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怀乡文学”与“官方文艺”——50年代台湾文学的两大主流

随着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脚步，大批随迁的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来到了陌生的台湾，尽管几乎没有人在此刻想到这里将成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埋骨之地，然而担忧、恐惧、迷茫几乎成为了群体的共通心绪。离开故乡家园，离开挚爱亲朋， “独在异乡为异客”，这种苍凉苦涩的况味一言难尽。

迁台日久，乡思愈炽，特别是一些心思细腻的女作家如谢冰莹、林海音、孟瑶、琦君、华严等人，都在笔下流淌过思乡情，谱出望乡曲，于是那个时期的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怀乡文学”了。这是50年代台湾文学的第一个自发型的流派。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父林焕文不甘屈辱，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她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皇城根下，红墙蓝天，鸽哨声声成了她记忆中永不褪色的鲜亮背景，也成为她后来创作时无法忘却和忽视的心灵意象。

林海音毕业后任《世界日报》记者。不久与报社同事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 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 ，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该社曾经出版文学类书籍300余种，对台湾文学的崛起以及传统文学在台湾的传播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台湾，林海音女士是文学界“祖母级人物”，一生著述甚富，提到她，人们脑海中最先浮现出来的恐怕就是作于50 年代的《城南旧事》。这是一部美丽中带着淡淡哀伤的小说，评论者常常称道它有着如唐人田园绝句般明净透彻的意境。小说带有些许“自传”的味道，从中可以窥见作家童年的身影。

在林海音心目中，北京是她真正的故乡。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她说：“北平是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地方，读书、做事、结婚都在那儿，度过的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因此我的文章自然离不开北平。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

“这是一部五个单元的小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长篇，林海音先生试着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和成长，看成人世界的故事。”¹

小说闲闲写来，似乎没有大的波折起伏和强烈的戏剧冲突，无论是故事里的疯女人秀贞、藏在草丛中的小偷、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毛驴回家的宋妈，以及慈爱的爸爸都仿佛带着一种可以触摸到的亲切。作家用如梦幻般轻柔的笔触娓娓道出一个深藏在心底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人都仿佛可以用指尖触摸到温度。

故事里的老北京有着淡淡的风情，在厚重的城墙底下的普通人过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或平静或悲苦或凄凉的生活。作者用如话家常的方式追忆似水流年，在平静的叙述背后，我们分明感受作者的相思之情，对于随风而逝的童年、故园，以及在记忆中永远摇曳的鸢尾花和轻轻弥散的桂花香。

无疑，作者把握了人类心中永恒的母题：故乡之恋和人情之暖，所以小说的每一个片段都能深入读者心灵，打动大家最柔软的一片血肉。在50年代的台湾文坛，这样的作品仿佛一泓清泉滋润了无数失路无家的飘零者饥渴枯萎的灵魂，让他们获得片刻的宁馨欢愉。

林海音是“怀旧”的，她用老北京的语言写作，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她最熟悉的三四十年代，在她的笔下，无论故事情理还是人物类型都带有浓浓的“旧味”，仿佛陈酿老酒和祖母樟木箱里软熟的绸缎，旧而厚，旧而实。对于这种旧，作家既有无限的牵挂留恋也有重重的自省与反思。

如其名作《金鲤鱼的百褶裙》表现的是一个大家庭里小妾的不幸命运。“她”六岁流离转徙卖到许家，已经没有人记得她家乡何处，父母是谁。这一个聪明伶俐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宛如无根之萍，只能紧紧依附于那个购买了她一生自由和劳力的官宦之家，卑微地生活着。她原来叫鲤鱼，因为受到太太宠爱，变成了人们口中的“金鲤鱼”。因为许大太太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害怕绝后的许家要给老爷纳妾，而乖巧且无依无靠的金鲤鱼成为最好的人选，于是十六岁就做了许老爷的姨太太。后来，金鲤鱼生了儿子，她脑子里有个很简单而又很坚定的愿望：要穿上只有大太太才能穿的绣有九十九朵梅花的百褶裙，人们不再叫她金鲤鱼。

