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孤独是什么东西

纯情游走:殷健灵文学作品精选 作者:殷健灵 著


孤独是什么东西

我一直很想讲讲芦苇和她母亲的故事。一对平常的母女,有着平常的烦恼,这烦恼关于各自的孤独。

孤独是什么?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人独处时的寂寞和惆怅,而是身处人群中,或者面对熟悉的人,却无法倾听与表达。就像一个流落于荒岛的人,远远看见渐近的航船,歇斯底里地呼喊求教,却无济于事。航船渐行渐远,消失在海的尽头,只剩浪涛拍岸……这之后的才是深刻的孤独,侵入骨髓,并伴随着萧瑟的绝望。

当然,我并不希望你们过早地体味孤独的滋味,但未必说,你们一辈子都不可能遭遇这样的经历。只要是精神丰富的成长着的人,往往难逃这样的阶段,重要的是懂得排遣与释放。

眼下,芦苇和她的母亲就遇上了这恼人的麻烦。

我和芦苇的认识

我和芦苇的认识极富戏剧性。两年前,我的长篇幻想小说《纸人》再版,出版社约请我和其他一些作者去上海西区某校和学生座谈。

那是一所民办中学,借用的是某进修学院的校舍,校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子。乍一看,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校园不大,红砖楼房,也许是刚刚考完试的缘故,里面冷冷清清,透着点蓬勃的落寞。

会议室里已坐了好些人,女生居多,男生三三两两地插在其中。看到我们进来,依旧说话喧闹,丝毫没有生分的拘谨。座谈开始,惯常地自我介绍,提问,讨论。气氛不算热烈,问题也不痛不痒,不知不觉已到尾声。

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女生举起手,然后提了个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她的表达并不流畅,也不明确,语速仿佛被思考阻塞着,说着说着,眼睛红了,禁不住地流泪。看得出,她正被某种压力纠缠着,身处混沌,且难以自拔。但又出于自尊,无法鲜明地描述她的处境,这使得她的话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我忍不住要注意她。她穿一件小红格子衬衫,米色短裤,天然卷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白皙的脸上架一副黑边窄框眼镜,略显忧郁和神经质,竟有一股女哲人的气质。也许是出于恻隐之心,在座的每位作家都针对她的问题说了两句,因为目标不明,那些话也大多没有说在点上。我也说了,大意是当你走过人生更多的岁月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沟坎是过不去的,眼前遇上的难题其实未必有想象中那样严峻,不如看淡了它。也是泛泛之谈。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生活又恢复了忙碌单一的状态,偶尔,我的脑中会飘过那女孩的影像,会停下来想一想她。我在回忆,在她那个年纪,我有没有过相似的苦恼和折磨?答案是没有。苦恼虽有,但不足以深刻到盘桓心灵,挥之不去。又过些时日,我也就将那女孩彻底地忘了。

没有落款的信和无名电话

大约过了大半年,我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落款,字迹有些天马行空的意思。那信也和信封的风格一致,简单一张白纸,多用短句。开门见山说,给我写信想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做这件以前不齿的事情。因为在她以前看来,给作家写信表达敬慕很是小儿科,所以给我写信在她是破例是意外。但是她真的喜欢我的《纸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况且那天见到我,我的劝慰尤其令她心暖。于是,在她无法排遣孤独的时候,想到了我。

我很容易地记起了她,那个有哲学家气质的女孩子。信里并没有具体内容,只是抒发情绪,且无落款,我也只能搁在一边。又过几天,转进来一个电话,那头是陌生的女孩子的声音,她说:“我给你写过信,现在我就在你楼下,可不可以上来看你?”我问:“前几天,有个女孩打来电话,说到一半就挂了,是不是你?”那边吞吞吐吐了一会儿,说“是”。我说:“我当时问你是不是那个提问的女孩,为什么否认?”那边不置可否,犹豫了一会说:“对不起,我撒了谎。”心想实在不忍让那女孩尴尬,便请她赶快上来了。

很快,她就出现在我面前,和我印象中的已是判若两人。倒不是她长了个子,抑或变了长相,而是她的发型和打扮。原先的马尾辫不见了,代之以一头寸发,黑色T恤和短裤,全然男孩子的模样。待她坐下,我才第一次看清她的脸,很白净,没有戴眼镜,但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是透露了她视力的缺陷;鼻梁挺直,人中比较长,笑容有点紧张,说话时不敢与人对视。

