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壹 与那国纪行

坤包

坤包令人望而生畏。有生以来时至今日，我年届41岁还不识其庐山真面目。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偷窥坤包的奥秘，况且机会多多，只要我肯豁出去，必然得手。有时，我身边睡着疲惫不堪的女人，枕边就放着坤包，垂手可得。我曾几次窥测她的呼吸，跃跃欲试。有时，外出的女人对我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帮我看看家。在女人的公寓里，一个人百无聊赖，眼见她放在音响上的鳄鱼皮坤包半张着嘴，便想窥视其中。也有时想，老婆放在衣柜里的所有坤包，要是能统统来个底儿朝上，岂不快哉！然而此种欲念稍纵即逝，每每如此。莫非君子之风的高尚，使我以窥视他人之物为不齿？还是因为我本来就缺乏勇气呢？

总之，我为坤包而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煞费苦心呢？什么使我如此不能自已、朝思暮想，非要对坤包里面的世界弄个水落石出呢？而它又偏偏让我视为畏途，不露端倪，简直是一筹莫展。它注定要把我的妄执连同我人生中若干未果的事业一起带进坟墓。看来，我一直到死，也无法看到坤包里面的样子了。

我想起萩原朔太郎1 一段有关章鱼的散文诗。在水族馆的水槽里，养着一只长期忍饥挨饿的章鱼。被人遗忘的水槽，一池浑水。章鱼不堪饥饿，开始吃自己的脚，吃自己的身体，吃自己的内脏，吃自己的脑髓，还吃自己的胃，终于把自己一切的一切全吃掉了。章鱼看不见了。即使看不见了，章鱼也没有死。在破旧的水槽中，有一个永远处于极度匮乏、满腹怨恨、肉眼看不见的魂灵在游荡着——

呜呼！一想到即使我死了，我那窥测坤包秘密的痴心还要变成妄执，在世上的什么地方徘徊，就让人毛骨悚然。

如此处心积虑想探坤包秘密的，是我一个人呢，还是天下所有的男人呢？我大惑不解，去向几个朋友打听。然而，他们只是嘿嘿一笑，不置可否。我的朋友比我狡猾，比我聪明，只是闪烁其词，不吐真言。

无奈，我只好独自遐想：坤包里通常都装些什么呢？

一定有粉盒、口红以及因人而异涂口红用的化妆笔、梳子、镜子（这东西往往是粉盒自带的）、钱包、手帕？纸巾或盒装面纸，也许有人带上小瓶香水。对了，还有眉笔和美容霜吧？没准儿，周到派常揣着针线包，务实派则带着月票、本票、记事本、名片、电话本、笔、身份证、支票、印章。还有眼药、维生素，甚至安眠药、口香糖、仁丹、香烟——有香烟自然要有打火机或火柴。老年妇女需要老花镜，夏天需要太阳镜。钥匙。不得了！这岂不是一笔财产？

前不久走进商店时，看到坤包柜台上卖一种作钱包嫌大、作坤包嫌小的怪东西。好奇心驱使我随口问道：“这是做什么用的？”“这是放在坤包里装化妆品用的。”店员彬彬有礼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包里还装着包！这不是成了包中包了吗？也许，包中包里面再装一个小小包，小小包里面再装一个小小小包。咳！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干什么，真让人揣摩不透。

这个柜台旁边，还卖一种大个儿的包。我说：“这个包好大，一定可以装不少东西吧。”结果店员又彬彬有礼道：“这个包是按照可以装两双鞋设计的。”这下把我惊得差点儿晕过去。谁会知道坤包里竟要装鞋！不但不知道，甚至连想也想不到。如此大包，到了夏天也许装着半打或一打可口可乐，提在行旅匆匆的靓女手上；也许装着硫酸瓶，外加五六把匕首，亦未可知，因此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如果装1万日元一张的钞票，至少可以装7000万日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个外国片，大概是M .迪特里希（Dietrich，Marlene）或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其中的一个镜头让人百看不厌。只见女主角从坤包中说时迟那时快，抽出一把漆黑锃亮的手枪，摆好架势。简直太过瘾了，害得我一连看了三遍。本来并非对故事情节感兴趣，所以第二遍以后，专看这个镜头，如今片名也不记得了。

我这纯属胡思乱想：坤包里是男人看不到的世界，只有女人可以共享这个秘密的空间。所以女人们把我们男人连想都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罕见绝伦、不可思议、秘而不宣的东西装在坤包里。只有全世界的女人不言自明、心领神会，她们背着男人、悄悄地贴身藏着男人无从知晓的宝贝。否则，坤包不可能以如此身价、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款式，成为女人的形影不离之物。

这种殚精竭虑常常在心里作祟，所以我才想看坤包急得发疯，但又怕看坤包，不敢越雷池一步。

前车可鉴。《古事记》里的彦火火出见尊2 ，《夕鹤》里的与平 3 ，还有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Orpheus）4 都是因为“看”，才引火烧身，招致悲剧啊。

即使不必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今生今世我要窥视坤包恐怕也全然无望了。

1964年6月5日

马

马儿少了。与其说少了，不如用“灭绝”这个词更贴切。不知不觉中，等你醒过味儿来，东京的街市上再也不见马的踪影，仿佛全都蒸发了一样，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为了马着想，还真够令马痛心疾首的。

我们的孩童时代，其实仅仅在三十年前，马还在东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马车拉着货物或拉着士兵走街串巷，蹄声得儿得儿地列队行进，声音更是欢快悦耳。

我的童年是在原宿度过的。那时的原宿、千驮谷还有红薯地和水车，时而可见宅林地上山毛榉和栎树遮天蔽日，证明这一带就是武藏野的最南端。我家处在武藏野情趣的怀抱中，有小鲫鱼游弋的小河，还听说有狐狸出没。爬上屋顶，在一大片田地和郁郁葱葱的远处，依稀可见刚刚建成的伊势丹大楼，孤零零地矗在那里，隐约看到大楼左边更远的地方，也是孤单单立着的淀桥瓦斯罐。“新宿变了样，瞧那武藏野的月亮，竟从百货店屋顶升起来”，当时这首歌正流行。

邻居家是军人，叫牟田口，与我家仅隔一条泥路，也许因为他家围墙被宅林地的树荫掩映着的缘故，看上去总是阴森森的。那里寄居着许多蜗牛，特别是靠墙中间，有一扇平时紧闭的木门，从春到秋，总有四五只蜗牛爬在上面。当时我还小，总爱和妹妹去捉蜗牛。

早晨，那扇门开了。为接主人到团部上班，马夫牵来马，拴在门边。我知道时间，便经常从厨房拿胡萝卜去喂马。走到马身边，虽然有些胆怯，但看着高大的动物有滋有味地吃胡萝卜，又特别喜欢。晨曦中，穿着黑长靴的马夫曾经告诉我，不能在马屁股后面走。一会儿，牟田口少校走出家门，跨上我喂过胡萝卜的马，上班去了。他在孩子的心目中简直太威风了。

后来，牟田口搬走了，山毛榉和栎树也被砍伐了，这一带变成了从涩谷通往新宿的宽阔马路。而在蜗牛爬过的那扇门的位置，现在是烈日直射下的柏油马路，上面竖着一块公交车站牌：千驮谷小学前。

再听到牟田口的名字，已是十多年后战事正酣的时候。牟田口已经升为中将，率部转战亚洲各地。因为有小时候那段缘分，每当在报纸上看到牟田口部队的消息时，我都会反复读上几遍。蜗牛爬的那扇门、马，还有胡萝卜的遥远记忆，与武藏野晨曦的回忆一起在我和报纸之间掠过。

战争中马很吃香。甚至还有爱马进行曲，人们都会唱。

1945年4月13日夜晚，东京遭到猛烈空袭，当时我正在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当鼓手。兵营已经燃烧起来，我为了救火左突右扑，终于被浓烟烈火包围，夺路而逃，翻墙跳到街上。冒着纷落的火雨翻过围墙时，户山原已在烧夷弹的爆炸声中化为一片火海。我亲眼看见，邻队东部四团的兵营和第一陆军医院病房的几栋楼，同时被腾空而起的烈焰飓风吞噬，轰然倒塌。

