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学习时代
——从《关于罗丹》看熊秉明

一

一九九三年，“罗丹艺术大展”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接连几个月展览场地里外都是人潮涌动。当年的参观者，如今回想起来，心中不仅能浮现出彼时的盛况，也还会依稀泛起不平静的心绪吧？不过，有谁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吗：入口处检票的地方，出售一本书，开本不大，页码不多，书名叫《关于罗丹——日记择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定价九块八。出版社印行这本书，和这次大展有什么关系？当时和现在我都不甚清楚，但实际情况是，这本书被不少人当成了罗丹艺术的地图、说明书、导读。这也真值得庆幸，有这么好的导引。

后来这本书有了几个版本，我常常翻阅的是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熊秉明文集》里的本子。《熊秉明文集》共四卷，《关于罗丹》是第一卷。再读《关于罗丹》，看的就不是罗丹如何，而是看这个看罗丹的人，一个年轻的艺术学徒，他的精神世界。

熊秉明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儿子，我十几年前读浦江清清华园日记，摘录下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记童年熊秉明的一条：“熊之二公子秉明，自南方来，携来其本乡拓本数十分赠戚友。熊公子方七岁，而言语活泼，且能作铅笔画，聪慧非常。”熊秉明一九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一九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在巴黎大学读了一年哲学以后，转习雕刻。《关于罗丹》是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一年的日记中抄出的与学习雕刻有关的部分，作者打算做这一工作时曾想：“至少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学生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在欧洲学习经过的记录，关心这时代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人总会发生兴趣的。”最后誊清时，“觉得似乎在试写自传的一章”。（《前言》）

二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因为借给费小姐的书被弄丢了，回忆起这本书——里尔克的《罗丹》——曾经陪伴的岁月，那是在中国，在抗战的军中：

一九四三年被征调做翻译官，一直在滇南边境上。军中生活相当枯索，周遭只见丛山峡谷，掩覆着密密厚厚的原始森林，觉得离文化遥远极了。有一天丕焯从昆明给我寄来了这本小书：梁宗岱译的里尔克的《罗丹》。那兴奋喜悦真是难以形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读到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受到很大的启发，好像忽然睁开了新的眼睛来看世界。这回见到里尔克的名字，又见到罗丹的名字，还没有翻开，便已经十分激动了，像触了电似的。书很小很薄，纸是当年物资缺乏下所用的一种粗糙而发黄的土纸，印刷很差，字迹模糊不清，有时简直得猜着读，但是文字与内容使人猛然记起还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还有一个可以期待、可以向往的天地的存在。这之后，辗转调动于军部、师部、团部工作的时候，一直珍藏在箱箧里，近乎一个护符，好像有了它在，我的生命也就有了安全。

我现在能够徘徊在罗丹的雕像之间了，但是那一本讲述罗丹作品的印得寒伧可怜的小书——白天操练战术，演习震耳的迫击炮，晚上在昏暗的颤抖着的蜡烛光下读的小书——竟不能忘怀。

熊秉明揣摩罗丹作品，从中不断获得提示，这提示不仅是雕刻上，也是生活上的，时间久了，“他的作品混入我思想感情的曲折发展”，再要分离出来就不容易了。但在他的学习时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清晰的痕迹，看到那是些什么样的“提示”，“混入”了个人的生命和艺术中。

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他记下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很奇怪的：罗丹在雕刻发展史上起了革新的作用，为现代雕刻开辟了道路，但是他的风格却是很古典的，和他同时代的绘画比起来，便显得古老。这是为什么呢？”譬如与罗丹同时代的莫内、塞尚，都很“现代”。“罗丹曾和莫内联合举行过展览，我想是不甚调和的。”熊秉明探究罗丹雕刻显得古典的原因，其中写到一点：“他追求表现人生，而多传统沉郁的意境。里尔克说‘这是一个老人’（《罗丹》）。当然在里尔克看到罗丹的时候，罗丹的确已经是个老人，但这句话不止是这意思。罗丹在年轻的时候，制作《青铜时代》《影》《行走的人》的时候，他已经聚集了欧洲多少世纪的思想、情感、梦幻，他的灵魂已经有了重负，他似乎有了菲底亚斯、米开朗琪罗、但丁、林布兰的年龄的总和，已经是个‘老人’了。”紧接着，他又写了一句：

现代风的雕刻家似乎要把这些都忘掉。

岂止是现代风的雕刻家，现代艺术的哪个门类，不都曾出现过要把过去都忘掉的潮流？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谁要做一个“老人”？谁不想做一个“原创”的“新人”？

