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 江海寄余生︐东坡日月长

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饱餐果腹，并不是难事。但说起食髓知味，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因为，“髓”是山河湖海的“无尽藏”，“味”是人生百态的“有情天”。

两者相加，恰好是苏轼的生命实践。身兼老饕与文豪两重身份，苏轼深谙美食滋味与人生况味。他写过一首略带游戏性质的七绝：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起未必是真起，落未必是真落，人生像大河弯弯，浮浮沉沉，不是每一刻的活着，都等于活过。若是留下了活过的深刻印痕，同样的“庐山烟雨浙江潮”，就另是一番风景。读懂这首诗，就读懂了苏轼的一生，也破解了很多中国文人的精神密码。

苏轼的活过，很大程度上和吃过联系在一起。

蜀人基因：共忘辛苦逐欣欢

在苏轼存世的作品中，涉及食材、食品与食事的有一千余篇，与吃有关的诗达到五十余首。如果说这只是对美食的主观偏爱，那全国六十多道以“东坡”冠名的菜肴，则让他坐稳了“大宋第一美食博主”的宝座。

对吃的热忱，或许和苏东坡身上的蜀人基因有关。

眉山古称眉州，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西南面，建城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坐拥天府之国的钟灵毓秀与物阜民丰，眉山是文脉鼎盛之地。唐宋之际，这里成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学风蔚然。两宋三百年间，眉山出了八百多位进士。嘉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眉山有十三人进士及第，其中便有苏轼、苏辙兄弟二人。

兄弟同榜进士，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属罕见，何况父亲苏洵也素有文名。如今眉山的三苏祠挂有清人张鹏翮的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是后人对苏家共同的赞许。

然而，二十一岁就名满京华、家门锦绣的苏轼未必能想到，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背面，是坎坷曲折的为官生涯。科考离家后，除了为父母守孝，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不是在外任职，便是流放辗转。眉山之于苏轼，更多是一抹乡愁，一口终生难忘的家乡味。

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生命中的重大拐点——乌台诗案。一张例行公事的谢表，被政敌构陷，几经波折，近乎丧命，结局就是贬去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对苏轼来说，这是一次政治生涯的清零。二十余年的宦海沉浮，官阶回落到从八品的起点，俸禄取消，公务绝缘，本质上与被监管的犯人无异。

从任何角度看，这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时光。

世人都知道苏轼豁然通达，却未必能体会他初到黄州的拮据。苏轼一再和友人说，“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唯有“痛自节俭”。他的运势也不好，到黄州第二年，赶上农荒，常常缺少食物，每每困窘匮乏。因没有居所，没有定粮，他只得先借住定惠院，跟着僧人一起吃素，半年后才算在临皋亭安稳下来。要知道，在被贬之前，苏轼过的可是俸钱收入每月超过四十千，圭租所入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口粮的日子。

从优渥的官场大夫，到落魄的政治流民，生活境遇骤跌，苏轼的解决之道是在城东开垦荒地，种植果蔬，补贴家用。他给这块地取名“东坡”，“东坡居士”的称谓正是由此而来。

官员苏轼被打压了，妙人苏东坡却站了起来。

公元1083年，苏轼贬谪黄州的第四年，故人巢元修前去探望。巢氏此行，除了叙旧，也肩负着苏东坡的嘱托，将一种眉山特产迁往黄州。

这是一种名叫“油苕”的山间野菜，“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一句指的正是这种蔬菜，类似今天的豌豆苗。苏轼颇嗜此味，离乡十五年，常常思念，却不可得。借巢元修自蜀地前来的机会，总算能一解馋痨。

豌豆苗

智慧如苏大人，当然不会一次性消费。他把这种菜命名为“元修菜”，亦称“巢菜”，种在东坡之下，引介给黄州百姓。对元修菜，苏东坡难以忘怀。他在给巢元修的诗里写：“此物独妩媚，终年系余胸。”

