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祷的悲哀

餐桌上

一幅餐桌的静物画。

干净的白色台布上，放置的东西除了那把精致的刀子，全都点在画题中了。柔和的晕黄的室内光，让画家着意聚焦在桌子上，高度的写实，使所有的静物犹如后来才出现的摄影。

面包，焦红的表皮和截面处的细白，都表现了适度烘烤后的松脆和酥香。横躺在银亮的椭圆形的平盘里的鲱鱼，在文火里已经失去了水分，熟缩之后变得容易撕嚼的韧软；脊黑肚白的扁长的鱼身上遍是冒出的油泡，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暗红的球体的石制酒罐，已经把酒倒入了高脚的杯子，便退居到稍远的边缘。盛酒的玻璃杯突出地立在桌前伸手可及的地方。棕绿色的杯子，透明而朦胧。久经窖藏的黑红色的葡萄酒，黏稠、醇厚而清冽，飘出一丝丝玫瑰香，似乎在以它爽口的质性感应着舌头上的味蕾。吃的、喝的、用的，摆放得随意、自然而紧凑。金黄的光映沐在台布上，映着所有的器物、食物，映进酒浆，并且透过那玻璃杯的球面，经过反射又温照到墙上。光由强到弱，又过渡到暗影，有着明显的层次。那光，明亮但不浮耀，辉煌里有着深沉；或许因为桌子前后的浓黑，对光的衬托、吸收和制约，画面的光影里包含着一种安适和宁静，正等待着那位即刻就会来到的就餐者。

桌子仅仅用了半边，台布因此也是折叠起来后铺用，而杯里的酒恰好也是半杯。看着这幅静物画，人们会想到，无论所吃的，还是为了吃所用的，都不低廉粗疏，但也不属于珍贵的，更谈不上奢侈。所有之物内聚而不铺张,不是只为了吃而草草了事，有着讲究，但在量上又比较适当。从中可以看到就餐者生活的质量，并能想象到他的拥有物。面包、鱼、酒，绝不是贫寒之家的寻常饮食；就餐者应是一位中产阶层的人士，生活富裕甚至阔绰。虽然无法推证那将至的就餐者的社会背景和身份，但从画的色调透出的平和、闲适气氛看，他显然没有为食而虞的迹象。

吃与喝，虽然是所有生命的必需，但是唯有对于人绝非仅仅止于生理需求，而是同时关涉着肉体和精神。除了满足饥渴的欲求，还有口舌之福，在吃喝的快感里还有心理的愉悦，人在这种快意的体会里也暗自认证着自己的富有和尊崇地位，因此，吃喝的行为也表露着他的操行。在与本画同时代的有关餐桌的静物画里，有的描写堆积的山珍海味、猎杀的山鸡、老大的牡蛎，锃亮雅致的银器和刀叉，闪烁着冰一样的光泽，酒瓶和杯子镂金错彩，甚至在空处撒着大把的金币；有的则描写用餐后桌子上的狼藉，随便啃过的硕大的面包、咬过几口的牛排，就那样弃放在那里，洒下的酒液涔涔流在污迹斑斑的台布上。在这里，就餐者已经不是在吃喝，而是在享受着家境的优越。他已经把吃饭变成了炫耀与排场，在满不在乎的挥霍中告白着为富后的不仁，就和他在其他场合做其他事情时的放浪一样。在本画中，主人虽然并不匮乏，但画中透出的风格却是收敛的、节制的，主人似乎在吃饱和吃好的限度上把握着自己，把内在的需求定格在中和之中，有着一种理智的约束，隐隐流露出家庭的和社会的伦理。

