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本小说家的空间想象

“三言”的明刊本上，附有一些眉批。如天许斋刊《喻世明言》中就有“绿天馆主人”的序和评点，学界一般认为“绿天馆主人”就是冯梦龙本人。^[1]如果这种看法不错的话，那么书中那些看似简略的评语也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如卷九《吴保安弃家赎友》中，在“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处，有一眉批：“苏州人尤甚，可恨可笑。”这一批语是借题发挥的，与作品所述人物的籍贯及活动范围并无关系。而我们知道，冯梦龙生于苏州（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人），天许斋本又是在苏州刊印的。如果这一批语确实出于冯梦龙之笔，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下笔之际似乎也是针对当地的读者群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话本小说的编创与传播是与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的。至于眉批中多处对古地名加注，说明今地名，也显示出作者对地域的重视。“三言”的序、评、校者时而冠以“茂苑”，时而又冠以“陇西”“豫章”，尚无确解，似乎也暗示出编刊者地域意识的开阔。

与文言小说对比，话本小说对地域性的重视则更为凸显。众所周知，明代话本小说大多以文言小说为本事出处。两相对比，有的原来没有具体地点的，话本小说明确了。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二《痴公子狠使噪脾钱》的本事只笼统地提到故事发生在“浙东”，且特别声明“不必指其里氏”，而凌濛初将其落实为“温州府”。有的话本小说在交代故事地点时甚至不厌其烦。如《石点头》卷一〇《王孺人离合团鱼梦》叙及王从古新选衢州府西安知县，乘船望三衢进发，作者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