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还差一百四十个小时。位于赫尔瓦西奥-桑迪亚纳街的那家诊所的那个房间已经被隔了出来，帕特丽西娅[1]将在那里诞下贡萨洛·加夫列尔[2]，尽管他们一开始计划让这个孩子在伦敦出生。那天中午，孩子的父亲穿了一身完美无瑕的黑色西服套装，打着黑色领带，配了件白色衬衫，深褐色的头发梳得十分服帖，正在前往位于卡西米罗·乌略阿路的国立工程大学的途中，他离那里还有十三公里路程。他坐在车子后排，翻看着笔记，到了塔克纳大街时，他不带感情地用余光瞥了一眼《纪事报》报社的大门，心想：“就是这里。”[3]

那个星期二，女游击队员“塔尼亚”[4]的尸体还在马西古里河中逐渐分解，她蓝色包袱里存放的五颜六色的小石头也已四处散落，在玻利维亚的瓦砾堆中，埃内斯托·格瓦拉喘着粗气，可依然信心十足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可实际上那天的新鲜事是他只剩下三十二天可活了。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正在商议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颁发给来自拉丁美洲的小说家，那个危地马拉作家[5]在年纪轻轻、默默无闻时曾为了在巴黎大学旁听保罗·里维[6]的课而中断了小说《恶囊》的创作，当时那位民族学家正在讲一门关于玛雅文明的课程，他一见到那个危地马拉小伙就停止了授课，观察了小伙一会儿，走近碰了碰，然后指着说道：“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玛雅人。”听完这话，那位危地马拉小伙就走了，继续投入小说创作中，那部小说最终出版时的书名是“总统先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场婚礼正在筹备中，新郎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还剩下十六天的单身生活，等待他的将是为期三年的不幸婚姻，后来他列出了希望离婚的二十七个理由。在利马，在帕斯塔萨街上的那栋老房子里，维多利亚·圣塔克鲁斯[7]正带着二十个非洲裔秘鲁人跟随着维森特·巴斯克斯和阿道夫·塞拉达的吉他以及罗纳尔多·坎波斯的箱鼓的节奏排练舞蹈，场景是一条典型的利马窄巷，他们将在塞古拉剧场进行演出。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奥维多[8]在酒店大堂的一根柱子后面找到了话务员和阿拉卡塔卡美丽姑娘之子[9]：

“终于找到你了，咱们要迟到了。”

“我刚才还想着要是你找不到我就好了。”

那个四十一岁的男人距离国立工程大学的路程更短：位于拉克尔梅纳大道核心位置的克利翁酒店离那里只有三公里远。那条大道是利马市中心的法式街区，他和梅塞德斯在前一天下榻了那家酒店。那天早晨，他与来自《商业报》《纪事报》和《快报》的三位记者见了面，他有些后悔接受了一场公众活动的邀请，他当时没抵抗住奥维多极具说服力的说辞：“你只管跟马里奥聊天，就当听众不存在。”

国立工程大学建筑系的报告厅早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三百把木质座椅已经被坐得发烫，除了大学生之外，现场还有各个年龄段的听众，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几乎要冲破围栏侵入舞台了，他们在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星光璀璨的得主和《百年孤独》闪耀夺目的作者即将进行对谈的长桌旁围成了圈。那个写出了三个月内售出三万册的小说的哥伦比亚人究竟是谁？那时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百年孤独》才刚刚开始在利马的书店里流通，不过在《阿马鲁》杂志——它的诗人主编[10]正坐在舞台一角，他的手帕将灰色西服衬得闪亮——第一期上曾刊登过小说的一个片段，秘鲁读者才因而得以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读者更早领略到它的风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星期二，当指针指到十三点三十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的对谈开始了。

两人刚刚认识五个星期。只有五个星期吗？他们就像已经认识了至少五年的老朋友。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早在二十个月之前就开始互相写信了。哥伦比亚作家先动了笔：“我终于通过路易斯·哈斯[11]搞到了你的地址，墨西哥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尤其是现在卡洛斯·富恩特斯跑到鬼知道欧洲的哪片林子里去了。”这就是开启两人书信往来的信件的开头，信的落款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那些信件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友情和同好间的关系，这让两人在加拉加斯机场第一次见面后立刻就熟络了起来。

“我们是在他的航班抵达加拉加斯机场的那个晚上认识的；我从伦敦来，他从墨西哥来，我们的航班几乎是同时落地的。在那之前我们通过几次信，我们甚至曾计划两人合写一部小说——一部关于一九三一年哥秘两国间爆发的那场令人悲喜交加的战争的小说，不过那次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见到他时的场景：坐飞机的恐惧令他变了脸色——他一向非常惧怕坐飞机，又被围住他的记者和摄影师搞得很不舒服。我们交上了朋友，在大会进行的两个星期里一直一起行动，那段日子里的加拉加斯气氛庄严，人们正忙着埋葬尸体、移除地震后的残垣断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到的那场持续了三十五秒的地震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点零五分发生在加拉加斯，也就是两人见面的六天之前。尽管震灾惨烈，造成二百三十六人死亡和两千人受伤，但颁奖典礼还是如期进行了，在典礼上，罗慕洛·加列戈斯将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颁给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后者凭借《绿房子》成为该奖项的首位得主。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屈居次席，他的参选作品《收尸人》中也有一家妓院，但是没有乐队。

这个奖项让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成了当时已经开始被冠以“文学爆炸”名号的那场运动中当之无愧的主将之一，在领奖时，他发表了一场演说，演讲稿的内容和它的标题一样既具有启迪性又富有激情：《文学是一团火》。在他演讲的过程中，坐在听众席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心想那是篇完美的文章，而何塞·米格尔·奥维多则屏住呼吸，就等着为他在拉萨耶中学的老同学起立鼓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