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京”在话本小说叙事中的时空意义

在话本小说中，东京是具体情节展开的背景。不言而喻，作为背景的东京必然与一个个特定的时空相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建立在此一时空背景有助于小说情节的安排与人物的描写基础上的。

与乡村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不同，城市的住所、街坊是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因而在话本小说中有许多描写。比如《简帖和尚》这样描写：

去枣槊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开茶坊人唤做王二。当日茶市方罢，相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来。……

入来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

那官人指着枣槊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

巷口茶坊、巷里人家，正是本篇故事展开的特殊场景。有了这样的场景，简帖和尚才可能近距离地窥探良家妇女，并借助行走市井的小商贩，实现其阴谋。

实际上，客栈、茶肆、酒楼等人来人往的场所，有利于小说家安排人物的交流，而这些场所便成为引发情节冲突的常见空间。《赵旭遇仁宗传》（《喻世明言》卷一一题《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叙成都书生赵旭来到东京：

遂入城中观看景致。只见楼台锦绣，人物繁华，正是龙虎风云之地。行到状元坊，寻个客店安歇，守待试期。……店对过有座茶坊，与店中朋友同会茶之间，赵旭见案上有诗牌，遂取笔去那粉壁上写下词一首。词云：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已在登科内。马前喝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

宴罢归来，醉游街市，此时方显男儿志。修书急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后因狂傲，赵旭为仁宗黜落；失意时，店小二建议：“秀才，你今如此穷窘，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觅讨些钱物，也可度日。”“茶坊酒店”既是他谋生之所，也是他时来运转的关键。仁宗偶然也到状元坊茶肆吃茶，看到了赵旭的题词，怜才提掇，使其得以衣锦还乡。让皇帝与一个普通书生有缘相会的场所，只有茶坊这种空间才有一定的可能性，也比较贴近普通市民的想象。

在东京市民聚集的场所中，最具地标性、最热闹的是樊楼、相国寺和金明池，这些地方更是小说家热衷描写的重要场景，也构成了“东京小说”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先看樊楼。樊楼又名丰乐楼，有关东京的文献中多有叙及，如《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白礬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1]

而小说中，《赵旭遇仁宗传》里有一首《鹧鸪天》词，也是咏赞樊楼的：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　　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写入话本小说，自然易被当时的接受者所熟悉而乐闻。《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更将其作为全篇最重要的场景：周胜仙与范二郎的初会在樊楼，她死而复生后来找范二郎，也是在樊楼。

不但如此，樊楼也与帝王联系在了一起。《宣和遗事》后集曰：

故宣和数年之间，朝廷荡无纲纪。刘屏山有诗云，诗曰：“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樊楼乃是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2]

樊楼中居然有“御座”，不知出于民间传说，还是确有实情。前引《赵伯茶肆遇仁宗》也描写了仁宗出入于樊楼，同样说明了这种联系。

正是由于樊楼商业地位的重要以及在民间叙事中与帝王联在一起，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东京的一个符号。《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喻世明言》卷二四题《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便将故国之思与东京、与樊楼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点应该是话本小说家的有意安排和渲染。在这篇小说的本事《夷坚丁志》卷九的《太原意娘》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描写。

再看相国寺。这同样是东京的一个重要场所。自唐代以来，就是开封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寺庙，至北宋，更成为东京的一个盛大的商业中心。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3]宋王得臣《麈史》卷下也记载：“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所’。”^[4]《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云：“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无论民俗信仰活动，还是商贸、娱乐，东京市民都经常光顾相国寺，因而它也就成为小说情节展开的天然场景^[5]。《简帖和尚》在淫僧使阴险手段离间皇甫夫妻并如愿占有皇甫妻后写道：

逡巡过了一年，当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只得勉强着一领紫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到寺中烧香了恰待出寺门，只见一个官人领着一个妇女。看那官人时，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领着的妇女，却便是他浑家。当时丈夫看着浑家，浑家又觑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

一般而言，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6]，身份地位不同，生活方式有别，人生轨迹并不易交汇重叠，而相国寺却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因此，《简帖和尚》便合情合理地将相国寺作为了绾结情节、收束头绪的绝佳场景。

又如《张生彩鸾灯传》张生偶拾一红绡帕子，上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鹫灯是也。”此“相篮”即相国寺，次年，张生“将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约。乃于十四日晚，候于相篮后门，果见车一辆，灯挂只鸳鸯，呵卫甚众。生惊喜无措，无因问答”。相国寺既是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又是一个人山人海、不易被他人发现的地方，将其作为幽会地点，是十分合适的。

写到相国寺的宋元话本小说还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等，后世与宋代东京有关的话本小说如“三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明悟禅师赶五戒》《佛印师四调琴娘》，“二拍”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大尉戏宫馆客》等，也都涉及了相国寺。

