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的岁月里

孙玉石

四十多个春秋，如落叶一片一片的凋零。对于我们这些燕园的学子，苍老已不再是一种呼唤。如烟的往事里，纵使可以拾起多少沉重的记忆的灰尘，但是当我回想起那些曾经飘落于青春中的美丽音符的时候，心中仍然不免闪烁出点点的亮色来。也许没有欢乐与痛楚一起永远播种在心里，就没有我们这一代的人生。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最容易让人忘记痛苦的时代。北京大学校园，一场使许多年轻人受到深深伤害的“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略带兴奋的1958年的春天，就迟迟地到来了。

大约是全国“大跃进”的前奏吧，整个京城，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建十三陵水库的热潮。我们这些刚刚步入三年级的大学生，走出“与人斗”的校园，来到了“与天斗”的京郊大地，有幸参加了这一造福人民的壮举。

北大中文系参加修水库劳动的同学们，依照“军事编制”，组成了一个大的方队，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愿，被命名为方志敏团。记得当时的团长，是56级的调干生周倜，政委仿佛是新闻专业54级的杨扬。那时候，可能是刚刚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不久，大家都很喜欢这本用生命与血写成的书，为这本书的爱国至情所深深感动过，也就都很喜欢我们“方志敏团”这个名字。当时，我们还自己编了一首《方志敏团团歌》，在练队时，大家引吭高歌，边走边唱。经过几天紧张的操练，很快就开赴劳动现场了。

我们年级的同学，在昌平山区的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安营扎寨，住的是老乡家里。房子都很狭窄，七八个人睡在通铺的土炕上。小村子，在水库大坝工地的南边。每天从住处赶到大坝工地，来回都大约需要走七、八里地的路。早上，天还不亮，就匆匆出发，到了工地，立刻投入到那个异常热闹的劳动场面中去了。

同学们怀着一股真诚奉献的热情，确实是把“吃奶的劲儿”都倾注到劳动里来了。除了有些人用筐挑土上坝外，多数的人是挖土，装小车。装了满满的一车土，两个人将纤绳往肩上一撂，一个人掌车，大喊一声：“走！”就飞快地往大坝上一溜烟地跑去了。迅速将土倒掉后，再飞快地跑下来，装满土，再拼命往上跑。有一些同学在大坝顶上平土、打夯，唱着当时也来参加的延边大学在中文系借读的同学教给我们的朝鲜族民歌《嗡嘿哟》。我除了拉土车以外，也曾经在坝上干打夯的活儿。几个人围成一圈儿，手里都紧紧攥着粗粗的绳子，整齐地一拉一松，将一块又扁又圆的大石头做的夯，高高送上头顶，再让它重重落在地上。大家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举起，一遍一遍地落下，一边打夯，一边扯着喉咙，唱起延边的劳动号子：“同志们呀，加油干哪，举起夯啊，嗡嘿哟！不怕苦呀，嗡嘿哟！不怕累哟！嗡嘿哟！修好水库，嗡嘿哟！造福人民，嗡嘿哟！……嘿嘿嘿——嗡嘿哟！”有些身强力壮的同学还组成了现场突击队，他们拉着推土的小车，在坡度很陡的大坝上上上下下，来回地飞跑。中午，我们就蹲在大坝上吃饭。记得当时吃的多是玉米面窝窝头，就着咸菜，最好吃的，就是老乡特意给我们做的糖包儿了。吃完了，我们就躺在地上，稍稍休息一会儿，再接着在大坝上奔忙起来。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小伙子，真是豁出命地干活，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到了已经是暮色苍茫的时候了，我们这个“小分队”的同学们才拖着疲惫的双腿，扛着铁锹，列着队，唱着歌，有说有笑，走回已是晚烟袅袅的小山庄。

几十年后，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支《方志敏团团歌》，是那早晨上工的路上歌声飘荡的情景。那是四月天，春寒料峭，曙色未现，满天晨星，大地一片沉睡的静谧。大家被清脆的哨声吹醒，带着一身的疲劳和困倦，匆匆吃过早饭，就紧张地集合上路了。在高低不平的山区土路上，在乱石铺满的干涸的河床里，大家静静地走着。因为太累，起得太早，我有时犯困，上下眼皮直打架，实在撑不住了，竟闭着眼睛，一边走，一边打起盹来，直到撞在走在前面人的身上，才突然醒过来，恢复了精神头儿。

