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难月

爸爸十六岁那年从嘉义跑到九份附近的矿区工作。十六岁还不能进矿坑，所以在炼金工厂当小工。

他发现工厂里有一个年长的女工几乎每天以泪洗面，于是善意地问人家出了什么事，那妇人说她儿子在山上工作时中暑死了，十六岁，跟他一样大。

我爸说：“你不要伤心啦，不然……我给你当儿子。”

从此我爸进了人家家门，当了别人的儿子。

爸爸二十一岁那年成了正式的矿工，人家从贡寮山上找来一个孤女当养女，再以招赘的方式和我爸结婚以延续这一家的香火。

这个孤女，也就是后来的我妈，当时才十五岁。她十六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四个月不到夭折。

多年之后，姑妈跟我说，那时候我妈经常会有一些怪异的举止，比如半夜跑到外面哭，或者走着走着忽然会被什么召唤一般，停下脚步跪拜四方。

十七岁她生下我，同样不好带。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开始不吃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到最后“随时眼睛翻白，四肢抽搐”，妈妈曾经说那时候她唯一的想法是：万一连这个也养不活，她也会跟着走。

接下来就有点像乡野传奇了。据说就在我气若游丝的当下，村子里来了一个应邀出诊的中医，看完该看的病人准备回去时在山路上被邻居拦了下来，要他做做好事来看我。

据说他在望闻问切之后还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然后开了一帖包括三种青草外加长在黄泥巴里的蚯蚓七条的奇怪药方，说如果在当天酉时之前药材可以备妥，并且让我服下，就会有救，否则这孩子“人家会收回去”。

采药的过程是另一个说来话长的传奇，暂且不表，总之酉时之前这帖药真的就灌进我的喉咙。

根据我妈的描述是：“……就在午夜时分，你忽然放了一个响屁，然后拉出一大摊又黑又臭的大便……我跟你爸抱着你洗澡的时候，发现你的手竟然会拉着我的手指，然后睁开眼睛；你爸爸跟我说，孩子……人家要还给我们了！洗完澡，发现你好像在找奶吃，当我把奶头塞进你的嘴巴，感觉你很饿、很有力地吸起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了！”

三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妈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事是婚礼的前一天，她要杀猪公，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当年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曾经抱着我跪在床头哭着跟众神许愿，说如果这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而当天果真就出现了那个“神医”。

第二件，是婚礼那天我们得替她搭个台子并且请来乐队，因为她要上台唱歌。她说这是她另一个心愿。说我初中毕业离家到台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我的小学老师，老师问起我的事，然后跟妈妈说我很聪明、爱读书，无论怎么波折，有一天我都会念到大学。

妈妈说，那天回家的路上，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快乐地唱歌给大家听！”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我出生的月份，或许是这样的缘故吧，二十七年前妈妈穿着一辈子没穿过几次的旗袍和高跟鞋，坚持跪拜一百下以至最后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样子，以及在简单的舞台上，以颤抖的声音唱着《旧皮箱的流浪儿》的神情，再度鲜明地浮现眼前。

母亲五年前骨癌过世。

生养我们五个(如果连夭折的那个也算的话，六个)小孩的过程，其忧烦与苦难远远多于欣喜与安慰。

我曾想过，妈妈会得骨癌，到了末期全身的骨头甚至一碰即碎……是不是就因为这辈子的身、心都一直承担着过量的负荷？

只想和你接近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磐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马鹿野郎^[1]。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心意

他不记得父亲这一辈子在子女受到挫折或得到荣誉的时候，曾经用拥抱来鼓舞或嘉勉过他们；至于这辈子父亲的嘴巴是否冒出过“我爱你”这三个字，他更始终存疑。

在母亲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以玩笑的方式试探着问她：“妈，爸爸这辈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

没想到他母亲的回答竟然是：“他？如果他跟我这样讲，我一定觉得他疯了，不然就是醉茫茫把我当成哪个酒家女！”

因此他倒是清楚记得大约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亲傍晚一回到家都会把他叫到身边，打开铝制的便当盒，用筷子戳起里头的两颗鱼丸递给他，然后静静地看着他吃完。

