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天就要上学前班了，今晚，我跪在床边向上帝虔诚祈祷，“我主耶稣，请让我学会读书写字。”我的泪水奔涌而出，我渴望学习，生怕自己一事无成。这也成了母亲最爱挂在嘴边的事，她动不动就跟人说我有多刻苦、有多用心。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如饥似渴地翻阅每一本书，一心只想好好学习。我带着极强的好胜心背诵了《圣经》里的很多段落，盼着有朝一日一定要考入全世界最高学府——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有了上帝的保佑，一切自然皆有可能。到时候，我可以驳斥进化论、成为医疗传教士、找到治疗艾滋病的良方，甚至可以在座无虚席的体育馆表演歌颂上帝的流行音乐。然而，我发现学校老师关心的都是一些小事，他们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我整天蓬头垢面，袜子脏了也不洗，衬衫皱巴巴已经缩了水。埃德娜祖母每隔几个月都会来看我，每次都说我头发乱，硬要把我带去理发店给我剪一个难看的发型，害我每次都要大哭一场。

每次祖母一走，母亲就会气急败坏地抱怨，“这个家总得有人挣钱啊。”我们家的确如此：妈妈负责挣钱养家，家务呢，由我和她共同承担。我听说父亲之前当过护士，不过，在我出生前他就不工作了，至于说家务活，做饭、洗碗什么的，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女人的活儿（他只会在天气暖和时给我们烤些德式香肠）。

母亲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她小时候一直梦想长大去斯坦福读大学。“我差一点儿就考上了，”她逢人便说，“学校之所以没有录取我，是因为我当时只有十六岁。”考学失败后，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待在家里：她的父母简直要把几个女儿饿死，早餐每人只能喝一罐低糖饮料，为了让女儿保持身材，总是勒令她们一边唱歌一边做操。（她们四个姐妹似乎一辈子都在跟体重较劲，每个人都疾病缠身，也都养成了囤积东西的毛病。）为了尽早逃离这样的家庭，母亲选择就读明尼苏达大学的农村校区，她学了艺术和教育专业，毕业后在州犯罪实验室找了一份工作。

当然，如果当初母亲去了斯坦福，她的人生将被彻底改写。母亲每次跟父亲闹矛盾都会感慨，说自己当初要是能生活在加州，过上有阳光、沙滩和椰林的生活就好了，何至于困在这个大半年都冷得要命的地方，每次开车，刮挡风玻璃上的冰雪就要刮半天。若是去了斯坦福，她肯定会嫁给医学系的高才生，不仅收入可观，还能帮衬着做些家务，何至于先后嫁给了两个游手好闲的废人。

可是，事情怎么可能如她想的那么简单？人生的路径仿佛早已是上天注定。关于父母相遇的这一段，母亲是这样讲的：当时她已经三十八岁，一个人带着与前夫生下的儿子生活，盼着还能再生个金发碧眼的女儿，她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她“甜心”。父亲之前的事我不是很清楚，好像说他读过摄影学校，去过修道院，经历了一场手术，用了大量麻醉剂，出现了幻觉，看到很多无头的小鸡从树上掉下来，他甚至还因向五角大楼扔装满血的奶瓶遭到过监禁。母亲遇到他时，他已经浪荡了二十多年。父亲满头银灰色头发，一双湛蓝的眼睛，依然风流倜傥，只是居无定所。二人相识两个月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无论我那同母异父的哥哥怎样恳请母亲慎重，她依旧选择了一意孤行。虽然那时候诺亚只有十岁，他却已经开始忧患自己的未来，担心被继父和弟弟妹妹断送前程。母亲跟我讲这些话时露出了一丝苦笑，因为诺亚的担心应验了：父亲可不想养活别人的孩子，于是他把诺亚赶出家门，让他自谋生路。其实，父亲不是看不上别人的孩子，而是根本不想要小孩，一点儿也不想。“但是他太忙了，忙到连买安全套的时间也没有！”母亲笑着对我说，就这样，母亲刚过四十岁就把我带到了人间。

