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1]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蒙之中。

与仿若半沙漠一样、到处是荒芜的砂地和棱磳的岩石的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那些地区比起来，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北端的加利西亚地区，其丰茂的绿植、起伏平缓的山丘，以及点缀在绿色中的白雪雪的花岗岩，令人目不暇给。

这片大地的尽头被称为菲尼斯特雷角（意为“大地之极”），是一个被大西洋的汹涌浪涛激刷斫击而成的海岬。断崖之上有灯塔，背后的入海口处则是一个小渔村，就是这样一个旷瘠之地，不仅对于西班牙人，而且对欧洲的许多人来说，它也是大地之涯。作为地中海入海口（或者说出海口）的直布罗陀从前曾经被视为地狱之所，那么这处大地之极又给人以什么样的感受呢？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除了旷瘠的地上景物，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样的景象带给人们的绝不会是心情愉悦。

它是欧洲的西部边境。

由于大西洋带来的海洋性气候，加利西亚地区多雨多雾，因此这儿的景色不同于西班牙的大多数地区，倒是与苏格兰或爱尔兰地区更加接近。这里的人种也属于凯尔特人，常见的乐器也不是吉他和响板，而是风笛。在这样空气不够干燥的地方，吉他和响板是发不出悦耳的乐音来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欧洲最西边的端涯在历史上的中世纪不仅仅吸引了欧洲人，根据史书记载，甚至还吸引了远自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人们前来这里朝圣呢？

即便从巴黎算起，单程约1500公里、往返也有3000公里，少则二三人或者七八人，多则数十人组成一团，往返一次最快也需要大约九十天。在缺乏交通工具的中世纪，只有王侯贵族才可能骑马或乘坐马车。至于道路，特别是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西班牙境内后，没有一条道路不是坑洼不平的。从十九世纪以后英国陆军间谍的报告中还可以非常清楚地得知一个不堪的事实：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尚属罗马帝国殖民地的时代，这里已经有了较为现代化的石板铺设的道路，但进入中世纪后，这些石板路早已垮塌得不成样子。由于人们不再像罗马人那样需要借助这些道路进行交通、贸易和战争等，于是便纷纷将石板扒出，拿回去当作造房子的建筑材料。有些石板路即使得以幸免，也或者被森林侵没，或者被洪水冲走。总之，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

今天，我们不止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山坡和溪谷间，甚至就在高速公路近旁，或者其他毫不相干的地方，也能看到罗马时代的石桥仿佛被人丢弃了似的孤零零地架在那里，让人不由得感觉胸口沉重。我曾经在靠近北部海岸一个牧场边的村庄里居住过，不止一次看见过这样残损的石桥，从而令我感悟到，有一种光阴，它与时钟没有任何关系，是人眼看不见手摸不到的，但它就寂然地存在着。这种感悟或许就是历史感悟的原型，它可以解释其他一切现象。

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迎接我的，也是这种古石一般的光阴。在这里我先提前下个结论，也许有点极端，但的确可以说，我的欧洲感悟大部分都装填着这种古石一般的光阴，或者是已经化作了光阴的古石……

位于欧洲端涯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和罗马、耶路撒冷一道，是昔日的基督教徒们心目中的三大圣地之一。前来此地的朝圣者，虽然没有人做过准确的统计，但在人数最多的十二、十三、十四世纪，据说每年达到80万至100万之众。

史书中将这种盛况归因于人们平安地度过了千禧年这样的世纪末灾难、末世之劫。虽然我对此实在难以想象，但在欧洲，这确确实实是个大事件。

朝圣者们的集结点之一，是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市政厅附近的一个广场，名叫圣雅克塔^[2]。在欧洲，有件事情非常麻烦，不光是宗教上的圣徒名字，甚至国名、地区名，也会因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举个简单的例子：西班牙名字“圣地亚哥”在《圣经》的日文翻译中一般都译为“圣雅各伯”，而在法国则读成“圣雅克”，在英国则读成“圣詹姆斯”。我现在所居住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佩德罗”这个名字按加泰罗尼亚语的发音要读成“佩雷”，倘若不这样对方就会不高兴，这是很令人头痛的。更要命的是，假如与这个佩雷一起去马德里，同样是这个佩雷，却又会主动要求对方按照卡斯蒂利亚的习惯叫他“佩德罗”。这就是欧洲。

