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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忆师友

我们的学友 作者:陈泳超,胡敕瑞,林嵩 编


耄耋之年忆师友

向熹

1950年到1958年,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我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生活,这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使我得以聆名师之教导,升学术之殿堂。回首当年,我对母校满怀感激,永世难忘。有关当年的生活情况,我在《剪不断的思念》(收入《青春的北大》一书)那篇文章里已有所记述,此篇可以算作续篇。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北大、清华、辅仁、燕京四所大学都还是单独招生。老北京大学在沙滩,在全国招收的50级新生不过二十几人。我是在武汉考区考的。北大在武汉考区录取了四名新生,其中钟哲明、詹人凤和我三人是湖南籍,还有一人叫田绿,名字很雅致,开学时未见他来报到,不知是何许人。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所大学的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并,我们班同学增加到50人。不过中间有人参军,有人调出去工作,有人转系,有人因病休学,结果全班固定为45人,直到毕业。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还来不及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社会秩序还未正常。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声称:“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势十分紧张。学校也不例外。当时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接连不断。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我们班百分之百都报了名。出乎意料的是全班只有年龄最小而最活泼的女同学康继贤得到批准。听说她入伍后当了三年文化教员,并没有上前线。她在部队中表现积极,很得领导赏识,只是总丢不开上大学的夙愿。退伍后经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同志批准,回到中文系五四级插班,继续完成大学学业。1983年我去西安开学术会,听说她在陕西师大工作,曾登门拜访,可惜没有见着。看过她写的文章和诗,很不错的。大约她已回到老家上海。岁月易逝,转眼六十年不见,当年漂亮的“小不点”现在也是离八十不远的老人了。

那时我们也参加了一些与学习有关的业务实践。1951年暑假,我们班应北京市文联的要求,分成若干小组,到市区各地去调查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我和蔡祜身同学分在一组,调查地点是丰台文化馆。祜身是北京人,为人平易随和,讲一口地道的京腔。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们从没有做过什么调查,上面又不曾发调查提纲,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在文化馆待了几天,帮助做些杂事,人混熟了,馆里的工作同志向我们谈了些情况,又翻看了馆里保存的资料,对其组织机构、人员配置、经费来源、活动情况逐渐有所了解。丑媳妇免不了要见公婆,没办法,只有自己动手。两人商量着拟出一个提纲,抄抄写写,总算弄成了一个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看来环境逼迫,有时人也会长出一些智慧来的。接着我们又去了高碑店文化馆,那里的负责同志很热情,介绍了许多情况。我们有了丰台的经验,工作进展很快,调查报告几天就写出来了。总之这是一次有趣的课外活动,让我们大长见识,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帮助。在丰台我们还有一次意外的收获,就是参观丰台战士疗养院。我在这次参观中受到的震撼和教育是终生难忘的。疗养院的条件不算差,医护人员也尽心。住着的多是从朝鲜战场上接回来的志愿军重伤员,共计二百来人。他们有的断腿,有的缺臂,有的高度截肢、臂腿都无,有的双目失明,有的面容被毁。情绪上,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流泪呻吟,有的大声哭叫,借以减轻疼痛。试想一想,一年以前,他们都还是生气勃勃、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如今成了这般模样,怎不叫人痛心!记得有一天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驷其将军在北大作报告时说:“美帝国主侵略别的国家终将失败,是纸老虎,可它的枪炮硬是铁打的,是真老虎,我们的战士遭受到很大的伤亡!”甘将军的话是真实的。当时我们只知道志愿军保家卫国,是最可爱的人,谁又注意到光荣的后面包藏着多少血和泪啊!战士无辜,而那些蓄意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应该永远受到历史的诅咒!