从围墙上跳下来时，我一下子掉进了在大火中受惊的马群里，不由惊恐万分。数百匹军马，从邻队东部四团着火的马厩四散奔逃，在恶魔狂宴般升腾、飞舞的无数火龙掩映下，沿着公路癫狂、野跑。惊恐的动物或直立，或尥蹶子，或嘶鸣，或口吐白沫乱窜。我被夹裹在这群动物中间，翻倒在地，吓得大喊大叫。在恐惧的大地震荡和不祥的红与黑的折磨中，“马不踩人”的闪念在大脑中一掠而过。我抱住头，蜷起身子，透过从我身上蹿过、紧紧围着我狂舞、在火光中闪亮的蹄铁和几百条腿的剪影，看见远处早稻田方向的上空烧红了半边天。

我对东京的马的印象，随着这个恐怖的回忆而告终。

日本进入了一个没有军人的新时代。首先在东京街头，原来随处可见的军马销声匿迹，运输被卡车和摩托三轮车取而代之，送货拉车的马也不见了。马耕也换上带马达的耕耘机，连乡下也很少见到马了。

现在，东京只能看到偶尔出来的骑警，载着外国使臣去皇宫的马车，还有作为赛马的马。在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马事公苑”5 里或许有不少马。但我只从它门前路过，没进去过，实际情况怎样不得而知。

因为工作地在八丈岛，所以我三天两头地往八丈岛跑。岛上有很多牛，却没有马。据学校的老师说，对小学生讲解马的时候，要先从个头说起，很不容易。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东京的孩子也会认为，马就是电视中西部剧里才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动物。

我好信儿，问家里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你看过几次马？”

“真马看过9次。”孩子认真地回答。

马儿减少到如今的地步，不免让人感到悲凉。但是军马，无论对马、对人而言，还是没有的好。

时代的潮流，可以产生诸多现象。

1964年6月12日

钢笔

作曲使我和钢笔结下不解之缘。与其说缘分深，不如说我是钢笔破坏专家更合适。音符和字不同，有的地方需要特别用力去写，像写歌剧或交响乐之类的大曲子，是用十几万个点和线填满总谱的，所以不结实的钢笔，没等写完一曲就寿终正寝了。结果，我买过几十、几百支各种类型的钢笔，买了毁、毁了买，用着用着，竟对钢笔形成一己之见。因此从钢笔的角度看来，我就是敌人。钢笔觉得它是与生俱来用于写字的，因此无论我如何唠叨用钢笔写音符一写就坏，钢笔也是马耳东风。这就像吃了胃肠药，却抱怨感冒治不好，而制药公司并不会介意一样。

日本的钢笔都太软，不挺拔。这也难怪，日本的字用软笔才好写，大概由于所写的字是在毛笔这种软笔书写过程中衍生而来的缘故。它不适合写乐谱，非要写，一写就毁。话虽如此，我完全不是想说日本造钢笔的坏话。日本的钢笔是为了写日本字制造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写音符造的。

一提美国的笔，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派克。可是那种笔，写音符全然无济于事。那种点的弹力固定、坚硬的新型笔尖，画不出线条的粗细，只能画一般粗的线，所以不适合于写音符。音符的结构是竖线细，横线和符尾旗形的部分必须写得粗。因此，笔尖最好是老式的，就像庆应义塾的标识描绘的那种真正的笔尖。写音符，华特曼（Waterman）的笔尖比起派克虽然软，但是和日本笔一样，太软、不坚挺，不中用。美国造的笔中，犀飞利（Sheaffer）够结实的，基本能够满足我的目的，美中不足的是缺少表情，有些乏味。也许由于笔尖弹力被过于固定的缘故。

我在毁了各种笔以后，现在对德国造万宝龙（Montblanc）和百利金（Pelikan）两种钢笔情有独钟。这两家公司钢笔种类繁多，但只要是有老式笔尖且上乘的产品，就会既结实又能画出所有线的粗细，而且韵味十足，基本上令人满意。用这两种笔，即使用尽全力写出四五百页大曲子的总谱，第一页开头的音符是什么样，最后一页最后一个音符的点还能保持什么样，堪称奇迹。日本的笔顶多写上30页，符点就会愈来愈大。笔尖磨秃了，笔杆写起来摇摇晃晃，就无法继续工作。

在欧洲过去都用鹅羽笔写字，所以作曲家也用鹅羽笔写音符。将鹅的羽根轴削尖的这种笔，因为软，似乎一下就磨秃了，写几页就得重新削尖了再写。我在走访欧洲图书馆和纪念馆的昏暗阅览室看亨德尔、格鲁克、贝多芬的手稿时，发现了名曲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在散发着霉味儿的五线纸上，有迹象可以表明作者乐思受阻，显然是在边削笔尖边构思；反之也有尽管笔尖已经磨秃早该削了，因为害怕中断乐思而不管不顾地用大粗笔连续写上好几页的情形。尽管有“乐圣”和“乐生”之别，但对于同样以作曲为业的我来说，受益匪浅。还有似乎是用铁笔写的原稿，当然也看到不少用铅笔写的小曲。贝多芬到后半生耳朵失聪，为此做的日常会话笔谈记录仍保存完好，那是用类似蜡笔、碳素含量大的3B铅笔写成的。当时还没有吸纸，即使有也很昂贵。听说要预备一只沙罐，为了吸墨水，把沙子撒在写好的稿纸上应事。在舒伯特的原稿中，还有他误把墨水罐当沙罐，把墨水撒在乐谱上的原稿。微弱的烛光是书斋里唯一的依靠，这类事自然在所难免吧。在昏暗的烛光环中，写出一个个细小音符的工作，对眼睛是再坏不过了。将那么美丽动听的音乐留给世人的巴赫和亨德尔，年老以后都失明了。舒伯特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这在当时也十分少见。

在灯光明亮的书房里，我用钢笔一边写乐谱，一边常想起那些在烛影摇红中削着不顺手的羽根，将沙罐里的沙子撒在纸上，勤奋工作的昔日的作曲家。与他们相比，我们有着多么舒适明亮、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啊。但又一想，在甚至可夺去人们视力的昏暗中产生那么多名曲，看来孤坐在昏暗中的环境，对于沉浸到不可视的“音”的世界，别具功效。

即便如此，我也不打算把工作室弄暗，在烛光下作曲。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但是，我不愿意做生活在现代却对现代麻木不仁的人。我相信，只要牢记在现代的书房以前，昏暗的书斋曾存在了长达数百年，近松、歌德、莫扎特都曾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过，在现代的书房孤坐就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懂得现代的智慧，认识现代的邪恶，创作现代的音乐。

最近开始流行圆珠笔。一举办演奏会，有人就会递过来一支马克笔，要我签字。我不喜欢这类东西，深感困惑，因为用它写点什么，好像连写和画都无法区别了。我以写作为业，才感到困惑。还是善待写作吧，那么也要善待工具。

1964年6月19日

色盲

我是色盲。

因此，凡是与颜色有关的事，我注定要忍受令人苦不堪言的记忆。

首先，第一次可怕的记忆发生在小学上图画课时。那天早晨，我正用蜡笔写生玫瑰，突然，老师一把夺走我的画，在讲台上展示给全班同学。40多个同学哄堂大笑，轻蔑的目光一齐投射到我身上。

老师训导我：“我反复强调，要按照看到的去画，你为什么不照看到的画呢？不按老师的教导去做，这样的孩子是乖戾的孩子。”

我被罚站在教室的角落，全然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真不明白，我拼命按照自己看到的在画，大家为什么取笑我，老师又为什么发怒？我当时8岁，还不懂得有色盲之说，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是色盲。我站着，哭了。

这个教师对色盲一无所知。每周一上图画课，我就要挨训、罚站、咬嘴唇、掉眼泪。同学们对我站在教室角落挨罚不屑一顾，兴致勃勃地画着各色各样的画。我一面咬着嘴唇，一面窥视着美滋滋的同学们。我恨无故训斥我的老师。图画课的时间变成恐惧的时间，有图画课的日子变成恐惧的日子。不久，我学会了到这一天就装病旷课。