我很幸运，父亲抱起我的一刹那，“竟然莫名其妙地父爱泛滥”。不过，他可不想管女儿叫什么“甜心”，于是给我起名玛格丽特·弗朗西斯。父亲每天都待在家里，要么看智力问答节目，要么摆弄自己的电脑，身边总是坐着那条杂交小狗，一半是马尔济斯犬血统，一半是卡布犬血统。父亲对我的限制很多：不能涂指甲油（太性感），不能去健身房（有太多女同性恋），不能参加女童子军的活动（理由还是有女同性恋，此外还有支持堕胎的人士），他甚至不允许我去见诺亚，理由是他只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并不是亲兄妹。对于他的种种限制，我并不太在意，母亲似乎也没有异议，两人对外都说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母亲便开始斥责父亲的控制欲太强，于是她开始趁午休时间在附近商店的清仓区疯狂扫货。她偷偷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花一百美元买了一百块儿小熊维尼的手表，“战利品”都被她藏在了办公室。钢琴演奏会结束后，她会带我去麦当劳吃冰激凌，每次出门对她来说都是美好的回忆。

我很受不了母亲无休止的抱怨，她的行为方式让我觉得她根本找不到帮她办理离婚的代理律师。在我八岁那年，动不动就对她说，“如果你那么讨厌我爸，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

“哦，亲爱的。”她的语气像是在说我太幼稚无知了。父亲丢了工作，祖母一次性给了他二十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祖父生前是医生，但一个寡妇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也实属不易。母亲无奈地将这笔钱称为“维系二人婚姻的纽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父母从银行赚取的利息不比母亲没日没夜工作挣的工资少。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父母没有离婚，一家人还搬去了郊区，把母亲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房子租了出去。我们一下子成了中产，卡在中产线上，一旦稍有变故，我们就会被打回原形。

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父母再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父亲堵在门口不让母亲出门，两人在厨房争抢通讯录，母亲打电话报了警，两人都被带上了警车，警察告诉他们冷静，先想想谁来把税报上。整个过程，我都无助地躲在车库，不敢贸然出来。

同年，我在全州《圣经》背诵大赛中斩获了冠军头衔，之后我便挨家挨户地推销慈善筹款年历，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主办方甚至给我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让我参加各种推广活动。每次听到父母在楼下恶语相向，我都会爬到自己的床上，琢磨怎样才能把翻唱乐队阿巴少年组的歌曲改编成歌颂上帝的作品。我想当然地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我心中怀有远大梦想，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世外桃源，就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至于说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多少坎坷，我都可以视而不见。

四年级的某一天上午，母亲把我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告诉我不要声张。“我不会跟爸爸撒谎！”我反驳道，“你这样是在作恶。”她诱惑我说给我听迪士尼广播，她平时很少让我听这个频道。外面的雨一直在下，敲打着车窗，调频1440兆赫播放着里奥·宝娃的饶舌音乐，母亲开车带我去见了我人生中第一位心理医生。

诊所在一栋矮墩墩的大楼里，我们把车停在楼下，一位穿着漂亮鞋子的女士把我带进一个放着好多玩具的房间。她微笑地看着我，让我用娃娃玩过家家的游戏。对面墙上是一面大镜子，从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切。

我当下就觉得蹊跷，妈妈为什么要带我见心理医生？她肯定是希望我跟医生说自己受到了父亲的虐待，这样她就能赢得我的监护权了。我抱着肩膀，拒绝配合，既不愿意画房子，也不愿意玩沙盘。最后，心理医生只好将我送还给母亲，对她说，“消解这种抵触心理不能操之过急，还需要一点时间”。

从那以后，我不仅对心理医生失去了信任，就连母亲也不再相信了。她特意请假带我去看医生，结果却一无所获，她对此也非常生气。“我无法想象你竟然让我翘课去看心理医生。”回去的路上我愤愤地跟她抱怨。母亲伸手拧开广播，播放的是小甜甜布兰妮的《爱的初告白》。可外面的雨太大了，雨刷器来回摆动，本来好听的歌曲被噪声拆解得支离破碎。

我甚至感觉母亲巴不得我遭受虐待，最好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样的话，她的日子或许会轻松些。她跟我解释说，之所以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没有别的原因，全都是为了我好。可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呢？实在要说我有什么毛病，那就是我的西瓜头太难看了，衣服也太小了却没人管，父母在乎的只有他们对彼此的仇恨。

母亲觉得我长大了，所以她很难过，我再也不是她的“小宝贝”了。从五岁起，家里洗洗涮涮的活就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有时我还要负责清理门前小路的积雪，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反正我是很廉价的劳动力，那还买什么除雪机呢！我也不想让自己如此辛劳，但我没办法，只有勇于担负起责任，只有心怀远大的梦想，我才能实现最终的独立。我曾一度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而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不过是母亲计划中的一颗棋子。

