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革命历史叙事”生成的动力之一———“新历史观”

所谓“历史观”是指“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的根本见解”^注，是指各特定时空内的人对历史与人的关系、历史的存在形态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包括如何重新整合各种历史事实的角度、方式在内的一种处理机制和思维定式。“历史观”作为观点或看法，是主观的，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人们叙述历史、研究历史、看待历史的一种价值尺度，作为处理机制和思维定式，具有了某种“客观性”。不同时期的历史观在不同的外在社会因素和内在主体因素的双重规约下，往往会发生变异，用不同的历史观来观照同一段历史，也必然会有不同的发现，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图景，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历史规定了我们一切行为包括话语的方式和内涵，而又是我们以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演绎着历史的各种规定。历史给了我们以历史观，而我们用历史观来叙述历史。历史观是我们叙述历史的前提，规定着我们的一切叙事行为。

建国十七年的“历史观”显然迥异于过往的历史观，它是基于建立和巩固新政权为最终目标的历史观，成为当时人们叙述什么历史、怎么叙述历史的价值尺度，反映着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意识形态诉求，重新整合各种革命史实，建构起了一段全新的历史图景。因此，可暂且称“十七年”的历史观为“新历史观”。

一、“新历史观”的基本核仁和内涵延伸

“新历史观”是在新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呼唤中，在现实政治需要和历史政治经验共同作用下逐渐确立起来的，它是执政者对各种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建国十七年期间如何重新认识、理解和阐释历史的一整套观念和总的分析框架，也就是重新筛选和整合各种历史事实（尤其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处理机制和思维定式。

（一）“新历史观”基本核仁及其发生与成形

“新历史观”的核仁可以表述为：中国现当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创造的全新的革命史，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中国为其历史标的。任何政权建立后，都必会宣扬其政权的合法、合理和合情，都必会证明其政治路线无法替代的正确性和唯一性。从时间维度上考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国人都试图探寻一条能让中国由落后的封建帝国通向先进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尝试了各条路径、各个层面和各种手段，尝遍失败，淌尽鲜血，最终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严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路线的正确性和其建立强大现代民族国家的唯一可能性。从空间维度上考察，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的飞速发展，共产党的领导能使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事实证明了共产党拥有建设强大现代国家的卓越能力。因此，建国十七年“新历史观”的内核必然是宣扬执政者的伟大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是全新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伟大缔造者。当然它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中国。

“十七年”的“新历史观”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破空而来的，而是经历了三十年腥风血雨逐渐熔炼而成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前提和核心，依据历史的具体变化，不断吸纳、过滤和演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形成了“新历史观”的雏形或前身。它既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哲学（唯物史观）传承，又有自己的全新“本土”创造。

自五四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确定了唯物史观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心地位，认为“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密地将历史学与社会学融合在一起，并以此第一次展示了历史的自主性。在马克思之前，历史被限于对伟人和政治的研究，政治和神学的关注统治着历史研究。马克思指明了历史变化的社会根基，并将所有的社会生活现象包含于历史学之内。他诗意地描绘了唯物史观在证明生命之统一上的胜利———第一次通过给出真实的历史解释和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承诺了人类的解放。”^注他们抛弃了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不再认为社会的演变是由盛转衰或循环反复，选择了马克思的进步史观；抛弃个人史观、精神史观、神教史观，选择了马克思的社会史观、物质史观和人生史观。^注并且，他们相信人类历史是沿着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轨迹逐步演化的。这种唯物史观在中国现代三十年历史发展中，随着历史跌宕起伏而不断调适自己的具体内涵，最终形成了“新历史观”。

共产党创立之初，虽然从其信仰（长期目标）上看，他们必定把自己视为“新历史”和“新社会”的终极缔造者，但是从现实层面看，面对黑暗混乱的中国政治和自身微弱的政治实力，他们只能把自己看作参与“新中国”缔造的参与者之一，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这种看法的具体实施。在那个历史时刻，国共两党在国家复兴目标、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身份合法性诉求上拥有共同语言，由于政治上的相互需要而走到一起，努力携手推翻带有明显封建性和殖民色彩的北洋政权。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共产党的唯物史观经历幻灭和激扬两个阶段或两种倾向，或对自己是“新中国”缔造者的信念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不能成为“新历史”的创造者，或为了缔造“新中国”采取更为激烈的暴力行为，认为自己应该独立承担创造“新历史”的重担。随着东北易帜，北洋军阀基本覆灭，国民党身份终成“正统”，不愿与其他党派分享其荣耀的身份和强大的权力，开始排斥与打压异己。理想的遥远、环境的恶劣，不可能为其树立饱满的必胜信心，参与“新中国”缔造的梦想刹那间破灭，或者更激发起部分共产党人独立缔造“新中国”的愿望和冲动，而独立缔造“新中国”却困难重重。