在本应学习美的图画课堂，我却学到了屈辱，学到了憎恨，学会了撒谎。

二年级换了老师，也知道我是色盲了，在以后不曾发生上图画课罚站的事了，但我却成了一个厌学的孩子。

色盲始终困扰着我。在中学毕业后升学的问题上，它限制了我的前程。上理科类学校不可能，当然与陆军和海军学校也无缘。所幸我当时已经决定走音乐之路，但是学校中十有七八不能报考，毕竟令人不快、沮丧。

还是个孩子时我就考虑到，将来要走一条不受色彩感觉缺陷影响的路。尽管不完全是这个理由，但我之所以选择音乐之路、进上野音乐学校，理由之一就是考虑到学音乐，色盲基本不会成为负担。

我的色盲是红色系列和蓝色系列紊乱。单色时还看得比较正常，混色时就容易出乱。紫和蓝几乎不分。特别是疲劳和繁忙时，容易看落重要的颜色。问我刚见过的人的西服或领带的颜色，如果心不在焉，往往答不上来。对人的脸色变化几乎无察。总之，凡是与颜色相关的事，总是落得一塌糊涂。

前不久，应邀参加一个外国友人举办的酒会。海阔天空之间，知道了一个有趣的事。

最近，时常听说“桃色情调”（pink mood）这个词。然而，据说所谓桃色情调只在日本人中通用。在座的有德国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美国人，问这些国家的人才知道，桃色代表好色意思的只有日本。在外国，红色代表着社会主义，相对而言，桃红表示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意思，除此之外不表示什么意思。在座的一位会讲日语的德国人说：“桃红色和好色毫无关系。桃红色是民社党。民社党！”

由此可见，一定是日语里先有桃色游戏一词，而后被翻译成pink。对此我过去并不知晓。如此说来，电视中的桃色情调秀，莫非在外国人眼里被误认为是民社党的节目？天晓得！

在日语中，颜色与好色似乎很投缘。诸如“色事”（色情）、“色气”（春心）、“色狂”（色鬼）、“色情”（情欲），还有“色夫”（情夫）等。我对这些词的语感愚钝，恐怕与我对色彩不爽有关。

我和朋友闲来聊天时说：“我是色盲，所以于情色之道一窍不通。”

朋友反唇相讥：“一派胡言！你那才叫色盲。”

时至今日，我已不再为色盲苦恼，我能看见自己的颜色，感到它的美，很觉心满意足了。只是分不清别人的脸色，还因为对颜色缺乏自信，不能替朋友做挑选领带、衣裙之类的参谋，为此感到些许遗憾。但是，其实谁想过着成天看人家脸色行事的日子不成，领带、衣裙如是，替别人参谋总不如别人帮着做参谋省心。我尽管嘴硬、强词夺理，实际上还是抹不掉寂寞。呜呼！我感觉到的茶色、蓝色、红色、黄色，他还有她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我的人生已经历了许多事情，或许是年纪的关系，最近一心想做善事，助人为乐。其中之一，就是想在我死时把眼球捐献给眼库。然而我是色盲。如果移植了我的眼球那个人，突然说世界的颜色变得怪诞而怒不可遏，岂不麻烦？结果一打听才知道，色盲是视神经异常，与眼球无关，不会出现我所担心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决定捐献。

在我死后，我的眼睛不知变成谁的眼睛。给我看了几十年似是而非颜色的这个眼球，这次准会让不知是谁的这个人，看到美丽，看到真正的蓝天和争奇斗妍的百花。

可是，色盲毕竟让人伤心。

1964年7月17日

萤火虫

我走在翠竹丛中。一片黑暗。

竹丛中的小径是一条向下的缓坡，小径的左边就是悬崖。悬崖上，山茶树和樟树参天蓊郁，使周围的黑暗更添了墨色。

倏地，从眼前斜着飞过什么。仿佛是光。称其为光又太弱，只有光的感觉，一眨一眨的，类似光点走向熄灭、渐弱的感觉，在黑暗中完全张开的瞳孔前斜着滑过。

走下竹丛小径，尽头是一间小屋。我上了玄关，走进书斋把灯打开。

我坐在桌前工作，夏夜的气息透过桌旁的纱窗，沁人心田。工作告一段落，我点燃香烟，透过纱窗，凝视着窗外夜气袭袭的黑暗。

无意中，我发现停在纱窗外面的小黑虫，随手关上了灯。果然是萤火虫。我明白了，刚才在竹丛中斜着滑过黑暗、渐弱的感觉也是萤火虫。

第二天晚饭后，我和小学三年级的小儿子手拉着手，走出家门。今天没走竹丛小路，而是顺着相反的斜坡下来到了小河边，沿河边走在平路上。

“爸爸看见的萤火虫是大个儿的？还是小个儿的？”

“小个儿的，光也很弱。”

“那肯定是平家萤。人家都说源氏萤个儿大。”

“真的吗？”

“听人说源氏萤生在干净的水里，平家萤好在不太干净的水田里。我们赶紧过桥吧，看看那边的稻田，一定有平家萤。”

“要是有就好了。”

“我看真的萤火虫，还是头一次。”

儿子兴冲冲地跑到我前面，来到桥边，然后回过头说：“可是，我没有蒲扇呀。”

“蒲扇？为什么？”

“我的书上有一幅画，画面上是萤火虫在飞，人们都拿着蒲扇招呼萤火虫。我回去拿蒲扇。”

“那好，我在这儿等你。”

我在桥上凭栏而立，一面吸烟，一面觉得孩子的想法怪天真的。夜空星光点点，沿着小河的小径依稀可辨。不久，孩子回来了。

“说是没有蒲扇，还说最近已经不用那东西了。”

说来也是，家里自从装了空调，确实再也不曾见过蒲扇。

“没蒲扇也没关系。好，我们走吧。”

我拉着孩子热乎乎的小手，过了桥，向河对面开阔的田埂走去。

水田里青蛙在鼓噪，声音越来越近，也许被我们踩在田埂上的脚步声惊了，脚下不时传来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

水田上空，透过星光，罩着一层薄雾。但是，看不见萤火虫。

“没有哇。”

“再到上面的田里看看。”

我们顺着田埂，又来到上面一块田。在这里，终于发现了期盼已久的萤火虫群。不知为什么，这是一块荒地，什么也没种，已经变成了半沼泽。我们发现，在沼泽地的角落闪烁着无数光点，有的落在草叶尖上，有的上下交错飞行着。

“太美了，太美了！爸爸！”

孩子感动了。如此美丽动人，我也始料未及，唯有茫然地凝视着光的蠕动。

有一只萤火虫偶然飞过孩子身边，落在田埂的草上。孩子捉住它，叫道：“烫，好烫！”

尽管我笑着解释，萤火虫的火是不热的，但孩子还是将信将疑。

“放了它吧。把这么漂亮的小东西抓住，怪可怜的。”

孩子打开电筒，在田埂的草上仔细看过捉住的萤火虫后说，还是平家萤，平家萤还有味儿呢。

“飞吧。飞吧。”孩子把萤火虫抛了出去。光点画着弧，一闪一闪地消失在薄霭之中。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蠕动的光群，就过桥往回走了。

在桥上遇到住在附近的农民，他说：“你们真看见萤火虫了？自从洒农药以后，就不大见萤火虫了。过去，这一带的田里可是萤火虫的海洋啊。”

因为洒农药，萤火虫绝迹了。看来，要稻米，还是要萤火虫这道风景线，两者很难两全。

仅从有了空调就没了蒲扇、撒了农药就使萤火虫绝迹来看，也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构成日本人情感和艺术基调的“季节感”，正在从我们的周围渐渐消失。

