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与故乡

石门颂

长河如练越千年，吴越界碑遗迹传。

自古英雄争霸地，一湾玉带水连天。

丰子恺先生从出生到十七岁离开家乡去杭州读书之前的整个童年、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故乡石门湾（今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这十多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深远。后来，他离开家乡多年，但他的心永远留在故乡这片热土上。可以说，在他心里，故乡的分量最重，故乡也是他以后在艺术创作中落笔最多、用情最深、最难以忘怀的地方。

垒石为门

“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丰子恺这样深情地描述自己的故乡石门湾。那么，石门湾，究竟是怎样一个美好的所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丰子恺曾经生活过、书写过的江南小镇——石门。

一

石门，现属浙江省桐乡市，清时曾称玉溪，大运河流经该地转了一个120度的大弯，因此又称石门湾，简称石湾。这里得天独厚，交通便捷，人文风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这里有七千多年前的罗家角遗址。今天，我们一日三餐吃着大米饭时，也许不会觉得稀奇。可是，设想一下，七千多年前，石门一地的先民们，就已开始种植水稻，也和我们一样吃大米饭，那就很神奇了。20世纪50年代，在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罗家角自然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属马家浜文化类型，距今七千多年。2001年，罗家角遗址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罗家角遗址的发现，在中华文明史上意义非凡，它告诉我们，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石门罗家角一带，就有先民种植水稻，饲养家畜，营建木结构房屋，在这里繁衍生息。罗家角，可以说是江南水稻的发源地。

这里有两三千年前的吴越文化。如果你站在石门镇上运河大转弯处那一块吴越界碑前，望一望千年的运河、逶迤而过的船队，听一听鸣笛声声，或许更能体会石门、石湾（石门湾）、玉溪这些名字的内涵。石门湾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运河走到这里，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而历史也在这里有过无数的转身，华丽的、落寞的，无情的、无奈的，惊喜的、惊叹的。一幕幕历史风云，在这个大转弯处演绎；一个个生动的背影，在这里来了又去了。

转身又看到一个小弄堂，名垒石弄。它写着石门一地古老的来历。相传，这里就是春秋时吴越两国分疆之处，弄之南属越，弄之北属吴。越王勾践在此垒石为门以防吴，吴也结寨于此以拒越，石夷门、垒石弄和石门镇的名字皆由此而来。想一想，两千多年前，这里竟是两国边界，跨一脚便出了国门。春秋无义战，当年，这里曾兵锋迭起，车马相逐，血流成河，百姓深受苦难。明代陈润的《石门故垒》诗曰：“古塞千年尚有基，断横残石草离离。风烟不散英雄气，犹似吴兵百战时。”“石门故垒”在清代曾被列为“桐溪八景”之一。

这里在宋时就有闻名遐迩的私家花园。宋室南渡后，康王赵构车驾常往还于石门道中，石门成为其驻跸之所。绍兴（1131—1162）年间，于石门驿基建行幄殿，即皇家行宫。同时，因石门地处水网之中，地势隐蔽，为避金兵，南渡的士大夫都选择在此建造房屋居住，其中最有名的是施州（今湖北恩施）刺史张子修、迪功郎张汝昌所建的东园、西园。《千家诗》收录的戴敏《初夏游张园》诗云：“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写的就是石门的东园、西园。时过几百年，张氏东园、西园早已湮灭无痕迹。就在人们早已遗忘的时候，历史再一次被提起。2003年，石门中学建造新校舍，在建筑工地发掘出假山石数十块及鹅卵石铺的道路，经文物部门专家认定，这里正是南宋时的张氏东园遗址。曾经的东园、西园，起承转合之间，昭示了一个信息：石门，这个古吴越争霸之地，到南宋时期已成奢华富贵之乡。石门湾，也折射出宋室南渡的历史。

垒石弄一角（徐盈哲 摄）

石门湾古吴越疆界碑（徐盈哲 摄）

这里在清时有皇家的行宫。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先后巡行江南，坐龙舟浩浩荡荡沿运河南下，到了石门这个地方，便在石门大营暂歇。据史料记载，乾隆六次南巡均曾在石门大营驻跸。清施钟成《玉溪杂咏》云：“翠华六幸有行宫，官柳丝丝汉苑同。莫道烟痕太消瘦，当年曾系玉花骢。”可以想见，当时龙舟凤船，逶迤驶过石门湾，好不壮观。乾隆南巡大营，俗称营盘头，在石门东高桥外二里处，清咸丰时毁。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还发现大营基地的阴沟等设施，另有“大营界石”界碑。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营基地旧址上曾建有石门丝厂。旧迹依稀可寻，往事并不如烟。