光绪年间的《黄州府志》清楚地记载“东坡元修菜”：似芥，蜀种。简略的四个字背后，是艰难岁月里友情的见证，是流徙时光中思乡的缩影，也是物产交流时动人的传说。

苏东坡对美食交流的贡献，远不止一把元修菜。好吃的中国人想必没有不知道东坡肉的，而这道菜的本名，应该叫“回赠肉”。

东坡肉

相传宋神宗熙宁十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苏轼赴徐州任知州。七月，黄河在澶州决口，八月围困徐州，水位高达二丈八尺。知州苏大人身先士卒，率领军士与全城百姓共筑堤坝保护城池，奋战七十余天后，徐州城化险为夷。

百姓感念同呼吸共命运的父母官，纷纷杀猪宰羊，备酒携菜，送到知州府上。苏轼不便推辞，只好收下。对于百姓的馈赠，苏轼没有独享的心思，他命家人将肉按法烹煮，回赠给抗洪的百姓。这口肥而不腻、酥而不烂的美味，就称作“回赠肉”。徐州的风物志和文史资料，至今记述着这段传说。

说苏轼是猪肉料理大师，应该并不过分。生性幽默的他写过一篇《老饕赋》，颇为得意地讲述自己的“美食经”，其中说：“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天美，以养吾之老饕。”

在诸多食材和吃法的讲究里，“项上之一脔”指肉质脆嫩、略有嚼劲的猪颈肉，也就是俗称的“黄金六两”。

到了黄州，善治猪肉的苏轼如获至宝。他发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贵人家不爱吃，平民百姓又不知道怎样料理。为此，苏大人专门为黄州百姓写了一篇《猪肉颂》，还注明做法：“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文火炖猪肉。即便使用如此简单的烹饪技法，却因为食材够好，也能“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似乎，在黄州与好猪肉相遇，苏轼对生命的热情也重燃了一点。

东坡肉的故事，到这里还不算完结。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苏轼第二次赴杭州任职。其间，苏大人疏浚湖泊，修堤筑桥，与民休息。杭州百姓为表感谢，投其所好，抬猪担酒。苏轼重复了徐州“回赠肉”的故事，又融汇了新的烹饪方法：猪肉切方块，加酱料着色，红酥酥，油润润，是为今天常见的“东坡肉”。

和东坡肉齐名的“东坡菜”，当数东坡鱼。

苏轼有位好友叫佛印。我们的初中课文《核舟记》里，佛印的形象栩栩如生：像极了弥勒佛，袒胸露乳，抬头昂视。而他右膝卧倒、左膝竖立、右臂支船的坐姿也称得上放浪形骸。

正是这样一位僧人，留下了两段和鱼有关的逸闻。

相传有一次，苏轼让厨师烹制一道鱼，菜送到后，只见热雾腾腾、香气喷喷，鱼身上刀痕如柳，雪白的肉质令人垂涎。他正欲大快朵颐，窗外闪过一个人影——正是佛印到了。苏轼赶忙把鱼藏在书架上。

两位老友太熟悉了，总爱互开玩笑。苏轼特意不想让佛印吃鱼，佛印存心要吃，一来二去就打起了机锋。

招呼佛印坐下后，苏轼问道：“大和尚不在庙里待着，到此有何见教？”

佛印回答：“今日特来请教一个字。”

“何字？”

“苏轼的‘苏（蘇）’字。”

佛印学问好，苏轼知道里边有圈套，认真地答道：“苏字上边是草字头，左下是个‘鱼’，右下是个‘禾’。”

佛印又问：“如果‘鱼’字搁在草字头上边，还念‘苏’吗？”

苏轼脱口而出：“那怎么可以，断无此理！”

佛印哈哈大笑：“那就把鱼端下来吧！”

苏轼这才醒悟，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佛印眼里。

来而无往非礼也。后来有一次，苏轼相约去佛印处，佛印心存戏弄，依样做了一条鱼，放在身旁的磬里。苏轼登门便说：“我想写一副对联，上联已经草就，下联深感语塞，一时无对。”