随着温室栽培和长途运输的发展，连花开也不需要季节了。据说过去夏季才能见到的香水，如今在圣诞节时最走俏。

一个萤火虫消失了，蒲扇不见了，连花开和香水也无须季节的时代。

我们心中的四季节气将会变得怎样呢？

1964年7月31日

假牙

一位熟人把全口假牙给吞进肚里了。

连他自己也懵了，如此硕大的东西怎么可能咽下去？他说也不知是哪个寸劲儿，全口假牙转眼工夫就顺顺当当地从食道滑下去，纳入腹中。

他用手抚摩着胃部，不无感慨地说，形状那么复杂的家伙，按理说想吞也吞不下去。看来什么事都怕个寸劲儿啊。

吞下去的全口假牙是上颚的，既然是全口，就是那种形状类似凹字形或叫马蹄形、正好弯成与牙床相吻合的半圆形，听说做得还很周到，为了挂在最里面仅存的两颗原配的智齿上，两边还伸出弯曲的钢丝钩。

他摩挲着胃部，首先担心的是会不会引起腹痛。但是并没有腹痛迹象，连异物感和压迫感也没有。而对于本人，似乎这更让人提心吊胆。

再者让人惕息不安的是，吞下去的全口假牙究竟是否还能重见天日？他的恐惧都集中在假牙两端伸出来的弯钩上。万一那个钩形的钢丝钩在胃壁或肠壁上可怎么得了！熟人惶惶不可终日，跑到了医院。

然而医生却一脸平静，对他说，三四天也许不太可能，大约一周或者第10天头上就会出来的。挂钩的部分也用不着担心，会出来的。

至于打那儿以后的每一天，这位老兄采取的措施凭您怎么想象。他似乎每天早晨必到院子里，一只手拿着一次性筷子，猫着腰捂着鼻子，鼓捣着什么。

正好到第10天早晨，筷子头儿触到了硬物。马上用水冲了一看，正是望眼欲穿的全口假牙，但是已经面目全非，上面紧紧地缠满了所有的食物纤维，分不清是什么东西。

假牙上面被菠菜、红薯之类的纤维裹得严严实实，两端有危险的挂钩更是被包裹得细致入微，为安全起见还要加工成浑圆形，就像个“蒲包”。

听朋友说，他一边在水龙头下冲洗这个“蒲包”，一边安慰道：假牙呀假牙，你孤身一人走了10天漆黑的夜路，一定很孤独、很寂寞吧。

1956年春，我在柏林。那年日本选送《喀喇昆仑》和《白夫人的艳情》参加电影节，我是两部影片的作曲人，所以应东宝电影公司之邀来到柏林。当时我正在伦敦留学。

其间参加了电影节招待会，有时晚上看看歌剧。可是有一天，当我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散步时，突然一阵剧烈的牙痛袭来。那个时期我的牙不好，差不多每两三个月经历一次剧痛，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牙痛，几乎使我正在走路的身体都支持不住了，以后的一连几天，更是不给半点儿喘息的机会。终于整个头盖骨痛得难以忍受，右边半个脸肿得见不得人。我在饭店的房间里呻吟了一个星期，等到电影节一结束就直飞伦敦。

我在伦敦不顾一切地冲进齿科医院。一进去，就被不容分说地施行了全身麻醉，要把坏牙全部拔掉。被麻醉后，我在朦胧的意识中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医生之间在说“15”“18”，但转眼间，病房里映着夕阳的黄色窗帘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翌日清晨，我从麻醉中醒来，发现我的牙几乎全军覆没。我战战兢兢地用舌头在嘴里搜寻了一圈，只是偶尔遇到一颗牙，就像拴船的桩子，剩下的就是黏糊糊的、满是血腥的牙床。呜呼，一次竟然拔掉了18颗牙！加上以前就失去的几颗牙齿，我变成一个少了20多颗牙齿的人。

第4天出院以后的一个月，我开始往格林公园旁边一位专门的义齿医生那里跑。每天从圣约翰伍德的宿舍穿过格林公园，溜达着去医院。伦敦特有的雾气沉沉的公园里有成群的麻雀，我在口袋里揣着每天早晨吃剩的面包渣，掏出来撒给它们，麻雀们都不怕我。

一个月后，一副精致的假牙做好了。我戴上假牙，心满意足。

安上假牙后，又去上久违了的英语会话。老师奇怪地盯着我的脸，诧异地说：“密斯特团，太不可思议了，你的英语发音怎么突然好起来了呢？”

“理所当然。镶上英国造的假牙，英语的发音自然就好啦！”我答道。

最近，又见到那位吞过假牙的熟人。很久不见，我把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提了出来。

“你的那个独行夜路的假牙后来怎么办了？”

熟人把我拽到没人的地方，张开嘴，指着雪白的牙齿笑道：“在这儿哪。”

我琢磨着，下次如果去欧洲，要在德国、法国、意大利都做上假牙。然后换着戴，走到哪里换到哪里，非把英、德、法、意各国语言，用漂亮的发音说个够。

1964年8月21日

坠落

五年前，姑娘时而会出现在我在新桥的办公室。

她很漂亮，是夜总会的舞女。一到下午，有时到我的办公室露一面，或说“我去练习，能不能把东西存在您这一会儿”，说完出去一两个时辰；或说“离晚上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就过来看看”。我也认识不少女性，但是夜总会的舞女只有她一个。所以，有空时愿意听她讲些夜总会方面的商情，加之才21岁的姑娘开朗健康，有一双日本人少见的修长的腿，让我感到轻松怡然，所以对她尽量关照，经常帮她存东西或叫杯红茶什么的。

在夜总会里，姑娘的独舞很卖座，她说的这次在哪里，下个月在哪里，那些话里话外提到的夜总会的名字，几乎都是这类俱乐部中最高级的地方。除此之外，她每年还有四五个月在国外表演。

姑娘不仅漂亮，而且懂礼貌，说话得体。她略微低下头，断断续续给我讲着各处夜总会的商情，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的话题很有意思。

对这样一位只身以世界为舞台跳舞的日本姑娘，我很是感佩；姑娘也时而愿意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十分珍惜在我——与她毫无利害关系的人——的办公室的时间。她一定是朋友很少吧。

每当去国外演出时，她都来辞行。

“我要去美国三个月，这段时间见不到您了。谢谢您对我的关照。回来后再来看您。”

“一路上多加小心。”

然后，姑娘有时会从芝加哥、台北、马尼拉、檀香山寄来明信片。

就在这样一种很轻松的持续交往过程期间，姑娘多次出国演出。

一个年末，姑娘又来向我辞行。

“这回是去拉斯维加斯，时间很长，签了5个月的合同。回来后，我还来看您。”

“什么时候走？”

“今天就走。乘美西北的航班。”

“和朋友一起去？”

“不，我一个人。”

“那今天我送送你。”

“真的？”

“当然。不过不是送到羽田机场，送到去机场的巴士总站。”

“真的？还从来没人送过我。”

黄昏时分，寒气袭人，街上已经灯火通明，琳琅满目的圣诞节促销装饰，让孤身上路的姑娘的红风衣显出几分寂寞。

“保重，注意身体。”

“太感谢了。”

她使劲儿挥着手，随着巴士逐渐远去了。

过了大约两个月，3月初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听到无力的叩门声，便打开了门。

姑娘出现在门口，脸色铁青，拄着双拐站着。

“这是怎么回事儿？！”

“坠落下来了。”

“从哪儿？”

“在拉斯维加斯，从吊车上。”

姑娘说着，强忍着的眼泪从她美丽的眸子顺着面庞滚落下来。

她到了拉斯维加斯，经过紧张的训练后马上开始表演。那是几天后的一场演出，节目接近尾声时，姑娘伴随着豪华的音乐，在从20米高的棚顶移动吊车上垂吊下来的圆形磨板玻璃上，跳起她最拿手的独舞。

“那是像杂技似的舞蹈。不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也有自信。可是吊车滑出去不久，垂吊磨板玻璃的三根金索中的一根突然断了，玻璃板猛一倾斜，把我给摔下去了。只记得全场观众惊呼。当我醒来时，已经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肩胛骨和两脚粉碎性骨折。”

