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自序

一

我从三岁左右识字起就喜欢阅读，可以说无字纸不读。小时候书很难得，古旧书都被视为封、资、修“毒草”，听说谁家里有一本破书都会想方设法悄悄借来读，书读得颇杂，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小学毕业前，我将繁体字竖排本四大名著都读了，且能复述大概；古诗词曲戏文民间故事也读了不少，已开始仿作文言诗词曲文。当然，我也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和苏联小说。外语起步比现在的孩子晚，初中二年级才开始从ABC学起。好在高中一年级时，家严为我请了一位私教，为我系统完整地讲授了英语语法。此后不久，我读了钱歌川的《翻译的技巧》，就开始尝试翻译。最初翻译的是泰戈尔的英语散文诗，同时也把喜欢的古诗词翻译成英语。把自己喜欢的文字变成另一种文字，在我觉得实在是一种不亚于创作的乐事。另外，我还试着用英语创作一些幼稚的短诗文。

1981年高考，报考外语专业的可以兼报文科，反之不行。我本来想学中文，但既然可以兼报，就不妨考外语兼报中文：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中文已有些基础，可以继续自修；外语若欲深造，则需专门训练。所以，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兼报中国语言文学系。结果，我以陕西省外语第四、文科第二的成绩被北大西语系录取，就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入学后，在专业学习之外，我一如既往地乱读书，但较以前更有系统性。最大的不同是，当时我可以大量阅读英语书了。我着重梳理北大图书馆文学类图书目录，从中搜拣感兴趣的汉语和英语书来读。不久，我在系学生刊物《缪斯》上发表了一组高中时代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失群之鸟》中的短诗，从此在同学中间小有诗名。有几位爱好写诗的同学因此来找我；我们时常一同切磋诗艺，交流作品。然而，那时我就深感创作受限，自己的作品不合时宜，必难见容于当世，于是决定先在文学翻译方面有所成就，因为翻译相对来说较安全些。

上大二那年，我写出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卡明斯的诗歌实验》，得到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和资深教授赵萝蕤先生的肯定，获本系学生“五四”科学论文一等奖，从此在老师中间小有文名。此时我已立志以外国文学研究为终生事业，并选定叶芝为现代英语诗歌的研究起点。翌年，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在本系教职工“五四”科学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浅论叶芝》，受到好评。我又把同期完成的《叶芝诗选》部分译稿分呈杨周翰、赵萝蕤和李赋宁先生讨教。杨先生的批语“太典雅”可谓中肯，令我意识到译文的风格不应以卖弄辞藻为贵，而应以“天然去雕饰”为尚。赵先生后来面授的经验之谈“我主张直译”可谓异曲同工，对我震动更大。此前我译诗受郭沫若“统摄原意，另铸新辞”之说影响，追求像埃兹拉·庞德那样的创造性意译，甚至以能把泰戈尔的诗译成词曲体而自得。此后译风为之一变，开始讲究字字有着落了。李先生则把我的译文推荐给《国外文学》季刊，以《叶芝早期诗五首》为题发表于1985年第1期。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发表文字作品，对我的鼓励可谓巨大。叶芝的语言风格也经历了从华丽典雅到自然素朴的转变，我的早期风格译他的早期诗作也许还不算离谱。后来，李先生又把我的译文推荐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佐良先生。王先生在他编选的《英国诗选》（1988）中采用了我译的五首叶芝诗，这对我是奖掖也是认可。然而，当我把全部译稿试投给西安的一家出版社时，编辑们全都懵然不知叶芝为何许人，当然更不会信任一个大三学生的眼光和译笔了。直到十年之后，北京有家出版社打算出叶芝诗全集，欲邀请赵先生翻译，赵先生转而推荐了我，我才有机会在旧译基础上增补出版了《叶芝抒情诗全集》（1994）。由于原本没想到译全集，出版社又限时，勉强译就自然不免错误百出。此后，一有机会再版或出选本，我就要逐字逐句对照原文修订一遍，以为补救，迄今已修订了将近十遍，也不敢说庶几无过了。