佛印问：“不知上联是什么？”

苏轼答说：“向阳门第春常在。”

佛印仿佛有肌肉记忆似的脱口而出：“积善人家庆有余。”

苏轼听完大叹：“原来你‘磬’有‘鱼’，还不拿出来分享？”

当然，这更像后世文人在笔记野史中的穿凿附会，但苏东坡吃鱼嗜鱼，当无疑问。初到黄州，他自嘲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看到惠崇所绘《春江晚景》，他眼前是画，心里想的却是吃：“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在黄州期间，苏轼直接以文赋记录《煮鱼法》：取黄州鲫鱼或鲤鱼，清理鱼鳞及内脏，抹上食盐，以白菜填入鱼腹，入锅与葱白同煎，半熟后放等量的生姜、萝卜汁和黄酒，快熟时撒上橘皮丝。做法说罢，他还来了一句“官方弹幕”：“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味道有多好，吃的人自己明白，和没吃过的人又怎能说尽呢？

在眉山，东坡鱼如今也是有独得之秘的本土骄傲。精选刺少的鮰鱼，以当地井盐和本土泡菜蒸煮，成品五彩纷呈，入口百味交融。

苏东坡应该没有吃到如此精细的“东坡鱼”，对呈鲜和味型的理解也远不到今人的知识水准。但那一口萦绕终生的家乡味，是经由他的名字和笔端，才顺着时间之河，淌进我们心里的。

五十六岁那年，苏东坡在早朝前打瞌睡，做了一场梦。梦里他回到眉山的故园，那座叫南轩的书房。几位庄客在吃萝卜，神色欣喜。他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几句是：“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一觉醒来，思之惘然。

苏轼的人生可谓波折，儿时的眉山记忆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顺遂悦乐。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人生的风雨如晦未见得有所准备。老来幽梦忽还乡，看到童年的往事历历、杨柳依依，想必又是万般滋味。

好在，眉山是苏轼的根，蜀地是苏轼的魂。有些东西写在了他的基因里。

在一首应和弟弟苏辙的诗里，苏轼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

人生是苦的，但也要“共忘辛苦逐欣欢”，这是热爱生活的四川人，也是旷达通透的苏大人。苏轼身上有情动于衷、悲愤恳切的务实，也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洒脱。从吃这件事上，我们就能略见一二。

苏轼于五十六岁做那场故园之梦时，饱经丧妻之痛，年近耳顺，唯愿落叶归根。可命运没有让他回到眉山。半年之后，他遭遇人生第二次重大贬谪，踏上了前往岭南惠州的迢迢长路。

惠州顿悟：此心安处是吾乡

公元1094年，即绍圣元年，苏轼又上路了。这一次，他的“流放地”在广东惠州。

和黄州不同，位于岭南的惠州因为山高路远，历来是贬谪的“热门地点”。虽然惠州在隋唐时已是粤东重镇，但一提惠州，时人最先想到的依然是荒蛮与苍凉，就连苏轼最初也心怀恐惧。在谢表和诗文里，他把惠州想象成“瘴疠之地，魑魅为邻”，他自己则是衰弱与疾病交攻，彻底断了重归故里的念想。如果说初贬黄州的苏轼还有从头再来的野心，惠州途中的他已经变得佛系，这从他的诗中便可得知：“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

没有想到，惠州回馈苏轼的，却是高规格的礼遇。用今天的话说，惠州乡贤和百姓给苏轼举办了一场真挚热忱的欢迎派对，令他恍惚身在梦中。“父老相携迎此翁”的温暖，让苏轼暂时淡忘了贬谪的烦忧，以至于他生出了像苏武、管宁一样终老流放地也无妨的豪迈。“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既来之，则安之，美酒美景，佳人佳句，哪里还有半点流放的凄苦？