然而正是罗丹这样的聚集了他之前多少年代的思想、情感、梦幻的“老人”，才使得雕刻的传统另创新境，启示将来：“他把雕刻揉成诗，为未来的雕刻家预备了自由表现的三维语言；他把《行走的人》省略了头，削减了双臂，这是后起的现代艺术家大胆扭曲人体，重塑人体，以及放弃人体的第一步。”（《后记》）

《行走的人》给熊秉明的震撼是持久的，“残破的躯体，然而每一局部都是壮实的、金属性的，肌肉在拉紧、鼓张，绝无屈服与妥协”。这个作品以其悲壮和浩瀚，可以看作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雕像，熊秉明甚至想到“天行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日记）

罗丹的人体雕刻，还有《夏娃》，是熊秉明到美术馆去常常看的，给他的震动也很大。他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日记从朱自清的散文《女人》说起，谈到中国人的女人观念。朱自清文章赞美“处女”是“自然手里创造的艺术”，而“少妇，中年妇人，那些老太太们，为她们的年岁所侵蚀，已上了凋零与枯竭的路途。”熊秉明认为，这种把“女人”的定义和“青春”“鲜美”的观念混淆起来的中国人的意识，在传统仕女画里表现得很充分。“工笔美人都一个类型，一个年纪。朱自清所说的‘自然手里的艺术品’的‘处女’，林妹妹型的，姣好的蛋儿脸，脸上决无一丝生活的纹路。这样的花容当然不可能连接着实实在在的身躯。”中国仕女画里的人物，只有衣服，衣服下面没有人体，“有这样的一种‘无体’的女人观，如何欣赏西方裸体呢？”

《夏娃》则大大不同，“罗丹的《夏娃》，不但不是处女，而且不是少妇，身体不再丰圆，肌肉组织开始松弛，皮层组织开始老化，脂肪开始沉积，然而生命的倔强斗争展开悲壮的场面。在人的肉体上，看见明丽灿烂，看见广阔无穷，也看见苦涩惨淡，苍茫沉郁，看见生，也看见死，读出肉体的历史与神话，照见生命的底蕴和意义”。

在此之前，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记里，熊秉明写道：“为什么爱一个多苦难近于厚实憨肥的躯体呢？罗丹的夏娃决不优美，有的人看来，或者已经老丑，背部大块的肌肉蜿蜒如蟒蛇，如老树根，我爱她的成熟，像爱一个母亲，更像爱一个有孕的妻子：多丰满厚实的母体，我愿在这个世间和她一同生活并且受苦。”

三

艺术上的感悟，不只是来自于艺术作品，更需要切身的生命经验的启迪。哪怕只是对于人体的认识。熊秉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显然隐含着重要的个人经验。“拿出抽屉里的一叠明信片，忽然眼光落在罗丹的一幅《爱神和赛姬》上。那是一对卧着的赤裸男女拥抱的组像。我骤然像触了电似地懂得罗丹在这里所要表现的了。罗丹塑造过许多这样一对一对男体和女体相纠缠的小像，我以前竟然简直没有看见他们，看到时也完全漠然，全不懂得他们的意义。现在才发现这是人的肉体相吸引，相接触，相需要，相祈慕，相占有的种种相。他们在拥抱与媾合中灼烧、振荡、酣醉、绾纽成多样诡奇的难解的结。我怎么一直盲了眼睛看不见呢？”

若不是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现罗丹的这些组像？

这些组像好像给我和她的相遇以意义，以生命的滋味，以美的形式。……我同时也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躯体的存在，自己的广阔和沉重。

我惊骇地想：赞美裸体，能不同时赞美肉体的最基本诱惑吗？我同时也惊骇地想：没有这样的对于肉体的神秘经验，也能做雕塑吗？

在《爱神和赛姬》画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字：“你所使我发现的宇宙”，寄出去。

这种肉体经验所带来的“惊异”“惊骇”的“骤然”的“发现”，让人想起比熊秉明早几年从西南联大毕业的穆旦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诗《发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你拥抱我才突然凝结成肉体。”而对于一个学习雕刻的青年艺术家来说，人体就是艺术更直接的形式。