姑娘说幸亏有高额的保险，经过两个月的绝对卧床后，乘飞机又回到了日本。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返舞台。听医生说，至少一年内不能跳舞了。姑娘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姑娘从此不到我的办公室了。而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萍水相逢的舞女的记忆也渐渐淡漠了。

去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在赤坂电车道上，急着打车。不巧遇上了大雨，半天没有空车。这时，一辆载客的出租车从赤坂见附方向开来，恰好停在我的面前。一对男女从车上下来。男的是个中年外国人。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下来，她的侧脸刹那间唤起了我的记忆。女人浓妆艳抹，和我以前认识的她判若两人。但是，毫无疑问，她是那个舞女的变种。我撑着伞，她没有注意到我。

我乘上那辆空车。透过被雨浇湿的车窗玻璃，看见女人熟练地依在男人的怀里，向着红红绿绿、霓虹灯闪烁的酒吧方向消失了。

车里残留着强烈的雪茄味，混杂着刺鼻的廉价香水味。

在开动的车厢里，我打开车窗换空气，然后点燃了烟斗。

1964年10月23日

大蒜

本人嗜蒜成癖。说邪乎点儿，纵然日本之大，如此暴食大蒜者，恐怕寥寥可数。尽管有所反省，却又苦无良策：因为每天早晨若不吃上一头洋葱大的生蒜，每餐不喀哧喀哧地嚼上一通，就不算吃饭。

嗜蒜如命，又为它的辛辣而涕泪俱下，鼻尖上冒出一层亮亮的汗珠，这让我不禁有感于自己是动物，对谷崎6 先生的小说《鲛人》之悲切，感同身受；而每每蒜足饭饱之余，又信誓旦旦：今天要大干一番！可是大干一番什么呢？其实连自己也茫然。只是吃了大蒜，觉得浑身清爽，精神抖擞，于是便想大干一番罢了。

既然要大干一番，便坐在桌前，铺展开五线纸，端肘暝思，续写尚未完成的歌剧或交响乐。但是有时毫无灵感，端坐一整天才得一小节乐思；有时如疾风暴雨，万马奔腾，一天几十页能一挥而就；有时则一心想到外面散步，远至八丈岛或三浦半岛的乡间小路，徜徉徘徊，欣赏芳草，为长空行云之美而感动，仅此已觉乏力，回来就睡。总之，大干一番无非想入非非，所思与所为并无大干系。然后，每早大蒜照吃不误，依然信誓旦旦要大干一番。

蒜味儿很冲。按理说吃这许多大蒜，应该蒜味儿熏天，然而我却不然，全无异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天生的禀赋，不可多得。更觉沾沾自喜，对朋友吹嘘：“怎么样，你我交往时间不短，是不是从来也没觉得我有蒜味儿？”

朋友笑嘻嘻，答曰：“还说呢，长时间以来我已是忍无可忍。你的蒜味儿，呛得让人连大气都不敢喘，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由衷地惶惑起来。原来竟把自己闻不到的，错觉成别人也闻不着，还心安理得哪。

后来，我去了京都祇园的一家餐馆。时值盛夏，只穿着衬衫卷起袖子，盘腿一坐便开怀畅饮。有一个艺伎，脸像涂白了的蜥蜴，过来贴着我坐下，不住地用扇子扇我。我满以为她是心眼儿好，就用大阪方言对她说：“你心眼儿真好。过来喝杯酒，不用紧着扇了。”说着递过酒杯。

艺伎喝下一杯，结果扇得更欢了，扇法也越发加码，超乎寻常。我不耐烦了：“别扇了。我说别扇了，你没听见吗？我又不是烤鳗鱼！能不能别这么一个劲儿地煽？把扇子放一边儿去！”

“话虽如此……”她说着又要扇。

于是，一场奇妙的扇子争夺战开始了。在争抢中得手，我胳肢了蜥蜴两下，结果事态闹大发了。她恼羞成怒，狂喊乱叫：

“你就会说别扇！别扇！你这个人，浑身臭韭菜味儿，谁受得了，不扇还不熏死人！放开我！”话音一落，如饿虎扑食，迎面冲来。结果，祇园的一晚，竟成了蜥蜴女和韭菜男的一场恶斗。

呜呼！原来我竟是这样一个臭出二里地，给左邻右舍添麻烦的人！

我不仅喜欢大蒜，还喜欢大蒜的七兄八弟：韭菜、丝葱、山蒜、长葱、洋葱等，凡此种种。

《古事记》中记载的“粟田一束韭”的“韭”，仿佛指韭菜；《万叶集》中“酱醋捣蒜”的“蒜”，应该是大蒜。古代的故事里，有神武天皇掷“蒜”击中白鹿之说。山蒜太小，击中鹿之天庭而置其于死地者，显然非大蒜莫数。

大蒜，原产于西亚，何时传入日本不详。姑且不去说它。看来日本人开始吃大蒜的年代相当久远。再到后来，在《源氏物语》中“帚木”一章有一段就说，即使大蒜对身体再有好处，和这样蒜味儿烘烘的女人待在一起，还不如乖乖地和女鬼为伍。

大蒜虽然气味难闻，但的确有益健康。不知是否仅仅因此，我就从不生病，一直精力旺盛。

有异味儿确实令人尴尬，但是，世上比吾辈发酸发臭者岂非大有人在？所以，眼下这点大蒜臭权且请君多多包涵吧。

也许人家要说，和蒜味儿烘烘的男人在一起，还不如乖乖地和男鬼为伍？

1964年12月18日

晚霞

每次到伦敦，我必去泰特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看透纳7 的画。

每当站到透纳的画前，看到那亦光亦云、亦雾亦霭的多幅梦幻般画面，我都由衷地感到又到了伦敦，为了怀旧和这份美好而情不自禁地、茫茫然地在它们面前驻足。

绘画我并不在行，所以从美术史的角度谈论透纳的意义，超出常识的范围我一无所知。对于我来说更要紧的是，从个人的角度，透纳就是英国的天，英国的天就是透纳，仅此一点足以使我感动。

站在透纳前，我总会想到超出单纯、传统意义的自然，叫它现象、天体、气象、音律或时间，所有这一切得到再一次升华。在这里，自然得到重构，使观者与那微妙变幻的光晕、变动不居的自然精气浑然一体，这才最让我感动，或者说，因为我是音乐家，所以情不自禁地与透纳画中的“时间”和“运动”感应。总之，我在心中一直揣摩的音律，我想要写的那种音乐的感悟与之发生对应、开始震颤，全身沸腾喷涌着旋律与和声的旋涡，在那气势磅礴的声浪的喷涌中，我茫然若失，久久伫立。

我在儿时就喜欢看晚霞。因为喜欢，所以四处看过不少令人难忘的晚霞。

在日本阿尔卑斯的“枪岳”山肩上看到喷涌般的云中晚霞；逐渐没入正前方海里的恢宏雄大的八丈岛落日；在身后的大王椰子树叶发出的簌簌响声中，躺在怀基基海滩上看到的夏威夷夕照；在朔风中摇曳的黑色枯木的剪影对面，曼哈顿摩天楼群在夕阳残照中辉映的冬日纽约夕景；在飞往欧洲途中穿过的白夜；距卡伦贝格山不远的维也纳森林之春的残照；巴黎、尼斯、罗马、慕尼黑、日内瓦、爱丁堡等各个国家不同地点所见的夕阳美景，都令我伫立良久，感动至深。

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伊拉克的沙漠落日。远去的驼队中传来贝都温人的苇笛声，血红即将沉没在沙漠地平线，将自己的影子在沙漠上拖得老长老长的巴比伦遗迹的落日，有一种让人迷失时代和现代的奇特魔力。

小时候，我是在代代木练兵场东侧的原宿长大的。遇上刮大风的日子，代代木的一马平川就黄尘冲日，无论怎样紧闭门户，屋里的桌上都蒙上一层细沙，渣渣拉拉。但是弥漫在西面天空中的粉尘，有时却燃起一轮殷红的夕阳，凄艳得让人疑为世界末日。我一个孩子，居然能够体味当时军歌所唱的悲哀：