也许这是人生中少数和父亲那么接近的时光，所以记忆特别深刻，尤其是父亲那时候的神情——嘴角隐约的笑意和那么温柔的眼神。

有一次他把这样的记忆告诉母亲时，她吓了一大跳，说：“你的脑袋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记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她说，那阵子他父亲和一些年龄相近的人每天都得带便当去九份接受训练，因为他父亲吃饭一定要配汤，所以午餐时他会买一碗鱼丸汤，只喝汤，鱼丸则带回来给儿子。

除此之外，往后似乎就没有任何类似“父子情深”的记忆。

记得小学毕业他考上第一志愿的初中时，里长兴奋到用“放送头”全村广播，说这是二三十年来的第一次，说他个子虽然小，但是“胡椒要是会辣的话，再小的都辣”等等。

那几天，村子里所有人只要看到他莫不是笑脸和赞美，唯独他父亲不但像平常一般面无表情，甚至还当着他的面不以为然地跟人家说“人家的孩子是毕业后开始出去赚钱，他却开始花钱！”以及“有什么好恭喜的，是不是个料要长大以后才知道！”

不过，放俸那天当朋友以“儿子中状元”这个理由要他父亲去九份喝酒请客时，他父亲却又完全没有拒绝的意思。他不知道父亲那天晚上到底喝到几点才回来，只记得隔天醒来的时候，父亲还在睡，鼾声如雷、一身酒味。

妈妈到溪边洗衣服去了，饭桌上除了早餐的饭菜和碗筷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纸盒，里头是一支崭新的“俾斯麦”牌的钢笔。

他和念五年级的弟弟以及过暑假要升三年级的妹妹兴奋地看着，但没有人敢去叫醒父亲，问这支钢笔到底是要给谁，尽管他们心里其实都清楚。

是他妹妹先开口，她小声地说：“会不会是要给我的？我三年级了，要开始用钢笔了……”

他父亲的鼾声忽然停了，不久之后他们听见父亲的声音从通铺那边传来，有点含糊地说：“你给我吃卡歹咧！”

弟弟的成绩老是不太好，所以他颇有自知之明地以哀兵的口气说：“这一定不会是给我的啦，我知道。”

父亲也毫不犹豫地在里头回应说：“知道就好！”

是给他的，果然没错。

但当他隐忍着兴奋，在弟妹羡慕的注视下小心地打开纸盒时，没想到父亲在里头又冷冷地出声说：“那个不便宜哦……要是用坏了，你给我试试看！”

他那天的日记就是用那支新钢笔写的，他写着：“爸爸今天买了一支俾斯麦的钢笔给我，奖励我考上初中。这支钢笔很贵，爸爸可能要做好几天的工。他的心意和这支笔我都要永远珍惜……”

他和父亲从没“沟通”，但心意却又好像彼此都懂。

遗书

他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找到公司电话号码的。总之，当听到话筒的那边说“请问是梁先生吗？这是××分局……”的时候，他知道事情就如同他所预料一般地发生了。

警察说在滨海山区一条荒僻的道路上发现了登记在他弟弟名下的一部车子，有人死在里头，死因可能是废气中毒，因为现场看到的景象是车子的排气管明显接着水管拉进车内。

“你弟弟的车是Mondeo没错吧？”

“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他说。

“他多久没跟家人联络了？”

“我不知道。”

“你们有报案吗？”

“这你们不是可以查出来吗？……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个人没有。”他说。

警察或许从他的语气里感觉出他的焦躁(或者，冷漠？)吧，沉默了一下。

“因为我们不确定死者是不是你弟弟，所以希望你能来一下！”警察说。接着断断续续地解释因为检察官和法医还没到现场，所以不知道是他杀或自杀，死亡日期也不确定。不过警察说，依照他们透过紧闭的车窗所看到的尸体状态判断，至少也有四五天以上了。

“我大概一个小时内会到。”他说。

挂上电话之后他招手要助理进来。

助理拿着笔记本隔着办公桌安静地站着，等他开口，但他的脑袋忽然一片空白。

“那个……”他说，但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

助理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忽然暴躁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抽烟的他。