常常是在最困倦的时候，忽然那只高亢的歌声，在我的耳边响起来。我也加入了那洪亮的歌唱：

我们战斗在十三陵，

迎着朝霞顶着星星。

征服狂暴凶猛的洪水，

修好水库造福人民。

我们战斗在十三陵，

斗志昂扬高歌猛进。

我们有移山倒海的壮志，

我们有百炼成钢的决心。

方志敏同志鼓舞我们前进，

我们是方志敏团的士兵。

我们是劳动锻炼的新军，

我们是方志敏团的士兵。

这只歌用的曲调是列宁非常喜爱的、俄国工人游行的时候经常唱的《华沙工人歌》。我们年级的诗人谢冕，为这次劳动特意填写了漂亮的歌词。这歌声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忘记了昨天校园里发生的那一场痛苦的噩梦，忘记了一天里劳累的疲惫和辛苦，披着一身春寒，迎着满天星斗，我们1955级的几十个年青人，带着20多岁人青春的壮志与豪情，带着岁月留在我们骨髓里的那一点无邪、天真和淳朴，同声地高唱着，行进着，行进着……这歌声，是那样的沉着、嘹亮、坚定、豪迈，甚至带一点沉重与悲怆的味道，飘响在寒风吹拂的黎明，飘响在北国早春的山野，也飘响在我们每个55级人的心里。如果没有了这歌声，那些酸甜苦辣岁月的记忆里，该会减少多少亮色啊！

在劳动的间歇，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轻轻哼起这首歌来。一个人，静静地，站立于正在用土堆起的大坝上，远眺周围连绵不断的青山，近看一望无边的涌动的人群，浮上心里的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在学校里，我往往将自己一个人膨胀得很大，好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而在这里，感到自己一个人是非常的渺小了，在黑压压的人群的海洋里，在远去的英烈和现在的人群中间，自己真的就像大漠上一个小小的蚂蚁，一个用手指头一抹，就会无影无踪消失了的蚂蚁……

多少年了，我常常哼起这首歌，想起那些与歌声相伴的火热的日子。然而，我的心里，同时又流着另一缕痛楚：青春岁月的歌声难忘，那个岁月却不全然“如歌”。许多如烟的往事，因之联翩而来。

1955年8月，我从鞍山只身来北京，下火车后，乘三轮车，兴致勃勃地赶到东直门内海运仓的《中国青年报》社，在门房，找我在那里当记者的哥哥。等了好久，哥哥出来后，严肃地对我说：“这里正在进行肃反，很紧张，你一个人，还是先到学校去报到吧！”我当时不明白，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走进北大，反胡风运动引起的肃反斗争大概正值尾声。我有时从学校南门进出，经过二十五楼的楼下，有时还可以依稀听到“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呼喊声。这呼喊声，给我恐惧、好奇，也给我深思。但似乎总觉得，这种事情离我们还很遥远，很遥远。

幸亏老天赐给我们一段无限美好的时光。那是难忘的1956年。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眼前展开的好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吸收的一切知识成了我们心中的圣经。在这个知识的殿堂里，同学们几乎过着天之骄子的日子。这里许多人是奔当作家而来的。听课之余，有的写小说，有的写诗，有的写自己喜爱的剧本，有的喜欢音乐、作曲，就是在课堂上，也一边听讲，一边画着他那一行行的“豆芽菜”……为了满足同学的创作欲，热心的邓美宣、李鑫两位同学，办起了手抄的墙上小报《小火星》，两张16开的纸，一片绿色的园地，自己组稿，自己排版，自己抄写，自己做美工……这里刊登有诗歌、小说、散文，甚至还有长长的电影剧本的连载。许多今天看起来也算是最大胆的先锋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记得同班的大才子孙绍振在一首诗里，写他怎样在未名湖山坡上，在黄昏的树丛里，窥见一对年轻恋人在接吻，自己怎样自谴与害羞，又偷偷走开了。大家读了，常引为和他开玩笑的美谈。

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于是之、朱琳等演出的话剧《雷雨》，散场后，无车可坐，全班人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几十里夜路在歌声笑语中被我们踏尽，等到了学校的西门，“咚咚”敲门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费振刚、孙绍振、鲁国尧……个性与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有人提议，大家赞同，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几个大字——“六味书屋”，贴在了宿舍的门口。

从内蒙来的喜欢写小说的张时鲁是我们的老大哥。他用浓重的内蒙口音，经常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小学生”大讲肖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老人与海》！……”他就像杰克·伦敦笔下的一匹饥饿的“狼”，如饥似渴地吞噬着一些西方现代文学名著，总是埋头写他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最杂，也非常先锋。他的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我们班的才女温小钰一起，常常把当时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上来。他们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霸占”着那些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杂志，轮流抢着读这些作品，为肖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