现在位于巴黎圣雅克广场的这座圣雅克塔，和昔日它近旁的圣雅克教堂同属于哥特式建筑，大革命期间教堂被拆除，而它则得以幸存了下来，不过，却已经无法再让人们回想起往昔的朝圣者们了。塔内端放着思想家帕斯卡尔^[3]的坐像，塔外的广场一角则立有《奥蕾莉娅》的作者——诗人奈瓦尔^[4]的纪念碑，不禁让人疑惑，这一切是不是在竭力拭去某种宗教的召唤？这种召唤直到数百年前还曾席卷全欧洲，令基督教徒们心旌激荡地踏上朝圣之路。

但，这是很难拭去的，从广场穿过西岱岛一直向南、向南而下——从地形来讲则是向上登坡而行——的这条道路，是巴黎市内以单一路名命名的最长的道路，它的名字叫作圣雅克大街。

朝圣者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按照日本式的想象应该是三三两两地向南而行，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据说这些朝圣者可以分成九大群：首先是步伐迟缓的老人，他们中有一半以上会客死途中；其次是骑士团，他们是保护女性朝圣者的；然后是神职人员和修道士，王族、贵族、枢机主教等也包括在其中；再后是罪犯，他们被要求选择或是在狱中服刑，或是参加朝圣。至此，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盛大的朝圣之旅很难说是纯洁的信仰之行了，这其实就是一幅人间世相图。他们之中不少人进入西班牙境内第一个城市潘普洛纳之后，买一枚证明自己确实走过朝圣之路的标志便立马返程，当然，也有的人没有返回，而是改行做起了专门打劫朝圣者的买卖。接下来是乞丐、小偷、劫路贼等以鄙劣勾当为生计的无藉之徒，其中有的乞丐身体完好无损，但却将手或脚捆绑起来，假装成肢体有疾。怎么才能巧妙地捆绑手足不露破绽呢？居然还有图解书籍专门教授此道，原来这也是一门生意经。还有一些是商人、建筑师、画师、雕刻师以及街头艺人等，这些人更称不上是去朝圣的，因为在中世纪，对这些人来说生计所在便是栖居之所在，国境国别什么的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再有一群人是表面上朝圣，其实负有其他政治使命、以神职人员身份作掩护的间谍。他们是受欧洲的王侯派遣去的，因为以南法的朗格多克地区、图卢兹地区为中心的比利牛斯山脉一带被异教徒所盘踞，并且西班牙的纳瓦拉王国一直在法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之间摇摆不定，王侯们亟需掌握关于纳瓦拉的动向。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无论从阶层，抑或从社会身份上，都无法清晰地加以划分。他们跟随在朝圣大军后面，整个朝圣之旅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人断断续续地出现在队伍末端，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身患不治之症者，比如麻风病患者；还有各色各样的肢体残疾者，宛如略带嗜虐怪癖的画家戈雅^[5]笔下所描绘的那些人物……

关于这些朝圣者，我曾经在别处^[6]也有过记述，之所以会再次写到这个主题，撇开上面提到的最后一部分人不说，是为了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舍弃安居的家、抛别亲人，并且明知年长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六十仍抱着赴死的决心、克服对一路艰辛的畏惧踏上朝圣之路的？“当你走不动了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继续往前走，一步接一步往前走！不要停，不要朝后看，不要和大队走散，即使往前走不过去，也要原地踏步，不能停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内心生出如此的冲动？我实在无法抑制想要究明这一点的念头。

走在前头的两三群人，大致都怀着赴死的信念，处置了所有家产财物，写下遗书交付公证人，然后才出发的。可以从中窥见这部分人“心境”的文书文献数量不算少，但我读了这些记载，却始终只能感受到一点，即他们身为异教徒的“罪恶”感、“罪障”感。说实话，这让我很不以为然，因为这就好像在说，罪恶越是深重，救赎也越强胜似的。

