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丁玲情书

情书·名人·美文 作者:《伴随》编辑部 编著


丁玲情书

致陈明

陈明:

我从昨天起病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又是那个可厌的感冒,现在已经退热了,准备下午起床。我为什么会病的呢?一半是由于前天骤冷,一半由于感情把我压倒了。我要告诉你,我对宋村有了感情,我在大前天晚上的代表会上,哭了。我说了我对于那些穷苦者有了被子,有了袄,有了瓮后我的高兴;我说了我对于那些不满意得了绿票的同情;我可怜他们的觉悟不高,我恨我工作做得不仔细,教育不深入;我说了我对于满圈的同情。当我走到他房子里的时候,我只在他炕上找到一床破席和一床破被,一口破箱子里有几件小孩衣服,我才明白为什么当他在贫农团盖着没收来的地主的被子时,是那样的在炕上爬来爬去。可是他连一张纸也没往自己家里拿呀!当评阶级评到他家里,他坚决而迅速的说了“三等贫”。他母亲因为家里人多钱少,就没有买被子,只买了一些旧棉花套。他感觉别人对他提意见是不公平的。我说我不责备他,一个刚刚培养出来的农民干部能这样就已经非常好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我非常感动,代表们也受了感动。本来对扩军工作表示沉默的,也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昨天开小组长会,布置扩军工作,号召参军,我扶病参加,做了一段热烈的讲话,在我讲话后,有两个人自动报名参加,我更兴奋透了。我爱他们!可是这里面没有满圈。满圈没有报名,却矛盾激动到极点,在会上不知说什么好,拥抱了这个又拥抱了那个。我看他百分之百想去,可是他是他父亲最爱的幼子,他怕他父亲。会后他回去给父亲说了,提出自己的要求,但被父亲骂了一顿。下午他颓唐地坐在我房子里。晚上,散了会他在纠察队大声地唱着秧歌。那时夜已很深,我叫了两次张来福,想去制止他;张来福他们都睡得很熟。后来我也想,他有烦恼,让他唱吧。我躺在床上一直听了两个钟头,呵!这淳厚的人呵!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我都躺着(昨晚仍去开了会,我觉得不去开会舍不得什么似的)。躺着也不想什么,总觉得能写首诗也好。我这个人实在太感情了,你说是么?

明天我们开大会欢送参军的人,同时广泛的号召,有一个仪式,很热闹。你和肖白商量,看他肯来么?你如果能来,带一个照相机来也好。

绒布很好,可惜现在无用。棉裤拆了无用,可惜,放在那里吧。黑绸衣怎么能改祖慧的衬衣呢,莫名其妙。××买这么些东西,退还给你,叫你做手帕用吧。

问候你,亲你,希望你好!

丁玲

廿五号(1948年)

(注:写此信时,丁玲正在河北省获鹿县参加土改工作。信中提到的“绿票”,指分地主浮财时发给贫雇农的票证中可分浮财较少的一种。“张来福”是工作组的勤务员。“肖白”即李肖白,时为《晋察冀日报》的记者。)

丁玲小传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都遭到拒绝。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繁忙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名人婚恋:《丁玲与陈明》

1917年,陈明生于江西鄱阳湖畔,父亲为儿子取名陈芝祥。

1934年,陈芝祥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二·九”时,他是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从此,他开始使用笔名陈明,将自己的本名陈芝祥留在了白区。

1937年5月初,陈明看到了宝塔山。他从上海经北平、太原、西安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一名学员。那一年他正好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勃勃生气。

1936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逝,延安文艺界举行了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介绍高尔基的生平。晚上是文艺演出,在文艺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是田汉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同名独幕剧,正在抗大十三队的陈明扮演剧中的儿子巴维尔(伯夏)。

陈明那挺拔的鼻梁,机敏的眼睛,带磁性的嗓音和娴熟的演技,引起了一位女观众的注意。她30出头,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像聚光灯一样紧紧盯着陈明,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这样的人才,当年在延安并不多见。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起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她回味着剧情,回味着舞台上那一幕幕场景,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轻轻呼唤着:“伯夏!伯夏!”伯夏是剧中巴维尔的爱称。

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宣传股长握手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巴维尔”。在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他俩都感觉到一种热流漫遍了心田。