我很容易地联想到她上回的痛苦处境,问她困难过去了没有,有意没问具体是什么困难。她含糊地说,没事了,已经过去,现在一切还好。尽管她表情轻松,我仍然感觉她正被无形的难题困扰着。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聊了一会儿,她就起身告辞,说还要去美术馆看展览。我也不再留她。这次交谈使我加深了对她的印象,我感觉她是个智慧不俗的女孩,读书不少,文史哲都懂一些,尤爱艺术。知识面和思考的深度都在同龄女孩之上,我在她那个年纪仍是懵懂不知,被一派美好的想象浸润着。而她,要比我那时活得更现实,当然,也更矛盾。

她就是芦苇。

芦苇的故事

也许觉出我对她的欣赏,自此,芦苇常常成为我办公室的不速之客。即便我不在的时候,桌上也会留下一些她的痕迹,比如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一条德芙巧克力,一只玩具斑点狗……都有创意。有时,忽然地就吸着奶茶出现在我面前,依然是漫不经心的表情,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讲述她的一些困惑和迷茫。

我破碎地了解到她的情况,再断断续续地拼接起来,芦苇的背景大致如此:上小学和初中时她还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学生,热爱学习,踌躇满志。中考时却出了意外,掉出重点线老大一截,父母努了很大的力让她进了现在这所民办中学。可心高气傲的她实在不能同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她不喜欢这里懒散的学风,自己却时常逃学;不满足老师课堂上的教授,不读课本,却徜徉于课外书的海洋;别人选她做了班长,她偏偏弃“官”不做,宁愿做个游离于集体之外的分子;明知父母爱自己,却不能按他们的意愿行事……所有的言行矛盾地集结于她一身,难怪她那么焦灼恍惚。“我的身体里总有两个人在说话。”她说。

我理解她内心的矛盾与冲撞。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即便成长了的人,身体里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善与恶,背叛与顺从,饥渴与满足,平静与焦灼……总是时时刻刻相克相生,相依相伴。然而,所有的起点与归宿都决定于我们的选择。我记得《哈里·波特与密室》中魔法学校的校长便有一段经典之言:“使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而困扰芦苇的,恰恰是关于“选择”。她的成熟在于她比别人更早地体悟到选择的重要,但她无法获得左右自己的选择的能力。烦恼与痛苦便因此而生。

我说的所有的道理,芦苇都明白。但这些道理无法切实融入她的血液,为她真实地接受,她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来摸索和判断。可是,这需要怎样一个过程呢?未可知,或许短暂,或许漫长。

我知道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女孩的信任和依赖。我尽着我微薄的力量。但这无济于事,她的孤独来自她内心的深处,无处排解。

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其实比芦苇更痛苦。

芦苇的妈妈

有一天,我接到了芦苇母亲的电话,那是一个有教养的节制的中年女性的声音。听得出,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仍掩饰不住话音的颤抖。她似乎正被某种巨大的力量压迫着,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张皇。

“我想,只有你能帮我,我千辛万苦才找到你的电话,”她说,“芦苇总是说起你,她那么在乎你……”

我说,不知道我能帮着做什么。

“只有你能开导她,劝劝她。她不想去上学了……”

几天后,我见到了芦苇的母亲。她穿紫色羽绒服,肤色苍白,眉头微蹙,忧心忡忡的样子。她说的内容与芦苇对我说的大致相似,但这些话从一个母亲的角度说出来,更令人同情。她说芦苇曾经出走未遂:上初中时,就揣了钱想出走南京,结果去外公外婆家告别时给截住了;因为上课老是心不在焉,她主动要求母亲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无济于事;上高中时屡屡逃课,放着课本不念,沉迷于大部头的文史哲书乐不思蜀。眼看着红灯越开越多,做母亲的不得已收了她的电脑和闲书,让她好好温课,她却没事人似的,又剃头发又穿耳洞。“芦苇小时候是个特别乖的孩子,很听我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这样……”说到这里,芦苇的母亲哭了,有种小孩子式的无助。

