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百里者半九十

东汉时期，为刘秀南征北战的马援，功勋卓著，军功赫赫，当他平定南方后，“振旅还京师，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如此受到帝王礼遇，伏波将军府上，自然门楣有光，阖府荣耀。可想而知，在洛阳城里，他们家的子弟，该是怎样的春风得意了。设若仅止于得意，倒也罢了，要是不知检点的话，得意不止，则必嚣张，嚣张过甚，则必猖狂。而高干子弟一旦不知节制，则必闯祸生事，连累家门。古往今来，出身于高官显宦，豪门贵族的年轻人，好样的当然不少，但差劲的同样也不少。

马援写这封信，自是用心良苦，那时他正率部在交趾浴血战斗，但对首都的一切动态，无不在其注视范围之中。包括两位侄少爷在洛阳跟什么人来往，在哪里吃喝玩乐，说些什么不三不四的话，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看来，他的情报系统很有效率，眼线撒得很广。虽说他是职业军人，但政治意识很强。他担心小儿辈的愚蠢，毁了他一生名节，败了他马家的名声。

于是，他就给二位贤侄写了这封信，“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他还告诫他俩，除了不要乱说八道，信口雌黄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也应该有个选择。“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士，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龙伯高，杜季良，显然都是洛阳年轻人圈子里的活跃分子，自然也是马援之侄马严、马敦的朋友。《后汉书》说马府的这哥儿俩：“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详细情况未有交待，不敢妄拟。但从后来发生的一起案件看，这些年轻人，包括梁松、窦固等等地道的皇亲国戚，肯定仗势恃宠，走马放鹰，耽于安乐，言不及义，大概很遭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嫉恨。当马援这封《诫子侄书》驿传到洛阳后，立刻被人抓住大做文章，一下子就把那个杜季良给告了，说他“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这两位比马严、马敦要牛皮得多的贵公子，只好在宫阙的石阶上，拼命磕头求饶，直到脑袋瓜子磕出大包，磕出鲜血，汉光武帝才开恩，免于处分，放了他俩。估计他们抱头鼠窜出来后，必然要埋怨马氏兄弟，看你叔叔火上浇油，做的好事。而马严、马敦，若无这封家书的有言在先，牵涉到案子里，刘秀怕就不会从轻发落了。

马援这封信，虽使他的侄子幸免于祸，但奇怪的是这个教导别人谨言慎行，律求自身的老前辈，最终也还是坏在了他自己所批判过的：“好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的“此吾所大恶也”上面。《后汉书》在他的列传后边，做了个小结，其实也是替他感叹：“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这番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

“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娴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风度非凡，那将帅气势，威武依旧，连刘秀也忍不住赞赏：“矍铄哉是翁也。”不知是这一份殊荣，尊崇，恩渥，褒誉，起到了酒精的麻醉作用，使马老将军晕晕乎乎了呢，还是他上了年岁以后，记忆力的减弱，早已忘记曾经殷殷告诫别人的诤言？

有一次，他出征，文武百官，祖道饯行，这本是皇帝赏你的恩宠，你就享受你的光荣得了，用得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梁松、窦固吗？他停下马，对他俩教导：“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这番话，用百姓的语言直说，就是：你爬得再高，也有可能栽下来，你要想不跌得头破血流，你只有好自为之。这话当然也不错，而且相信这老将军是绝对的善意，可在这样盛大隆重的礼仪场面讲出来，那肯定起到当众羞辱的作用。

又有一次，他病了，梁松来探望，“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最后，正是这个恨不死他的梁松，使得他兵败削爵，死无葬身之地，落了个很惨的下场。当然，并不是小人之不可得罪，身为军人，连最起码的战略战术也不顾，盲目地发起攻击，打蛇不死，反遭蛇咬，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宋人陈亮在《酌古论二》里，谈邓禹的一番话，用在马援的结局上，最为贴切了。“语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尝尽心于垂成之际也。”因此，套用一位伟人的话，一个人保持清醒不难，难在一辈子保持清醒。对于上了年纪的老者来说，这也可算是一句值得引以为训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