窗外是细雨中的城市，被灰蒙蒙的云层覆盖着。从十五楼的高度可以看到城市边缘墨色的山脉，由浓而淡层层叠叠隐现在云雾之间。

“以前……我们曾经从那边的山上远远看向这边，你记不记得？”他想起弟弟最后一次来公司的那天，他透过会议室的隔间玻璃远远看到的弟弟就像自己此刻一样，抽着烟，背对其他人安静地看着窗外。当会议结束他走进办公室时，弟弟回过头看他一眼笑笑地说：“没想到现在我们却站在这里看向那里……”

他走向窗边接过弟弟递过来的烟，窗户上反射着兄弟俩淡淡的脸孔。

“哪天——，应该再去那边的山上往这边看……不过，那条路说不定都不在了。”弟弟说着，他看到弟弟的眼眶有隐约的泪花：“三四十年没有人走，早就被芦苇掩没了吧？”

沉默了好久，最后弟弟说：“而且，我们也背不动那两个小的了。”

“我弟弟过世了。”最后，他终于出声，仿佛告诉自己一般，跟一直站在背后的助理说。

玻璃上浮现着助理有点惊讶的表情，以及或许隐约听到他的声音于是纷纷从位子上站起来看向这边的其他人。

“怎么会？”

他没回答，也没回头。

他忽然想着，那天站在这里等候他开会结束的漫长过程中始终没有转身的弟弟，是不是就如同此刻的自己一般，是因为不想让人家看到自己的眼泪？

整个办公室陷入一阵死寂，所有人似乎都僵立不动，MSN招呼的声音此起彼落，但好像没人回应，没有键盘滴滴答答的声音。

公司的人大多跟弟弟熟，曾经也都喜欢他，因为这一两年来差不多每隔一阵子他都会出现。每次一进公司总习惯带一些点心、小吃过来，然后热切地招呼大家吃喝，把办公室的气氛搞得像夜市一般。尤其是他总有办法把他经历过的人生大小事当成笑话讲，即便是最窝囊不堪的事。

而当所有人都笑成一团的时候，他却又忽然感伤地说：“啊——，总之，都是过去式了！”然后就把这句话当句点，收拾掉所有的笑声，一转身以另一个表情走进他的办公室，关起门跟他谈正事。

后来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Tora桑”。那是日本有名的系列电影《男人真命苦》里的男主角名字。他们说弟弟不仅个性像，甚至连长相也都有点像。

但是，慢慢地他们也跟他一样，很怕弟弟出现。他一出现，即使是招呼或者笑声都可以听得出勉强和尴尬。

因为后来他们都知道弟弟是来跟他调钱或者找理由借钱的，数目愈来愈大，理由愈来愈牵强，而且被拆穿的次数愈来愈多。

比较起弟弟，老实说，在人生的路上他是走得比较平顺一点。

虽然同样是初中毕业就离家到城市工作，每一步都走得辛苦，但如果用一种俗滥的比喻说人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至少他都摸得到下一颗石头而且也都可以踩稳。而弟弟的每一步好像都会落水一次、挣扎一番才勉强摸到另一颗，而且摸到的可不一定比先前的宽阔、稳定。

比如同样是当学徒的阶段，他换过几个行业之后就找到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而弟弟却始终四处流荡，不是碰到苛刻的老板就是凶狠的师傅。

退伍之后他很快找到工作，并且顺利考上夜间部大学，甚至还因为发表了几篇文章而多了一个兼职的收入，但晚他两年退伍的弟弟却偏偏遇到石油危机的普遍不景气，半年多之后才勉强找到工作。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弟弟至少还是明朗、积极而且健康的。

那一阵子晚上下课回到住处，只要看到楼下停着弟弟的摩托车，他心里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地方让疲惫的弟弟安心地休息真好。