事实证明，母亲根本不需要我的证词。那年春天，父亲跟我说他要改名叫米歇尔，从那以后，母亲便搬去了城里，重新住回了她自己的跃层公寓。而我，在父母决定监护权以前，一直跟米歇尔住在一起。

“你还好吗？”一位社工问我。我坐在陌生的办公室，两手垫在屁股下面，四处打量，发现了好多盒子和棕色信封，我确定那些档案柜里一定存放着大量和我一样的孩子的信息。柜门紧锁，连透明玻璃都没有，估计再也不会有人将它们从这个官僚机构密闭的柜子中解封出来了。脚下的地毯散发出发霉的味道，害得我连过敏症都要犯了。

“我很好。”我十分警惕地回答。监护调查人员跟心理医生大同小异，总会想方设法套你的话。不管我说什么，他们总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肆意曲解，我真害怕说错某个字而害得自己一辈子痛不欲生。

所有人都认为我“经历了严重的创伤”，原因自然离不开父母的离异，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父亲做了变性手术。那是2002年，就连奥普拉的访谈节目里都没出现过变性的嘉宾。其实，父母离异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解脱，可无论我怎么说，这话都没人听得进去。父亲自从变成米歇尔后，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和善了。她开始信奉上帝一位论教派，而我也迅速放弃了对亚伯拉罕神的信仰。在亚伯拉罕神看来，由于女同性恋和支持堕胎人士的出现，女童子军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或许，正是信仰的丧失对我造成了巨大伤害，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转去了郊区的公立学校，升到了五年级，甚至开始学习架子鼓。

“我想跟米歇尔一起生活。”我当着社工和其他人的面给出了我的答案。

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提醒我说，她们只会参考十二岁以上的孩子的想法，而当时的我只有十岁。也就是说，我喜欢谁、我想选择谁根本不重要，整个操作令我非常愤怒，既然我说什么都不重要，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为什么还要假装关心我的情绪呢？难道我的想法和心态能完全脱节吗？也许，在乎我感受的只有作为个体的护工，而不是整个社会制度。毕竟，制度哪会关心你在乎什么呢？整个监护评估的过程完全如同一场儿戏。母亲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她攒的好几箱破烂都搬去了跃层公寓的楼上，那里俨然成了她的仓库。每次有人来家访，我们都会穿上亲子毛衣，跟对方展示我们的缝纫作品。外人肯定觉得我们这对母女特别可爱，我也都乖巧地配合母亲，从没想过当着评估人员的面跟她对着干，也从未提醒社工上楼看看母亲生活的真实样子。

下周再开学我就升六年级了。周五晚上，米歇尔从家庭法庭回到家，满脸愁云地让我收拾行李。她说：“你妈马上就过来接你。”看来是母亲赢得了我的监护权。

我搬去了母亲那里，转了学，甚至没有与学校的好朋友道别。米歇尔也搬了家，搬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不想跟母亲再扯上任何关系。刚分开的那个月，我还见过她几次，不过最后一通电话之后，我们便彻底断了联系。当晚，我哭着把游戏王卡片和图书馆的书倒进一个黑色垃圾袋，亲了一口我的狗狗，算是与它道别了。

母亲的车就停在门外，车前灯亮得刺眼，像是在跟父亲宣示自己的胜利。

…………

任何处在母亲位置的女性或许都会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我虽然理解，却非常抵触。对于发生的一切我无能为力，让我敞开心扉又有什么意义？

搬到母亲那里没过几个月，她又带我去做了心理咨询，我那时才发现，她之所以安排我做咨询，关心的并不是我的感受。“我需要收集一些证据，”母亲一边打开记录本一边跟心理医生解释，“以防万一，省得他（即使现在米歇尔已经该用女字旁的她了，可在母亲看来他还是‘他’）再来找后账，质疑监护权的判决。”

“她现在叫米歇尔。”我低声嘟囔，心里对母亲和心理医生的做法非常反感，为人父母就有权利把孩子拖到医生办公室，从孩子那里搜刮各种所谓的证据，作为日后攻击他人的弹药吗？！

我知道，在母亲看来，她认为自己是在拯救我于水火，离开米歇尔，我们母女就可以尽情享受生活了。我们可以开十个小时的车跑去世界最大的游乐园玩耍，即使没到周末，我们也可以熬夜在商场抢购清仓商品，不到闭店我们绝不回家。我俩会演唱七个不同版本的《生日快乐》，可以站在沃尔格林药店的夜明招牌下，假装自己是参加真人秀的超级巨星。