复看金明池。这是一处位于东京城外的自然景观^[7]，据《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记载：

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

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8]

话本小说中也有类似描写，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入话：“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这样一个游人如织的场所，理所当然地也成为小说家场景安排的绝佳选择。如《金鳗记》的开篇描写计押番钓得一条金明池“池掌”金鳗并招致灭门惨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开篇叙“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开篇叙“当时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都是由金明池展开情节的。而《警世通言》卷三〇《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更是将金明池作为爱情故事的大背景。《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的创作时间虽无法确定，但它依据的本事为《夷坚甲志》卷四《吴小员外》，很可能也有早期说话艺术的基础。

一个地区的民俗生活还具有时间性。东京系列的话本小说与时间相关的描写，主要围绕元宵、清明、中秋等节庆活动展开，因为节庆活动也是人物交流最密切的时候，为情节冲突的展开提供了一种可能。

李清照的名词《永遇乐》有“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句，说明北宋东京元宵节最为隆重。《大宋宣和遗事》中从徽宗的喜乐描写了东京元宵的盛况：

且说世人遇这四季，尚能及时行乐；何况徽宗是个风流快活的官家，目见帝都景致，怎不追欢取乐皇都最贵，帝里偏雄：皇都最贵，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夜。州里底唤做山棚，内前的唤做鳌山；从腊月初一日直点灯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日夜……

东京大内前，有五座门：曰东华门，曰西华门，曰景龙门，曰神徽门，曰宣德门。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着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彩山极是华丽：那采岭直趋禁阙春台，仰捧端门。梨园奏和乐之音，乐府进婆娑之舞。绛绡楼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红玉栏中，百万都民瞻圣表。^[9]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戒指儿记》也铺陈了东京元宵的热闹景观：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时值正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万姓歌欢，军民同乐，便是至穷至苦的人家，也是欢娱取乐。怎见得？有只词儿，名《瑞鹤仙》，单道着上元佳景：

瑞烟浮禁苑。正绛阙春回，新正方半。冰轮桂华满，溢花衢歌市，芙蓉开遍。龙楼两观，见银烛，星球灿烂。卷珠帘，尽日笙歌，盛集宝钗金钏。　　堪羡，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游玩。风柔夜暖。花影乱，笑声喧。闹蛾儿满地，成团打块，簇着冠儿斗转。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10]

正是由于元宵灯节的重要，小说家热衷于将这种年节风俗与情节安排、人物刻画结合起来。如《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中有这样的描写：

当日时遇元宵，张胜道：“今日元宵夜，端门下放灯。”便问娘道：“儿子欲去看灯则个。”娘道：“孩儿，你许多时不行这条路，如今去端门看灯，从张员外门前过，又去惹是招非。”张胜道：“是人都去看灯，说道今年好灯，儿子去去便归，不从张员外门前过便了。”娘道：“要去看灯不妨则是你自去看不得同一个相识做伴去才好，，。”张胜道：“我与王二哥同去。”娘道：“你两个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吃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两个来端门下看灯。正撞着当时赐御酒，撒金钱，好热闹，王二哥道：“这里难看灯一，来我们身小力怯，着甚来由吃挨吃搅？不如去一处看，那里也抓缚着一座鳌山。”张胜间道：“在那里？”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今夜也放灯。”^[11]

作品开始的这一叙述，其实就是小说家为情节发展埋下的伏笔。

由于节庆活动往往在特定的场所进行，所以，东京小说中的时间因素与空间因素也常相互关联。如前引《张生彩鸾灯记》的情节，时间上是元宵佳节，空间上则在相国寺。

时空背景对于小说家来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与东京有关的时空背景有时也成为作品的一种结构性要素。《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开篇叙东京秀才陈从善得授南雄巡检之职，满怀恐惧凄惶地离了东京。在经历了许多波折后，终于又“回到东京故乡”。在这篇作品中，东京是作品的一个叙事框架。依靠这一框架，作者将陈从善人生、为官的起点和终点完整地展现出来了。而《错认尸》（《警世通言》卷三三题《乔彦杰一妾破家》）叙主人公往来于杭州、东京之间，则显示出了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造成了叙事空间的流动。

[1] 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74—176页。

[2]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85页。

[3] 《默记 燕翼诒谋录》合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4] 王得臣《麈史》，《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74页。

[5] 有关相国寺的兴废沿革，可参看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的论述，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8—237页。

[6] 据《开封市志》（第一册），东京城人口应不少于150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96页）。另据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八厢总计97750户，至北宋末年已达26万户，人口超过100万（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066页）。

[7] 有关金明池的兴废沿革，可参看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的论述，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5—280页。

[8] 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643页。

[9]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第71—72页。

[10] 洪楩辑，程毅中校注《清平山堂话本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83—384页。

[11]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下册，齐鲁书社，2000年，第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