如果按完成先后算，我的第一部译著应该是《失群之鸟》，这本诗集完成于1980年，但在整整四十年后才得以出版。第一部应约翻译的诗学入门著作《诗歌解剖》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但因故六年后，即1992年才出版。而另一部应约之译《英国抒情诗》（包括撰写解析文字）是在1990年参加工作后第二年完成的，却早半年问世，成了我实际出版的第一部译著。然而，我做翻译始终都处于一种业余自学状态，纯粹出于爱好。在大学期间，我尽管读的是英语专业，但翻译课却一直没有好好上过。据说原来教翻译的老师出国不归，没人教了。到了四年级，系里聘请了一位专研翻译学的外校老师来教，结果没几天就被我们这班不懂尊师之道的“熊孩子”给气跑了。系里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位硕士研究生来代课，期末举办了一次由尤金·奈达赞助的翻译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就算结课了。本科毕业后，我被保送上了本系的研究生班。起初依旧没人教翻译，后来从外校借调来许渊冲先生给我们开课，主要讲他拿手的汉诗英译。许先生在翻译实践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但他的理论及某些做法我不敢苟同。读研期间，我参加了《文化译丛》杂志主办的翻译竞赛，得了三等奖。

由于高考前不专攻外语，家中又无录音机，我英语听说能力较差，大学一二年级基础课成绩欠佳，所以系里选拔出国进修生时虽考虑到我的研究能力，但最终没我的份。赵先生对我的汉语赞赏有加，但对我的英语尚不满意（尽管到了三四年级，我的专业课成绩已名列前茅），因此她无意接纳我为博士研究生，转而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袁可嘉先生，理由是我对现代英语诗歌感兴趣，而这正是袁先生的研究专长。我就是读了袁先生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中的七首叶芝诗译文才知道叶芝的。尽管我知道袁先生仍在翻译叶芝，但我们彼此从不讨论叶芝，我选择从最近的大诗人谢默斯·希内、特德·休斯和菲利浦·拉金依次逐代回溯英诗的现代传统。袁先生似乎也对我的研究挺放心，每次作业只给改几个他认为不妥的措辞而已。他的《叶芝抒情诗精选》（1995）问世较晚，其中还采用了我翻译的注文，可是居然有人诬我“借用”了袁先生的译文，其实除了上述七首译诗之外，此前我并未读到过先生的其他叶芝诗译文。

1990年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后，我留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工作，任助理研究员。一年后，由于我以前一直上学，没有工作经验，不了解国情，就被下放到基层去挂职锻炼，到河北省定兴县教育局当秘书。在此期间，我参加了台湾地区主办的梁实秋文学奖翻译比赛，在全球众多参赛者中间脱颖而出，获得译诗组第二名。后来又参加了两届，也都得了奖。该奖终评是余光中先生，他每次对每一位获奖者的译作都有细致中肯的评点。后来我读到他的译论，亦甚觉佩服。

下放前后，我从英文转译了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诗选《耶路撒冷之歌》，1993年该作品问世后大受诗歌爱好者欢迎。后来又增订了两版，我还因此书获得了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我一般不转译，除非特别喜欢的作品。其后不久，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经典名著丛书”编委会之邀，我又翻译了约翰·但恩诗选，出版却迁延到1999年。但恩不在我的研究领域之内，之所以译他，一是因为他对现代英诗有影响，二是因为他有难度，我想挑战一下。后来每每有人把我当作但恩研究权威，我愧不敢当。倒是台湾有位同行毫不客气，对拙译多有指摘，促使我认真修订，于2016年出版了大有改观的第三版。至于网上有读者指出有些基督教术语的译法不符合传教士的旧译，则不足为训了。接下来，我又应乔伊斯文集编委会之约翻译了乔伊斯的全部诗作和一些随笔，出版则迁延得更久，无奈只好于2002年另行出版《乔伊斯诗全集》，又过了十年才最终出版《乔伊斯文集：乔伊斯诗歌·剧作·随笔集》（2012）。乔伊斯不是我喜欢的作家，只因他是爱尔兰人，与我研究的叶芝有关，所以此译属半应酬之译。另一半应酬之译是应朋友之邀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尤力乌斯·恺撒的悲剧》，我也视之为一次挑战，后来因其新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项目不了了之而未能问世，十五六年后才加入另一类似项目得以出版。纯粹的应酬之译也译过两种：《失落的大陆：拿单·扎赫诗选》（2010）和《斯坦利·摩斯诗选》（2015）。

