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忆师友

向熹

1950年到1958年，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我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生活，这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使我得以聆名师之教导，升学术之殿堂。回首当年，我对母校满怀感激，永世难忘。有关当年的生活情况，我在《剪不断的思念》（收入《青春的北大》一书）那篇文章里已有所记述，此篇可以算作续篇。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北大、清华、辅仁、燕京四所大学都还是单独招生。老北京大学在沙滩，在全国招收的50级新生不过二十几人。我是在武汉考区考的。北大在武汉考区录取了四名新生，其中钟哲明、詹人凤和我三人是湖南籍，还有一人叫田绿，名字很雅致，开学时未见他来报到，不知是何许人。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所大学的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并，我们班同学增加到50人。不过中间有人参军，有人调出去工作，有人转系，有人因病休学，结果全班固定为45人，直到毕业。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还来不及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社会秩序还未正常。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声称：“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势十分紧张。学校也不例外。当时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接连不断。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我们班百分之百都报了名。出乎意料的是全班只有年龄最小而最活泼的女同学康继贤得到批准。听说她入伍后当了三年文化教员，并没有上前线。她在部队中表现积极，很得领导赏识，只是总丢不开上大学的夙愿。退伍后经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同志批准，回到中文系五四级插班，继续完成大学学业。1983年我去西安开学术会，听说她在陕西师大工作，曾登门拜访，可惜没有见着。看过她写的文章和诗，很不错的。大约她已回到老家上海。岁月易逝，转眼六十年不见，当年漂亮的“小不点”现在也是离八十不远的老人了。

那时我们也参加了一些与学习有关的业务实践。1951年暑假，我们班应北京市文联的要求，分成若干小组，到市区各地去调查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我和蔡祜身同学分在一组，调查地点是丰台文化馆。祜身是北京人，为人平易随和，讲一口地道的京腔。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们从没有做过什么调查，上面又不曾发调查提纲，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在文化馆待了几天，帮助做些杂事，人混熟了，馆里的工作同志向我们谈了些情况，又翻看了馆里保存的资料，对其组织机构、人员配置、经费来源、活动情况逐渐有所了解。丑媳妇免不了要见公婆，没办法，只有自己动手。两人商量着拟出一个提纲，抄抄写写，总算弄成了一个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看来环境逼迫，有时人也会长出一些智慧来的。接着我们又去了高碑店文化馆，那里的负责同志很热情，介绍了许多情况。我们有了丰台的经验，工作进展很快，调查报告几天就写出来了。总之这是一次有趣的课外活动，让我们大长见识，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帮助。在丰台我们还有一次意外的收获，就是参观丰台战士疗养院。我在这次参观中受到的震撼和教育是终生难忘的。疗养院的条件不算差，医护人员也尽心。住着的多是从朝鲜战场上接回来的志愿军重伤员，共计二百来人。他们有的断腿，有的缺臂，有的高度截肢、臂腿都无，有的双目失明，有的面容被毁。情绪上，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流泪呻吟，有的大声哭叫，借以减轻疼痛。试想一想，一年以前，他们都还是生气勃勃、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如今成了这般模样，怎不叫人痛心！记得有一天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驷其将军在北大作报告时说：“美帝国主侵略别的国家终将失败，是纸老虎，可它的枪炮硬是铁打的，是真老虎，我们的战士遭受到很大的伤亡！”甘将军的话是真实的。当时我们只知道志愿军保家卫国，是最可爱的人，谁又注意到光荣的后面包藏着多少血和泪啊！战士无辜，而那些蓄意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应该永远受到历史的诅咒！