尽管时代和社会已然大不相同，但我还是这样觉得，毕竟人性是相通的。

虽然如此，但我并没有打算在社会、宗教以及其他种种状况今昔全然不同的情况下，清晰而准确地去把握中世纪人们那时候的心情、心境，更不消说，史书中早已就他们的各种动机或原因一一做出了解释。然而不可避免的却是，越是对其动机和原因进行解释，就越发使情况显得谜影重重。

倘若因此而从相反方向，即从世俗的角度试图进行解释，则又显得有些简单粗暴和卑俗。

最后这一群人中，有的是因为患了不治之症，才抛家舍业踏上朝圣之路的，这类人还不在少数。对于麻风病人而言，路旁或教堂内的台阶就是他们的生存场所，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前，日本也是这副情形。我小时候就曾在熊本的清正公神社^[7]

里见到过这样的人，当时感到十分害怕。

中世纪的西欧，有种叫黑死病，也就是鼠疫的瘟疫，人们几乎每隔一阵就会受到它的侵袭。十四世纪时，西欧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死于这种可怕的疾病。人们一旦发现谁出现患上这种瘟疫的征象，立即会将其赶出城市或村庄，赶到少有人经过的路旁，换句话说，就像丢弃一件东西一样将其抛弃。

今天，在西欧一些地方仍保留有关于防治黑死病的法律。

身体残疾或者发病的人，由于受到圣人的恩宠而突然痊愈，这种传闻多不胜举，在此就无须举隅了，这些人的病症列举起来恐怕比日本的病草纸^[8]上所搜罗的还要繁多。夜晚——据说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来自教堂的某某圣人来到其人身旁，对他说：“这是和你患了同样疾病的人的骸骨和遗物，对治疗你的疾病大有益处。”对于患者这真是莫大的慰藉，也是最大的救助。

随着时代兴替，过去曾经被视为对神虔诚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受到怀疑和非难，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一直没能嗣育孩子的男子，怀着期望前往圣地亚哥朝圣，离家经年之后回到家里，果然生下两个孩子……

听到这种事情，最先的反应便是，这无非是迷信，抑或历史传说，这种事情如果轻易地信以为实，就大错特错了，我既不是实证论者，也不是历史学家。

以下是几例从反面进行解释的例证，当然，纯属个案：

某人债台高筑，一筹莫展，于是惶惶然踏上朝圣之路，至少，在他朝圣期间肯定不会有人上门来催债了……

某人被视为具有异端倾向，因而备受苛责，他带着悔改之念前去朝圣，结果在圣地亚哥大教堂的圣坛前结束了生命。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种无上的幸福，于是他作为虔诚而幸福的朝圣者的象征，受到人们交口赞颂，成了那些对信仰怀疑动摇的人的希望……

某主教因为不想参加罗马教皇召集的会议，便出发去朝圣……

某学者为了与身在西班牙的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和犹太教学者会晤，而踏上朝圣之路……

或许我所举的，尽是些简薄而又卑俗的例子。不过这样的例子确实还有不少。

又如代人朝圣。有人写下遗言，表明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赠予某个生活贫困的人”，同时让其代替自己前往圣地亚哥大教堂祈祷，并献上供物和金钱；有的妇女为了让丈夫疴疾尽早痊复而令仆人代夫朝圣……不仅仅是个人，有的城市和村镇为了避免干旱或暴雨灾害也会雇人朝圣，这样的事例同样不胜枚举，到了这个地步，朝圣简直成了一门代行产业。

列举这些事例确实毫无意义，但是，从圣行演变为俗尚，俗尚演变为生意经，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时代变迁人类社会发生了多么显著的变化。

然而无论初心多么卑、多么俗，一旦接触了那种超现实的、超自然的东西，自身的灵魂与肉体得到救赎的强烈感受，同样是极其显著的，如同将一种社会制度置于那种被称为灵魂救赎的、异样且非社会性的东西之上来观照。说起来，所谓社会制度，原本即是根植于非社会性的那些东西之上，这种情况恰恰为此提供了证明。