自主选题也有效果不佳的。2002年，我主动为楚尘文化公司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翻译了《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翌年即出版了。沃尔科特是我欣赏的诗人之一，但由于对其文化背景了解得不足，译得也颇仓促，结果导致译本中夹有不少硬伤，迄今尚无机会再版修订。这不啻为我译事生涯中的“滑铁卢”，是应该牢记不忘的教训。另外，我素来主张译者应专注于“顺译”，即从外语译入母语，而不要轻易尝试“逆译”，即从母语译入外语，因为诚如叶芝所说，“除了用母语，任何人都无法带着乐感和活力思维写作”。至少，用非母语写作，我还不敢说有把握做到十分地道。所以，我有个未公开的原则，即“逆译”只限于自己的母语作品，因为自己有权用另一种语言再创作，而对他人的作品就没有这种权力。有些诗人想要我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语，我都以此为理由婉拒了。然而，也有一次破例。2012年，五洲传播出版社编辑来约请我翻译徐志摩的诗和散文。在她的软磨硬泡之下，我勉强答应了，但主要还是把此译当作一次尝试和挑战来对待的。A Xu Zhimo Reader第二年就出版了，效果如何，要看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反馈了。以前曾有美国诗人说我的英语“很烂”，我还不服气，后来再回头看2002年出版的汉英双语自作诗集《距离》，才自知其中的英语译文确实很烂，这说明我的英语水平仍在长进。2006年，我参加英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地铁上的诗歌”英语诗歌竞赛，获得了最佳诗作奖。前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上，有位美国诗人兼出版商听了我关于自译诗的演讲后，特意来找我，表示他很喜欢我的诗，并有意给我出版诗集。我整理了历年的英语诗作交给他，翌年开会再见到他时，他表示仍旧喜欢我的作品，即将予以出版。他的认可给了我些许自信。

以往这些译著可以说都是自选的业余之作，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写作学术专著和论文。2010—2014年间，我才正式申请项目，研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并翻译他的诗作。最终成果是包括466首译诗和四万多字的译序在内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集》。可谁曾想到，由于出版方编校不当造成初印版中有大量错误，虽重印后得以改正，但错版已流传甚广，不能不算是我译事生涯中的一大憾事。

2009年，我偶然读到译界前辈黄杲炘先生的专著《英诗汉译学》，看到他在书中把我的早期译诗归为“自由化”译法一类，对此我保留意见。窃以为，我也主张模拟原诗形式，与他所谓“诗体移植”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我们处理格律的方式有所不同。后来我在《东方翻译》上发表文章以及在译着《英诗华章》（2015）中，都专门讨论过此问题，这使我对译诗的形式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实践中提高了自觉性，为此我谨向黄杲炘先生致敬。在译法上，我也发展出了更完备的方案，但我不认为自己的译法是唯一或最好的译法，而只是视之犹如诗体形式之一种而已。

我在大学时选修的第二外语是法语，赴爱尔兰访学时学过一学期拉丁语，另外还先后自学过日语、德语、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因为学佛的缘故，我一直想学梵语，但不得其门而入。2010年，我院梵文中心成立，为培养梵语后备人才，公开面向社会招生，由黄宝生、郭良鋆、葛维钧三位老师授课。我乘机加入学习班，经过三年半的强化训练，初步掌握了梵语和巴利语。为了鼓励我，黄老师接纳我加入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梵文课题组，独立做子课题。为了学以致用，不荒废所学，我开始独力研究和翻译古印度艳情诗。在随后的三四年里，我完成了两部梵译汉诗集：《阿摩卢百咏》（2016）和《毗尔诃纳五十咏》（2019）。这两部印度古典诗集都是首次全本译入汉语，译诗形式部分体现了我发明（不敢说“首创”）的“音数-顿数-顿格有序型”译法，问世后受到梵语界同行专家好评。黄老师称拙译堪与他的老师金克木先生的译笔媲美，这可是我不敢当的谬赞，因为在他心目中，金先生是梵译汉当代第一人。《阿摩卢百咏》曾入围鲁迅文学奖翻译奖，但据说因篇幅太单薄而最终未能获奖。