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以后，教学秩序逐渐正规化，同学们学习的劲头大增，时间抓得很紧。学校没有设辅导员，老师也从不过问上课以外的事，一切靠同学自治。我们班的同学星期天各人都要订好下个星期的学习计划，细致到每天哪几节课上课，上什么课，哪几节自习，自习什么作业，都要安排巴适，按表执行。有事耽搁，一定及时补上，不愿拉下。当时教室不够，不能固定在哪一教室上课，更没有固定的座位，不同的课往往要在文史楼、哲学楼、外文楼、生物楼之间奔跑。有时上下两节课教室相距几十米乃至百多米。下课铃一响，大家蜂拥而出，从一个教室奔向另一个教室，抢占前排座位。女同学往往跑得气喘，也决不放弃。自习时间图书馆、阅览室都座无虚席，鸦雀无声。这是因为我们当时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责任感，深深懂得，没有学识和本领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配称为北大学生。我们中文系50级从大一到大四，所有同学每次考试都是成绩全优或优良，没有因不及格而补考的，连及格分也没有。我们班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优秀集体，班里有许多极有才华又很勤奋的精英。他们有的少年早慧，在中学时期即已崭露头角；有的不声不响，大智若愚，其实心怀韬略。在那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他们不免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甚至经历磨难，但都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等到云开日见，机遇到来，就又大显光芒，做出了令人惊羡的成绩。举几个例子：钟哲明，学习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几天就能背诵，记忆力超群。二年级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给学生讲马列主义课，引经据典，生动深入，极获好评。后来任校党委宣传部长，“文革”后任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都很出色。他以记者、评论员名义，在全国报刊上发表文章不计其数，且有专书数种，成为著名的马列主义学者和教育家。褚斌杰，学生时期即开始著书立说，大学三年纪出版专著《白居易评传》。57年反右受到迫害，80年回到北大文学史教研室即大放异彩，所著《文体概论》颇有特点，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影响更大，是有名的文史专家。裴家麟，四川成都人，书香门第，唐代两架著名古琴大弗雷、小弗雷一直在他家流传，直到20世纪。家麟自幼有神童之称，多才多艺，能诗善文。十五岁在成都石室中学读高中时即主编了一本文艺杂志，其中大部分诗文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在我们班上成绩优异自不用说，同时还是北大戏剧社的领导成员，编写并演出多部戏剧，十分活跃。57年做中文系的助教，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砖瓦厂劳动，长达二十一年，评为八级瓦工，带了一大批徒弟，人家还不知道他是北大教师。家麟性豪爽，重情义，坚忍不拔，二十一年中，他白天劳动，晚上读书做学问，未尝稍间。79年平反不久，即有多种著作相继问世，后调至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入党，提教授，升校学术委员，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五一”劳动奖章。为了做得更好，他放弃一切假日和休息，日夜不停地工作，不幸积劳成疾，于1991年初撒手人寰，壮志未酬，英雄长逝，令人痛惜！这样的例子我们50级还很多，我认为班上所有同学虽遭际不同，否泰有异，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出了力，尽了责，都是好样的。我们班是团结的集体。毕业已半个多世纪，我们自办的“五四笔会”仍然存在。开始是留校的石安石同学（著名语言学教授）负责编辑。1999年石安石不幸走了，老班长詹人凤（哈尔滨师范大学著名语言学家）继续负责。通过“五四笔会”，老同学得以互通音问，交流思想，了解情况，赋诗言志，纵论天下大事，虽天涯远隔，如在眼前。“笔会”成为老同学之间友情联系的最好纽带。1954年本科毕业，我被留校做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同一组的有本科同班同学齐冲天以及来自武大的郭锡良、祝敏切。作为研究生，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境地。大家的学习目的和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切实掌握有关汉语史专业的一切知识，培养独立研究能力，以便将来担任高等学校的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为此，大家都很用功，不敢稍怠。但四人各有特点。冲天思维敏捷，多奇思妙想，尤长书法；锡良视野宽广，理论水平很高；敏彻性格沉稳，考虑细致周详；予性也鲁而知不足，学习上也不敢落后。第一次学年论文，锡良写的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验》，冲天是《从“弓”“矢”谈起》，敏彻是《论初期处置式》，向熹是《〈说文〉阅读一得》，都登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里。文如其人，也许可以从中看出各人的某些特点。

1954年秋，王力先生开设汉语史课程，让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大受启发。先生此课是中国语言课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第一次全面描写数千年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律，开辟了汉语研究的一条广阔的新路，王力先生乃是汉语史这一学科当之无愧的开创者；而先生在讲义基础上完成的《汉语史稿》以及《汉语语言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乃是研究汉语史的奠基之作。在王力先生开设汉语史课程以前，人们熟知的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马氏文通》以后有了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词汇也有学者做过某些专题探讨，但没有一本汉语词汇研究的专著。至于汉语史，似乎还没有这个概念。全国高校开设的汉语史课程可以说毫无例外地都是在王力先生之后，并按王力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在进行探索。教学方法上，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先生每讲完一课，随即进行课堂讨论，讨论大都安排在晚上，听课的研究生都参加。大家七嘴八舌，畅所欲言，对先生所讲内容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和建议。先生静静地听着，偶尔插几句话，做一些解释。一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大教授，不辞辛苦，与学生打成一片，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而且每课必行，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作为学生，我对导师的博古通今无限佩服，对于先生的忠于教育事业无限尊敬。先生当时兼有不少社会工作，在短短一年里要完成汉语史教学和编写讲义的巨大任务，而且要做到理论创新，系统完整，内容充实，条理分明；还要定时辅导研究生，听取汇报，解答问题，修改作业。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简直无法想象。时间久了，学习深入一点，逐渐体会到一位大学者所以能够做成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完成一般人无法完成的任务，除了非凡的聪明才智，主要是他们都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积累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一旦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远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我们读一读先生以前出版的大量著作就可以看出来。

给研究生上课的还有魏建功先生、袁家骅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等名噪一时的大学者。魏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史力作《古音系研究》久负盛名，而先生作为《新华字典》主编，审定每一个字的音义，完全精确，无可挑剔。袁家骅、高名凯先生学贯中西。袁先生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成绩卓著，他的《汉语方言概要》对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作了全面精确的论述，堪称经典。高先生研究汉语语法理论，独树一帜，《汉语语法论》是20世纪用普通语言学指导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周祖谟先生在汉语音韵、文字、训诂、汉语史、词汇语义、古籍整理与校勘方面都做过深入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能够亲聆导师王力先生及诸位先生的教诲，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我这一辈子能在教学科研上做出一点成绩，离不开先生们的教诲。岁月匆匆，我今年八十有二，仍然经常想念母校的老师和老同学，老师们都已驾鹤西归，但他们的学问定将代代相传，日益光大。老同学也都是耄耋老人，少数已经仙逝，大多数还健在。愿逝者乐在天国，而健在的老同学多自珍重，长命百岁，于新世纪同观神州建设之灿烂，共享祖国和谐之幸福，岂不妙哉！

向熹，男，1928年生，湖南双峰人。九三学社社员，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专著《简明汉语史》、《诗经词典》、《诗经译注》等8种，发表论文数十篇。

1. 巴适，四川方言，意为很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