她把希望寄托于亲生儿子娶亲那天，希望能够拥有一次“正室”的待遇。可是，许大太太发布了一道命令： “大少爷振丰娶亲的那天，家里妇女一律穿旗袍”，因为已经民国了，外面时兴穿旗袍。这一闷棍令她的心痛苦得像啃噬一般，使她陷入无法治愈的痛苦之中。十年后，去国留学的振丰回来了，这一次，他将永远送别自己的生身之母，在他的内心一直希望有一天让这个叫“妈”的母亲和那个叫“娘”的母亲“处于同等的地位，享受到同等的欢乐”，但这将永远成为一个梦。他知道母亲是含恨而死的，她卑微的一生唯一的念想——穿一次大红百褶裙最终都无法实现。死了的金鲤鱼最终在儿子的坚持下灵柩从大门抬了出去，这或许对她的在天之灵是一个苍白的告慰。

整个故事充满了旧式家庭生活的情调，作者对处于奴妾地位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充满了文字空间，金鲤鱼是具有最美好品行的传统女性，但“她”受到的戕害却最深重，这种戕害不加诸肉体却加诸精神。 “残忍”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充斥在生活中，散发着带着金属锈的光辉。在这种“残忍”之下，主人公的生命力一点一点萎缩下去，直至死亡冰冷地来临。

作家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怀有深深的“了解”与“悲悯”，也因此，她被认为是较早在作品中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当然，较之后代女性主义作家的激情与批判力，林海音的笔触终究温厚有余，力量不足，但在当时，这足以代表着处于新老过渡时期的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对自身性别认知的觉悟。

与林海音相比，孟瑶资历相当但影响力颇有不如，不过，在当时的“怀乡文学”思潮中，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家。孟瑶，本名杨宗珍， 1919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24年，她入汉口“圣公会附设小学”读书。 1928年，她随家迁至南京，先后就读于南京女子中学实验小学和南京女子中学未毕业，适逢母亲逝世，又随父亲迁回武汉，插入汉口市立女子中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1938 年，考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历史系。 1942年毕业后，任教于重庆私立广益中学， 1944年又到四川省简阳县立女子中学教书。 1949年赴台湾，任教于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并开始写作。最早她向《中央日报》的《妇女周刊》投稿，第一篇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从此开始用“孟瑶”的笔名。

孟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长篇小说《心园》，该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一个被天花破坏了外形美的护士姑娘的灵魂美。这是一部笔触温柔的小说，如今看来，颇有言情风。因为作家有着较长时间在重庆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所以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旧时风景信手拈来，别有滋味，令人颇为动容。

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名叫胡曰涓的女子，与人们意念中的言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女子没有花容月貌，有的只是一张在幼年时被天花破坏的脸——布满麻点，而且一只眼睛也瞎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在失去了美丽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尊与骄傲。值得庆幸的是她的父亲将她送入了高级护士学校，着意培养她的心灵之美，让她以护士为业，服务挣扎在痛苦中的人们。

后来，女主人公来到教会中学校长田耕野家里护理他久病的妻子静宜，这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向日常家庭生活的门。田家舒适而温馨，田耕野和蔼可亲，他的养女丁亚玟是个画家，更仿佛是一个自然的精灵，嫁给了田耕野的弟弟田耕垚。然而，这个模范之家其实并不平静，丁亚玟深恨丈夫的庸俗，夫妇之间毫无感情，她深爱的是自己的养父田耕野，这是一份绝不能被世俗承认的爱，注定得不到回应。