觉得可以当一个被信任被倚靠的哥哥真好。

记得有天晚上他开门进宿舍的时候，弟弟已经睡了。书桌上放了几袋他带回来的夜点，臭豆腐、蚵仔面线、当归鸭之类的，而且分量总是多到夸张。

洗完澡之后，他一边吃着那些已经凉掉的东西，一边看着弟弟沉睡着的脸，看着看着他忽然想起几年前还是学徒时候的一段往事。

记得是冬天，过年前不久的半夜，弟弟忽然从工作的基隆跑来台北找他。

也许怕吵醒老板一家吧，他不敢按电铃，捡了一根树枝敲他房间外的气窗，不知道敲了多久他才从梦中惊醒。当他开门看到弟弟的第一眼时，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弟弟好像是工作到一半仓皇离开，所以连衣服也没换。那年代的工作服无非就是已经不合身的学生制服，袖子、裤管都短了几号，而且全身上下沾满了乌黑黏腻的机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在外流浪多年的游民。

那时候弟弟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常写信跟他抱怨师傅动不动就打人，但结尾总是像安慰他也安慰自己一般说：“为了学人家的功夫，我一定会忍耐……”弟弟说那天因为动作慢，师傅忽然就一个耳光过来，他本能地想闪，没想到反而被直接打在耳朵上，之后他就完全听不见声音。

“我怕聋掉——，想去看医生，但是我没有钱……”弟弟说，“所以只好来找你。”

也许听觉还没恢复，所以整个过程弟弟几乎都是用很大的音量说着，但是他没有阻止。

后来他烧了热水带弟弟去洗澡。脱掉衣服的时候，他看到弟弟瘦骨嶙峋的背上竟然有好几道长长的伤痕，有黑有红纵横交错。

“引擎的皮带打的……”弟弟说，“刚打到的时候不会痛，打完才会痛很久。”

洗完澡后，他叫弟弟趴在床上，他去找碘酒帮他上药。也许太累了，当他找到碘酒进来的时候弟弟已经睡着了，他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帮他上药，因为他怕碘酒的刺痛会惊醒他。

然后他看见弟弟稍微移动了一下姿势，一如梦呓一般说：“不要跟爸爸妈妈说……不要说哦……”

虽然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看着此刻同样沉沉睡着的弟弟，记忆里那些依然清晰的画面和声音还是让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那天夜里忽然醒来的弟弟看着他，却以为哥哥是为他的现况担忧，竟然反过来安慰他说：“不要烦恼啦，我会找到工作啦！”

然后要哥哥帮他重新写一份自传。

“不要写得太文学，写完我来抄。”

后来弟弟说，那天去面试的时候，管人事的女人看完那篇自传，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他，然后要他写下联络地址电话。弟弟说他才写几个字，那女人就发飙开骂，说她就知道那篇自传绝对不是他自己写的，嫌他字丑，还说他不诚实，说她们公司不要不诚实的人。

“干！”他记得弟弟一边点烟一边说，“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诚实哦？挑屎不会偷吃啦，诚实？”

人生很多滋味都要到一个年纪才懂得去细细品味，比如类似这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幸福。

然而当你一旦懂了，一切却都已经远了。

远了——，到底是年纪？是有了自己的家庭，因此有了另一种责任和更亲近的关系？还是工作、生活以及彼此人际关系上的落差，所以把原先那么紧密的关系给稀释或拉远了？

即便到现在他依然不解。

退伍之后的弟弟做过很多工作，后来开了一间小型的工厂做代工。然后结婚生小孩。不久工厂倒闭，还因为票据法短暂入狱。

他则是进了传播界，在压力极大的环境下平顺地工作着。

第一次他觉得彼此之间那种紧密的联系似乎即将慢慢消失的起始点，就在弟弟坐牢期间他去探监的那一刻。

隔着玻璃他都还没有开口，弟弟竟然透过话筒说：“你是名人，不要到这里来！”然后就在所有人诧异的注视下转身离去。

他从没有问过弟弟当时那种诡异的反应的理由，即便是弟弟出狱不久有一天忽然出现在他家里，跟他借钱说想买车当计程车司机，在开车去银行领钱的路程中他宁愿忍受彼此之间那种尴尬而痛苦的沉默，也不敢开口问弟弟为什么。

“长大以后，这个弟弟是要替哥哥提皮包的。”他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在屋外的榕树下，那个瞎眼的相命师曾经这么说过。