在殷红的夕阳残照中

朋友已留在郊野石下

回想起来，对夕阳的钟爱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的。

作为夕阳爱好者，有一件憾事。因为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明治十六年（1883年）那个有名的“晚霞之年”。

1883年8月27日，克拉卡托岛发生大爆炸。该岛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一个像河谷一样狭长曲折的巽他海峡的小岛。从这一天开始连续数日，不间断的、惊心动魄的大爆炸，使岛的一半被炸上了天，有500米高的岛的顶端，深深地沉入海底。连非洲沿岸都可以听到爆炸的轰鸣声，爆炸何等惊心动魄，可想而知。听说在爆炸的同时，引起的海啸也惊天动地，喷上天空的大量火山灰直冲云霄，进入平流层，直到这一年底都飘浮在太空中，让全世界的人在这一年看到美不胜收的夕阳。我猜想透纳要是活着一定会高兴，遗憾的是透纳死于1851年，在“晚霞之年”时已经不在了。

曾在英国留学的夏目漱石8 ，似乎也喜欢透纳，在他的名著《哥儿》中，就有陪哥儿同去垂钓的红衬衫和野田这样一段对话。

“你看那棵松树，树干笔直，上面好像撑着把伞，像在透纳的画里哪。”

“太像透纳了！瞧它虬枝弯曲的劲儿，多像透纳。”

还让野田说出这样的话：“怎么样，教头。今后给那个岛取名，就叫透纳岛吧。”

我到英国看透纳，浮想联翩，每每都想起《哥儿》中的这一段，我相信夏目漱石一定也看过这幅画，然后离开美术馆。

1964年12月25日

暗杀

日月不居，光阴荏苒。春天总是唤醒我对那个遥远的早晨的沉痛记忆。

1932年3月5日，上午11时15分。祖父琢磨一如往日，乘坐黑色轿车离开原宿的家。汽车从原宿台地顺漫坡逶迤，经过熊野神社近旁，经过青山四丁目电车道，左拐再经过一丁目十字路口、赤坂见附，上三宅坂后，沿着皇宫的护城河，驶向日本桥方向。是日晴空万里，早春和煦的阳光让人觉得护城河水暖洋洋的。

祖父在车中回顾昨晚的情形。时值英国李顿伯爵率国际联盟对华问题调查团访日，祖父受命出任欢迎委员长，陪同李顿一行，昨晚安排客人欣赏歌舞伎。剧目是新作，一出雪景频仍、阴郁压抑的剧。车窗外的春意与挥之不去的雪景记忆对照鲜明，祖父看着，觉得暖烘烘的。

祖父的思绪围绕着李顿调查团。调查团此行的目的是专门调查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以及中国的情况，来日的调查团成员表情沉重。祖父心里明白，不久将递交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报告，其内容恐怕于日本不利，其结果日本无疑将在世界上愈加孤立。

李顿冷漠的侧脸浮现在祖父眼前。忽然，他想起在美国留学时曾读过的小说《庞贝城的末日》。调查团长维克多·布尔沃·李顿（Victor Bulwer Lytton）伯爵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爱德华·鲍沃尔·李敦（Edward Bulwer Lytton）的孙子。

11点55分。黑色轿车抵达日本桥三井银行西侧入口。这是周六近午时分，银行街上车水马龙。祖父下了汽车，向敞开的铁门入口走去。突然，一个男子从银行猛跑过来，祖父为了躲闪他停下来，被他轻轻一撞。就在这一瞬间，沉闷的枪声响了。身材瘦小的75岁的老人应声倒地。祖父遭遇了“农民血盟团”人盯人谋杀直接行动成员的枪弹，抵在腰间射出的子弹贯穿心脏。9 三井银行的时钟指向11点58分。

白布覆盖的遗体当天下午被送回原宿的家。各报社的记者和得知噩耗赶来凭吊的人乱作一团。我年仅8岁，是在父亲的引领下与祖父见面的。当覆盖在遗体上的白布被轻轻揭去时，我看到了祖父那惨白的遗容。脸色白得吓人，头发是白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须也是白的。只有白布上露出的这白色一角，在四周的喧嚣声中显得异样的、严肃的寂静。

8岁的孩子如何知晓是什么人为什么杀害祖父？谁也不肯告诉我。然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所见的“死”，我所能理解的事实仅仅是，“死”是异乎寻常的白色，是肃穆寂静；那个最疼爱我、总把我抱在膝上的祖父，由于某种人为事件的结果，不会动了。要理解当时在日本列岛肆虐的淫暴，理解祖父之死背景的实质，于8岁的孩子确实勉为其难。我真正彻底理解了祖父的死，要等到很久以后。

晚年的祖父和蔼慈祥，常把我揽在腿上，用扑克占卜，自娱自乐。在孩子的眼里，祖父又是一个奇怪的老爷爷，嘴里爱嘀咕些孩子听不懂的异国语言。

祖父在命运之神引导下，1872年14岁时，作为日本政府派遣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漂洋过海，在美国读完小学、中学，又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了矿山学后回国。因为不曾接受过日本的教育，祖父计算扑克牌时要用英语的小九九来数，自言自语也讲英语，在孩子心目中十分神奇。

昭和七年（1932年）是日本的多事之秋。“上海事变”10 突发，井上准之助前财政大臣惨遭暗杀，我的祖父——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被害两个月后，爆发了“五·一五事件”，犬养首相遇刺身亡。而在中国，白川、野村、植田等将军和重光公使，在上海举行天长节11 的庆祝会上遭到手榴弹袭击。日本就是在滚滚而来的恐怖风暴伴奏声中，闯入了更凶险的时局。

昭和八年（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希特勒政权在德国诞生，世界拉开全面战争的序幕。

每当回想事发的那个令人悲伤的早晨，我都会感慨：日本那可怕的命运的脚步声，也在无知的8岁孩子身边隆隆地响过啊。

今年的春天又来临了。每当早春时节，三十三年前那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早晨便历历在目。同时我又联想到，从那个惨白的死以来又逝去的三分之一世纪，联想到在这三分之一世纪中人们各自走过的路程。

1965年3月12日

周日的午后

“一个入口、两个出口的东西是什么？”孩子问。

“不知道。”我回答。

“是它呀！”孩子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裤子笑。

“那么，一个入口、三个出口的是什么？”孩子又问。

“不知道。”

“是它呀。”孩子说着，笑眯眯地扯起自己的毛衣。

“拿破仑呀……”这下又来了。“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去打俄国。到了最后总攻的时候，他下令：SUSUME（冲啊）！可是法军愣是一动不动。”

“哦。”

“那是为什么？”

“不知道。”

“爸爸不行，一点儿也不动脑筋，就会说不知道、不知道。”

“不是。我也想了，但是确实不知道。”

“真的？你不是大人吗。好好动动脑筋，为什么法军不发起进攻？”

“肯定是太累了吧？”

“不——对。”

“那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等一下。让我想想，我就不信一个都猜不出来。”

“算了算了，还是我告诉你吧。”他洋洋得意，有点儿憋不住了，浑身发痒。

“没办法。告诉我吧。”

“认输了吧？”

“认输，认输。”

“那是因为，法军不懂日语。”

“什么？”

“SUSUME是日语，对吧。所以法军听不懂呀。”

“哈哈哈。不错，算你赢了。好吧，那么让爸爸也给你出个题。听着，越削越长的是什么？”

“哦？”

“认输了？”

“等一下。”

“不行，不能等。认不认输？投降了吧？”

“等一下。啊，是铅笔芯儿吧。”

“胡说！不能瞎猜。铅笔的芯儿是越削越短啊。”

“但是，削铅笔的时候，芯儿不是出来，越来越长吗？”

“不行，不行。认输吧。我告诉你。”

“没办法了。那我，认输！”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吧。越削越长的，是削的时间啊。”

“这叫什么呀，不怎么样。不过，还是真的。爸爸还挺聪明的。”

“那是当然。”

难得的周日下起雨来。无奈，我和孩子在一起猜谜解闷儿。正闹着，门铃响了，约好了的朋友似乎到了。出去一看，他打着伞站在那里。和以往一样，一副嬉皮笑脸；和以往不同的，是他的头发油光可鉴。