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胡曰涓在心里也偷偷爱上了田耕野，但是她因为自卑，自始至终不敢吐露，田耕野丧偶后，既未察觉胡曰涓对他的爱，也不承认和接受丁亚玟的爱，就与同校一位教员王文秀草草结合了。然而，这场草率的婚姻带来的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王文秀精明工于心计，有很强的支配欲，她要成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王，于是矛头首先指向了丁亚玟。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吵闹、冲突。更为严重的是王文秀甚至要把丁亚玟和胡曰涓从这个家庭逐出去，还要搬动田耕野用来纪念亡妻静宜的房间。她挑动田耕垚来逼丁亚玟同他搬回城里，两个人冲突起来，最后丁亚玟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弥留之际，她将自己的儿子小白托付给了胡曰涓。

故事中描述了一个爱的困局，胡曰涓因为自卑而不敢言爱，丁亚玟爱如烈火，却引火自焚，田耕野伤逝失爱却草率地寻找爱之替代，王文秀以自私和控制为爱，田耕垚爱而不会爱。人人都是局中人，在自己充满痛苦的时候也将痛苦播撒给身边的人。人人都想解脱，但最终却牵缠在一起，遗憾终生。

其实除了爱情之外，小说有一对充满象征意义的矛盾贯穿始终：丁亚玟是一个在爱与自然的原则教养下长大的孩子，有着自由的心和充满诗意且叛逆的灵魂，她依恋田耕野，其中也包含着对静谧安详，自然温暖的家庭生活之爱；王文秀和田耕垚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面角色、破坏者，他们世俗而热烈，充满欲望，因而注定了与前者的格格不入。这一场悲剧，无疑可以被视作田园世界与现代都市生活对峙冲突的结果。胡曰涓作为一个外来者，她见证了这场悲剧，也真正读懂了这场悲剧。她是极丑陋的，却最终用大爱承担了悲剧的结果，焕发出崇高的灵魂之美。 50年代的台湾文坛，杀伐叫嚣之声不绝于耳，孟瑶的作品宛如一盏浓香滑润的奶茶让读者有了片刻的舒愉和陶醉。

离乡日久，有一些原本喜欢描写金戈铁马大场面的军中作家因为内心寂寞苍凉体验的趋势，也开始逐渐疏离了所谓“热点题材”与“大制作”，开始用虽不温情却有力度的笔墨写一些回忆大陆生活的作品，当时著名的“军中三剑客”均出现了创作转型。

“三剑客”之一的司马中原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他最受台湾民众欢迎的小说——被他称为“乡野异文”的《狂风沙》、 《刀兵冢》等，也开始着手创作如《红丝凤》一类带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小说。这些小说与他先前创作的“主旋律”作品相比缺少了为政客们所喜欢的激烈“反共”色彩，更善于想象也更注重人性化的表达，而且，如今看来，其文学价值要远出其他作品之上。

就以他名列《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二十四位的《狂风沙》而言，这部作品以北方农村为背景，描述了关八爷带领的一群饱受北洋军阀盘剥和欺凌的北方汉子，以走私盐为生。然而，他把抵抗北洋军阀、解救百姓作为自己毕生的大事，暗助北伐军的统一大业，智勇双全地降服了土匪，揪出了内奸，发动了盐城起义，与此同时他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对他情深义重的女人都离开了世界，瞎了一只眼的他只能在小馄饨的陪伴下，远走他乡。

这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书，将读者带回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同一群乡野间最草根的汉子一起经历生死成败，体会血火情谊。小说充满了传统的中国风。至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再如他的《红丝凤》，写了一段传奇的当铺往事，具有深厚文物知识的老朝奉李尊陶收到一件奇特的当品——南宋的瓷瓶“红丝凤”，这件瓷瓶如瓷似玉，瓷面下有一只栩栩如生的红色凤凰，这件稀世之宝让老朝奉惊喜不已。他开出了两万元当票，约定一年为赎当期。然而几个月后，老朝奉突然召集了当铺众人及北五省同行，宣布这件宝物是赝品，并且当场砸碎，自己也引咎辞职。一年后，有人赎当，已经赋闲在家的老朝奉拿出了那件宝物完璧归赵。原来，老朝奉害怕当铺收进名贵宝物后受到贼人觊觎，所以和东家合演了一出戏，并且利用古老的修复技术修好了瓷瓶。