一个运河小镇，曾与两朝帝王紧密联系，幸莫大焉。可以想见，随着这么多官船、官员前来石门，连带而来的生产、生活的变化，农、工、商、服务业的兴起，以及市政设施的建设，都是自然而然的。石门，真的是一个有太多故事、历史底蕴深厚的好地方。

然而，经过一次次战乱，旧日的辉煌，湮于尘埃，曾经的热闹，归于寂寥。石门，在清末后相当长时间里，渐渐冷落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建设、市井烟火才逐步得到恢复。

二

石门，是江南佳丽地、富贵安乐乡。

桐乡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百花地面、文化之邦”的美誉。丰子恺曾在《辞缘缘堂》一文中写到故乡的好，因得天时地利，堪称“安乐之乡”。此地离海边不远，四周都是大平原，境内河网密布，水陆调匀。这里四季分明，气候也宜人，冷暖变化缓和。春夏秋冬，渐渐推移，使人不知不觉。随着季节的变化，人们从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绵袄（薄丝绵）到大绵袄（厚丝绵），逐渐递换，不经意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丰子恺认为，其他许多地方，有的气候变化太单调，半年夏半年冬，脱了单衣换棉衣；有的气候变化太剧烈，一日之内有冬夏，捧着火炉吃西瓜，让人觉得很不习惯，都没有故乡好。因这里得“天时之胜”，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

丰子恺对故乡的物产特别敏感。有一次，他在上海功德林吃到新蚕豆，马上联想到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的情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等种种故乡的风物。有时在他乡看见桑树和丝绵，心中便涌起乡思，因为这也是故乡特有的物产。在他的家乡石门湾，乡村人家，无论贫富，家家都养蚕，乡人无论老少都穿丝绵，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

而如今，石门一地，更有殷家漾梨园、桂花村、田野菊海等，一年四季，花事烂漫。丰子恺要是生活在今天，更要欣然握笔画画、作文，歌之咏之了。

三

石门，得运河之利，交通便捷，自古为南北孔道。

石门的名字虽然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但石门一地的初创，小镇的兴起，大概要到隋朝大运河开通以后，才真正应“运”而生。这里的“运”，有两层含义：一是机运，一是运河。是运河，带来了机运，造就了石门这个水乡小镇。

隋大业六年（610），江南运河开通后，石门地处运河畔，随即成为南北交通孔道，历经唐、宋、元、明、清数朝，贡赋漕运，在此迎来送往，从没停止过。直到今天，虽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兴起，人们有了更为快捷、更为现代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你站在石门湾看运河，仍会深切地感受到，千年运河依然在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舟楫繁忙，往来不绝，依然不可或缺。

据史书记载，从唐朝开始，石门已经设置驿站，后来的历朝历代，都在石门设置重要驿站。不仅驿使往来不绝，而且“官舫贾舶皆泊于此”。贡赋漕运，来往货物船队，到了石门湾这个地方，都会停下来歇歇脚，再上路。

明宣德五年（1430）析置桐乡县后，石门镇以接待寺寺弄为界分属崇德、桐乡两县。“县官迎送宪节，以此为出入界首。故每薄暮，帆樯云集，夜市颇盛。”

明清两朝，石门湾商贸之发达在崇德县城之上。明万历时，石门镇人口有两万多，镇上榨油业发达，仅油坊就有二十多家。石门镇还是远近闻名的蚕乡，所出“石门种”蚕种甲于禾郡。与此相应，石门镇的丝绸业、棉布业也很发达。在丰家老屋与缘缘堂之间，曾经还有“棉纱弄”之名。

明清时有许多专门写石门湾风景的诗词。如明贺麟有《玉湾夜泊》诗曰：“驿路迢迢送夕阳，石门湾口泊连樯。买鱼人唤溪边棹，乞米僧归竹下房……”驿路迢迢，夕阳西下，运河港湾，帆船林立，买鱼烧饭，僧归禅房……石门湾是美的、热闹的，有世俗忙碌的诸般欢喜。

丰子恺也曾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详细介绍过石门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

