工人代表去马矿进行慰问。那天，马家沟矿工人正在召开工人大会，看到各矿工人代表后，群情激奋，热烈欢迎他们讲话，杜均登台讲演，他说：“工友们，我们要过好日子，就得和他们斗争，东三矿的工人坚决支持你们！”会后，马矿工人抬着被害工人的血衣，在大街进行游行。

杜均回矿后，在黎玉的领导下到处散发传单，在工人中进行串联斗争，宣传矿方勾结军警杀害马家沟矿工人的罪行，激起矿工胸中的怒火，号召林西矿工人罢工，支援马家沟矿工人的斗争。赵各庄矿、唐家庄矿的工人代表回矿后也都进行宣传，发动罢工。经过几天的组织发动，林西矿工人于 1 月 25 日宣布罢工。组成200 人的工人纠察队，黎玉同志为了工作方便，在林西矿门外开了一个小铺作为掩护，领导指挥林西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杜均经常到小铺与黎玉联系，取得党组织的指示，也经常去外矿或与上级取得联系，商讨斗争的方法，成了积极活动的共产党员。

按照地下党的指示，林西矿工人选出罢工委员会，杜均当选为委员。一次，杜均组织工人开会，讨论如何开展罢工斗争。会上，包工严树林公开破坏罢工，他傲慢地说：“罢工没有用，不上班挣不到钱，过不了年。”他威胁大家要安分守己地上班。显然他是在向工人示威。杜均望着他那傲慢而霸道的样子，心想：不狠狠打击他一下，罢工就会受到影响。杜均挺身而出，一把抓住严树林说：“工友们，不要上他的当，他是工贼，他成心来破坏罢工，咱不能让他们得逞”。“对！打倒工贼！”顷刻间，工人们一拥而上，将严树林捆起来，痛打一顿。第二天，严树林纠集了包工和一些受骗的黑工一二百人，在“中国职员俱乐部”，即今天的林西矿第二俱乐部开会，鼓动复工。黎玉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通过罢工委员会，集合工人，手持镐把、斧头，包围了俱乐部，一定要打掉矿方与包工头的这股气焰。与此同时，唐家庄矿工人纷纷赶来支援，罢工工人声威大震，而林西矿的许多工人、家属和一些市民也前来助威，一时间人山人海、震天动地。杜均抓住时机，一下登上房顶向群众喊话，揭露矿方和包工们破坏罢工的阴谋。他在房顶喊话，工人们在下边喊口号，场面激荡人心。忽然，在俱乐部里边的包工头向空中开了几枪恐吓工人。顿时，激起工人的怒火，纷纷捡起砖头、石块向里边猛砸。还有人弄来几大捆麻绳，喊着要打进去将他们全都捆了。这时，一个姓李的翻译出来大喊：“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给你们讲话。”他刚刚探出头来就让工人们用雨点般的石块砸回去，再也不敢露头。

这场斗争从上午 9 点，一直对峙到夜间。外面的罢工工人不放他们出来，里边的人想冲又冲不出来，从上午 9 点对峙到天黑。这时，邢来率领上千名赵各庄矿工人乘小火车来到林西矿，支援林西矿的工人。霎时，俱乐部里面的包工和高级员司大吃一惊，因为在东三矿的工人里，唐家庄矿工人最老实、林西矿工人较温和、赵各庄矿工人最彪悍。随即，杜均、邢来向里面下了最后通牒，如不投降立刻攻进去，打死勿论，里面的包工不得不投降，排队出来，工人们先放走了被骗来的黑工和民愤不大的小包工，最后将发动复工的严树林和他的几个手下人绑起来，狠狠地教训一顿。矿方想利用包工破坏罢工的阴谋被摔碎，林西矿工人罢工掀起高潮。

第二天，赵各庄矿、唐家庄矿同时宣布大罢工。至此，形成了东四矿联合大罢工，并提出八项要求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英国人见形势不妙，立刻找国民党市党部调解，经与罢工代表谈判，英国人妥协，达成六项协议，答应补齐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损失，并规定在 2 月 5 日前必须发完工资，答应发给工人年终“花红”，包工不许克扣。还有，将开滦保安第二署署长尚文彬和唐山公安局局长宋乃乾撤职。至此，在黎玉的领导下，东四矿工人联合大罢工取得胜利。

然而，杜均那天在屋顶上的宣传讲话引起警察的注意，过了几天，警察和保安队以“抓赌”为名到“锅伙”去抓杜均。由于杜均事前得到消息躲到工友家中，敌人扑空。但杜均已经成为敌人抓捕的对象，已不能再去小铺与黎玉接头，杜均便让在矿内做工的三弟将情况告知黎玉。两天后，黎玉安排工友刘连贵在夜间步行送杜均到洼里车站。杜均坐上火车回老家魏县暂避一时。一个月后，事态平息，杜均又回到林西矿做工。

罢工后，两人由于过多公开活动，黎玉和杜均都有可能暴露，经党组织安排，杜均先离开林西，踏上了职业革命的征途，黎玉于 1934 年 3 月离开林西。傅贯一和闫占学没有暴露身份，仍然留在林西坚持地下斗争。

对于黎玉为首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 1934 年东四矿大罢工，党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1934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全总执行局在“致河北党省委及全总办事处党团的一封信”中评价道：“这次开滦矿工的英勇罢工，是在中外资本家疯狂进攻工人的时候而爆发出来的反抗斗争，对于反对国民党出卖整个华北与中国的《塘沽协定》，反对日英帝国瓜分中国有着非常伟大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