这个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后来大陆“京派作家”邓友梅、冯骥才等的作品有神韵相通之处，都是借传奇人物与绝世技艺写出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对民间奇人充满景仰。在50年代台湾“全盘西化”思潮蔓延的情势下，这样的小说无疑能够起到提振民众士气、鼓励民众建立文化自信的作用。

三剑客中成就最高的当属朱西宁。他原名朱青海， 1927 年生于山东省临朐县的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抗日战争爆发那年， 11 岁的他离开家乡，开始了流亡生活，浪迹于苏北、皖东、南京、上海等地，断断续续地读书和工作。抗战胜利后，入杭州国立艺专。 1946年，他19岁时，在当时的《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第一篇小说《洋化》。解放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军队，并随之去了台湾。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上等兵至上校军阶，先后25年之久， 50年代登上台湾文坛，不过，朱西宁更加为读者所熟知的是他的三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后来都成为享誉台湾文坛的人物。

小说《铁浆》是作者从过渡期走向成熟期的力作，也是《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五十三位。作家以熟练的叙述方法，把我们带到一个古老而遥远的世界。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故事发生的地域，只知道它发生在一个社会动荡转型的时期，发生在古老而原生态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小说中的孟、沈两家因为争夺镇上的官盐包销权而相互争斗，恩怨纠缠了几代人。孟昭有为了一雪前耻，在这个转包年夺回利益不惜用最血腥的方式与沈长发争斗，三刀六洞、自断三指都毫不犹豫，然而，始终双方分不出胜负。最后为了彻底压倒沈长发，孟昭有吞下了通红的铁浆，被烧成焦炭，孟家拿到了包销权。然而，在孟、沈两家轰轰烈烈地争斗时，这个小镇正在修筑铁路，而孟昭有惨死之刹那，火车汽笛正好发出第一声长鸣，使人疑为他惨死的尖叫。数年后，小镇变了样。孟昭有的儿子败了家，成了鸦片鬼，在小说的开头，他就被人发现在一个大雪之后冻死在东岳庙里。

很明显，小说借孟家三代兴衰的故事影射时代了的嬗变。我们从孟昭有身上看到了坚硬、粗粝、执著的个性，这种个性正是古老中国在面对文化冲突时经常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面对势不可挡的现代文明，总会有一些群体习惯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企图用牺牲来拖住世界变化的必然脚步。小说中的孟昭有无疑就是他们的化身。作者没有在行文中对人物有明显的臧否，他用一种近乎冷静的旁观姿态来展现故事情节，展现人物的个性，并且用了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将火车的长鸣和铁浆的炽红做了一组对比，现代文明势不可挡，即使以生命为祭品也无法阻挡他对传统世界的侵蚀乃至吞噬。

和司马中原的小说一样，朱西宁的故事也刻意让时空变得非常抽象，显得虚无缥缈。我们几乎难以判断故事来自现实抑或想象，难以确知它出于作者具体的生活体验、“乡野传闻”还是纯粹意念，我们所知道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在创作中不仅将故乡作为灵感源泉，更重要的是已经开始反思传统，反思文化，反思如何化解文明传承与当代转型之间的矛盾。这显然是这一时期另类的“怀乡”文学，永怀对传统文化这个“原乡”的思慕与追问。

50年代，台湾散文创作的中心也集中于怀旧一途。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家当属琦君。尽管她的散文个人化倾向比较浓重，大多数作品都是以童年回忆和乡绅家庭的生活为表现对象，但她文章中淡淡的感伤和深深的乡情却拨动了无数渡海而来，离乡背井的游子内心的脆弱音弦，使他们感同身受。因而，不独50年代，而后三十年间，琦君的散文风靡台湾。当然，近年来，我们更是因为一部红遍了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橘子红了》重新熟悉了这位悄然淡出我们视野的作家，因为该电视剧的小说原作者正是琦君。

