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文体源流敷演

入　话

话本小说是在由来已久的说唱文学基础上逐渐产生的。说唱艺术的源头是多元的，但是由于说唱艺术自身的特性以及古代社会记录条件的限制，现在在文献中可以考察的渊源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从“俳优小说”到“市人小说”的发展，一是从佛教“唱导”到“俗讲”的发展。

早期说唱艺术的记载比较零散简陋，择其要者，一是具有娱乐性，如《淮南子•缪称》所谓“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1]；二是至迟在汉魏时，说唱艺术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叙及邯郸淳时注引《魏略》，称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2]；三是这些说唱艺术的记载虽多与宫廷表演伎艺有关，但根源还在民间，如《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记载汉灵帝时：“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3]

到了唐代，随着城市繁荣，商业经济日渐发达，面向广大市井民众的通俗文艺形式开始形成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所明确提到的“市人小说”^[4]。与此同时，由佛教的口头宣教形成的“唱导”等方式，产生了“俗讲”这一种连说带唱、绘声绘色的讲经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讲经活动，内容并不单一，从出家僧众、君王长者及普通百姓等的身份、修养出发，因人而异，其间很可能包含了历史与市井故事，从而不仅在形式上，也在内容上影响了后世的说唱艺术。

唐代说唱艺术对后世的古代小说的文体也有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唐代说唱艺术在韵散结合的叙事方式上有所拓展；大量使用浅近文言和早期白话，为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文言的新的文学语言，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在篇章结构上也有一定的程式，其中后世话本小说体制的特点已初见端倪。

正是因为有如此悠久、丰厚的文学传统，宋元说话艺术在城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商品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迅速走向繁荣与成熟，并在明清时期持续演进，构成了宋以后最为重要的文体之一。

宋元以后话本小说的发展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普遍性问题，包括话本小说的“家数”或题材类别、话本小说与不同地域文化的结合、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关系、话本小说中的韵散结合、话本小说中艺人创作与文人创作的关系、话本小说在不同阶段的区别、话本小说版本的特殊性等等，这些问题前人或多或少都有论及，本书不准备面面俱到地加以研讨，而将努力通过具体文本，略作进一步的辨析与申论。如有关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关系，本书即不泛论两者的一般影响与借鉴，而围绕“三言”“二拍”对《夷坚志》的继承与改造这一有代表性的案例作深度的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话本小说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远不止本编所探讨的若干问题，甚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复杂现象，也是难以穷尽的。例如话本小说的地域性问题，无论是“东京小说”还是“西湖小说”，或是“扬州小说”，作品的数量都很多，而且不止话本小说，往往还牵连着一个更为庞大的文学文化群，这里只能作一些由点及面、窥斑见豹的透视。

[1]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6页。

[2]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449页。

[3] 《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346页。

[4] 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第二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