以上是我的学译简史：一些有序的笼统记忆。

二

以下是我的译学陋见：一些无序的零星感想。

在我国，一方面对翻译作品有大量需求，一方面又不够尊重翻译和翻译工作者。在学术上，文学译作往往不算科研成果，不作评定职称的依据；在出版市场，译者的酬劳要远远低于作者的。我们单位有位老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了一本苏联小说，就用稿费买了一套四合院，一时传为佳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我生也晚，没赶上好时候，至今虽已出版译著三十多种，稿费所得却连一套单元房也买不起。如是我说别无他意，只意在表明我从事文学翻译纯是出于爱好甚至需要，若单为挣钱，我满可以去翻译别的东西。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只能算副业，我自己则视之为业余爱好。然而，诚如西谚所云，“业余爱好才是真正的爱好”，文学翻译给我带来的乐趣要远远大于学术论文写作。我常自觉保持业余译者的心态，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除非不得已一般不会接受订货。

我常说，我是翻译实践者，不是翻译研究者。犹如作者及其作品是文学研究（文艺学）的对象，译者及其译作则是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对象。我对各种哲学性和文化性的抽象理论不感兴趣，而只重视翻译经验谈；对翻译批评持谨慎态度，因为我认为最好的批评者实践水平应高于被批评者，应有能力拿出更好的译文。除非必要，我不轻易批评同行，因为我是运动员，不是裁判员或评论员。诚如鲁迅所说，他不相信“小说法程”之类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相信“翻译技巧”之类的东西。我的技巧说来很简单，做到却不容易。我常对学生说：“汝果欲学译，功夫在译外。”翻译不用特意学，只要你能用两种语言的各种文体熟练写作，自然就会翻译了。再找已有的多种译本对比原文和自己的习作来揣摩，自会有得，即可入手。这就像学写作或学画画，与其研读理论，不如观摩范本来得便捷。一般理论是用来提高认识，开拓思路的，是后行的，不是先行的。真正有用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方法和方针，属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而非成果。

翻译犹如画画，初学往往崇尚意译，实际上是为功力不济找借口，这与文人画多写意是同样道理。随着功力增长，描摹愈来愈工细，自然就愈接近直译了。所谓直译，借用柯尔律治的话来说，就是“以最佳语序排列的最佳词语”。具体来说，即以句子为单位，语序符合译入语习惯，同时较诸原文，字字有着落，不增不减，语气相似，文体相当。检测功力的一个指标是词典。初学用双语词典（或叫翻译词典），例如英汉词典；进而用双解词典；最后用单语词典，即英英词典。抱一本双语词典干活不能叫翻译，只能叫搬运，因为其中的单词是词典编纂者翻译的，所谓译者只是把词典的译文照搬到自己的译文中而已。这样的翻译，叫作词典翻译，功劳应该一半属于词典编纂者。能够全程用单语词典做翻译才算是真正的翻译。而具体能用什么词典也是一个指标。翻译20世纪以前的英国文学应该用《牛津英语词典》（OED），20世纪以来的则辅以《新牛津英语词典》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翻译美国文学应该用《第三国际韦氏英语词典》，辅以《牛津美语词典》。这些是顶级配置，其余等而下之，可以不论矣。词典选用不当，许多词义都查不到，怎么可能译得正确呢？养成用单语词典做翻译的习惯可以大幅度提高词义辨析能力，而词义辨析能力是译者功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其高低与选词正确率的高低成正比。至于母语，译者掌握的词汇量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足以不用查词典，词典只是用来印证不确定的措辞的。仅用《现代汉语词典》不够，最好用《汉语大词典》，辅以《辞源》《辞海》。

翻译是一门手艺，凡手艺必有技术，也可以达到艺术的高度。技术未必是艺术，而艺术必然包含技术。技术的运用即艺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前所说，翻译与写作一样，如果能达到文体自觉，可以说就进入艺术境界了，只不过翻译需要达到两种语言的文体自觉，这就是世界上其他地区付给译者的稿酬要倍于作者所得的原因。要熟悉各类文体，除了广泛阅读，多见多识，别无捷径。文体以雅俗论，不以古近论，尽管有些词语会因古旧而显得雅。所以，翻译中的文体对应应该是雅俗等级的相应，而非时代早晚的相应。用“诗经体”译《斯卡布罗集市》是不错的，因为二者文类皆属民歌；译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则未必对，尽管时代相近。有的译者所谓语感只不过仅指译文的语感而已，而非译文与原文间的文体对应。对两种语言中各类文体掌握不足，就会造成文体不相应。