“真倒霉，一路上挨浇，有一阵儿还下得特别大，我就边走边找能躲雨的地儿。这不，大星期天的，有一间空荡荡的理发店，所以就进去理了发来。结果我倒是爽快了，可是耽误的工夫更大了。抱歉，实在抱歉。”

“哪里，哪里，来得正是时候。大驾光临寒舍，居然还要先修头面而后叩门，良苦用心，不敢当。快，请进吧。请，请。”

“这家理发店可是有点个别。我问店老板，怎么大星期天的没人来呀？店老板竟然说‘如此这般’。”

“什么？‘如此这般’？”

“过去不是有这么一首歌嘛。”

“是吗？结果，他说怎么着？”

“店家说了，我最讨厌给孩子剃头。孩子好动，费了半天劲儿，才半价。所以就想了个法子，为了不让孩子来，孩子一乱动，我就用剃头刀轻敲小子的天灵盖儿。果然小孩子们吓坏了，打那以后不敢登门，所以星期天才这样清闲。”

“这理发店也太过分了。”

“真是个怪老头。”

突然，孩子说：“坏了，我记得好像有什么事儿来着，原来是忘了去理发店了。”

“去哪家理发店？”我问。

“就是那家可怕的理发店。不过我每次去他都夸我。那个伯伯总说，这小伙儿不乱动，真棒。他知道好多谜语，可有意思了。”

我和朋友开始推杯换盏，渐渐地周围笼罩在朦胧中。我心想，这会儿小家伙正围着白布单，乖乖地让人家给剃头，怪好笑的，这回准又学回来点儿什么俏皮话之类。

我一边想着，一边尽情沉浸在朦胧之中。

1965年4月23日

盲信

无论谁怎么说，我就是不吃醋。说不吃就是不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为什么不吃醋，理由很简单：不喜欢。

既是如此，何必咋咋呼呼，什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过不蘸醋的日子不就结了？可是就为了不吃醋，似乎还不至于非要过掩人耳目的日子吧。

在此，不妨考察一下醋和我的关系。

我讨厌醋。为什么讨厌？这里有很深的渊源。

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醋。既吃醋拌凉菜，也喜欢寿司。突然有一天，我和醋之间产生了决裂。而且从那天至今，我和醋的关系始终冷漠，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小时候我总好在厨房里玩。尽管有足够小孩玩耍的院子，院子里还有鲤鱼嬉戏的水池，但我就爱在厨房里玩。春天，院子里种的树都开花了；秋天，红的黄的落叶漂在水池的水面上。但是，与修剪得千篇一律的连翘和满天星的花相比，丢在厨房角落里的洋葱露出的绿芽更让我感觉到春意；与被委屈的人造景观束缚在那里的枫树红叶相比，菜篮子里湿润的松茸味儿更让我感觉秋凉。在客厅中放眼望去的草坪，绝对不允许践踏；而厨房背面长着蕺菜的空地上有一条水沟，沟里流着厨房过来的乳白色淘米泔水，在那条黏黏糊糊的沟里出没的几只脏老鼠，对我来说却是最舒心的观察对象。

有一天，我在厨房玩着玩着从碗柜里取出装醋的坛子，用舌头舔里面的黄色液体。为什么这么干，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是把酱油、料酒等各种坛子都拿出来，要挨个尝个究竟。可是，这时候偏偏被家里人看见了，了不得了。家里人本来就看不上我老往厨房里钻，我被狠狠地剋了一顿，末了又被宣告：“知道喝那么多醋会怎样吗？浑身的骨头都得变软了，非把你卖给马戏团不可！”

回想起来，就是这句话让我和醋彻底断交了。我幻想自己的骨头变软、身体像水母似的飘飘悠悠的情景，不寒而栗，盲信以后绝对不能吃醋，再加上被卖给马戏团的悲哀，从此以后凡是含醋的东西一概不沾，连酸的东西从西红柿到水果都敬而远之。这种毫无道理的恐惧，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底，即使现在完全理解了吃醋骨头不会变软，在感情上也对带酸味的食品敬而远之，抵触情绪犹似融入血液中。

无论是谁，人似乎都生活在对某种事物的盲信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使自己幸福，便武断地盲信必须遵守某某条件，结果过着畏畏缩缩的生活。或盲信有钱就幸福；或盲信只有与异性的爱情生活会使自己幸福；或盲信名声才是人生的一切，等等，实在有着总总盲信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发人深思。

既然盲信，起码得盲信点好事吧。我愿意盲信纳税是福；盲信以邻为善，对社会积善是好事；盲信拼命工作是头等好事；盲信一切好事就好；盲信我们的社会因此会变得更好。

不蘸醋的毛病，虽然源于我盲信它会让骨头变软，但我愿意盲信，信善为善，顽强生活，这样必然在精神上练就一副铮铮筋骨，无须担心吃醋骨头就会变软了。

1965年5月14日

北谷之滨

我走上海滨。珊瑚礁岛独有的白黄沙绵延不绝，傍晚从东海吹过徐徐轻风，拂面而来。

这是冲绳。距北谷不远一个叫砂边的海岸，位于南北狭长的冲绳本岛中部。

我从那霸的酒店沿西海岸北上约20分钟，在紧贴嘉手纳美军机场旁光线刺眼的拐角处下了出租车，又小心翼翼地穿过右侧通行、车辆川流不息的兜风车道，沿荒草甸子中的小路缓步下到海边沙滩。小路尽头的沙滩一带，露兜树（Pandanus tectorius）的无数叶缘锐刺泛着白光，周围荒草上漫开的野喇叭花，用淡紫色花萼专注地吮吸着南方海岛的落日余晖。

举目四望，海边沙滩南北贯通，然而，北边成了美军奈基防空导弹演习场，似乎是禁区，没人要自讨没趣，给彼此添堵。于是，我朝南边走向有些坑洼、多有岩石裸露的海岸。

这里，是北谷之滨。

我是今天到的冲绳。索性把行李往酒店一扔，旋即来到这个海滨。没来冲绳之前，我很早就惦记要来这里，而且要到海边走走。因为，这个海滨是美军昔日登岛的登陆点，太平洋战争末期，堪称“关原之战”的冲绳决战即由此开启，这场血战惨烈悲壮之极，令人发指。

1945年4月1日早晨，冲绳以西洋面出现了黑压压的美国军舰，数百艘登陆艇直扑北谷之滨，发起了攻击。日军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确信美军登陆地点必是由此迤南临近那霸的浦添海岸，守备力量几乎全部集结到浦添，据说弄得美军以为阻击登陆的日军如此势单力薄莫非有什么险恶用心，犹疑中一举强行登陆。

美军登陆后的两个月，冲绳化作了地狱之岛，硝烟弥漫，血染山河。山崩地陷，密树横飞，一切物质灰飞烟灭，在间不容发的炮弹爆炸声、倾轧声和地鸣中，战争这个恶魔原形毕露。这么一座蕞尔小岛，算上逾一万两千名阵亡美军在内，竟有十八万人之多经历了肉身的挣扎翻滚，葬身于惨绝人寰的地狱深渊！

恶魔疯狂至极的日子集中在6月中旬至下旬。5月下旬，首里的日军开始向南撤离，日军司令部向岛南的摩分仁小部落转移，迫于美军南下的强大攻势，日方一步步被逼上海岛尽头。且看这是何等的殊死决战！美陆军冲绳方面军司令西蒙·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 Jr.）中将6月18日阵亡；军民双方最高统帅——日军司令牛岛、冲绳县知事岛田，也在接下来数日之内双亡；以“姬百合塔”驰名的女子师范与县立一高女校师生组成的特别志愿者看护队158人，以“冲绳师范健儿之塔”名噪襄军参战的师生325人，以及县立二高女校师生的白梅看护队，全员或高唱“君之代”自决，或饮手榴弹自爆，或花季少年便被美军火焰发射器烧得碳化殒命！