在西战剧团里,他们每天行军、演出,朝夕相处,相知日深。1938年春天,西战团去西安。丁玲带着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从涧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直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同志,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乘务员,给陈明找了一个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去,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因为她看到陈明的棉裤在工作中磨烂了。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陈明拿到了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除了母亲,还没有哪一个女人给予过他这样细致深厚的爱呢,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说:“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而归,在延安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再次开赴晋察冀敌后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丁玲没有率团出去,留在延安,陈明因胃病还没完全好,也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当时,丁玲住在山下,陈明住在山上。每天,丁玲把设法买来的鸡蛋和牛奶送上山去,给陈明增加营养。

陈明心中明白,丁玲送来的不是牛奶,分明是她的执着的爱情。他实在不敢接受。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他们的阻碍,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她无论是成就还是地位都太高,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自责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只能敬重她、崇拜她。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写道:“让这些日子快过去吧。”

1939年陈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又称烽火剧团。陈明带着烽火剧团长时间地在边区各地演出。丁玲则在1939年11月调离马列学院,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

陈明总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丁玲的爱,这份爱太沉重,可是他又忘不了她,也不忍心伤害她。他想逃避。于是,他长时间去边区巡回演出,试图让时间来冲淡这浓浓的情爱。

越是了解丁玲,陈明就越爱丁玲,在丁玲的身上,具有许多长处:真诚、热情、直率、温柔、才华,她把这些聚于一身,因而具有强大的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可是种种议论使他不能不考虑年龄、地位、资历、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感情?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好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叫席平的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席平是苏州东山人,抛弃富裕的家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个苏州姑娘长着鹅蛋脸,很有江南女子的韵味。她爱陈明,也尊重丈夫对丁玲的感情。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一天,丁玲和罗兰到一家饭馆里吃饭。饭馆里人很多,她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丁玲是罗兰最崇拜的人,她把丁玲看作可敬的领导,又当成可亲的大姐,她爱说话,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把这些日子里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都一股脑讲给丁玲听。忽然,丁玲打断她:“罗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饭馆里边还有我们认识的人?”

罗兰环视四周,疑惑地看着丁玲说:“没有哇,我谁也没有看见。”丁玲说:“你再仔细找找看!”罗兰又搜索了一遍,忽然看到了陈明,他和烽火剧团的一群人坐在一起,正在聚餐。罗兰高兴地喊起来:“陈明!陈明!”她那响亮的嗓门,一下子打断了那一桌子人的欢笑声。陈明立刻跑过来,坐在她们旁边,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丁玲的话也很少,他们两个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只有罗兰一个喋喋不休,一下见到两位好朋友,她实在高兴。她没有注意到丁玲和陈明两个人的神情有些异样。

陈明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他们那张桌子上,挨着一个女同志坐下来,那个女同志模样很文静。他们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女同志又朝这边望了望。罗兰问丁玲:“那个女的是谁?”丁玲却说:“我们走吧!”

罗兰把丁玲送回她的住处。进了窑洞,丁玲就哭了,对罗兰说:“你有没有发现,陈明变心了!”

罗兰看到丁玲落泪,有些慌乱,她还没有看见过丁玲掉眼泪呢。她赶紧劝慰道:“不会的,陈明不会变心,他不是那样的人!”丁玲说:“你不敏感,你不懂。他就要和烽火剧团的那个女同志结婚了!”罗兰一股怒气冲上来:“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她冲出窑洞,向桥儿沟烽火剧团的驻地跑去。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地思念着丁玲。

1941年初,剧团回到延安。一天,陈明带着妻子去看丁玲,三个人见面的一刹那,空气似乎凝固了。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席平从丁、陈二人四目相视的眼神里,一下子全明白了。她虽然知道丁、陈的感情,但想不到他俩是爱得那么深,那么真,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丁玲面带笑容,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丁玲表面冷静,内心却在翻江倒海,这一切怎么能瞒得过陈明呢?陈明夫妇告别后,丁玲扭头奔回窑洞,一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她怨陈明,为什么做出如此蠢事,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席平。

以后,陈明努力地爱妻子,但感到很累。不久,席平怀孕了。1941年底,刚做母亲的席平同意和陈明离婚。后来席平到延安医院当化验员,带着儿子和同是化验员的陈经镇结为夫妇,移居广州。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两个苦恋五年的情人终于结成伴侣。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结婚这天,他们没有举办仪式,没有请宾客,没有喝喜酒,没有撒鲜花,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不必麻烦别人,也不必惊动别人。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痛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丁玲作品精选

三八节有感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