他不确定那是几岁的事，但他记得那时自己跟祖父坐在树下的竹椅上，甚至清楚记得祖父抽烟的样子和烟斗的颜色。记得坐在地上的弟弟短裤滑到肚脐下，汗水和泥尘在他额头和腿上纵横的痕迹，记得他不停地把快流到嘴巴的鼻涕给吸回去的样子。

后来他才知道，弟弟竟然也记得那句话。

有一段时间弟弟曾经在他公司上班，过年回老家，邻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听见弟弟用有点自暴自弃的语气说：“在替我哥哥提皮包！小时候相命的就说过了，那个瞎眼的还真准！”

那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原先的传播公司，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影像工作室，而弟弟当了几年的计程车司机之后，由于台北捷运施工天天交通阻塞，加上私家车愈来愈多，收入很不稳定。换新车的钱一样找他借，却也从来没还。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找理由几千几千地拿。有一天一个亲戚来找他，说弟弟跟他借用了一大笔他预备买房子的钱，弟弟还不了，问他可不可以先替弟弟还钱……他终于约弟弟见面。

弟弟承认他赌博。

“除了这条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地让自己的生活像样一点。”弟弟开车载着他，好像没有目的地地绕，一路绕一路说，“我不像你，笔随便写一写，话随便讲一讲就有钱进来。”

他没有回话，任弟弟有一句没一句地讲。时而自嘲、时而抱怨，偶尔还插入对外头的车子或路人的怒骂：“你以为马路是你家的啊？”“你不想长大结婚生小孩啊？”……

弟弟说，虽然天天在这个城市里奔波，每天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但终日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的自己其实像一个孤魂野鬼，不认识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认识。到处都去，但前途茫茫、毫无方向：“一天十几个小时跑下来，算算口袋里的收入，可能还不够别人在餐厅里叫一道菜。”

“现在你是名人——”最后他说，“有时候我跟乘客说我是你弟弟，有的说，是哦，啊你怎么在开计程车？有的说，你臭盖！”

一路听着的他忽然觉得苍凉，觉得这个就坐在他身旁的弟弟似乎离他很远很远了。

不过，说不定弟弟也这样觉得吧？他想。

后来车子穿越城市停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山路上。雾很浓，外头白茫茫一片。

那是矿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俯瞰如今已经成为废墟的他们的故乡，但那天什么都看不见。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自己一个人开车到这里……想一想，想到有些事就会哭……”

“比如呢——？”

“都是一些无聊的事……你不会记得的，”他说，“像有一次，爸爸受伤在罗东住院，妈妈在那里照顾他，有一天那两个小的因为桌上没有菜不吃饭，一直哭，你忽然说，那我们去远足！还做了一大堆饭团给我们吃。”

他当然记得。

记得他背二弟，弟弟背小妹，带着只是白饭拌酱油的饭团走上山，然后沿着山上的小路，穿过阴暗的相思树林一直走到尽头明亮的山崖。

那天午后天气清朗，从那里可以看得见山下的火车站，看得见无声移动着的火车，以及它即将奔赴的在叠叠山脉远处的城市。

他记得他跟弟妹们说：“那里——，有大烟囱的那里是基隆——，还有更远更远的地方就是台北——，以后，长大以后，我们要到那里赚钱——，然后拿钱回来给爸爸妈妈，这样我们就不会没钱买菜了……”

他记得这样说着的自己忽然忍不住流下泪来。

他看到小弟小妹一口一口开心地啃着饭团，而弟弟和他一样，泪流满面。

“我都还记得你在哭……”弟弟抽着烟说，“然后我也跟着哭……我喜欢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一样，现在呢，不一样了！”

他原本想问弟弟他所谓的一样、不一样说的是什么，但忍住没说。

“你要不要到我那里……帮我忙？”最后，他开口跟弟弟说。

弟弟摇开车窗，扔掉烟蒂，没有回答。

几天之后，弟弟拎着一大堆点心、小吃进公司。他在办公室里听见弟弟在外面跟同事说：“我哥哥叫我来帮他拎皮包。”