它位在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到嘉兴或杭州的人，倘有余闲与逸兴，可屏除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而雇客船走运河。这条运河南达杭州，北通嘉兴、上海、苏州、南京，直至河北。……

对于石门一地的百姓来说，运河曾经是出行不可或缺的交通要道。

江南运河，支流繁多，港汊错综，河边密密地散布着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二十里一县。而石门湾就在这稠密的水网中央，水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异常便利。人们都习惯坐船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几乎不需要步行。人们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等诸般出行，即使只有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

运河的支流中，有一条叫作后河，流经丰家门前。丰子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条小河边。后河，是少年丰子恺最早熟识并与之亲近的一条河流。

丰子恺从小就在这样富有诗情画意、得天独厚的环境中长大。后来，他外出读书、工作，便是从后河的河埠上船，沿运河出门远行的。而家里的人，就总是站在这条小河边目送或迎接他。成年以后，他常常自己雇一条船，沿着运河走，从家里出发，一天就能到嘉兴，一天半就能到杭州，船价不过三五元。在丰子恺看来，坐船出行比坐火车更好。开船时间可以自己定，在船上，仿佛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样方便。经过塘栖等码头，还可以暂时停泊，上岸吃饭或购物，在靠河边的小酒店里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盆小菜，烫两碗花雕，从容自由地喝着，丰子恺称之为“富有诗趣的旅行”。在石门湾，火车有距离感，而运河就流淌在身边，坐船是更流行的旅行。

故乡石门湾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杭嘉湖平原四季皆宜、富足安乐的生活环境，千年运河川流不息地流淌在身边，这一切都是那样美好与难忘。正是这样一片丰润的土地，孕育出丰子恺这样的艺术大家，而丰子恺又为这个江南水乡小镇增添了更多艺术的趣味。丰子恺与石门湾，就这样自然地联结在一起，互相成全，交相辉映。

《繁忙的大运河》（徐建荣 摄）

石门丰氏

丰子恺先生有一方常用的印章——石门丰氏。丰姓在石门乃至整个桐乡都很少见。丰子恺在《姓》一文中写道：“丰这个姓，据我们所晓得，少得很。在我的故乡的石门湾里，也‘只此一家’。”确实，石门丰氏，在丰子恺的故乡几乎仅此一家。

一

其实，石门丰氏曾是外来户。丰子恺的祖上是从离石门湾三四百里外的金华汤溪迁来的。据金华汤溪镇《黄堂丰氏宗谱》载，《浙江乡试录》中所载丰的始祖系北宋清敏公丰稷。若以丰稷为第一代，丰稷的玄孙丰谕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自缙云迁至汤溪黄堂。明末清初，丰稷的第二十二世裔孙圣文、功贤、望山三兄弟又自汤溪黄堂迁往桐乡石门镇，这三兄弟中的望山正是丰子恺的祖上。

丰子恺早在游学日本时，曾在东京遇见了来自金华汤溪的族兄丰惠恩，他们一起考查族谱，才确知老家在金华汤溪黄堂村。明末清初，丰子恺祖上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到丰子恺时，已在石门湾生活长达三百多年了。知道了丰家的源流，丰子恺很高兴，但他一直未曾有机会到老家汤溪。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曾动过到老家避难的念头，但犹豫再三，最终未能成行。

丰子恺虽然没有到过汤溪祖地，但他对那里的族人却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在他的文章中也有写到。他在1940年所作的《桐庐负暄》一文中提及丰氏祖地应该是一方“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俨然是“桃花源”般的去处。文中说：

我们的老家是浙江汤溪，……我初闻此消息，即想象这汤溪丰村是桃花源一样的去处，其中定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而窃怪惠恩逃出仙源，又轻轻为外人道，将引诱渔人去问津了。我一向没有机会去问津。到了石门湾不可复留的时候，心中便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但终于不敢遂行，因为我只认得惠恩，并未到过老家。

言辞之间，可以看到丰子恺先生对祖地的向往与赞美。

汤溪高义丰氏后人丰百顺在编写《高义村志》时，查阅《黄堂丰氏宗谱》，确认黄堂丰姓聚居地包括高义、横路、前宅、后宅、冬畈等五村，与《桐庐负暄》一文中所描述的情景相似。