译者是手艺人，应该保持谦卑的姿态。翻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译者永远是第二位的。他是站在发言者身后的那个人。如果他试图站到前面来，就是僭越；如果他试图说他自己的话，就是背叛。他可以用木雕或剪纸的形式逼肖《清明上河图》，但不可以把它临摹成泼墨大写意。他应该是个性格演员，演谁像谁，而不应是个本色演员，演谁都像自己。有的诗人译者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译成自己惯写的自由诗体；有的学人译者把但丁的《神曲》译成散文体。这不是不可以，但这不是最好的，因为文类不相应，说明译者力有未逮。译者的创造性应该体现在如何逼近，而非远离原文，在于创造贴切的妙译，而非所谓“超越原文”的蛇足，犹如画画写生或临摹，无论形似还是神似，总要以似为能事；不似，只能说明功力不到，再怎么利口逞辩，也无济于事。翻译与创作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有原文为参照而后者没有。所谓意译一旦超出了可识别范围就不再是翻译，而是近乎剽窃的创作了。仿作和改作则是另一回事。埃兹拉·庞德的《震旦集》属于脱离原文对译文润色加工的产物，他所做的相当于古代译场中“润文”者，或现代出版界不懂原文的编辑所做的工作。若奉如此“译品”为圭臬，就会偏离译学正道，因为它不以原文为参照。

译者须另有专业，翻译应居于业余地位，否则会沦为无所不译的翻译匠。而正是这专业决定了译者的翻译领域，例如，法学译者须以法学为专业，医学译者须以医学为专业，文学译者当然须以文学为专业。而即便是以文学为专业的译者，也不是什么样式的文学作品都译得好的。仅以翻译为专业的翻译匠则无论译何种其他专业文献多半会让人觉得不可靠，而且其译作往往有一股说不出的“匠气”，犹如文人画家眼里的某些专业画家的作品那样。

翻译又是涉外文献研究的基本功，是细读的细读，若想换一种语言毫无遗漏地准确转述，非吃透原文原义不可。钱锺书有言：“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此为过来人语。说句玩笑话，钱先生这说的是直译，若是意译，还是绕得过去的。我曾在一次讲座上说：“翻译应以直译为常。直译就像直道而行，遇到障碍，就退一步从边上绕过去，若障碍大，就再退一步，总之要贴着边绕，不能跑远了，这就是意译，意译是变。然后还要再回到直道上来，跑远了就不是翻译了。”翻译即换一种语言转述（英语“translate”的本义）。转述有两面：理解和表达。理解了，表达不好，是译入语能力有欠缺；未解或误解了，乱表达，是译出语能力有欠缺；既不解又表达不好，是两者都有欠缺。总之，译出语和译入语能力，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要大致相当，若过于悬殊，必然会失衡。尽可能均衡提高两种语言的词汇储备、词义辨析能力、文体意识、写作能力，是译者毕生都需要努力的，而这是无止境的。

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作品似乎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好在原文永远在那儿，可以照着不断修改，但也不得不随时接受读者检验。自觉的译者往往能够自行发现自己的错误，欣喜于自我的长进，否则也会欢迎真实中肯的批评。闻过则喜，知过必改，修辞以立诚，这就近乎修行，由技而入道了。

一般来说，手艺人很少公开评论人家的作品，更少谈论自家的技术秘诀。以上所说，不过是些牢骚以及与同道共勉的话。作为手艺人，也许我说得已经太多了，不如还是让作品说话吧。

三

本书内容的选编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优先着眼于译作的翻译质量，其次才是原作在文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选文尽量体现文类、文体和形式的多样性，其次才是内容的可读性。

只选从原文创作所用语言直接翻译的译作，不选经第二种语言转译的译作。

所选译文都经过修改，容或与出处的文字有所出入。

所附原文均为原始版本，所涉早期英语、法语等拼法未经现代化，相当于汉语的繁体字，以求原汁原味。

最后，依照惯例，我要诚挚感谢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和中译出版社，他们邀约我忝列“我和我的翻译”丛书作者，是对我的工作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使我有机会对自己四十年从译生涯做一次小结，把自认为还算过得去的成果拿一些出来作为样品接受读者大众的检验和评判。

傅　浩

2020年5月17-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