就是这样，人们踏上朝圣之路。

不仅街头艺人，所有那些不拥有土地——这也就意味着没有赖以决定其社会价值的要素——的人们，可以说几乎都踏上了朝圣之路。换言之，也可以理解为，踏上朝圣之路的人群中，不乏受到社会歧视或差别对待的人。并且不只是中世纪，阅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可以发现，澜浪于朝圣之路上的人，可谓不计其数，即便是被尊为王者，有时候也没有固定的宫殿，而是亲征统治。就以西班牙来说，直到十六世纪都没有首都、国王，也没有宫殿，成功将摩尔人也就是伊斯兰教徒从其国土驱逐出去（史称收复失地运动^[9]）的伊莎贝拉女王、费尔南多国王^[10]等，都是马背上的统治者，哪里出现问题就统帅军队奔赴哪里，倚仗武力进行外交活动，通过交易达成政治目的。

根据史书记载，罗马帝国没落后，许多街头艺人失去了固定且数量庞大的看客，竟使得欧洲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放浪天涯的艺人。在被土地所束缚的农民眼睛里，他们无疑是令人讨厌的家伙，而在都市定居者的眼睛里，他们和被人不齿的流浪汉、骗子、小偷等同属一类人，都是必须时刻戒备的对象。事实上，这些人以及十五世纪以后涌入欧洲的吉卜赛人，即便已然堕落为骗子、小偷之类，那也是他们曾经受到和仍在受到的歧视造成的结果。

我们观赏莎士比亚的戏剧，假如没有这类艺人在幕间穿插表演，整部戏就连接不起来了。

自罗马帝国崩溃，一直到中央集权的领主国家成立，这段历史时期相当漫长。那段时期，没有明确的国境分界，“基督徒”成为唯一的身份保障，甚至起到护照的作用。然而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拉斯特朝圣的人们，却需要安全通行证，或者类似护照一样的文件证明，否则很有可能有时候不被允许通行。

挤满道路的朝圣者中，既有身份高贵的人士，也有前面提到的街头艺人，总之，除了被土地束缚的农民以及都市里的定居者，几乎包括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倘使农民的土地所有形式发生变化，他们或者被迫，或者自愿加入朝圣人群；而都市定居者，一旦经济状况允许的话，也会加入到朝圣的大军中。

这似乎整个就是一个流浪者构成的社会，着实让人感到吃惊。

尽管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这一盛况加以解释，但人们仍无法彻底消除这样的疑问：为什么？

街头艺人，以及只有在路上才能维持其生计的人除外，我探求了各色各样的理由，最终发现一个极为明显、不容置疑的理由，若非要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基督的一句话：

Ego sum via.

我即是道路。

我即道路、真理、生命。

朝圣者们的装束大致都有一定之规，这里且将街头艺人、乞丐及其他难以分类的人除外，其余人都是头戴一顶宽檐帽子（可以兼作雨伞使用），在额头的地方向上翻卷着，身穿衣裾长长的宽大袍子，肩挎毛毡和“头陀袋”^[11]，拄着一根比人还长的杖棒，腰间悬一只硕大的瓠（用来盛水或葡萄酒）。而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们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特征，那就是无论帽子上还是外套上，都粘着许多扇贝壳。这些扇贝——后面还会讲到——是盛产于据称圣徒雅各伯^[12]曾经布教过的西班牙北部海岸一带的一种贝类，它也由此被视为这位圣人的象征。因为这层原因，在欧洲，倘若看到教堂使用的洗礼盆是扇贝形的，其实可以认为，那便是教堂在暗示自己与这朝圣之行之间的某种渊源关系。附带说一句，法国料理中有一道名菜叫“圣雅克扇贝”（Coquille de Saint Jacques），就是用肥厚鲜美的扇贝烹成的。

我们不必理会外套下面是何样穿着，这种千篇一律的装束，在服装严格受制于职业和社会阶层的贵贱分明的中世纪，似乎表明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基于信仰的平等。

头戴宽大的帽子（因在额头处翻卷起来，因而很容易被误会为三角帽），肩挎“头陀袋”，身披外套，手拄杖棒，浑身上下粘满必不可少的扇贝壳的朝圣者不绝于途，行进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旷野上，宛似一场民族大迁徙。道路上既有前往的人群，也有完成朝圣而返回的人群。

