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情书

致陈明

(注：写此信时，丁玲正在河北省获鹿县参加土改工作。信中提到的“绿票”，指分地主浮财时发给贫雇农的票证中可分浮财较少的一种。“张来福”是工作组的勤务员。“肖白”即李肖白，时为《晋察冀日报》的记者。)

丁玲小传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都遭到拒绝。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繁忙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名人婚恋：《丁玲与陈明》

1917年，陈明生于江西鄱阳湖畔，父亲为儿子取名陈芝祥。

1934年，陈芝祥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二·九”时，他是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从此，他开始使用笔名陈明，将自己的本名陈芝祥留在了白区。

1937年5月初，陈明看到了宝塔山。他从上海经北平、太原、西安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一名学员。那一年他正好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勃勃生气。

1936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逝，延安文艺界举行了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介绍高尔基的生平。晚上是文艺演出，在文艺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是田汉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同名独幕剧，正在抗大十三队的陈明扮演剧中的儿子巴维尔(伯夏)。

陈明那挺拔的鼻梁，机敏的眼睛，带磁性的嗓音和娴熟的演技，引起了一位女观众的注意。她30出头，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像聚光灯一样紧紧盯着陈明，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这样的人才，当年在延安并不多见。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起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她回味着剧情，回味着舞台上那一幕幕场景，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轻轻呼唤着：“伯夏！伯夏！”伯夏是剧中巴维尔的爱称。

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宣传股长握手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巴维尔”。在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他俩都感觉到一种热流漫遍了心田。

在西战剧团里，他们每天行军、演出，朝夕相处，相知日深。1938年春天，西战团去西安。丁玲带着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从涧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直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同志，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乘务员，给陈明找了一个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去，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因为她看到陈明的棉裤在工作中磨烂了。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陈明拿到了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除了母亲，还没有哪一个女人给予过他这样细致深厚的爱呢，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说：“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而归，在延安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再次开赴晋察冀敌后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丁玲没有率团出去，留在延安，陈明因胃病还没完全好，也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当时，丁玲住在山下，陈明住在山上。每天，丁玲把设法买来的鸡蛋和牛奶送上山去，给陈明增加营养。

陈明心中明白，丁玲送来的不是牛奶，分明是她的执着的爱情。他实在不敢接受。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他们的阻碍，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她无论是成就还是地位都太高，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自责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只能敬重她、崇拜她。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写道：“让这些日子快过去吧。”

1939年陈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又称烽火剧团。陈明带着烽火剧团长时间地在边区各地演出。丁玲则在1939年11月调离马列学院，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

陈明总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丁玲的爱，这份爱太沉重，可是他又忘不了她，也不忍心伤害她。他想逃避。于是，他长时间去边区巡回演出，试图让时间来冲淡这浓浓的情爱。

越是了解丁玲，陈明就越爱丁玲，在丁玲的身上，具有许多长处：真诚、热情、直率、温柔、才华，她把这些聚于一身，因而具有强大的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可是种种议论使他不能不考虑年龄、地位、资历、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感情？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好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叫席平的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席平是苏州东山人，抛弃富裕的家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个苏州姑娘长着鹅蛋脸，很有江南女子的韵味。她爱陈明，也尊重丈夫对丁玲的感情。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一天，丁玲和罗兰到一家饭馆里吃饭。饭馆里人很多，她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丁玲是罗兰最崇拜的人，她把丁玲看作可敬的领导，又当成可亲的大姐，她爱说话，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把这些日子里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都一股脑讲给丁玲听。忽然，丁玲打断她：“罗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饭馆里边还有我们认识的人？”

罗兰环视四周，疑惑地看着丁玲说：“没有哇，我谁也没有看见。”丁玲说：“你再仔细找找看！”罗兰又搜索了一遍，忽然看到了陈明，他和烽火剧团的一群人坐在一起，正在聚餐。罗兰高兴地喊起来：“陈明！陈明！”她那响亮的嗓门，一下子打断了那一桌子人的欢笑声。陈明立刻跑过来，坐在她们旁边，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丁玲的话也很少，他们两个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只有罗兰一个喋喋不休，一下见到两位好朋友，她实在高兴。她没有注意到丁玲和陈明两个人的神情有些异样。

陈明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他们那张桌子上，挨着一个女同志坐下来，那个女同志模样很文静。他们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女同志又朝这边望了望。罗兰问丁玲：“那个女的是谁？”丁玲却说：“我们走吧！”

罗兰把丁玲送回她的住处。进了窑洞，丁玲就哭了，对罗兰说：“你有没有发现，陈明变心了！”

罗兰看到丁玲落泪，有些慌乱，她还没有看见过丁玲掉眼泪呢。她赶紧劝慰道：“不会的，陈明不会变心，他不是那样的人！”丁玲说：“你不敏感，你不懂。他就要和烽火剧团的那个女同志结婚了！”罗兰一股怒气冲上来：“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她冲出窑洞，向桥儿沟烽火剧团的驻地跑去。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地思念着丁玲。

1941年初，剧团回到延安。一天，陈明带着妻子去看丁玲，三个人见面的一刹那，空气似乎凝固了。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席平从丁、陈二人四目相视的眼神里，一下子全明白了。她虽然知道丁、陈的感情，但想不到他俩是爱得那么深，那么真，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丁玲面带笑容，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丁玲表面冷静，内心却在翻江倒海，这一切怎么能瞒得过陈明呢？陈明夫妇告别后，丁玲扭头奔回窑洞，一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她怨陈明，为什么做出如此蠢事，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席平。

以后，陈明努力地爱妻子，但感到很累。不久，席平怀孕了。1941年底，刚做母亲的席平同意和陈明离婚。后来席平到延安医院当化验员，带着儿子和同是化验员的陈经镇结为夫妇，移居广州。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两个苦恋五年的情人终于结成伴侣。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结婚这天，他们没有举办仪式，没有请宾客，没有喝喜酒，没有撒鲜花，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不必麻烦别人，也不必惊动别人。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痛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丁玲作品精选

三八节有感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