琦君，原名潘希真， 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学根基好，加之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古今名著，如《红楼梦》、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等，她常偷读，饱读新文学作品，外国小说则偏爱《简·爱》、 《约翰·克利斯朵夫》、 《小妇人》等等。她从古典文学、新文学及外国文学佳作中汲取精华，因此作文比赛常得第一，被同学们封为“国文大将”。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自此，她立志当文学家。高中毕业时，她以优秀的成绩直接升入之江大学，成为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诗词造诣极高。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汇文女中及故乡永嘉县中教书。 1949年去台湾，服务于司法界，任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 1964 年获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奖， 1966年代表台湾妇女写作协会访问韩国。 1970年《红纱灯》散文集获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她的文学创作二十年不辍， 1985 年《琦君寄小读者》获台湾金鼎奖， 1986 年《此处有仙桃》散文集获台湾第十一届文艺奖，是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有大陆、台湾两地作家参加的第四十八届国际笔会学术活动。²

琦君文笔如行云流水，舒放自然，令人有亲切真情之感。文字书写上没有过分渲染的华丽辞藻，也无艰涩难懂的文句组合，总以平易近人，浅显易懂，质朴之文笔细述过往记忆，营造出个人独特风格。同时，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因而在布局谋篇上追求精致、稳妥和意韵悠长，时有明人小品的特色。

琦君的散文主题传统而集中，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这样几类，以下分述之：

其一，往事悠悠，欲说从头。作家用如诗的文笔、如梦的回忆追述在她生命中留下永恒烙印的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追念令她刻骨铭心的父母、师长、挚友。诚如作家自己在《烟愁》后记中写道： “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琦君常常将对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的满腔思念熔铸到每一篇作品里。其中特别打动读者的是她对母亲的描写。对母亲刻骨铭心的爱和记忆成为作家散文最丰沛的感情源泉。

比如说，她的名作之一《髻》，文章写尽了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母亲默默地以一个样式老旧的发髻表达着内心无限的幽怨，也维系着自己被践踏的尊严。文章写得不动声色，但是一个旧式女子的内心波澜和隐忍自尊却被描画得淋漓尽致。

琦君擅长采用的是连载式的写作方法，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母亲的形象。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 《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除此以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如写母亲待长工如待家人，她甚至帮阿荣伯成了家，并让他们夫妻双双住进潘家（ 《阿荣伯》）；她也善待奶妈，把一对金手镯分赠给奶妈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并且嘱咐她们永远相亲相爱（《一对金手镯》）。读者可以从专篇或其他别篇有关的侧面描写中，多角度地发现她勤劳、刻苦、节俭、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三从四德的妇女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不啻是对散文艺术的一种创新。

对外祖父、老师、阿荣伯的描写，作家也采用同一手法。 《外祖父的白胡须》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师，又是义务郎中，对一切人都亲切和气，甚至连蚂蚁虫类都要“保护”，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骂，反而送小偷两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归正。为了“最蹩脚”的戏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带外孙女顶风冒雪去“捧场”， “拼命拍手叫好”，最后还给戏班子一块银元， “让他们买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红纱灯》则着重通过外祖父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坏习惯的五叔教育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热切心肠，我们也从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

在怀念老师的散文中， 《春风化雨》、 《鹧鸪天——怀念夏承焘师》这两篇文章，将大词人兼词学理论家夏承焘先生的个性特点与人迥异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写得丝丝入扣，非踵门受业且心灵相通者不能有如此传神细腻的描绘。而《一生一代一双人》则体现老师对师母的理解与体贴，从另一角度显出老师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