汤溪黄堂村前宅至今存有丰氏祖居“全德堂”，共有三间四进，布局宏大，雕刻精美，带有典型的明清时期建筑特色。该堂系丰尔福（1329—1396）所创建，按《黄堂丰氏宗谱》世系表查考，丰尔福是丰子恺的第十七世祖。

丰子恺去世后，金华汤溪与桐乡石门两地的丰氏后人取得了联系，丰子恺幼女丰一吟曾到汤溪丰氏祖地黄堂村寻根问祖，并于2008年在黄堂村筹建丰子恺小学，以弘扬父亲丰子恺的爱国敬业精神。1996年11月9日，金华县丰子恺艺术研究会在汤溪成立，丰一吟等丰家后人前去参加成立大会。桐乡与汤溪两地开展了缅怀艺术大师的交流活动，金华还专门刊印了会刊《桃源》。

二

丰子恺的祖先望山三兄弟迁居石门湾后，石门丰氏逐渐在这个小镇上开枝散叶，绵延光大。据《黄堂丰氏宗谱》卷二记载：“望山，居石门镇羊毛巷。”古时的羊毛巷，就在今棉纱弄一带，而丰子恺家的老屋就在棉纱弄。

丰氏祖上向来为诗书礼仪之家。按《浙江乡试录》载，始祖丰稷，宋徽宗时任御史中丞，与蔡京等奸臣殊死抗争，卒谥清敏公。丰子恺的第八代祖宗丰尔成是八品官，曾迎接康熙皇帝南巡。第七代以下，从丰璞、丰元勋、丰启嵩、丰峻一直到丰肇庆，代代都是太学生。

丰肇庆（约1843—？），字小康，排行第八，是丰子恺的祖父，也是清代的太学生，以开染坊店为业。但石门丰家到他这一代，尤其是经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已家道中落，远不如前。丰肇庆初娶妻冯氏，冯氏去世后，续娶沈氏，人称“丰八娘娘”。丰肇庆早丧。丰子恺的祖母丰八娘娘读书识字，为人豪放旷达，个性好强，又爱及时行乐，良辰佳节不肯轻易放过，对儿孙颇有影响。她生有两子两女，长子与幼女夭折，剩下长女丰针和幼子丰，那便是丰子恺的姑母与父亲。

丰子恺的父亲丰（1865—1906），字迎年，号斛泉，又号鹤旋。1883年，他考取第七名秀才；后参加三年一次的大比，三次未中；到第四次，1902年秋天，终于中举。中举以后，按常例，第二年可以进京参加会试、授官。但丰中举后，因母丧，即逢“丁忧”，必须在家守孝三年，未能进京参加会试。而过了两年多，到了1905年，科举就废止了。因此，丰中举后，始终没有做官，未能进入士大夫阶层，只好在家办私塾。丰家的染坊店收入有限，私塾里的收入更是微薄。家里仅靠着镇上两家大商店借举人老爷之名而得到每年一两百元的收入保障，此外别无进账。丰最终死于肺病，英年早逝。

丰子恺的父亲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此时的丰家只剩下一家丰同裕染坊店和薄田十数亩，赖以为生，家境大不如前，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着实不易。丰子恺母亲钟云芳一人扛起了家庭重任。她的娘家在石门南皋桥堍，祖上经商。她生有七女三男，丰子恺排行第七，为丰家长男。钟云芳虽不识字，却治家有方，贤淑勤劳，既当严父，又做慈母，把一群儿女抚养成人，尤其对童年丰子恺的成长影响深远。

三

丰子恺出身于这样的诗书礼仪之家，石门湾、丰同裕染坊店和丰家老屋，以及祖父母、父母等，都深深影响着丰子恺的成长。

石门丰氏的丰同裕染坊店临后河而建，后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条支流，丰同裕染坊店距运河也才两三百步，可谓近在咫尺。店里面有一所老屋，老屋厅上挂有“惇德堂”的匾额，匾额是丰的老师沈之渠所书。惇德堂后面便是后来新建的缘缘堂。“缘缘堂后面是市梢。市梢后面遍地桑麻，中间点缀着小桥、流水、大树、长亭”，便是丰子恺儿时的游钓之地。这染坊店和老屋，就是丰子恺“父祖三代以来歌哭生聚的地方”，而对丰子恺来说尤其感情深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丰子恺携一家老小流亡他乡时，每逢从报纸上了解关于石门湾的消息，晚上就梦见故居里的种种旧事，梦的背景，常常是这百年老屋。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家有染坊店，丰子恺从小对画画特别喜爱，尤其是色彩方面的天赋与熏陶，都与家里开的染坊店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丰子恺很小的时候，就是用染坊店里的颜料来画图。因为有运河，有后河，有木场桥，有河边人家，有桥下流水，丰子恺的笔下，才涌现出这么多丰富多彩、鲜活灵动的艺术形象。因为有缘缘堂，丰子恺的漫画、随笔，才有了这么有个性和辨识度的艺术标识。