弟弟小他三岁，但也许长相比较老成，所以经常被误会他才是哥哥。

弟弟在他公司上班的那段时间，他常听别人跟他说：“你哥哥真是很好玩的一个人，好会讲故事。”“你哥哥很耐操，好像都不用睡觉。”“你哥哥超会哈拉，连流氓来闹场都会被他搞到变成哥们！”……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内容开始改变。

“你哥哥有些账一直没付。”“你哥哥说，你们公司的财务调度有问题……你怎不跟我说？”……

有一年的年底结账，他发现弟弟从公司支领的对外款项和应该冲销的发票金额差距很大。

“我告诉过你好几次，可是——，你没表示意见，我催他，他就说，我哥哥都没意见你讲什么……”会计说。

春节前几天，弟弟终于拿了足额发票回公司冲账，但，所有金额都在一张发票上。

“这发票有问题——”会计说，“谁都知道这是假发票——，可能是去外面买的。”

他拿着那张发票走出去找弟弟。弟弟躺在狭窄的道具间里一张鲜黄色的沙发上，盖着外套在睡觉，地上扔着他的包包、鞋子，还有医院的药袋。

他捡起药袋看了一下，发现说明上竟然显示着里头是抗焦虑剂以及安眠药。

弟弟睡得很沉，但眉头深锁。很久没有这么近去看这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弟弟了，他惊讶地发现曾几何时弟弟也和自己一样长出许多白头发来了。

或许是一种感应吧，弟弟忽然醒过来，像受惊的动物一般紧张地起身，把药袋用力拿走。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药？”

“很久了。”

“是工作压力那么大吗？”

“我不想说……”弟弟焦躁地从包包里掏出香烟点着。

他把发票拿给他看。弟弟低头不语。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他问。

“我怎么知道？你书读得比较多。”

“我当然知道怎么处理，”他说“，可是我也想知道——，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弟弟忽然暴躁起来，把烟用力往地上一摔，用极大的音量说：“用到该用的地方啦，用到哪里？你自己一个月赚多少钱你一个月又给我多少钱你自己有房子我到这种年纪还在租房子你拿钱回去给爸妈我也要拿钱回去给爸妈啊我还要帮你在亲戚面前做面子要用你的名字送花圈送花篮包白包包红包还要包得比别人大我还要帮你在外面做面子交际应酬要替你感谢人家我们业务要请人家吃饭还要续摊那些白包红包不是钱啊那些白包红包还要叫人家开发票开收据啊叫女人给人家打炮还要叫人家开收据啊你们都当好人当名人坏人都是我在当你知不知道啊……”

他走出去时弟弟还在里头继续大声嚷着，只是后来夹带着哽咽愈来愈模糊了。

农历年过后，弟弟没有来开工拜拜领红包。

一个同业的好友打电话给他，说弟弟到他那边上班了。他知道弟弟的事，但是他愿意给弟弟机会。

“还有——”他笑着说，“你跟他太近了会给他压力，因为你太亮眼了，别人不容易看到他的能力和成就。”

那么亲近的朋友，道谢仿佛是多余的，但也许是心里还是存在着某种担忧吧，他告诉朋友说：“财务上的处理，你还是要多注意，钱千万不要给他管。”

这样说着的他，不否认有一种告密或揭人疮疤的罪恶感。

也许朋友的观察比较客观，之后一两年弟弟在工作上的表现真的亮眼，也许还因为参与了一些广告和电影的演出，因此除了业界之外，在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不一定了解的世界里，或许也有了可以让他觉得满足的身份。

那样的世界同样地也存在于他的身边，只是他不在意，但，或许弟弟在意，甚至把它当成生命中重要的支撑也说不定。

那是弟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司那天之前，他曾经有过的疑惑。

那一天弟弟在窗口抽完烟之后，第一句跟他说的话是：“你都知道了……那我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弟弟的眼神和表情出奇的平和。

“我不会再跟你拿钱了。”

“我也不会再给你了。”他说，“那样的数字对我来说，请你相信，我没有这能力。”

“我们知道你是古意人……我们也有分寸，我们是做生意的，不像那些地下钱庄，我们不会把事情牵拖到你身上，这你放心。”那人看了一下手上一叠类似借据的签单，他看到上面有他弟弟龙飞凤舞的签名。“我这边是三千六百多万，另外一家听说也两千多万……这是我探听出来的。”