事实证明，惠州确实是苏轼的福缘之地。待了将近半年，他深感风土食物一点不差，官吏百姓也相待甚厚，因此“眠食甚佳”，“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终归是贬谪生活，现实的烦恼是有的，艰难程度甚至远胜于黄州。在诗文里，苏轼不提，但在与友人的通信里，他也会抱怨湿气偏重的岭南导致痔疾加重，屡次申请的俸料得不到批准，全家老幼“口众食贫”。友人黄庭坚甚至在诗里替他道出实情：“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可见苏轼在惠州时，依然有性命之忧。

但比起在黄州，苏轼对流放生活适应得更快了。有病治病，无病登楼，广交名士，遍寻美馔。在惠州的两年又七个月里，苏轼看透了人生无常，也从无常里翻出了诗意。他说“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既然人各有命，劫数和际遇不能强求，何不潇洒走一回？

于是，我们看到文人苏轼的觉醒。他笔下的惠州，人杰地灵，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气候特异，透着与巴蜀和中原迥然不同的浓烈与新奇。他带着充沛的情感审视岭南风光，发出了“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的感叹。

而岭南一带的瓜果，经由苏东坡的广告与“带货”，也为更多人知悉。枇杷、杨梅、荔枝、龙眼、柚子乃至槟榔，都粉墨登场，名垂青史。最知名的当数《惠州一绝·食荔枝》。罗浮山下四季如春，枇杷和杨梅按次序都到了时令季节。最难得是惠州的荔枝，因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事实上，苏轼对荔枝的喜爱，不只体现在这一句。初食荔枝那一天，他把荔枝比作仙物神品，红色的表皮像仙人的罗襦，晶莹的果肉像美人的玉肤。在给友人昙秀的诗里，他说“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子何时丹”。荔枝初青未红，还不能食用，真是令人惆怅的事啊！在向精神偶像陶渊明致敬的诗里，苏轼更是表达了把荔枝做手信的想法：“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如果要在上下五千年里给荔枝找一个代言人，舍苏轼其谁？

苏轼贪嘴，但不昧心。他吟咏荔枝的鲜美，也反对进贡荔枝的穷奢极侈。在《荔枝叹》里，他借汉和帝和唐玄宗设置驿站征调荔枝的史实，引申到当时的各种贡品乱象，表达了对横征暴敛的愤慨，也抒发了对民生多艰的感伤。

荔枝

这就是苏轼其人。他不像李白，是天上的谪仙，除了官瘾大些，从不对人世间的俗务施与过分的关切。他也不像杜甫，身经离乱，遭逢幻灭，把众生的苦闷悲辛都扛在肩上，放在心里。苏轼是自由的化身，他入世是贤能，出世是风流，人间美好令他流连，却无法阻碍他驰骋飞翔。

这也是为何，在外任职的每一站，苏轼都办实事、有盛名。即便惠州流放期间，他也潜心地方建设，纾解民间疾苦，筑桥修堤、改善农桑。身处江湖之远，苏轼对庙堂不敢稍忘，因为那里不只有他的仕途，也有万民福祉。

苏轼吃过人间的苦，因此他惜人间的福。嗜吃懂吃，便是这种心态的注脚。

惠州冬日湿冷，有一天，好友昙颖做东。饭局上有一道名为“谷董羹”的菜式，让遍尝佳肴的苏轼欣喜不已。这在苏轼所作的《仇池笔记·盘游饭谷董羹》中有所记载：“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

谷董羹，因为投食材入沸水发出的“咕咚”声得名。在清代的记录中，将这种放入各种肉类、蔬菜杂煮，众人围坐着一口锅的岭南特色菜式，叫作“打边炉”。由此可见，苏东坡的“古董羹”就是某种火锅的雏形。不知在九百多年前，夜凉如水，淫雨霏霏，苏东坡和友人坐在泛起泡沫的古董羹前，会经历怎样的推杯换盏，又有哪些奇思妙想的围炉夜话？