我答应她好好和芦苇谈谈。其实,我明白,谁都无法更改他人已经选择的道路,至多只能是影响,而不是代替她选择。但既然答应了芦苇的母亲,我就必须履行我的承诺。而且,还要瞒着芦苇,她母亲曾经来找过我。

元禄寿司店

我在编辑部附近的元禄寿司店里约了芦苇,她兴高采烈地来了。起初的交谈很是随意,很快就引入了正题。我并没有石破天惊的劝说人的理论,我只能说,为了将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必须让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比如,上不喜欢上的课,学不喜欢的功课,参加必不可少的考试,高考,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就像一株成长的树苗,先得由人剪接,按既定的模式生长,将来才可能真正的枝繁叶茂。

芦苇抬起那双细长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心悦诚服地说:“我明白这道理,我回去想一想。”

那回,芦苇吃得很欢快,吞下了不少个寿司,还吃了一大碗日式牛肉面。

在隔天的电话里,芦苇告诉我:她想通了,好好学习,准备考上理想大学。她的梦想是北大的哲学系。为了这个目标,她愿意卧薪尝胆。

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可另有一个担忧,我觉得芦苇和她母亲的痛苦,其实是来自她们彼此间的难以沟通,随着芦苇年龄的增长,这层屏蔽越来越厚,直至无法洞穿。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我的这次谈话根本治标不治本。

然而,芦苇的母亲却从此没有出现。

又过了一段时间,期末考过后,芦苇神出鬼没地在我面前晃了一枪。我曾许诺她,如果她考试顺利,我请她看达利的画展。芦苇来,无疑是要我兑现我的诺言的。

“我都过了,没有红灯。”她得意地说。

凭我的直觉,她有比较优秀的资质,考60分的目标实在是志向短浅了些。我很想让她再奋发一下,但是,徜徉在灯光幽暗的展馆里,面对那些流淌的时钟、抽象的人形,我实在说不出那些教条的话来。我不是专业教育者,但我还是感受到了教育的无能。芦苇对达利的画作侃侃而谈,弄得我倒有些语拙。

走出展馆,眼睛一时无法适应耀眼的光线。我眯着眼睛看见芦苇神清气爽的样子,她刺猬般的短发在太阳底下闪着光,一根根,让我想起童年时常在田野边见到长着硬刺的苍耳,不伤人,但是倔强而任性。

分手时,她信誓旦旦对我说:下学期,一定好好学习,毕竟,她要上大学。

芦苇要出走

我信了芦苇。以后,很久没有她的音讯,想必她是生活平静,但愿她那操心的母亲能就此安心。

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到了中考的时候了。有天晚上,我意外接到芦苇的电话。她说她正在同学家里,刚才和母亲发生冲突,跑了出来,今晚不回家了。我问冲突因何而起。她说她又开了几个红灯。我说你为什么不遵守诺言。她说,我是想做来着,可不知怎么的,念着念着就不想念了。

那时正是非典时期,外面危机四伏,我说你准备去哪里?她说她当然不可能在同学家久留,也许去找个旅店之类的地方。我说你千万打消这个念头,回家去!她在那边苦笑。

眼看劝阻无用,我说那好,现在你可以花一个小时考虑是否选择回家,决定全由你。你要明白,你可以不履行对别人许下的诺言,但必须尊重你自己的选择,你不是个小孩子了,你早已过了十六岁!

我搁下电话,思绪纷乱。我知道,即便芦苇选择了回家,在她和她母亲的生活中,仍会纷争矛盾起伏不断。我真的不知道,当如今的世界给孩子提供了极端丰富的知识背景的同时,是否也带来的无尽的麻烦与弊端。成长中的孩子有选择的权利,可是他们有选择的能力吗?将来,他们又是否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任何一方都不持有绝对的真理,但他们能否同时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这些问题留待教育研究者去考虑吧。

我关心的是芦苇和她的母亲。她们仿佛各自退到世界的两端,互相遥望却无法沟通。恰如那部叫《青少年哪吒》的电影里描绘的,孤独就是别人不愿与你交流,你不知道怎样和别人交流,或者,你根本不知道想要些什么。孤独的后果有两种,一种是放浪形骸,另一种是在沉默中苦守。

芦苇和她母亲属于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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