那是一家不经过特别的程序，一般人绝对无法轻易发现或者进入的赌博电玩店内侧灯光有点暗的小房间。房间内线香的味道很浓，那人坐在泡茶桌前，油亮的额头反射着一旁供奉着神像的供桌上红色莲花灯的光。他年纪不大，应该四十不到，挺和善的脸。旁边坐着两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有点好奇地不时掩着嘴偷笑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这里呢？”那人一边帮他斟茶一边说，“刚刚外面的人说你要进来，老实说我以为你会不会带记者或是警察来，不过，奇怪呢，我竟然很相信你这个人。”

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另外一个同样说“我相信你这个人”的陌生人告诉他的。

那是一个忙碌不堪的星期一，那天他在公司忙到很晚，晚餐都还没吃地走到地下停车场，发现他车子旁边站着几个人，一看到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是之前打过电话给你的人。”

他没有任何惊讶或恐惧，只觉得该来的会来，而现在终于来了，如此而已。

开始陆续接到要找他弟弟的电话是几个月前的事。那时候，他已经横下心不再相信弟弟任何借钱或调钱的理由了。

朋友终于打电话跟他说，他已经很严肃地跟弟弟谈过，请他离开公司。他说因为有些事已经影响到他公司其他人的工作气氛。

“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和奇怪的人常出现在我这里，”朋友说，“你自己也要小心，你的脸太容易被认出来，而且，太多人都知道他是你弟弟。”

离开他的公司之后，弟弟虽然偶尔会来周转现金，但理由都是朋友的公司暂时急需，而借还之间也都遵照约定，因此他也不以为意。不过，除此之外，偶尔弟弟还是会用各种理由跟他借钱，比如买车要头期款、小孩注册，甚至手机掉了手头上刚好没钱之类的，当然一切一如以往，有借没还。

这种层出不穷的状况要说他心里没有疙瘩没有埋怨是骗人的，可是即便每次弟弟出现在公司都让他烦躁甚至不悦，他总还是乡愿地告诉自己以及公司其他人说：如果困扰是可以用金钱解决的话，就不要把金钱这件事当做困扰。

直到有一天，一张数额很大的支票跳票了，会计很紧张地告诉他那是弟弟从朋友公司拿来周转的支票。他犹豫了好久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会计偷偷打电话去朋友公司求证，而回传过来的消息是他们公司没有收过这张支票，也没要弟弟周转。

会计还告诉他说：“我顺便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要你弟弟跟我们周转过任何钱。”

他找到弟弟，跟他说：“之前我相信你所有理由，但，现在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都会怀疑你是在骗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找我帮任何忙，但，钱的事，你不要再找我。”

弟弟低着头沉默了一下，冷冷地突然跟他说：“我不会找你了……说不定你们再也找不到我了。”

然后就真的失去联络，一直到他最后出现在办公室的那一天。

停车场里突然出现的那些人一点也不介意地明白告诉他说他们是地下钱庄。

“你弟弟有时候会跟我们说，是替你公司借钱，我们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发现你公司好像没有这种需要……不过我们还是需要你帮忙，找你弟弟出来大家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跟他说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怕，我们是正派经营，不像其他的，会动刀动枪。”

“他欠你们多少？”

“还有六百多万。”

“还有——，是什么意思？”

“哦——，南京东路那个公司的老板帮他还过八九百万，我们知道他已经离开那家公司了，现在找不到他的人，你是他大哥，我们相信你一定愿意帮我们这个忙。”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跟地下钱庄借钱。”那个人站起来一边点香一边说，“如果早先知道，我们说不定会劝他不要这样玩。”

他恭敬地朝墙上的神像拜了拜，把香插上。

“大家都很熟了，彼此都信任，所以才会让他签这么多钱，”他坐下来把茶壶涮干净换上新茶叶，“你不要以为这些钱是我们赚的，不是，是我们先垫给其他赢家的，如果他不还，我们也是受害者。”