随着抗战的爆发，民族情绪高涨，共产党直接参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更在解放战争中证明了其完全拥有创建“新中国”的实力和能力。共产党在经历艰难重获合法身份后，其创造新中国的梦想和激情被重新点燃。唯物史观获得现实的强有力支撑，且在理论上获得巨大提升，成为他们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共识，并成了后来建国十七年“新历史观”雏形。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界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注这就意味着只有无产阶级参与的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俨然把无产阶级尤其中国共产党当作了构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主体，而且是左右中国现代历史中革命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内部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具体设想：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之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注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注“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切勿“一人独吞”“人莫予毒”。^注在这些表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及其所代表的人民看作是中国现代历史创造的最重要主体，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存在，提出了“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来对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45 年中共六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有了定性描述，“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注以正式文件形式宣告了“新历史观”已基本形成。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更确认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革命独一无二的领导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注站在新中国反观现代历史，共产党及其代表的人民，自然就成了那段历史的最重要创造者，并逐渐演变成了那段历史的唯一创造者。

“新历史观”一旦成形，主流意识形态便以其为一切政治宣传和教育的逻辑起点，各种“革命历史叙事”就成了被“选用”或“征调”的当然对象。具体表现为力图通过包含各种能够掌控的“物”“财”“人”以及渠道、方式等各种宣传“资源”，对中国现代历史重新塑形，并塑造践行全新的符合“新历史观”的中国当代史，憧憬中国未来史，对所有的历史“文盲”进行彻底“启蒙”。

（二）“新历史观”的内涵延伸

围绕着“核仁”，“新历史观”内涵具体呈现为三种指向：革命动力史观、规律制约史观和人民主体史观，在“谁是历史主体”“什么是历史发展动力”“历史怎么发展”等重要问题上全面规约着“革命历史叙事”的具体表现。

1.革命动力史观：从“改善不幸人的命运”到“革命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历史的意义指向

革命推动历史进步。与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不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革命”遵从进化史观，认为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着社会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线性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中，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几千年历史进行总体性剖析，认为革命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注而且中国现代历史最终演绎的结果恰恰确证了毛泽东之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的“正确性”。60 年代，毛泽东的《贺新郎·读史》^注把盗跖、庄、陈胜这些曾经被“正史”否定的农民起义领袖，肯定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而曾被正史所称许赞颂的东西，反倒被其讥讽为“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和骗人把戏。显然，毛泽东把被压迫阶级的造反（革命）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更鲜明集中地体现了新政权的革命动力史观。

那么，什么样的“革命”才能有效推动革命历史的发展呢？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有效推动革命历史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才能给革命历史带来史无前例的“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注。《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提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在这种逻辑推理中，阶级斗争观点取代了唯物史观，成了唯物史观发展的最高成果。地理环境、政治结构、物质欲望、文明冲突、性别斗争等均被摒除在历史发展动力之外，甚至连当时意识形态所尊奉之信条都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简化为了“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更能推进社会进步。“在大多数人眼里，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策略原则’”，其倡导者会承诺，“要改善不幸人的命运。”^注。当时，强调人们必须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为主要工具，通过对各类人群经济地位的考察来区分社会各阶级的差异和识别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并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形势出发，建立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仇恨。中国现代历史就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阶级斗争史。

这种史观就关于革命发生的依据和条件、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根本目的、革命运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等问题，在认识上存在明显的片面倾向，带来了重大失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导致了建国十七年间无休止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动荡。在相当程度上，革命成了主观意志、个人好恶的产物，革命本身被当成了目的，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和指向。

2.规律制约史观：人民胜利———革命历史的必然走向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拥有着一个遵必然之规的客观发展过程，绝不是完全依照人们主观意志而任意变幻的。新政权持有唯物史观的立场，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掌握并运用规律来认识社会及其历史，而不能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关于规律，毛泽东有不少论述。在《实践论》中，他论述了人们取得成功与掌握规律性的关系，“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注也就意味着，在新政权的历史观中有着一个重要内涵———客观规律制约历史的发展。