除了火锅，温补的羊肉也是冬日美食的上选。北宋时期，大江南北皆有食羊肉的习惯。就加工烹饪而言，又是南不及北。惠州食羊，但供给严重不足，羊身上最好的部位，自然不会落到一个贬官的手里。贪吃会吃的苏东坡，打起了边角料的主意。

羊脊骨对于鲜美的羊，地位约等同鸡肋之于整鸡。既然熏鸡架能成为风靡一地的美食，仅有少数羊肉粘连的脊骨，自然也会有巧手料理。如果和屠夫相熟，羊脊骨的价格能比猪肉还便宜，苏轼几经试验，发明了独家吃法：“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虽然吃肉像掘金一样千淘万漉，似乎有些辛苦，但看到东坡先生“如食蟹螯”“甚觉有补”的享受劲，确实想起那句关于美味的至理：食无定味，适口者珍。

诙谐的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信里讲述羊脊骨的吃法，还略带得意地说笑：“你这三年日子顺利，怎么能明白羊脊骨的美味呢？只有狗是明白我的，每次我把肉挑光了再给它们，它们都不是很高兴。”安贫乐道，还有比苏轼吃羊脊骨更能诠释这四个字的例子吗？

贬谪惠州，是苏轼个人的不幸。但对岭南而言，那可是别样的因缘。据《惠州志·艺文卷》统计，苏轼寓居惠州近三年，所作诗词、序跋、杂文、书信等近六百篇，从产量而言远高于黄州及此后的海南儋州。以至于晚清惠州诗人江逢辰有诗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苏轼对惠州的态度，也经历了转变，荒芜、遥远、湿热、苍茫，远谪和流放的想象渐渐为独特的物产和可亲的人群取代。

苏轼友人王巩受“乌台诗案”牵连，贬到岭南宾州，歌伎寓娘随行。苏王两人此后相遇，寓娘为苏轼劝酒，因而有了这首知名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其中，词的下阕是这样写的：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寓娘万里归来更见年轻了，笑容依旧，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我问寓娘，岭南的风土与日子应该算不上多好吧？寓娘却坦然答道：心安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

这固然是寓娘的蕙质兰心，又何尝不是苏轼的自我剖白呢？在五十七岁的年纪奔赴陌生的土地，充满未知，却无心探究。命运并不准备给苏轼多少希望，苏轼却在挫折里看到了生活，他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历、谈经、研佛、写诗。当岭南的流放者们罕有例外地表达出中原文化的优越，为自身的境遇唱尽挽歌，苏轼却反其道而行之，说出“此心安处是吾乡”。

原本，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拘泥于岭南或漠北，是当局者迷的偏狭。苏轼最通晓这个道理。何况惠州的日子，有温存的百姓，有交心的友人，有新鲜的物产，有人间的至味。

假如苏轼的人生终结在岭南，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可惜历史无从假设。公元1097年，即绍圣四年，苏轼接到一封琼州别驾的告令。他又被贬了，这一次，终点在海南儋州——国土的最南端。

儋州一梦：兹游奇绝冠平生

说苏轼天生洒脱，多少有点想当然。不曾经历他谪居的艰难和心路的动荡，无法强求他泰然处世。说得更准确一点，恰恰是因为真实的委屈和愤恨，苏轼的透彻才更可贵。

六十二岁那年，苏轼从惠州再贬海南儋州，说不痛苦是假的。岭南已近边陲，儋州更是天涯海角，何况苏轼已是多愁多病之身。在给友人王敏仲的信里，苏轼说自己是“垂老投荒”，恐怕难以生还，抵达海南后，先要做口棺材，次要修建墓地，然后把手稿书信留给诸子，做好死后葬身海外的打算。

途经琼州，前往儋州途中，苏轼登上儋耳山，情绪也不高。他写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归心似箭，却有家难回，登高望乡，却一目成空，置身海南，眼前是汪洋大海的阻隔，苏轼的烦闷比在黄州、惠州时更甚。

儋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给友人的书信里，他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素贪口腹之欲的苏大人，“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为了换取基本的衣食，他把随身酒器都卖了，唯独留了一只心爱的荷叶杯。