尽管那个时代尚没有非常明晰的国境，例如似乎经常有人会说到像纳瓦拉王国的人可以在法国和卡斯蒂利亚两国之间跑来跑去，但事实上也并不是到处都可以自由通行的，朝圣者们进入城市或村庄，无论乘船渡河还是跨越桥梁，都必须向城市或村庄的守门人支付相当数额的税金。

这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了能够自由交换的货币经济时代。

并且，他们所到之处的村民们虽然会恳请他们“到了德孔波斯特拉也替我们向主祈祷！”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欢迎朝圣者的到来，更不会高高兴兴地为朝圣者们提供哪怕一晚住宿。稍稍想一想就很容易明白其中的原委。西班牙北部不像法国西南部那样到处是沃野，而是遍布颓岩碎石的全然荒芜之地，农业生产水平也较低下，即使是定居于此地的村民也为饥匮所苦，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素不相识、说不准还会对自己做出什么险恶勾当来的流浪者（朝圣者）表示欢迎。甚至在不少地方，村民们还手持棍棒，轮流在村口警戒以防止朝圣者进入村子。加之西班牙的旅社或栈房原本就不是供人住宿的，而是供马、羊、山羊等家畜栖息之所，和日本的栈房最早就是堆放家畜饲料的场所一样。再者，没有专门的法律约束旅社和栈房，若是在这样的场所发生什么不测，对于朝圣者来说是要命的事情。况且当时已进入货币经济的时代，意味着现金经济，而朝圣者们的所有家当都装在“头陀袋”内，对小偷或以剪径为生计的恶徒来说，是种难以抵抗的诱惑。

除此以外，朝圣者中有不少病人，万一猝死在村子里，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埋葬死者既占人手也费金钱。

翻阅当时的文献资料，简直就有种病草纸与本草学混在一起的感觉，杂乱无章，即使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朝圣者们所经历的艰辛也是难以形容的。

首先是身体上的，疲顿、热病、腹泻、各种各样的炎症、结核病、由于不停地行走而造成的腿脚的各种不适和疾患……那些古老的旅行指南上大都会写着：某处的河水不可直接饮用……身体疲顿时最好泡个热水澡，同时可将百合根、木莓叶、麻树皮等煎煮而成的药汤趁热擦拭全身……关于足部护理，建议事先备上各种软膏每晚涂抹，用柳树根制成的软膏对脚底茧子和鸡眼有疗愈作用……患支气管炎时可将薄荷与蜂蜜或野生的三色堇煎煮后捣成糊状抹在布上外敷……吐血、便血、腹泻等也是常有之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据称用蜘蛛网搓成药丸对于吐血或血痰十分有效，而将蝮蛇煮沸后的汤汁则具有清血的功效……

以上列举的应该只是众多疾患中的一小部分，现实当中自然还有更多怪奇和神奇的事情。大多数朝圣者终于抵达目的地德孔波斯特拉时，已然成了病人或半个病人，但这已经是上上大吉了。换句话说，他们到达德孔波斯特拉时的那种喜悦，是从疲顿和受病的躯体迸发的混杂着狂乱的喜悦。

既然朝圣之路如此艰辛，依照基督教的精神，这些朝圣者理应受到相应的组织和医院的很好保护。为此，前者有应运而生的圣地亚哥骑士团，后者则在一路上都设立有修道院兼行医院之职。据史书记载，这个骑士团组织在武力精强以及精通各国情报这一点上，堪称是国家之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因此后来终于招致统治者动用国家之力予以镇压。

但是，这里很自然会生出来一个疑问：既然如此艰辛、如此危险，为什么朝圣者们还非要跑去位于大地之极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首先，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圣地亚哥，即圣雅各伯究竟是什么人？历史与传说，或者更准确地说，传说与历史早已混淆在一起，无法分割。像我这种对圣经学一无所知的俗人，面对种种圣地亚哥传说，感觉就仿佛是传说蹲踞在神的宝座旁，从那儿神气活现地俯视着历史学。