社会发展存在着什么样的规律呢？唯物史观是一种线性史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总的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存在倒退现象，尽管存在着一些挫折和失败，却丝毫无碍社会发展的总进程。这极易使人产生一种看法：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必然是以胜利为出发点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注胜利地实现共产主义是革命历史的必然走向和最终目标。于是，由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奔向共产主义，这种规律规定着革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

中国现代历史是否也遵循这种历史发展规律呢？毫无疑问，它自然无法逃脱客观规律的“普遍”制约。“……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都能有效依据“规律”，及时地分析形势，提出要求和任务，并预见事物发展的进程，纠正“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倾向，使革命事业稳步地取得胜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坚信在其领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注最终，新政权建立的事实更证明了中国现代历史合乎历史发展规律，自豪地宣告中国现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及革命人民胜利的历史：“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都是和历来的反动派，和各国帝国主义，和现在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切妄想背道而驰。反动派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有时也显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镇压人民的‘胜利’，但最后无不失败。革命人民有时也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无不胜利。全世界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无一例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最近的证据。”^注

3.人民主体史观：想象的人民———革命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何种作用是“新历史观”需要阐释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古代中国对“人民”的态度复杂而暧昧。一方面，常把“人民”捧到“天”的高度，如有关汤武革命与“舟水”之论的话语，孟子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持有者；另一方面却把“人民”贬到君臣的对立面，成为他们压榨和控制的对象，法家的韩非和李斯如是认为。^注前一种观点只存在于论者和政者的理想化表述中，后一种观点则弥漫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空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强调历史是帝王和英雄创造的。帝王英雄们创造历史和人民群众服从历史的史观被马克思主义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而且最后必将自己解放自己、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人民”是革命毋庸置疑的主体，“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革命胜利的保证，毛泽东一直强调这种观点。“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注；“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新政权建立后，这种观点一直占据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人民”被抬至无上之位，几乎所有最崇高的事物、机构、制度等都无不冠以“人民”的名义。但是“人民”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群众”“国民”“工农”“大众”……而在更多时候，“人民”是作为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而存在的，它与现实中的“人民”有着相关却相异的意义指向，实际上“人民”成了想象的或期待的理想化的政治名词，成了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社会群体。

在人民主体史观控辖下的历史叙述中，想象的“人民”被确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似是“现实”却实属“想象”，不同于现实中的工人、农民，也不同于现实层面的大众，他们是具有特定革命意识和崇高革命觉悟的人群，能忠实贯彻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和维护新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具有实现革命理想的必胜信心和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钢铁意志。中国现代革命史就是由这样的“人民”创造的、推进的。就像郭沫若在《〈新儿女英雄传〉序言》所强调的，“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注

二、“新历史观”的历时演变

“新历史观”在建国十七年不可能是因纯粹“先验”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政治语境具体变迁而逐渐衍变的，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新民主主义历史观”（1949—1952 年）、“社会主义历史观”（1953—1957年）、“共产主义历史观”（1958—1966 年）。同时，“新历史观”内涵的些许挪移都会导致历史书写状态的明显变化。

（一）“新民主主义”的新历史观（1949—1952 年）

全国统一和民族独立是所有国人的衷心渴望，是恢复伟大中国必需的前提条件。1949 年共产党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使其获得了执政的事实合法性；1949 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宣告了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虽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获得了确认，但是合法性需要在特定历史阶段内的正确决策来维护和延续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目标已由追求全国统一转向了国家的发展建设上来，所以意识形态必须切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必须与各阶级、各民族、各利益集团协商讨论来确定新政权最初阶段的大政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适时出台满足了一切爱国人士对新国家的想象性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它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注 《共同纲领》一方面突出了工农联盟的政治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共同纲领》所呈现出来的“想象”比较贴近“真实”，其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强调，确切表明了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状况。“全国统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新政权合法化了，”而且它势必“需要国家以以前政权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向社会渗透”，并通过谨慎组织和认真动员，“以促使社会各阶层摆脱它们的狭隘观点”，当然，其中不免要“对它们的利益作出具体的让步”。^注因此，当时新政权只是“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种提倡和学习，目的是在保证和贯彻目前历史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不是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并且重申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注执政合法性的来之不易和执政经验的缺乏导致了当时的执政者选择了小心谨慎和保守温和，使其具有了巨大的兼容性和包容心，也非常贴近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真实情况。