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人看了的都交口称赞，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洛尔伽的诗，艾青的诗作《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的人口头议论的专利。

在学校出版的《红楼》杂志上，孙绍振的密友，另一个才子张毓茂，忽然发表了他的《汉高祖斩蛇》的历史新编小说，他那“偶尔露峥嵘”的才华，令我和同学们大为惊异。“这小子，真行！”大家常常这样羡慕地说。他画一手漂亮的碳笔画。他画的那张满脸大胡子的托尔斯泰头像在宿舍里传看，让我赞叹不已。他的脸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一些连毛胡须，同学们送了他一个亲切的外号：“卡斯特罗”。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聂鲁达的诗篇：“伐木者，醒来吧！”诗人张厚余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长长的头发，潇洒地飘在脑后，用山西调子的深情的声音，背诵着尤利乌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最后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这种自由活跃的学术空气，这些“醒来者”的兴奋和声音，在1957年那场摧残民主与自由的风暴到来的时候，完全被压抑和扼杀了。

为了达到5%的指标，班上原来没有“右派”，为此有两个同学，1958年初突然被“补划”成了“右派分子”。有的同学，受到了不应有的团内察看和警告的处分。有的农村来的同学因为敢于说了一些有良心的真话，讲了一点农民的疾苦，59年反右倾的时候，无端地被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来到了我们班上，宣布他的“罪名”，给他带上冰凉的手铐，关进了监牢。连在我们这里借读，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一起参加修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延边大学的同学，回到学校以后，也横遭厄运，有些人被“补划”成“右派分子”。我自己在这些和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名利思想”的尾巴，也处于永远负罪的状态中，有写不完的检讨与忏悔、“小结”与“汇报”、与家庭划清界限的“自白”、为要求进步的“交心”。我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怎样蹂躏别人，也怎样蹂躏自己的心灵的痛苦与折磨。虽然许多是出于无知、幼稚、年轻和真诚，但这些，却多少给别人带来了一些无法弥补的伤害。就在大家高唱“我们战斗在十三陵”的歌声的时候，一些受难的同学，有的带着“悔改”的沉重，走在行进的行列里，有的已经被迫地离开了55级的队伍，送去“劳动改造”了。毕业以后，十年灾难中，他们吃的苦头、受的难，更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1998年百年校庆，中文系1955级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个1959年无端被逮捕的同学，在安徽的农村，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老农”，他来不了北京。他只淡然地告诉大家说：“我现在离不开家里，承包的果树需要剪枝，错过了季节，就没有收成了。”在他的来信里，没有详细说他所经历的所有折磨与苦难。但我们已经从他的无言中，明白了他的一切。……

所谓“如歌”的岁月里，流淌在55级同学心中的，不光是歌声和短暂的亮色，也有更多的痛苦和困惑、哭泣和泪水。

我们都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儿子。我们这个世纪应该更多一些倾听像55级那些受难者们的声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为了自己，为了同窗，还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永远。受难者和幸运者之间隔膜的理解与消除，带来的只能是，也应该是人的精神的升华。

那是一个我们都还多么年轻的岁月。那是一群多么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一些人的青春，无端地被伐刈了。许多人最好的年华，也无端地消逝了。回首往事，我常常想起聂鲁达的那首不朽的长诗。我觉得自己和别的一些人，曾经或多或少地充当了一个“伐木者”的角色。可悲的是，后来有些人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又有别的一些人，仍然在正正经经地扮演着，现在有人扮演着，而且将来还会有人继续扮演下去。

如烟的往事，随着岁月磨洗惠予我们的苍老，伤痕渐趋抚平，人心亦入宁静。留下来的不再是嫉恨与怨悔，而是青春时期友情回味的珍美。像我们毕业时集聚一堂欢送“小钰出塞”所唱的那样：“同志们来吧，让我们举起杯，唱一支饮酒之歌。让我们回忆起，最珍贵的一切，唱一支再唱一支！”咀嚼珍贵比抚摩伤痕更加温馨。

我想，人生中或许并不存在真正“如歌”的岁月。如歌如泣才是人生岁月的沧桑正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歌如泣的岁月里多少往事均可淡忘。然而四十五年的历史沧桑，折磨了多少知识分子青春和生命的悲剧，启示我至今不能忘却，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是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对于整个人类发出的世纪性的呼唤，也是我们这个从无穷无尽的血泊与灾难中站起来的、伤痕累累的民族最需要倾听的声音：“伐木者，醒来吧！”

2000年8月24日

写于北大中文系55级毕业四十周年同学会后

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本科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