母亲为我做了这么多，米歇尔却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我怎么丝毫不知感恩？我想念米歇尔，也想念狗狗。现在我和母亲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了祖母的援助，我们不仅深陷债务危机，每天为支付账单和偿还信用卡而奔忙，家里还因为母亲囤货的毛病开始藏污纳垢，甚至滋生了老鼠。就连我现在就读的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学校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学校管理不善），我每天上学都会遭到挑衅，甚至是霸凌。想想也是，我是《圣经》背诵比赛的冠军，作为一个书呆子，我本来就不擅长社交，再加上我惹火的世俗打扮，比如米歇尔为庆祝我升入六年级给我买的网袖上衣和拉链迷你裙，别人不欺负我才怪。同学都喊我贱人，一天下来，这可怕的名号我恨不得得听上一百遍。大人们都告诉我不要当回事，反正也无能为力，脸皮厚点儿就当没听见得了。

在我十一岁生日前后，校园霸凌在我身上愈演愈烈，一个八年级的学生竟然在公车上对我动手动脚。再后来，他更是变本加厉，强迫我摸他的敏感部位，我终于忍无可忍，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当时，她刚下班回到家，带着满脸的疲惫。“嗯，你告诉老师了吗？”她问我。我回答说没有，于是她让我去学校找老师谈谈。她说事发时她不在场，指望着她帮忙也不现实。从那以后，即使又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我也不愿再跟她讲了。其实，我的朋友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都不知该如何应对，也没有任何发声的渠道，只能夜深人静时相互倾诉。那段时间，每到下午放学，我都不敢一个人回家，总是跟其他没人管的孩子混在一起。到了晚上，我不敢一个人睡，常常爬到母亲的床上。

“我觉得埃米有注意缺陷障碍。”母亲告诉心理医生，她还说自己和我哥哥也有这个毛病，但哥哥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确诊（母亲当时是想带哥哥好好检查的，但医生表示没有那个必要）。这也刚好成了哥哥没读大学的理由，由于注意缺陷障碍，他不得不做需要倒班的保安工作。

母亲向医生列举了大量证据：我总是衣冠不整、邋里邋遢，总是习惯性地迟到，还有最要命的，我每次拿起书，就会变得“高度专注”，无论周围发生什么都察觉不到。

我大声朝她嚷嚷，让她别再肆无忌惮地诋毁我了。心理医生全神贯注地记录着母亲的话，是啊，他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她呢？母亲是白人，谈吐大方，有房有车，大学毕业，对我拥有完全的监护权。至于说我的抱怨，医生根本听不进去，谁让我是个小孩子呢！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我随手拿起一个毛绒玩具朝着医生扔了过去。透过母亲的眼镜，我看到她睁大的眼睛，挑高的眉毛，仿佛是在说，“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之后母亲又带我去见了那位心理医生，就诊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填写了一份简短的问卷后，我被引荐给一位儿科医生，因为我的病需要服药治疗。

…………

带我看病成了母亲心中的头等大事。她的工作性质相当于政府公务员，各种福利待遇都不错，虽然她没钱把我送去各种课外班或托管班，却总能负担得起带我去看各种医生的费用。每次，只要我有个头疼脑热，或是胃不舒服，她就会带我去看急诊。老实讲，每次刚出家门我就感觉自己好多了，但既然已经出了门，又没有别的事情要忙，看病的计划也就没有必要改了。而我呢，倒是也喜欢待在候诊室，医院里面很干净，还摆着很多杂志。

医疗系统存储着每位病人的电子病历，母亲叫得出所有护士的名字，但几乎没人注意母亲每个星期都会带我去医院，有时一星期会去好几次。带我就医仿佛成了母亲爱我的表现，每次看过医生，她就会带我去吃炸薯条，而我每次也都拖拖拉拉地不愿回家，家里的味道太难闻，每个房间都充斥着老鼠的骚味。

母亲很后悔当初没有对诺亚的注意缺陷障碍给予足够重视，当时，医生单独给诺亚问诊时曾经问过他：“你有没有注意缺陷障碍？”哥哥的回答是“没有”。这件事在母亲看来只能说明医生的无能，“你怎么可以问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他有没有注意缺陷障碍呢？他知道什么啊！”但不知为什么，她后来没再带哥哥去看别的医生。