根据《圣经》记述，圣地亚哥（圣雅各伯）是最早追随耶稣基督的两个使徒——雅各伯和约翰兄弟二人中的哥哥，为加利利的渔夫西庇太与妻子撒罗米之子，其母撒罗米是“处女怀胎”的玛利亚的妹妹，因此雅各伯兄弟二人与耶稣基督是表兄弟的关系。撒罗米虽然嫁给了渔夫，但似乎生活比较富裕，她资助耶稣进行新宗教的布教活动，被称作“最后的晚餐”的那场聚餐也是她支付的资费。这兄弟二人积极地投入布教活动，以至耶稣给他们起了个“雷霆之子”的外号，他们目睹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后雅各伯仍坚持不懈四处布教，最终被希律王亚基帕^[13]砍了头。

至此为止，与其说是被历史，不如说是被圣经学确认为历史事实。

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雅各伯被砍头为止，根据《使徒行传》等著作的记述，耶稣的弟子也就是使徒们散至世界各地，辗转布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印度、波斯、亚美尼亚、伊比利亚半岛等许多地名，其中雅各伯到达西班牙传布福音，并且拥有了九名改宗者的信奉和支持。而为了镇慰其不辞辛劳的布教，圣母玛利亚还专程赶到萨拉戈萨与他会面，当时玛利亚还在世，而这也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玛利亚崇拜的源起。此后，雅各伯更加全情投入于布教。布教活动告一段落后，他回到巴勒斯坦时不幸被斩首，成为殉教者并被埋葬在那里。

请容许我再一次使用“至此为止”这个表达。至此为止，经由事实或传说，又或者说口口相传，我们得以知晓大概的情形。而之后，事实和传说则又开启了另一个不尽相同的圣徒传版本。雅各伯遭砍头并被埋葬后，有人将他的尸骸从墓中挖出，将头颅又原样安上，然后装上石船，经过七天七夜，向西穿过地中海驶入大西洋，然后北上运抵西班牙西北部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伊里亚弗拉维亚河口。身为异教徒的女王起初不同意将雅各伯的遗体下葬于此，后来似乎又因为种种顾忌，最终同意将其葬在内陆的罗马人墓地。

过了大约八百年，在公元812年或814年，一位隐士注意到罗马人墓地的上空星光异常灿烂，于是试着掘开墓，发现雅各伯的尸体竟一点儿都没有腐烂，也没有变形。

在西班牙，类似的传说或圣徒传比比皆是。或说是圣徒的遗体，或说是玛利亚像，或说是十字架，但几乎所有的传说都说到历经八百年后，墓地上空一隅发出明亮的异光……

时光流逝的这八百年，恰是伊斯兰教徒开始征服西班牙全境并达到统治最盛期的八百年。

传说这具在罗马人墓地被发掘的遗体在反抗伊斯兰教徒的斗争勃发之时，骑着一匹白马冲锋在前，挥舞着利剑，杀向敌阵，于是很自然地被视为自天而降的圣徒。特别是公元844年在洛格罗尼奥南边的克拉维霍镇发生的那场激战中，据说他一人斩杀了六万名敌人，许多基督教将士目睹了这名白马战士的雄姿。于是乎，圣地亚哥（圣雅各伯）有了一个诨名——摩尔人杀手（Santiago Matamoros）。作为圣徒，这样一个诨名自然令人有些哭笑不得。Matamoros有“击杀摩尔人”的意思，而据辞书上解释，它还是无赖、恶棍的另一种隐曲的说法。

而“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的啸叫声，也成为西班牙人投身收复失地运动的号令和战士之间互相激励的呐喊，不少朝圣者听到呐喊也拿起武器加入战斗。不仅如此，在后来西班牙对中南美洲的征服过程中，它还是对印第安人进行残忍屠戮的开杀令。

在被征服者看来，圣地亚哥完全是不共戴天的“圣徒”，但战争就是如此，决不会设身处地站到敌方立场上去考虑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种圣徒崇拜行为的性质开始掺杂军事色彩，圣地亚哥也终于成了西班牙的守护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