人无论阔绰还是相对贫穷，饮食总归是生理上的行为，当食物不再因为果腹而逼紧着存活之后，它就会明显表征着人对自我的择定。唯有节制，人才会成为自己的主人。古希腊神庙里，除了刻有“认识你自己”之外，还有“凡事勿逾度”的铭文。德谟克里特也曾经说过： “幸福是一种通过对行为和享乐的节制、对愿望的制约及避免对世俗占有物的竞争而获得的一种安宁快乐。”节制是人在凡事中深思熟虑之后的决断，是谨慎审视后的自律，放纵却是非思的。节制类似于东方哲学里的中庸，它不是过分的自虐，而是双极之间的中和状态。唯有节制，人才会感到幸福的持久延续。缩定在吃喝中，中和乃是可欲、可意的适宜，是薄饮之后的微醺，是疏食完了的回味，它原本是不值得虚荣与夸耀的。古代的禁欲思想，有着合理的因素，这正如舍勒所说，它是以“最低限度的惬意事物，然后才是以有用事物去获得最大的惬意享受。从单纯、平凡的事物中获得最高享受的能力，会带来安贫、顺从、贞洁、冥想世界和神性事物的诫命”。

画家彼得·克拉斯，荷兰人，生活在十七世纪。这正是新教伦理流行的时期，初萌的资本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路德和加尔文两位思想家，对传统教理进行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当然是生来就是有罪的，但是仅仅靠祈祷、靠空头信仰是无力的，唯有靠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才可以赎救自身。他们都倡导今生的务实和尘世的躬身，反对那种带有狂想和极端的精神幻想。为了更多地积累财富奉献给上帝，人就要节约、俭朴、奋斗、坚韧、守时，并将其作为最高美德。适当的休闲是必须的，但绝不可以放纵。因为一旦放纵人就必然会心生旁骛，甚至会沉湎于享乐。如果为享乐所迷，人自然完全放松了对自己的戒惕，他会怠惰，怠惰就会使他滑入罪的渊薮，重新归诸恶中。加尔文就严厉地告谕人们：“富裕带来自我沉溺，淫乐使人松弛。”因此，一张餐桌上的陈设就足以表明，任何超过了需求界限的剩余，通过糟蹋饮食之物，其行为也就亵渎了生活的常理，从而破坏了只能从朴素和节制中才能产生出来的和谐。英国美术史家诺曼·布列逊高度赞扬了这幅作品，他甚至从这朴实无华的意象里，从闪烁着古意的情调里，看到了古希腊哲意的一种思想。因为唯有在这一层面上，人与人之间才会变得亲切、和睦与平等；在这近乎一般性的食物里，人们找到了普遍而广泛的认同。

在任何社会里，实际上只有财富才会导致并造成等级，设置出人际的和群际的错落差序。过分地追求财富造成了贫富的尖锐对立，在朱门和蓬舍之间，会产生蔑视、傲慢、侮辱、忿怼和不平，亲睦为不相容的矛盾所破坏。然而追求财富乃是社会、家庭和个人私欲化的天职，因为它是人活得幸福的首要的物质所在，所有生活的快乐感，哪怕是幻想，细细推究也都黏附在它的实体上，就像做着美梦必也要有让身体舒帖的眠床一样，甚至就是一堆松软的铺草。

财富对人是与生俱在的，因为人首先就是自己的财富。吃的、穿的、用的、积蓄的、贮存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因为财富不仅具有物质的形态，还包括人特有的天然的权利。人们在创造财富，任何属于他的财富（转称为财产）都是他意志的外化，那里打上了他个性的印记，或者说，是他身体的延伸。财富的增量和增值也在扩展（反之则缩小）着他生命的边界，他决定着可让渡与不可让渡。

但是，追求财富之心也是有度的，梭伦曾经说过：“财富无止境，贪欲生狂妄。”因为财富最终以自身为目的，当它达到一定的存量后，也就愈加激化了占有增量的渴望。这时候财富就会从生活的凭靠走向反面，变成统治追求者的力量。卡夫卡犀利地诠释道：“财富意味着对占有物的依附，人们不得不通过新的占有物、通过新的依附关系保护他的占有物不致丧失。这只是一种物化的安全感。”以财富来保住财富，就只能无休止地去追求、去夺取和占有，只有使财富达到最大化，才会经得住它的任何可能的贬值和流失。这时候，人就会燃烧着贪婪的目光、变态般的激情，甚至不怕触犯刑律、甘冒杀头的危险，伸开他章鱼般韧长的带着吸盘的腕足，去死死缠住所有可得之物。我们的祖宗很早就看到了逐财如何从开始就潜藏着一种病毒。人的天性是静的，之后便感于物而动，并由物诱化了好恶。一旦“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而且“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人就被物异化，人化于物，人也就同于物，便会“灭天理而穷人欲”，最终就有了 “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礼记》）。至今，它们依然有着警世之效！