时光荏苒，二十年过去。

北谷之滨涨潮了。拖着疲惫的脚步折回的海滨，自己刚刚走过的痕迹被透明的波浪洗得荡然无存。太阳已西。我想该回去了。

一如海浪抹去了海滨上的脚印，岁月能抚平海岛遭此惨痛的痕迹吗？这事引起我思考。

今日冲绳，既非日本，亦非美国，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它使用日语，阅读日文刊物，却用美元购物，日本造的汽车，却要实行右侧通行。何况岛上人过的日子并不富裕。

据说冲绳人真心盼望着回归日本。当然，日本人无不希望冲绳早日回到日本的怀抱。但我认为，在此之前日本人需要具备起码的道义心，先从改善当前状况和经济收入着手，让今天的冲绳人过得更幸福。

日本人需要扪心自问，为了日本发动的战争，本来过着太平日子的南国岛民遭此涂炭，葬送了多少条人命！需要负责任地认真考虑该怎样去回报了。

1965年6月11日

年龄

我朝思暮想，希望长生不老，益寿延年。

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自己坚信不疑、义不容辞的作曲工作堆积如山。为了把这些事情做完、做到底，需要足够的时间，因此时刻想着要长命、长寿下去。

既然如此，平时就得留意健康，多听名家指点，早晚服用营养药、消化剂、排毒丸，戒酒节烟；诸如劳心伤神的作曲、写作等危险工作则敬而远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大概会永葆青春，身体健康。然而，这样一来，要做的事情一事无成，本来坚信该做的工作不能做。想长寿的理由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如果反而要做和自以为义不容辞的工作无法做，也就没有必要长寿了。果真如此，不仅不需要长寿，连活着也没有了必要。没有活着的必要，就不需要活着，既然如此，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To be or not to be

我想长寿，所以特别喜欢长寿的人。同理，讨厌短寿的人。在大批青年为国扛枪捐躯的时代，我觉得那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生命浪费。但既然是为了祖国，我并没有讨厌过去送死的青年们。不仅如此，在自己青春年华之际也做好了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准备。然而在远离战争的和平时代，每每听到正在学习的学生死于赛车，死于登山失败，死于野蛮的高班生虐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看纪录片，画面上出现了登山队学生遇难的场面，那些留下为死难队友守灵的家伙，全然不顾亲属的哀痛，竟慷慨激昂地高歌什么“阿尔卑斯的雪呀……呦呵！”之类，看到这里，我已经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正是他们轻率鲁莽的登山计划，造成同伴遇难，使舆论哗然，给当地和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他们居然不思悔过，厚颜无耻地把死者装扮成受难的英雄，还置家属的悲痛于不顾，放歌高唱，简直是荒唐至极。我咬牙切齿，恨不能将这帮家伙排成一排，抡圆了抽他们的嘴巴。蓦地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向上冲起！我不禁感叹，原来“怒发冲冠”不是凭空臆造。

被虐待致死——当然是虐待者可恨，但是我真不明白，干吗等到被虐待死呢？肯定他有种种原因没能成功逃跑，但是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给毁了，实在令人惋惜。

至于玩赛车，简直荒诞透顶，荒唐至极！在一个根本没有时速150、200公里的公路的国家，难道应该允许高声叫卖“能跑150、200公里”的赛车吗？这对头吗？有卖还就有买的，我简直无法理解如此荒诞透顶的事和荒唐至极的人。当然我也根本不想理解。

有一位大实业家，叫松永安左卫门，已经90高龄。我不曾谋面，只是在一本杂志上读过他的对谈，或是谈话笔记。他的见解都那么充满青春活力，令人吃惊，我深受感动。其中有一段话特别令人难忘，他说长寿的一大好处，就是比他年长和让他讨厌的家伙都死了。我想，这话不是俗人可以脱口而出的。一般人无非说因为年长的、同龄人、好朋友都相继去世，让人伤感之类而已。可他不说这话，这种强悍的神经让人折服，反而有一种至深的哀愁，感觉更好。

我曾有幸一睹尊容的最高龄者，是骏河银行会长、101岁的冈野喜太郎翁。可惜，他今春以102岁过世。去年秋天，应该行行长冈野喜一郎的邀请去沼津旅行之际，参观了他的庭院，有幸向正在做日光浴的仙翁致注目礼。

我就喜欢长寿，不能不为之感动。怡然自得、仙风鹤骨般的老翁端坐在那里，白光耀眼，已经完全超出了老人这一概念的境界。我感到，从那跳动了一个多世纪的心脏、呼吸不止的肺升华出一种超越任何机械性能的卓绝之美，白光耀眼，令人眩目。同时我看到，在那耀眼的白光中，洋溢着不可思议的青春活力。

蓦地，我想起萧伯纳的话。

“把年轻交给那些年轻的家伙，未免过于骄奢。”

1965年7月16日

观光日本

很久以前，听过这样一段相声。

“我说，这么多嫌麻烦的人聚到一起怪不容易的，干脆成立一个麻烦会，诸位意下如何？”

结果，聚在一起嫌麻烦的人齐声叫喊：“反对！反对！太麻烦。”

这次是某一年夏天，一群又固执又能忍耐的人聚在一起闲话。

“怎么样，咱们成立一个忍耐会吧。”

“主意不坏嘛，好哇。”

“今天奇热无比，所以要把烧得旺旺的炭火放到被炉里，把它抬到炎阳地的晾台上，咱们大伙全穿棉袍往里钻，还要烫起热酒来和老天爷叫板。”

“哦。”

“冬天有观雪宴，咱们来一个炎夏的观阳宴。感觉一定不错。”

“来吧，就这么着了。”

来到晾台的一群人，因为说热就吃罚款，所以即使全身大汗滂沱，也要固执嘴硬：冷啊，好冷啊，冻得都要发抖了。这个小段后来如何发展，怎样结局，我记不得了，总之看到最近的观光热，我就联想到这个怪辛苦的相声小段。

“观光”一词源自何处？这样提出问题，难免要遭到对汉籍有造诣的人奚落：这还不简单，古书上所谓“听闇观光”者即语源，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竟然也敢写随笔，时下就有这种不学无术之徒，让人不堪忍受。古人说得好：无学者乐士，无赖之常也。乐士，就老老实实在路边拨琴弄弦好了。

其实，我认为观光一词的语源，应该来自观赏风光，即sight seeing。

1939年在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日本曾参展了一幅富士山的巨照。富士山的照片，由日本著名的冈田红阳氏负责摄影，他在靠近长尾山口处搭建了特殊的小屋，把小屋做暗室，使用特大倍数望远镜头，拍摄了富士山的壮丽雄姿，又把它放大，拿到万国博览会日本馆，让富士山巍峨耸立在展厅一侧的整面墙上。照片是完美无缺的，但那时在日本鼓吹国家主义思想的人与日俱增，他们相信用一幅特大的富士山照片足以弘扬国威。他们或许一开始就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决定把富士山的照片送到大洋彼岸的。

前些时候去美国时，和美国友人谈起富士山，提到了过去在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过的富士山巨幅照片。这位朋友去过博览会，还记得看到过这幅照片。

“一进日本馆的大厅，就是那个硕大无比的富士山照片，贴满一面墙。我边看边想：日本这个国家真的不可救药，日本人这个人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

“哦，为什么？”

“你想想看。富士山美丽动人，那张照片当然也很不错。但是，富士山是你们日本人还没到日本列岛、很久以前就矗立在那里的山，并非日本人造的。就是说，日本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富士山在日本纯属偶然，把一个偶然的事物忽悠得好像有多么了不起，记在日本人的功劳簿上，还特意拿到外国来渲染。当时我就看透了，日本拿这么点事沾沾自喜，和我国交手准没有好果子。”

“言之有理。可是瑞士之类不是也爱用山的照片吗？”

“瑞士是个只有山的国家。再说，瑞士的全部，就拿手表工业来说，就是因为有山，利用清新的空气和优质的水源才造出来的。就是说，那个国家从文化到生活都靠山，所以把山的照片拿出来，作为国家的象征也不奇怪。但是日本不同。富士山无论从产业还是从生活上，都不能说是日本人的靠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