顺应新兴意识形态的要求，建构并实践“新民主主义历史观”，是此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在审视历史和叙述历史时，“新民主主义历史观”必然充分领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指示，几乎把所有民众都囊括为新中国的建设者，齐心协力“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注。那就意味着“新民主主义”历史观认为新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首的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革命历史”是由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新民主主义历史观”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历史史实处理方式的基本确立。在突出新中国之“新”的前提下，力求所叙写的“史实”尽量贴近历史的某种真实，追求想象性历史与真实性历史之间的基本叠合。曾参与“革命历史”创造的各方力量在革命历史书写中都有较真实的反映和体现，这是对建国初期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力量的政治“表彰”。这种“肯定”和“表彰”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承认与肯定其历史功绩，无疑会激发出他们对新国家建设的无限热情，从而巩固新政权的执政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明确指出文艺作品当然不是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文艺工作者”既要熟悉“农民”“工人”“士兵”的生活，也要反映“小资产阶级”等别的阶级阶层。^注不能只写工农兵的“好”和阶级敌人的“坏”，不能只记录革命的胜利结果而无视或弱化革命的艰难历程。王林《腹地》真实叙写了在严酷战争中我方队伍内部的矛盾斗争，以细腻笔触叙写歌颂了冀中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战事迹及其折射出来的昂扬斗志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记录抨击了抗战时期隐藏在根据地内部的投机蜕化分子，并通过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的对峙建构起根据地抗战的立体画卷，较真实地呈现了冀中人民的喜怒哀乐和抗战时期的民心向背。徐光耀《平原烈火》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员的四处躲避和人民的战战兢兢；陈登科《淮河边上的儿女》则真实描述了解放战争的血腥残酷……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历史观”观照下历史书写的真实状态，虽然在当时，这些书写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但终归出版了，并且受到了人们尤其是刚刚亲身经历了许多革命亲历者的肯定，认为作者写出了战争状态下的真实历史，“只是那么多的艰苦而感人的生活向作者涌来，激励作者迅速地把这时代的面貌加以记录”。^注

（二）“社会主义”的新历史观（1953—1957 年）

1953 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从外部环境看，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有效”阻止了“美帝”的阴谋，不但获得了苏联老大哥的足够信任，还基本确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特殊地位；从内部环境看，“抗美援朝”使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度凝聚，重新整合了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元素，为新政权在民众中博得高度信任，为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土地改革的顺利贯彻落实和“三反”“五反”等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城乡的开展，弱化了民族资本，推动了集体化进程，执政者的政治控制力和执政信心大大加强。经过建国初三两年的“休养生息”，全国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积聚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参战朝鲜后，苏联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援华力度一再加大，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订提供了宏观的“战略”指导，又对新中国建设在物资、金钱、技术等方面提供了“战术”保障。在此基础上实施“社会主义总路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53 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新阶段，开始执行社会主义总路线，表明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这个阶段，政权已经把工作重点已由原来的“在适应中改造”更明确地转到“改造”上来，制订并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有计划地建立新制度来有效地保证政权合法性的凸显。“计划”推行的结果是“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推动了正规化”^注，“正规化”在行政上意味着“集权化”，表明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实质性地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跨越。

于是，在 1953 年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大会期间，毛泽东等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大会代表，周恩来等作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相关方面的报告。^注这些都足以见出意识形态对作为其表象体系之一———文学的重视，并通过极其隆重严肃的仪式向它明确宣布了“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通过郭沫若的开幕词，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和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标志着文联正式接受了这一伟大的新任务。自此，左右“革命历史叙事”的“新历史观”开始顺应意识形态要求做了明显的调整，以“社会主义历史观”来取代“新民主主义历史观”，并且要求文联等宣传机构和组织落实这种“社会主义历史观”的“普及”，实现全国人民思想觉悟的普遍提高。为了实现总路线的目标，不仅“必须大量地培养各种程度的建设人材”，还“必须继续提高青年和全体人民的政治觉悟”。^注

“社会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叙述“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明朗的形象”。^注此时，认为“革命历史叙事”应该是“最根本的就是表现党和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党对群众的领导，表现人民中先进和落后力量的斗争，表现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模范作用，表现人民民主制度的优秀性”。^注这种“社会主义”历史观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处理历史史实的基本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在突出新中国之“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倡导所有的文艺创作当然包括历史叙事在内躬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提倡“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注，而“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发生矛盾冲突时，“真实性”无疑要让位于“历史具体性”，在历史叙述或艺术表达中，倾向于表现带有明显思想感情倾向性的现实，强化了它的政治教育功能。历史叙述的处理方式必然会受到这种创作方法的影响，应当而且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进而“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