她对此似乎很内疚，另外，她也很自责没能让米歇尔善待诺亚。她每天都太忙了，没时间看着儿子好好做作业，儿子上没上学她都不知道。后来，等到诺亚长到十七岁，该考虑上大学的问题时，她又有了新的烦恼，所以没能跟儿子好好探讨申请资助等问题。母亲觉得自己欠诺亚的太多，很多事她都没做好。当初，哪怕让医生给儿子开个刺激神经中枢的哌甲酯也行啊！

所以，她想好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在我身上重演。从来没人问过我是否患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即使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优等生，不可能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也从来没有人听我解释。有时，我的确可能不注意听讲，但那不是因为我有注意力问题，而是因为课上讲的东西我都已经掌握了。

医生还是给我开了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新药专注达。如果我表现得情绪激动，他们还会给我加开镇静剂。此外，我还吃了好几个星期的安非他酮，再后来，母亲把她自己没吃完的治疗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药也喂给了我，想看看对我有没有效果。这一切并没有引起医生助手的警觉，他还给我开了别的药。因为服用了安非他酮，我出现了紧张多汗、情绪失控等症状，于是他又想当然地认为我患上了精神抑郁。

“你们来我家看看啊！”我向很多成年人发出了邀请，我相信他们只要看到我的生活环境，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越来越暴躁了。

“埃米就能夸大其词，”母亲说，“都怪我把她宠坏了。”

心理医生让我帮忙参与家务劳动，“你可以先从洗盘子做起。”

“我们家里连热水都没有。”我回嘴道，母亲对此并没有予以否认。那会儿正值冬天，我俩连澡都没法洗。心理医生当时也提出让母亲想办法解决热水的问题，不过之后便不了了之了。直到几年以后，相关人士才对我的居住条件有了深入了解。就诊期间，我突然咳嗽起来，而且咳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我家太脏了，”我告诉医生，“家里到处都是老鼠。”医生听了我的话，给我开了哮喘喷雾。至于说我的偏头痛，母亲毫不避讳地将其归咎于家里的霉菌，就这样，我的处方中又加了一服抗痉挛药物。七月的一天，我在厨房不小心踩到圣诞彩球，含铅的玻璃扎进了脚掌，我又被带去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医生似乎并没有觉得七月踩到圣诞彩球有什么异样，给我做手术时一脸平静。

没有人听我说话，没有人相信我，也没有人来过我家。

“我受不了了，”我厉声对母亲说，“我不想在这儿住了。”看到我再次变得“歇斯底里”，母亲拨通了护士帮助热线，希望我可以通过专业的帮助安静下来。

待我长到十三岁，好心人士建议我搬去收容所。

“你要是愿意去那种地方挨欺负，你就去！”母亲言辞犀利，我顿时退缩了，“你以为那种地方比跟你亲妈住在一起好吗？怎么可能！”我俩讨论过类似的话题，母亲说了，好多女孩子迫于无奈只能跟母亲的男朋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最后都难逃被继父强奸的厄运。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学会了一些新的应对方法，而且越来越离不开它们：催吐后我会感觉到平静，用别针在胳膊上划出一道道血痕会让我放松，另外，我对减肥的执着几乎到了疯魔的程度，濒死的体验也成了我宣泄情绪的有效途径。

自从那位好心的护士跟我提出收容所的建议后，没过多久我便初次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很喜欢那里，病房里空气清新，我的咳嗽立马就好了。那儿有用不完的热水，洗澡时想洗多久都可以，餐食也都很卫生，护士还会端着托盘送到我面前。后来我出院了，刚进家门我就想搬回病房，看到我的反应，医生只能不断增大我的药量，最后直接给我开具了抗精神病的药物。母亲还带我尝试了辩证行为疗法，十几岁的孩子围坐在一起，出声朗读纸上复印的文字，字数不多，内容是“不接受痛苦就只能遭受更多折磨”，字体很特别，看上去像手写的，这话的意思仿佛是说痛苦都是我们自找的一样。大人们都认为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缺乏情绪管理，而治疗方法就是要学会修正自身的错误行为。只可惜，医生们鼓吹的激进接受心态对我来说并不管用。

我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没人让母亲做出改变呢？后来，有一次问诊，医生的助手问了很多母亲的情况和治疗手段，几个星期后，她便开始服用帕罗西汀（抗抑郁药物），不过没吃多久她就自行停药了，她说不喜欢药物带给她的改变。她是成年人，没人能强迫她吃药，而我不一样，大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要关注那些自己能掌控的东西。”这是心理医生给我的谆谆教诲，但依我看，他们还不如直接要我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人呢。我能掌控谁？还不是只有我自己？