邓肯自传里写过和罗丹的相遇：她给他解释她对新舞蹈的理论，可是很快就察觉他并不在听，而是出神地注视着她，进而上前捏她的身体。“这时我的愿望就是把我的整个存在都交给他，如果不是荒谬的教育使我退后，披起衣裳，让他吃惊，我一定会带着欢喜真地做了。怎样的可惜啊！多少次我后悔这幼稚的无知使我失去一个机会把我的童贞献给潘神的化身——有力的罗丹！艺术和生命必定会因而丰富。”熊秉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抄了这段话，并且设想：如果蔡元培读到这一段，必定大惊失色。“蔡元培所说的‘净化’是有的，但‘净化’之后，生命并不变成无生命，情欲并不化为无欲。朱光潜曾谈‘距离’，‘距离’也是有的，但现实生活与艺术并非两相隔绝，全不相干。”

四

新中国成立前后，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熊秉明到里昂车站送行，“寿观、道乾、文清三人启程同路东返”，“带着奉献的心，热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实，我的心情应当静下来。过几天就要开始下学年的工作，还想到纪蒙那里再做一段时期。”

实际上熊秉明却是心情很难静下来。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日记，“昨晚在大学城和冠中、熙民谈了一整夜。谈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这无疑是我们目前最紧要的问题了。”“当然我们也谈到离开本土能不能创作的问题。”

他们比我的归心切，我很懂得他们，何况他们都有了家室。我自己也感到学习该告一段落了。从纪蒙那里可学到的，我想已经得到，在穰尼俄那里本没有什么可学。查德金和我很远，摩尔也很远，甚至罗丹，在我也非里尔克所说的“是一切”……我将走自己的路去。我想起昆明凤翥街茶店里的马锅头的紫铜色面孔来；我想起母亲的面孔；那土地上各种各样的面孔。……那是属于我的造型世界的。我将带着怎样的恐惧和欢喜去面临他们！

分手的时候，已经早上七点钟。天仍昏暗，但已经有浅蓝的微光渗透在飞着雪霰的空际。地上坚硬的残雪吱吱地响。风很冷，很不友善地窜进雨衣里。在街上跑步，增加体温，乘地道车回来，一进屋子便拉上窗帘，倒头睡去。精神倦极，醒时已正午。

留下来是一种选择，留下来之后的艺术道路怎么走，又是重要的问题。此时的熊秉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了那“属于我的造型世界”，这不仅仅是艺术的选择，还是文化的选择，精神的选择，根本上，这是血液的选择。当这样的意识逐渐明确起来的时候，学徒的时代就将结束了。

这本以罗丹艺术为中心的日记，快到结尾的时候，有一处大篇幅地谈论梁代墓兽，看起来有些突兀，其实却是精神和艺术的探求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方，理所必然。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六日日记，“和贝去周麟家，看到瑞典中国美术史家Siren的《中国雕刻史》，书中的汉代石兽和梁代石狮给我以极大的震动和启发”。沉重庞然的梁代石狮，张开大口向天，“这里储蓄着元气淋漓的生命力，同时又凝聚一个对存在疑惑不安的发问。那时代的宇宙观、恐惧、信仰、怅惘……都从这张大的口中吐出。生存的基本的呼喊，无边的无穷极的呼唤！”一千五百年之后，这狮吼还使我们欢喜、凄怆、憔悴、战栗。“在中国雕刻史上，这‘天问’式的狂歌实在是奇异的一帜。这里不温柔敦厚，不虚寂淡泊，没有低眉的大慈大悲，也没有恐吓信男善女的怒目，这透彻的叫喊是一种抗议，顽强而不安，健康而悲切，是原始的哲学与神话。”

我想到罗丹的《浪子》，那一个跪着，直举双臂，仰天求祁的年轻的细瘦的男躯，那也是“天问”式的呼诉。但无疑，我更倾心于南朝陵墓的守护者，也许我属于那一片土地，从那一片土地涌现出来的呼唤的巨影更令我感到惊心动魄。

熊秉明回忆起一九四七年出国之前，在南京和父亲去看夭折的弟弟的坟墓，经过战乱流离，沧桑隔世之感尤为强烈。一片荒野穷村，满目凄凉。村旁立着一个类似于梁代石狮的巨大石兽，“在怅惘慽恻的情绪中，这无声的长啸就仿佛在我自己的喉管里、血液里、心房里、肺腑丹田里。我是这石狮子，凝固而化石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这长啸是一个问题，这问题没有答案”。

这天晚上，熊秉明给朋友写信，其中说：“你说艺术上的国际主义，我不完全否认。诚然，在埃及希腊雕刻之前，在罗丹、布尔代勒之前，我们不能不感动，但是见了汉代的石牛石马、北魏的佛、南朝的墓狮，我觉得灵魂受到另一种激荡，我的根究竟还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