1936年，丰子恺（右四）在丰同裕染坊

丰子恺在母亲去世三年后，在丰家老屋的地基上，建起了缘缘堂新屋。这是丰子恺母子两代人的共同心愿，也是石门丰氏发扬光大的一个体现。可惜的是，后来缘缘堂连同丰家的老屋、染坊店，都在日寇的炮火中被毁灭了。

战争烧毁的是房子，但石门丰氏的精神传承永远毁灭不了。1985年，石门缘缘堂重建。1989年，丰子恺漫画馆建立。2020年，丰子恺艺术中心启动建设。丰子恺的艺术人生，在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后人中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石门丰氏，不单单是一个姓氏，也是丰氏家风家训的一个体现，更是丰子恺艺术精神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江南水乡石门，与丰子恺的艺术精神，早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了。

三岁玉儿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贾母等长辈十分宠爱的孩子，贾家的一块宝玉。而我们的传主丰子恺，从小也是丰家的宝玉。丰子恺的父亲丰为儿子取乳名为慈玉，意为慈母的命根子，更是老祖母的宝玉。

一

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

三岁玉儿娇小甚，也教抱上画船来。

这是丰在某一年清明时写的《扫墓竹枝词》中的句子，诗中的“玉儿”便是指儿时的丰子恺。

命运对于丰来说似乎有点不公平，在他连考四次，好不容易中了举人后，却因母丧，旋而科举又废，他便没机会再参加会试并走上为官之路，光耀门楣。于是，这位举人老爷便只有委屈地在家设塾度日，做孩子王。从旧时读书做官的通常模式来看，他是不得意的，郁郁寡欢，最终过早离世。但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丰子恺后来成了一代艺术大师。从某种角度说，他也是人生的大赢家。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这年6月，光绪皇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实行维新变法。可好景不长，同年9月，戊戌六君子被杀，变法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尽管变法失败了，但维新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废科举、办学堂，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即便在石门这个江南水乡小镇上，维新之风也已吹起层层涟漪。丰子恺的父亲丰便是一个十足的维新派。

就在这一年的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丰子恺诞生于浙江省石门县玉溪镇（今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丰同裕染坊店内。丰同裕染坊是一所三开间三进的老式楼房。染坊店为第一进，客厅为第二进，灶间为第三进。三开间中央一间的楼上就是丰子恺的诞生之地。

在丰子恺出生之前，丰家已有六个女孩，丰子恺排行老七，却是长男，这对丰子恺的父母来说，很是安慰。而丰子恺的祖母丰八娘娘更是欢喜，先前的担心与忧虑一扫而光。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礼教思想，曾给丰子恺的祖母和母亲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他的母亲，连续生了六个女儿，总感到抬不起头来。此前，她还请了湖州来的黄半仙卜卦。那黄半仙掐指一算，说：“你命中注定无子。”在绝望与愁闷的双重打击下，她病倒了，致使胎儿早产了一个多月。分娩那天，家里冷冷清清，婆婆满脸愁容地在灶间叹气。不承想，伴随着楼上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接生婆惊喜的喊声传来：“恭喜，恭喜，是个哥儿呢！”顿时，满屋子的人振奋起来，七手八脚地忙碌着。丰八娘娘更是喜出望外，眉开眼笑，一边念着“阿弥陀佛，祖宗积德”，一边叫人摆香案，敬祖神。第二天，她又到镇上的接待寺、西竺庵去烧香拜佛，祈祷子孙长命百岁。丰子恺的诞生，无疑驱散了丰家人心中的阴影，也带来了新的希望。

二

丰子恺在全家的宠爱下成长。很快，他一周岁了，家里为他举行抓周仪式。大人在盘里放了众多物件，如官帽、金银首饰、算盘、毛笔等，丰子恺抓取了一支毛笔。此举令长辈们欣喜万分。丰子恺的家乡有句老话，叫“三岁看大”。果然，丰子恺长大以后，以一支笔画画、作文，创作出了那么多经典作品，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