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以后,教学秩序逐渐正规化,同学们学习的劲头大增,时间抓得很紧。学校没有设辅导员,老师也从不过问上课以外的事,一切靠同学自治。我们班的同学星期天各人都要订好下个星期的学习计划,细致到每天哪几节课上课,上什么课,哪几节自习,自习什么作业,都要安排巴适,按表执行。有事耽搁,一定及时补上,不愿拉下。当时教室不够,不能固定在哪一教室上课,更没有固定的座位,不同的课往往要在文史楼、哲学楼、外文楼、生物楼之间奔跑。有时上下两节课教室相距几十米乃至百多米。下课铃一响,大家蜂拥而出,从一个教室奔向另一个教室,抢占前排座位。女同学往往跑得气喘,也决不放弃。自习时间图书馆、阅览室都座无虚席,鸦雀无声。这是因为我们当时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责任感,深深懂得,没有学识和本领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配称为北大学生。我们中文系50级从大一到大四,所有同学每次考试都是成绩全优或优良,没有因不及格而补考的,连及格分也没有。我们班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优秀集体,班里有许多极有才华又很勤奋的精英。他们有的少年早慧,在中学时期即已崭露头角;有的不声不响,大智若愚,其实心怀韬略。在那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他们不免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甚至经历磨难,但都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等到云开日见,机遇到来,就又大显光芒,做出了令人惊羡的成绩。举几个例子:钟哲明,学习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几天就能背诵,记忆力超群。二年级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给学生讲马列主义课,引经据典,生动深入,极获好评。后来任校党委宣传部长,“文革”后任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都很出色。他以记者、评论员名义,在全国报刊上发表文章不计其数,且有专书数种,成为著名的马列主义学者和教育家。褚斌杰,学生时期即开始著书立说,大学三年纪出版专著《白居易评传》。57年反右受到迫害,80年回到北大文学史教研室即大放异彩,所著《文体概论》颇有特点,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影响更大,是有名的文史专家。裴家麟,四川成都人,书香门第,唐代两架著名古琴大弗雷、小弗雷一直在他家流传,直到20世纪。家麟自幼有神童之称,多才多艺,能诗善文。十五岁在成都石室中学读高中时即主编了一本文艺杂志,其中大部分诗文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在我们班上成绩优异自不用说,同时还是北大戏剧社的领导成员,编写并演出多部戏剧,十分活跃。57年做中文系的助教,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砖瓦厂劳动,长达二十一年,评为八级瓦工,带了一大批徒弟,人家还不知道他是北大教师。家麟性豪爽,重情义,坚忍不拔,二十一年中,他白天劳动,晚上读书做学问,未尝稍间。79年平反不久,即有多种著作相继问世,后调至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入党,提教授,升校学术委员,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五一”劳动奖章。为了做得更好,他放弃一切假日和休息,日夜不停地工作,不幸积劳成疾,于1991年初撒手人寰,壮志未酬,英雄长逝,令人痛惜!这样的例子我们50级还很多,我认为班上所有同学虽遭际不同,否泰有异,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出了力,尽了责,都是好样的。我们班是团结的集体。毕业已半个多世纪,我们自办的“五四笔会”仍然存在。开始是留校的石安石同学(著名语言学教授)负责编辑。1999年石安石不幸走了,老班长詹人凤(哈尔滨师范大学著名语言学家)继续负责。通过“五四笔会”,老同学得以互通音问,交流思想,了解情况,赋诗言志,纵论天下大事,虽天涯远隔,如在眼前。“笔会”成为老同学之间友情联系的最好纽带。1954年本科毕业,我被留校做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同一组的有本科同班同学齐冲天以及来自武大的郭锡良、祝敏切。作为研究生,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境地。大家的学习目的和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切实掌握有关汉语史专业的一切知识,培养独立研究能力,以便将来担任高等学校的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为此,大家都很用功,不敢稍怠。但四人各有特点。冲天思维敏捷,多奇思妙想,尤长书法;锡良视野宽广,理论水平很高;敏彻性格沉稳,考虑细致周详;予性也鲁而知不足,学习上也不敢落后。第一次学年论文,锡良写的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验》,冲天是《从“弓”“矢”谈起》,敏彻是《论初期处置式》,向熹是《〈说文〉阅读一得》,都登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里。文如其人,也许可以从中看出各人的某些特点。

1954年秋,王力先生开设汉语史课程,让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大受启发。先生此课是中国语言课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第一次全面描写数千年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律,开辟了汉语研究的一条广阔的新路,王力先生乃是汉语史这一学科当之无愧的开创者;而先生在讲义基础上完成的《汉语史稿》以及《汉语语言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乃是研究汉语史的奠基之作。在王力先生开设汉语史课程以前,人们熟知的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马氏文通》以后有了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词汇也有学者做过某些专题探讨,但没有一本汉语词汇研究的专著。至于汉语史,似乎还没有这个概念。全国高校开设的汉语史课程可以说毫无例外地都是在王力先生之后,并按王力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在进行探索。教学方法上,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先生每讲完一课,随即进行课堂讨论,讨论大都安排在晚上,听课的研究生都参加。大家七嘴八舌,畅所欲言,对先生所讲内容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和建议。先生静静地听着,偶尔插几句话,做一些解释。一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大教授,不辞辛苦,与学生打成一片,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而且每课必行,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作为学生,我对导师的博古通今无限佩服,对于先生的忠于教育事业无限尊敬。先生当时兼有不少社会工作,在短短一年里要完成汉语史教学和编写讲义的巨大任务,而且要做到理论创新,系统完整,内容充实,条理分明;还要定时辅导研究生,听取汇报,解答问题,修改作业。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简直无法想象。时间久了,学习深入一点,逐渐体会到一位大学者所以能够做成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完成一般人无法完成的任务,除了非凡的聪明才智,主要是他们都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积累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一旦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远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我们读一读先生以前出版的大量著作就可以看出来。

给研究生上课的还有魏建功先生、袁家骅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等名噪一时的大学者。魏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史力作《古音系研究》久负盛名,而先生作为《新华字典》主编,审定每一个字的音义,完全精确,无可挑剔。袁家骅、高名凯先生学贯中西。袁先生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成绩卓著,他的《汉语方言概要》对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作了全面精确的论述,堪称经典。高先生研究汉语语法理论,独树一帜,《汉语语法论》是20世纪用普通语言学指导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周祖谟先生在汉语音韵、文字、训诂、汉语史、词汇语义、古籍整理与校勘方面都做过深入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能够亲聆导师王力先生及诸位先生的教诲,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我这一辈子能在教学科研上做出一点成绩,离不开先生们的教诲。岁月匆匆,我今年八十有二,仍然经常想念母校的老师和老同学,老师们都已驾鹤西归,但他们的学问定将代代相传,日益光大。老同学也都是耄耋老人,少数已经仙逝,大多数还健在。愿逝者乐在天国,而健在的老同学多自珍重,长命百岁,于新世纪同观神州建设之灿烂,共享祖国和谐之幸福,岂不妙哉!

向熹,男,1928年生,湖南双峰人。九三学社社员,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专著《简明汉语史》、《诗经词典》、《诗经译注》等8种,发表论文数十篇。

  1. 巴适,四川方言,意为很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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