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搬来儿童托管治疗中心已经有一个月了，第一次迎来与母亲单独见面的机会。社工实习生从外面关上会客室的门，我听到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又等到她把外面的大门也锁好，我才终于开了口。

“我讨厌这里，这儿的工作人员就是一群无脑之人。”

“他们当然不可能像你那么聪明，”母亲回道，“这世上比你聪明的人可不多！”她递给我一瓶冰凉的气泡水，特意装在隔热的袋子里。

母亲的细心多少让我平和了一些，但每次听到工作人员斥责我，说我沦落到这里都是我自作自受，我心里还是会念母亲的不是。母亲是我唯一发泄的出口：工作人员时刻盯着我，我跟其他患者的对话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母亲是我唯一可以见到的访客，除了英格丽，我唯一可以打电话的人也只有母亲。

“这儿的工作人员只会说‘接受这个，接受那个’。”我跟母亲告状，这似乎是他们针对我的痛苦开出的唯一处方。

“这就是变了味儿的佛系。”母亲随声附和，而后又悉数了针对我这样性格有问题的孩子的治疗方法。

里面和外面其实没什么区别，门诊治疗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方法，只是这里执行起来更严格罢了，反正就是要求我们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黑漆漆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海报，标语内容和认知行为疗法差不多：“事件本身不会引发情绪，引发情绪的是你的想法”。你经历了什么根本不重要，哪怕是B区那几个被迫卖淫的姑娘，哪怕是身上被刺上了皮条客的名字，她们也不该有任何情绪，因为工作人员说了，我们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想法。每天晚上，A区的病患都会围坐在红绿相间的破沙发上，听当晚做反思的姑娘的发言，至于说忏悔的内容，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反正就是要对自己的某个问题做深刻的剖析。

今天终于轮到我了，我必须对自己的罪恶表示忏悔：我太爱哭、不爱吃东西、假装受害者、性格中有好斗成分、总是大惊小怪说自己不想活了、总想博取关注、动不动就跟医生撒谎……如果我的反思缺乏诚意，或是在后续提问环节替自己做了辩解，那我就会被送去关禁闭，算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我一直被禁止外出，尚未得到这一特权，一旦进了禁闭区，我连房间的门都出不去，什么娱乐活动也不能参与。但凡有人在我放风时间打开广播，那我必须即刻返回自己的房间。

对我来说，唯一的安慰是我待的地方是儿童托管治疗中心，虽然是一栋矮墩墩的旧砖楼，但至少好过监狱之类的地方。（我曾经放话说有一天要炸掉医院，他们当时就提醒我刑事案件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真的会身陷囹圄。）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工作人员就先后两次提醒我，如果我不守规矩就会被送到州立医院。我对那种地方已经有所耳闻，所以他们的话的确起到了威慑效果。米歇尔小时候曾在那样的地方待过一年，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她告诉我那里非常恐怖，有人当众自慰不说，还有人在走廊撒尿，甚至有人把屎抹在墙上。

现在，会客厅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母亲对我说：“你还记得你爸在威尔马的时候吗？”

我叹口气应道：“当然记得。”

母亲最爱讲这件事：有一天，米歇尔突然意识到没有人真正在乎她的心情，大家关心的只是她的表现。于是她开始学着说“还行”，然后是“不错”，再后来是“很好”，最后索性变成了“很棒”。母亲喝了一口柠檬水，脸上的表情很是夸张。“再到后来，他们就让你爸出院了！”

以前，母亲每次讲这件事时，大都是为了证明她的前夫是个擅长耍手段的家伙，不过这次我听出了她对米歇尔的狡猾多少带着一丝敬佩。

“你讲这个想说明什么呢？”我一边喝汽水一边问。

“你也可以像她一样，假装自己病情好转了呀，不管你心里怎么想，只要把好话说给他们听就可以了。我记得之前在网上听说过一本相关的书。”

我不禁唏嘘，“你让他们把我关起来，结果你自己都不相信他们能把我治好？”

母亲抬起眼，透过眼镜边框看着我，一脸严肃。“埃米，你知道我对脏话的态度。”她拿起桌子上的纸牌，洗了几把，“在家庭互助会上，他们都说‘只有上帝能治愈你的心灵，但即使是上帝，也有难过的时候！'”

我胸口好像堵了什么东西，我从不认为母亲有意要伤害我，但又感觉她并不希望看到我好。“我只是一个母亲，我也有我的痛苦！”她动不动就扯出这句话。

“假装好起来”这句话再次让我意识到所谓的治疗不过是一种力量博弈的游戏。之前，母亲总是威胁要送我去问题儿童中心，那是一个福音教会的康复营，我总会反驳说，“我又不吸毒！”母亲听了我的话，总是嗤之以鼻，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还未成年，她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能把我给关起来。我想就算是问题儿童中心，大概也不会欢迎我这种人吧。

“那你为什么要送我到这儿来？”我再次追问，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是真的想听听她的答案，还是想给她找个台阶？

“我没办法让你好好吃饭，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饿死啊！”她再次用之前的说辞回答我。我本想提醒她，工作人员说了我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进食障碍，多吃高糖的垃圾食品和中心的餐食，我的体重很快就可以涨三十斤，这里并未给我安排任何相关的治疗……母亲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插了一句，“你现在可以因为这段经历撰写一部大作了！”

母亲离开后，工作人员想搜我的身，看我有没有私藏东西。我爬到固定在墙面的桌子上，透过防爆玻璃看着外面的停车场，铁栏杆外面在下雪，我看见母亲上车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里面坐了一会儿，之后才打开前大灯。她的车子是1992年的丰田花冠，已经锈迹斑斑。看着它驶出巷子，我猜她又去超市或食品店的清仓区扫货了。

我双手扶着布满铁丝网的玻璃窗，把额头和脸颊贴在上面，仿佛只有这样，我才能与外面的世界离得更近。我不愿回到母亲那里，也不愿继续待在这儿。我真想再次感受外面的寒冷，想站在外面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重新感受精力充沛的状态；我想再去一次图书馆，坐在书架前把架子上的书一本一本地看完；我想回到我最爱的地方——纽约，那里有一家连锁商店，名叫博德加斯，每次说它的名字时，我都觉得舌头像是在跳舞。曼哈顿岛位于纽约，就像保罗·塞蒙的歌词里所写的“是那鞋底镶嵌的钻石”。我要从曼哈顿飞往我心目中唯一能超越纽约的城市——巴黎，我要大声说出中学时学会的那句法语：Je m'appelle Emi. J'habite à Minneapolis. Tut'appelles comment？我已经在心里默念了无数次，生怕把它遗忘掉，意思就是：我叫埃米，来自明尼阿波利斯，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都活得如此起劲儿，如果他们非要逼迫我继续活下去，我只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知道希望有多渺茫，但或许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肯定受不了在托管治疗中心一住就是八个月，甚至是十八个月，这样一想，或许我十六岁上大学反倒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

我就好好努力一年的时间，我暗下决心，如果一年后生活还是没有任何起色，到时候再自杀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