丰子恺的母亲还让他们家染坊店里的店员祁官抱着丰子恺，在石门镇上不重复地走过了七座桥，寓意“七巧”。自然，这种种仪式，都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图个吉利罢了。总之，全家的希望、关心和期待，都放在这个男孩的身上。

丰子恺二女儿丰宛音（初名麟先，又名林仙、林先，后又改为宛音）的《父亲丰子恺轶事》一书中写过丰子恺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有一场立桶风波，读来很是惊险。有一年冬天，丰子恺母亲上楼侍候生病的婆婆，把孩子交给女佣看管。女佣有事，就把丰子恺放在立桶里。等到母亲忙完事下楼来抱孩子时，眼前的一幕不由得让她惊叫起来。原来，不知是谁的疏忽，竟忘了插入立桶下边的站板，立桶下边便是火炉，如果一脚踩下去，那还得了？幸好丰子恺的两只小脚板竟一直站在横档上，这才没出事。可一岁多的幼儿，居然能在两根小木条上站稳多时，太不可思议了！这件事闹得沸反盈天，家里人大为惊讶。邻居们也都议论纷纷，有的说：“险些闯大祸！这么小的孩子，倒像是懂事了似的，真是奇怪！”有的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日后，家人们想起这件事都还心有余悸呢。

果然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丰子恺儿时经历的这件惊险事，应该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面临的生死考验。后来，在抗战避难的途中，生死攸关之际，丰子恺更是历尽艰险，辗转几省经过百数十个码头，终究大难不死，最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他用一支笔，创作了无数的漫画与随笔，成就了一代艺术家的光荣与梦想，这就是他的后福。如今，我们依然在读他的书，看他的漫画，学他的精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间大福呢！

丰子恺（左）年幼时与姑母丰针的合影

学童时代

丰子恺没有辜负全家人的宠爱和期望，他从小聪明好学，读书用功，是同学和老师眼里的学霸。他兴趣广泛，爱好画画，赢得了“小画家”的称号。他的学童时代可圈可点。

一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丰子恺到了入学的年龄。丰家这样的诗书礼仪之家，对于孩子的教育自然非常重视。丰子恺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亲丰

。

1903年，丰子恺六岁，开始入丰家本宅私塾读书，由父亲丰启蒙。在丰看来，慈玉的出生，自己的中举，皆要感谢祖上的恩泽，遂为儿子取学名丰润，“润”就是“泽”的意思。

丰子恺在父亲的启蒙下，先读《千字文》《三字经》，后又读《千家诗》。在读《千家诗》的时候，丰子恺对书上配诗的木版画特别感兴趣。比如，第一幅画的是一头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这是《二十四孝图》中的《大舜耕田图》。他觉得看这画，比读下面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的诗句，更为有趣。

看着看着，他忽然萌发了作画的念头。他让女佣从染坊里要了一些颜料，然后用笔蘸上颜料，为书上的画着色，涂一头红象、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等涂好了色，翻开书来一看，下面的七八页上，都有一头红象、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为此，他被父亲骂了，几乎要打手心，幸被母亲和大姐劝住了，终于没有被打。丰子恺哭了一顿，便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父亲出去了，他便继续偷偷在洋油灯底下描色彩画。母亲和诸姐看到了，都说好看。但他始终没敢给父亲看，怕挨骂。这应该是丰子恺描画的最初尝试。

有一天，他在父亲晒书的时候，看到了一部《芥子园画谱》，翻了一下，看见有许多花样，着实兴奋。他便偷偷取出，藏在自己的抽屉里。趁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便尝试照着样子描了几幅。最初印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宗元像。因为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画虽描成了，但《芥子园画谱》上却渗透了墨水，弄得一塌糊涂。为此，他受到大姐的责骂。但丰子恺没有泄气，相反，对于画画的兴趣却愈加浓了。后来，他的“印画”技术渐渐进步。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了。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都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大家都向他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贴在床前，当作新年里买的花纸儿。