然后他说外面有事他得出去处理一下：“这两个跟他很熟，你想知道什么她们都可以跟你说，不过，不要写去演电视就好！”

“他是好人，很好玩。”女孩说，“还带我们去当过临时演员，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他，都叫他大制片，也有人叫他大明星、大导演，还要他签名。”

女孩说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带一大堆小吃、点心请大家，还会说很多影剧圈的八卦给他们听。

“我们有一个小姐的爸爸生病，他还替他介绍医生。”

“对啊，我哥哥结婚，我只是随口告诉他，他竟然包红包，害我很不好意思。”

“有时候看他输太多，他还会安慰我们，说小事啦，他只要回去好好想几个广告剧本出来就可以赚回来！”

“他想的广告都很好笑，不然就很不一样，很好看。”

“比如呢——？”他笑着问。

女孩讲了好几个，都是他公司和朋友公司拍的，但，大多与弟弟无关。

“他每次输光了，都说要回去公司拿钱，没多久真的又进来……”

“有一阵子比较少来……他说因为你妈妈生病了，癌症。”

……

听着听着，他一度以为他听的是故事，是与他无关甚至是有点荒谬、俗滥的肥皂剧。

“他说你以前都会跟他讲话讲很久，现在比较忙，都没机会说……”女孩说，“不过，他好像很敬重你，因为他跟我们说过，如果下辈子的兄弟可以挑的话，他还是希望再当你的兄弟。”

他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那女孩。

“真的。”另外的女孩说，“我也听过他这么说。还有——，你跟他说，如果以后不来了，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很想念他呢。”

那天在办公室告诉弟弟那些女孩殷勤的嘱咐时，他的脸上短暂地闪过久违的笑容。

“你有想过要怎么解决吗？”后来他问弟弟。

“你以前不是说过，可以用金钱解决的事情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弟弟说着站了起来，走出去之前也许看到书架上儿子的照片，站在那里看了好久才说：“你记不记得他为什么叫我阿噗叔叔？”

“记得啊，学讲话的时候，你都教他吐口水……”

“那时候那么小一只，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他说，“我好久没看到他了。”

“他都在，是你不来。”

“他的命比我们好太多了……”弟弟说，“可惜的是他没有弟弟或者哥哥。”

“我跟你说——，”最后他忍住情绪跟弟弟说，“我没有能力帮你处理那么大的事，但是，你家里或者小孩需要什么帮忙，随时告诉我。”

弟弟看着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沉默着，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

他听见外面同事跟弟弟说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他以前演过的电影。“你演得好好笑，好写实！”

“拜托哦，”他听见弟弟说，“都是过去式了！”

然后听见他跟所有人逐一说再见的声音。

山区多雨，台北都已经是那样的天气了，一如他所料，山上更是斜风细雨浓雾弥漫，视线很差。当他转入山路看到前面有黄色警戒线和警察时，距离已经近到差点来不及煞车。

警察靠了过来，认出是他，如释重负地说：“电话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正确的地方你就挂断了，然后一直关机，啊你公司说你已经出来了……我还在想这下子要用什么方法联络你，还好你竟然知道是这里……”

是啊，怎么知道是这里？但，就是知道。一如一种本能一种直觉，或是一种牵连。

他停好车，跟着警察走了过去。小时候走过的路并没像弟弟所想的那样被芦苇掩没，反而拓宽了，只是原先长满相思树的山坡现在光秃秃的，长满杂草。也许是被辟建成垃圾场吧，远远就可以闻到浓烈的燃烧垃圾的味道。

然后他终于看到停在路边的车，车后排气管上接着的两条黄色水管醒目地塞进后座车窗。车子的驾驶座这边对着山谷，山谷下是昔日他们的故乡，而车头的方向正对着的远方是可以看到火车可以看到城市——小时候曾经充满想象的地方。

“是你弟弟吗？”检察官和他一起靠近，指着车内的人问。

他点点头，虽然透过满是雨水的车窗看到的是有点发黑变形的脸孔，但的确是他。

法医和葬仪社的人把口罩和手套戴上，有人点起一大把香，有人熟练地用铁条插入车窗的缝隙打开车门，然后看向他，示意他靠近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