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 文本细读的生机

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讲 作者:张业松


序 文本细读的生机

黄子平

在大学里讲“鲁迅精读”,遇到的是一群“三怕”青年(“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他们带着高中语文的心理创伤来到你的课堂。业松兄说,这“三怕”,说白了,怕的是所谓“标准答案”,这是僵化的语文教学机制的笼罩,同时也是“鲁学危机”的一个侧面。业松兄自我反省,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研习者,也常有对“周树人”绕着走的感觉。因而这门课就逼着教师,和学生们一起,鼓起勇气,再次“与鲁迅相遇”。其方法:文本细读;其目标:探寻鲁迅文学的“内面”。文本细读的方法又分两种,本科生,赤手空拳读“白文作品”(即没有注释和导读的文本),然后全凭第一印象互相讨论;研究生,采用业松兄客座日本大学时习得的,逐篇逐句掰开揉碎讨论法。当然本书各章,并不全是授课的产物,我却最看重这一历史情境触发的问题意识,关乎鲁迅文学的传承赓续,关乎鲁迅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因而是阅读本书的关键之钥。

若以文本细读为方法,来进入鲁迅文学的“内面”,业松兄说,最好的入口是那篇经典的《呐喊·自序》。“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新生》杂志的流产,会馆中抄古碑的“孤独者”,一直到如今学术界耳熟能详的“金心异问答”(铁屋子意象: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这是一部逃离史和失败史,个体生命的微末失败关联了家国历史的总体失败。但带给业松兄的新的“震撼体验”是那两张柜台:那比周家长孙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和跟他等身高的药店的柜台。这里空间尺度的对比不只是物理的、生理的,而且是心理的(“在侮蔑里接了钱”)。为什么要在三十年后的回忆里形象地提及这两个柜台?业松兄认为,对这“童年创伤”的复杂辩证,可以(冒着一定的“诠释学风险”)引申到鲁迅文学的四个“基点”:

为人生的文学,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内面的、自省的文学。

“为人生的文学”这口号,是文学研究会提出来的,一般认为针对的是“有创造腔”的“为艺术而艺术”。鲁迅在“自序”里也自嘲着“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人生包含了艺术的追求,艺术其实也是“最贴近人生之物”。意识到两者面对的是同样的他者,自然不必再把这虚假的对立当真。把“人生”定义为鲁迅所说的“生存、温饱、发展”,则他者就是这扼杀人生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而且,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这“文学”也含蕴了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可能,也会参与持续扼杀人生的历史诡计。

“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文学”(典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涵括了鲁迅作品的人物群像,更揭示了鲁迅文学的人道主义渊源。后现代论者清算新文化运动,或谓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透着一种启蒙精英的傲慢。究其实,他们只不过再次重复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Q时代已死”的滥调,再次否定胡风“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表白的恰是一种“做稳了奴隶”的自我满足。

“个性的文学”,这“个性”,不应视为后起的“大众文学”的对立面,却也暗示了后者具有泯灭个性的特质。鲁迅文学的独特性并不在于他的无法模仿(写“鲁迅风”文章的后继者乌泱乌泱的,连以反鲁为“毕生事业”的苏雪林,也像模像样地写过几篇)。独特性在于他既深深地卷入时代之中,又与时代格格不入,无地彷徨。“自序”预示了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共同体”的不可能性(巴比耶:“文学共同体是一种不成为其共同体的共同体”),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为慰藉奔驰的猛士而呐喊几声而已。此后的“辞青年导师桂冠”,与《语丝》等社团的始终,直到在左联中被“奴隶总管”鞭打的委屈,再次证明了他毕生都是“两眼在黑气里放光”,在荆棘丛中拄杖行走的孤独者。一如鲁迅谈论孔子与现实中国的“无关性”,一旦被尊为新时代的“圣人”,人们就彻底把他“捧杀”于共同体之外了。

以上三个基点,尽管内部语义分歧纠葛重重,却都是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的论题,而“内面的、自省的文学”,则一向讨论较少,又恰是本书中业松兄的着力落墨之处。文学的“内面”,这概念当从日本的文学批评那里习得。在“漫长的战败”语境之下,日本汉学家以生存哲学或终末论来解读鲁迅,对“失败者的文学”有很深的共鸣,触碰暗夜的苦痛和想象,《野草》是他们着手的最重要的文本。在我看来,要探寻鲁迅文学的内面和自省,关键词还是鲁迅反复使用的那个——“隔膜”。依照新文化运动过于简捷的共识,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里将这“隔膜”归因于:一,社会等级秩序(“人分十等”);二,语言文字之难(“许多人不能借此说话”“只能默默地萎黄枯死”)。首先是认识论层面的隔膜,在一个遍地瞒和骗的国度,假作真时真亦假(如今的新词汇叫“后真相”或“另类真相”),你无法睁了眼看清周遭的非人间。其次是语用学层面的隔膜,即沟通的失败(典型的例子是祥林嫂的阿毛叙事,或老子在函谷关给关员讲道可道非常道),日常生活中既不能说真话,又不愿意说假话,就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最后是心理学层面的隔膜,麻木,冷漠,对他人痛苦的没有感觉,是鲁迅反复状写的心灵的大孤寂。层层叠加,鲁迅深切体会到了文学书写的不可能性:“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内面由隔膜来界定,特别强调这只是“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人生,依鲁迅“多重否定”的思维,隔膜又提示了沟通的可能和不可能,尽管作品在中国遭遇很多误解和批评,却又希望在异邦读者那里获得“别样的感觉”。

鲁迅文学的“内面性”就由这种自相矛盾的张力构成:一方面,祈求打破隔膜,把写作作为同时代人感应时势的敏感神经,不惜采用新语言与大众沟通(《门外文谈》),乃至加盟新的文学共同体,却遭逢一再的挫败;另一方面,又反复申明心内的“冷气”和“黑气”不愿传染他人,一再抵制“文学批评家”们对其作品的诠释,在作品中无限延宕确定性的读解,乃至发愿自己的文字“速朽”(“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一百年后,这种悖论状态,体现为在大学和民间的“鲁学”生生不息的同时,不断有论者以各种“儿童不宜”,敦促将鲁迅文章从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下架。

如此情境,你会问:文本细读何为?鲁迅精读课何为?业松兄在本书中的演示,精彩纷呈。在《狂人日记》的文言文小序和白话文正文的缝隙中,借由“余”“大哥”和“狂人”的三重视觉的参照,分析了小序中的“候补”究竟何所指。又由这未必“蒙冤”的大哥,结合《我的兄弟》《风筝》等作品,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哥”形象的历史内涵,并提示了由巴金的《家》、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直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主题学线索。《伤逝》中新青年的忏悔痛彻肺腑,又如何延续到巴金劫后曾被“开天窗”的《随想录》。对《铸剑》和《祝福》等名篇的解读,更见抉发幽微的功夫,能见人之不能见,言人之未能言。

业松兄突破了新批评派的画地为牢,灵活地将语义学、传记批评和叙事学等方法交叉为用,从语词、细节带出全局性和开放性的问题,令人想象“鲁迅精读”的课堂风采。文本细读的风险是:

或者陷入“文字障”,死于句下,在封闭的文本内部窒息了诠释的可能;或者无边联想,过度诠释,在意义的无政府状态下随波逐流。我认为,课堂研习讨论,师生交流切磋,是避免上述风险的有效路径,遂使业松兄得以实践文本细读方法,挑动文本内部的骚动,创发理论更新的契机,展示了这一方法在中国语境下的勃勃生机。

是为序。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于珠海唐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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