上学以后，丰子恺与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就少了。私塾平时不放假，但过年都会放假近一个月，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开始，到正月二十才开学，这期间，是孩子们快乐的假期。祭送灶神、打年糕、请年菩萨、收压岁钱、新年放爆竹、敲年锣鼓、买花纸儿、拜年做客种种过年的习俗，全都是那么新鲜有趣，那么喜气洋洋。丰子恺与小伙伴们欢喜地观看并参与其中，连做老师的父亲也没有平时那么严肃，“四时佳兴与人同”，吃酒作乐，一派祥和。

丰子恺后来在《过年》《新年怀旧》等文章中多次回忆起儿时过年的种种年俗，令人印象深刻。他欣赏过年祭祀时八仙桌上供设的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他喜欢与小伙伴乐生哥哥他们一起在天井里放花炮，他喜欢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入梦，他喜欢拿着大人给的压岁钱，大年初一与小伙伴上街买花纸儿和玩具，他喜欢听“咚咚咚”敲年锣鼓的声音，那是一年难得的新年鼓乐演奏会……

丰子恺特别热衷于放鞭炮，自年关到新年过完，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爆竹店买鞭炮来玩。他还把鞭炮拆开，改制成无数的小万花筒，在新年的夜晚到河岸边燃放，五光十色。由于此类鞭炮的游戏只限于新年，因此丰子恺觉得火药气与新年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年后，他偶尔闻到火药气，就会立刻联想到新年及儿时的种种欢乐。

新年的快乐，一直要延续到元宵节，那时买各种灯笼，如兔子灯、蝴蝶灯，对儿时的丰子恺而言，也都兴味十足。直到正月二十，学堂开学了，丰子恺和伙伴们又开始古板的书斋生活。

二

1906年，丰子恺九岁。这年秋天，父亲丰因肺病而去世，留下孤儿寡母。从此，母亲便成了丰子恺的保护者，而他也不得不另觅他处读书。

第二年开春，母亲设法将丰子恺转入镇上的另一家私塾，塾师是于云芝。自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各地先后办起了学堂，以代替私塾。于云芝的私塾也大加改良。他买来一架风琴，还从嘉兴请来一位名叫金可铸的老师，教音乐和体操。因此，这一家私塾实际上已是小学堂了。丰子恺后来写文章回忆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涯，时称私塾，时称学堂或学校。

在于云芝的私塾，丰子恺开始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等书，学做对子。有一次，老师出上联“枝头黄叶舞”让学生们对对子，丰子恺对出“岭上白云飞”的下联，深受老师赞赏，还得了个双圈。他尤其喜爱《孟子》，觉得里面比喻多，比《论语》有趣，读起来“像读童话一般”。

课余，丰子恺比以前更加热爱作画。他在自己的《学画回忆》一文中讲到，当时，他就已懂得从红、黄、蓝三原色中调出橙、绿、紫三间色，还把自己的画公诸同学之间。有一次，有两个同学为争夺丰子恺的画而吵架。老师知道后不但不罚，倒让他帮忙画一张孔子像，挂在私塾的堂前给学生朝夕膜拜。从那以后，同学们给了他一个“画家”的称号。

少年丰子恺特别喜爱花纸儿、吹大糖担、新年里的龙灯、迎会、戏法、戏文，还有印泥菩萨的模型和一年难得见到的花灯。红沙泥模型只要两文钱一个，有弥勒像、观音像、关帝像等。他把所有的模型都买来，颜色不好看，他就自己上色，还进一步用黏土制作模型。为此，他曾荒废了熟读《孟子》的功课，受到老师的警告和母亲的责备。他不得不把心思转回到课业上，可他的心如脱缰的野马，早已收不住了。

后来，学校上体操课，老师又叫他在黄布上画一条龙，当作上体操课时用的旗。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挂在竹竿上，学生们扛着龙旗，走过市镇，到野外去做体操。从此，他的“画家”名声更响了。有一次，家里的一个老妈子托他画一张像，他便请教大姐和会画肖像的二姐丈，最后参照别人的一张照片，帮老妈子画了一幅肖像画，老妈子看了很满意。自此以后，亲戚家请他画容像的更多了，常常求上门来。后来，丰子恺外出求学，放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直到十九岁时，他跟李叔同（丰子恺后来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叔同是他的音乐和图画老师）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但后来他在上海工作时，故乡还有人寄照片来求他画容像的。丰子恺只好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放大后寄回去。可见他这个“画家”的名气，在故乡人心中的影响力之广。