聚敛了大量财富之后，人就有了显赫的地位和名声，也自然有了张扬、佚奢的资质，甚至就在一张餐桌上，哪怕那餐桌就放在自家豪宅的厨房里，也要以铺张进行为富后的自淫。在这种自淫中他有了一种成就感，以自己的破坏、糟践来表明能力的超群和卓越。但他不知道这已经践踏了世间之仁，因为他的财富来自其他人的失去，他造成了他人的亏贫，即使他取之有道，也失德了。

财富应该是与人的幸福等值的，当财富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人的基本需要后，它的边际效用便开始递减并接近于无。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而当财富剧增到人无力守护直到为它而忧虑的时候，幸福又是什么？当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列出了一个幸福的方程，那就是效用与欲望之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而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越幸福。效用乃是消费物品的满足程度，它与幸福同比例变动，而欲望却与幸福反比例变动。当欲望无限大时，幸福就会无限缩小趋近于零；而当欲望与效用趋于同值，约等于“1”的幸福，就是人的心理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也就是中和状态，它意味着人的知足、约束和节制，而不是欲望的膨胀。

彼得·克拉斯的这幅画，的确很古典了。时至今日，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依然是这个世界实际的主宰者，他执着盘蛇手杖和金钥匙，足登生翼的高筒皮靴。这位财神爷又兼任着贸易和信使。尤其在今天的新经济时代，这位神的所有意蕴更加充分地应验了，那就是开放、信息、速度、流通各种功能的兼有，只有这样才能用金钥匙打开财富之门。在整个世界进入了经济循环之中，赫尔墨斯便迅速在各处显灵。没有哪个时代能比今日更加“唯物”：在供求之间，物流追赶着时间，商品快速地集散；生产者细分着市场，精心核算着成本，他们最盼望现金翻倍回流，也最惧怕仓储积压，招来“滞胀”之灾。当促销、营销以各种方式刺激购买者眼球的时候，先前被人贬斥、谴责的浪费就不再被看成心理的紊乱和败坏，“美德不再只从属于节俭”，“购买成为一种经济‘责任’”（杜威）。社会就是要以高消费来疏通它的胃肠以防梗阻，来维持机体的有效运行，并且以乘数效应达到它的繁荣。这也应了古代陆楫的明断：“予每博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今天甚至有人言：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的情况下，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

于是，最明显的可以从就餐看到消费心态的生动写照。在珠光宝气的宾馆里，在豪华酒店的雅间，装潢高贵的四壁，漆亮的桌椅和精美的用具，色香味俱佳的馔肴，烹调与工艺的完美结合，鲜花、灯光和轻柔的音乐，甚至还有丽人侍陪。这与其说是为了饱，不如说是为了 “醉”。在此就餐，除了生意的需要，也因为人情，更由此体现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在差别的现实中显示贵尊，一场酒宴就是一次优越仪式，在觥筹交错的快意中为自己因富而有的特权在心理上加冕。甚至满嘴酒气傲慢地从轿车里钻出来，摇头摆尾地搂着他的女人。日裔思想家福山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丰富之后，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已经不在于需求，而在于未能遂愿的因为位置和竞争取胜所产生的被承认感，而唯有这种感觉才会在显眼的场所让人刮目相看，产生无形的溢出效应。所以，人们就要拼命赚钱，然后再大把地花掉。

每当时过境迁，生活总要暂且淡化、悖反、否定一些曾经为人所崇尚的理念，但是岁月从未有过彻底埋葬的能力。虽然传统的节俭不再为财神所青睐，但是，即使世界发展到真如列宁所说的用金子铸造厕所的时候，纵与禁，恐怕依然是人立身的两难。只有清醒地循着内在的归宿，寻找到心灵的均衡状态，才能在生活中体会并享受到一种中和之美。重读彼得·克拉斯的餐桌，从他那淳厚的诗意里，从那非常世俗的情景中可以感到一种清朴的理性。“智者的目标就是生活方式的完全理性化和经济节约化。”（富兰克林）我们应当明白，生活不会没有一张餐桌，而人生也可以成为一场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