宋朝的海南民生凋敝，流放至此的待遇仅次于死囚。当地黎族人就地取材，食物尽是根茎类和毒蛇猛兽。熏老鼠、烧蝙蝠、烤癞蛤蟆、烤蜈蚣，好客的黎族人向苏轼推荐了这份食谱，把他吓得不轻。他在诗里记录了这种无奈：

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

寄身儋州，天高地远，大活人竟然要被吃不到肉憋死。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件当时罕有的水产拯救了苏东坡。

在给儿子苏过的信中，苏轼得意地写道：“冬至前两天，海南少数民族献上生蚝，剖开之后得到数升肉。稍小的蚝肉与汁液一同入水，加酒烹煮，吃来是从未领略的美味。如果个头稍大，直接烤熟，比煮的更加美味。”聊完这番美食谈，苏轼还和苏过说笑：“千万不要说出去，免得北方那些官员君子知道了，争相贬谪到海南来跟我抢这口吃的。”

生蚝虽美，毕竟难求。苏东坡在海南继续他的美食发现之旅。他对薯芋有偏爱。有一年除夕，拜访友人张先，他写下一首生趣盎然的“戏作”：

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

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

明明是两个当世文豪，在苏轼笔下却满是乡野老农的随性。春寒料峭，松风阵阵，深夜忽觉饥肠辘辘，点起牛粪烤芋头，自诩山人的苏轼吃完更见慵懒闲适。这首诗套用了唐人典故，以牛粪入诗，既拿张先玩笑，又点出了火烧芋头的美味，堪称一段文人饮食的佳话。

牛屎烧洋芋

在儋州，除了海味，苏轼也在陆地上物色上佳的食材。谪居天涯海角，又已过六十高龄，生病对苏东坡是常有的事。苏过想给病中的父亲调理身子，因地制宜，便以山芋作粥羹。苏轼喝后深觉可口，也倍感欣慰，特意为这碗粥取名“玉糁羹”，还作诗一首：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

将一碗粥比作牛乳龙涎，已经极尽夸张，更绝的是诗的名字：《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题比诗文更长，除了美味，身为人父的欣慰与喜悦也可见一斑。博览物产、精于食道的苏轼曾经下过判断，“海南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海南的稻米稀少，薯芋杂米来帮衬，也形成了愈加精细的“荤粥热吃，素粥凉吃”的粥文化。

苏东坡半生流离，总有吃不到鱼肉的日子，因而对素食粥羹颇有研究。除了玉糁羹，另一道自创的东坡羹也有很多记述。《东坡羹颂》留下了详尽的做法：将萝卜、大头菜、荠菜及野菜揉洗数遍，去掉辛辣的苦汁，在锅边涂抹少许生油，注水烧开，倒入野菜后加入生姜和大米，同时慢慢搅拌，煮熟之后，“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

东坡羹

食蚝喝羹，当然是乐趣，也是无奈。在海南，苏轼也有过无米下炊、被迫辟谷的艰难，但他不以为意，只记述那些怡然与豁达。写完《老饕赋》里林林总总的美食，明明是忆苦思甜，他的反应却是“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真一酒歌》也把酒之醇美与醉之狂狷描绘得淋漓尽致。

未到儋州时，苏轼发牢骚说“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这山路边的石头，连同我苏东坡，都是补天剩下的无用废料。可要离开海南了，他在《别海南黎民表》里为儋州生涯定调：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分明是眉山人，却说自己是海南民，足见心头留恋。儋州一行的跨海远游，譬如梦幻。生、死、梦，三者并无优劣，当我即将远离，不免生出再留片刻的依依难舍。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新帝登基，大赦天下。六十四岁的苏轼终于可以回家了。渡海还乡那一夜，他在诗里写：“苦雨终风也解晴……天容海色本澄清。”曾经让他惶恐难安的儋州放逐，在此刻看来却分外美好，“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譬如一场奇境漫游，梦醒时分，回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