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1]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1914年5月7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若健在，今年刚好满百岁。很可惜，王先生1989年冬外出参加学术会议，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至今已四分之一个世纪。

在学术史上，毫无疑问，书比人长寿。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而好书的魅力，则很可能穿越时空，被后人永远记忆。日后的读者，与作者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可以更真切，也更超越地看待这些著作。因此，人走得越远，书的大致轮廓以及学术价值，将呈现得越清晰。

王瑶先生去世，众弟子与友人同心合力，先后刊行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和八卷本的《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将王先生存世的学术著作、散文随笔、来往书信，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等，基本上全部收入。此外，还先后刊行若干王先生生前编定或主持的著作，如《润华集》《中国文学纵横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等。

2014年5月7日在北大主持“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

这回纪念王瑶先生百年诞辰，除了筹备学术会议、发表专业论文，再就是出版以下三书：第一，选择最能代表王瑶先生的眼光、学养、才情与学术个性的《中古文学史论》，请天津师范大学高恒文教授与我合作，重新校订，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制作精美的典藏版，希望能诱发公众阅读、对话、收藏的热情；第二，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同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书精选二十五年来有关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与专题论文，兼及其“为人但有真性情”与“治学犹能通古今”；第三，温儒敏、陈平原编《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收录了弟子、助手与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教师的论文，以呈现王瑶先生指导学生及影响后人的学术薪传，这是三书中规模最大、制作难度最高的，由北京三联书店承担。三书的编辑十分尽职，紧赶慢赶，终于抢在纪念会前出版，送到与会代表手中。另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今年第三期发表高恒文、钱理群、解志熙等的论文，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刊出钱理群、赵园、陈平原的随笔及专访，《中华读书报》和《新京报》发表温儒敏、陈平原的短文，这一期《书城》上有吴福辉的怀念文章，此外，《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现代中文学刊》等学术刊物，也正积极组织专题文章。对于上述报刊及出版社，王瑶先生家属及弟子们感激不尽。

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阅读王瑶》，其《编后记》中有这么一句话：“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将先生的足迹淹没，‘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当初编书的设想是“帮助年轻的朋友了解王瑶的‘人’与‘学术’，走近他的世界”，这回的《阅读王瑶》也不例外，收入韦君宜、夏中义、陈徒手等人文章，目的是从“百年中国读书人”的角度，来思考作为个案的王瑶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谈论王瑶先生，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无论看人还是看事，站得远有站得远的好处，就像唐人王维《山水论》说的，“远人无目，远树无枝”，不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大势”，借此判断是否“特立独行”或“气韵生动”。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

只是这么一来，标尺必定越定越高，评价也将日渐严苛。而我以为，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记得在编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时，王先生再三强调，我们是在做历史研究，不是写表扬信，也不是撰墓志铭。那本书的作者大都是研究对象的徒子徒孙，很难避免“为尊者讳”的积习，因此王先生特别警惕这一点。可惜的是，王先生过早去世，没能耳提面命，故最终成书时，评价尺度还是偏宽。其实，几乎所有近现代中国学术史方面的著述，都有这个问题——尤以弟子或友人所撰者为甚。

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去世二十年是个关键，或从此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及；或闯过了这一关，日后不断被记忆。因为，当初那些直接接触你的人已逐渐老去，不太可能再为你呼风唤雨；而年轻一辈只能通过书本或档案来了解，很难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这学期我在北大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学生们听了很激动，说没想到师长们的学问是这么做的。可我很清醒，感动是一时的，有些细微的感觉无法传递，更不要说承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王瑶先生，大概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

毫无疑问，今天的大会，是此次纪念活动的重头戏，这么多师友及后学赶来，缅怀那已经远去了的老师，或老师的老师的老师，这让人感慨万端。最近这些年，我参加了好多学者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感动之余，常常想，为什么是“学者百年”，而不是“百年学者”呢？真希望我们能将此类纪念活动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

（初刊2014年5月7日《新京报》及《映像》2014年第6期）

[1] 此乃作者2014年5月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