两年前，我第一次被诊断为注意缺陷障碍。如今，我十三岁，已经开始尝试自杀。抢救后，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主治医生最终判定有问题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母亲。听了这话，母亲不顾医生反对，当即给我办理了出院。反正出钱的是母亲，她自然有权选择医生，谁同意她的看法，她就会把我送去谁那儿。但凡对方提出任何异议，她就二话不说把我带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家，继续做各种伤害自己的事。

那位好心的医生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了亨内平郡地区的相关部门，可政府并未派人前来调查母亲，反倒是给我指派了一名社工，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开导像我这样病情严重到尝试自杀的少女。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天下午，英格丽出现在我家门廊，是我帮她开的门，得知她是社工，我悄悄带上了背后的纱门。

“你好，埃米。”她语气爽朗，像早就认识我似的，估计她对自己负责的姑娘都是这个态度。她年纪已经不轻了，满脸都是皱纹，一头灰白色卷发，我想她那么多皱纹肯定是为我们这样的家庭操碎了心。“我可以进来吗？”

她来的那天不是周末，所以母亲还在单位上班。我瞥了一眼英格丽白色的福特车，那应该是政府配发给公务员的代步工具。

这不就是我一直等待的机会吗？这么多年了，我恨不得天天求人来家里看看，现在终于有人来了，我只要打开门，就可以把她请进来。

可是然后呢？英格丽可能会打上几通电话，然后儿童保护中心可能会介入调查，接着我会被请上车，带去一家转运中心，最后再被送去收容机构。一个房间里有很多上下铺，所有姑娘都挤在里面，我很可能被人欺负，母亲已经跟我说过里面的情况有多糟。到时候，母亲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她把家里堆成那样，肯定会遭人唾弃，日子定会愈加穷困潦倒，而我就是这一切不幸的始作俑者。

英格丽当然不会硬闯进来，这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有干净床单，并能洗上热水澡的收容机构，不过大小事情都得跟人请示汇报；另一个是继续跟母亲生活在这儿，作业她会帮我签字，还会给我零花钱，出现什么状况她也会帮我解决，甚至还会给我讲故事。虽然我的语文已经达到了大学水平，但她还总是翻来覆去给我读四年级的故事书。母亲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不要让任何人进门，尤其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果这次我让英格丽进来，她恐怕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如果以后轮到我需要她帮助时，她估计也会残忍拒绝。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家从未有人来过，因为一旦知道实情，就得采取行动，谁愿意惹上这样的麻烦呢？

“抱歉，我不能让外人进门，”我开口道，一边说一边握紧拳头，做好了反驳的准备，“我妈不让。”

“哦，没问题。”她还是满脸笑容。我把拳头攥得更紧了，请她在门廊长了霉的椅子上坐下，旁边堆了一摞软塌塌的纸壳盒子。看来是我的防备心太重了，估计任凭谁也无法突破防线，拯救我于水火。我突然意识到：我这辈子完了。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我迎来了自己的十四岁生日。母亲带我去看了一位新的心理医生，这次的诊断结果是我患上了进食障碍，需要住院治疗。

“你看，”伍兹医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跟我解释道，“你有两个选择：第一，好好配合治疗，这样过四到六个星期你就可以痊愈出院；第二，继续我行我素，那样我们只能把你一直留在这儿了。”

我很欣赏伍兹医生的坦诚，讨厌那些总是轻描淡写的医生，不过我还是勇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你说得不对，能不能痊愈，不是我能决定的。”

大人都以为只要我改变态度，活得阳光积极一点儿，学会调整呼吸，我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么分析下来，伍兹医生也没什么新鲜东西，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她瞪了我一眼，仿佛不理解我为何听不懂人话。“你以为他们真的不会把你关一辈子吗？”她挑高眉毛继续道，“他们可是做得出来的。”

我叹了口气，翻了个白眼。精神病院看起来都大同小异：服了药的小患者体内化学成分都发生了变化。医院让小朋友们玩纸牌游戏，实习医生在一旁对每个孩子的反应进行观察。到最后我实在玩不下去了，正好也到了其他孩子的睡觉时间，于是游戏结束，第二天起床后一切会再重来一遍。我可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必须让体重涨上来，想想虽然很痛苦，但胖瘦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治疗时间结束，伍兹医生站起身把我送到门口。她的手扶着门把手，并没有马上把门打开，我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她提醒我说，“你已经想好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