三

1910年，丰子恺十三岁，他就读的私塾正式改名为溪西两等小学堂，校址仍在石门湾市梢的西竺庵祖师殿后面。西竺庵里的小和尚菊林，给丰子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写过一篇随笔《菊林》，收入《缘缘堂续笔》中。

在小学堂，丰子恺学会了唱《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这首歌是李叔同所作，当时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后，立刻不胫而走，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教学生唱。石门湾虽是一个相对偏僻的江南小镇，但当时学校从嘉兴请来的金可铸老师也教丰子恺他们唱这首歌。丰子恺后来在《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写到，当时他和同学们扛了旗帜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唱着歌儿的情景，历历在目。

1911年，溪西两等小学堂原有高等部分的学生归入新办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校址仍在西竺庵。校长是沈蕙荪先生，他的父亲就是石门镇上的秀才、有德望的长者沈四相公，而且沈家与丰家是亲戚。丰子恺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他品学兼优，好学好问，求知欲强，所学的国文、图画、算学、音乐等各门功课，成绩均名列前茅，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一个标准的学霸，为老师们所器重，亦深得校长沈蕙荪的器重。

丰子恺的母校，校址在西竺庵

就在这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沪军都督陈其美下令剪发，剪辫子一事在上海形成风气。第二年春，政府下令民间一律剪发。此风也刮到石门镇上，十五岁的少年丰子恺，也偷偷剪了头发，不承想被母亲责骂，并在父亲遗像前罚跪。

辛亥革命爆发后，地方上办自治会，盛行选举。为便于选举，又盛行简化名字，此风也传到了学校里，年幼而尚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学生们也纷纷被改名。丰子恺原名丰润，被学校的一位老师改作丰仁，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二十岁。

四

1913年，丰子恺十六岁。这一年，对他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一喜是会考成绩突出；二喜是因为这次会考，又结了一门好亲。

这年崇德县举行会考，为县内各校之间的一次竞赛。会考时高班的国文试题是《五金之中，何者为贵论》，丰子恺以贱金贵铁为中心思想发挥了一番，获得了高分。在这次会考中，由于成绩优异，丰子恺受到崇德县督学徐芮荪的重视。他亲自调了丰子恺的文章来看，见他立言不凡，语句典雅，经了解，原来是石门镇已故举人丰的儿子，家学渊源。为此，徐芮荪专程到石门镇上的第三高等小学校来视察，借此查阅了丰子恺平时的作业，并看到了这位态度腼腆、相貌清秀的少年。徐芮荪十分欣赏丰子恺的才华，便央人到丰家说媒，愿将长女徐力民许配给丰子恺。

自从丰去世后，丰家家道中落，孤儿寡母，难免受人欺负。而徐芮荪家为崇德世家，钟云芳觉得自家力薄，并不门当户对，生怕日后多生枝节，便婉言谢绝。但不久，徐芮荪再次央媒说亲，钟云芳为徐家的诚意所感动，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一年，十六岁的丰子恺与十八岁的徐力民定了亲。

五

转眼，丰子恺要小学毕业了。这些年来，他在学校里非常用功，课程表上的所有功课，差不多都得了满分。而最突出的是国文，他的文章水平日益见长。就在这时，他以文言文形式写的四篇寓言文章《猎人——戒贪心务寡欲》《怀挟——戒诈伪务正直》《藤与桂——戒依赖务自立》和《捕雀——戒移祸务爱群》，发表于1914年2月的《少年杂志》“儿童创作园地”栏目上，署名丰仁。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丰子恺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那一年，他十七岁。

1914年初，丰子恺以第一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因当时其他学校已改为秋季毕业，他在母校又滞留了半年。丰子恺自己在《旧话》一文中说到：“我在十七岁的暑假毕业于石湾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

此时，丰子恺从六岁入私塾启蒙，到十七岁高等小学毕业，整整十一年的学童生涯，也将结束。通过这些年的学校教育，丰子恺也从“三岁玉儿”长成一个才智超绝、品学兼优的英俊少年。

省城投考

丰子恺小学毕业后，面临投考升学的问题。究竟报考什么学校，专业如何抉择？操心最多的自然是丰子恺的母亲钟云芳。这位既是慈母、又兼严父的当家主母，用尽了心思。她虽只是小镇上的一个女流之辈，但为了儿子的前途，也是用心良苦。她专程找到丰子恺就读的小学的校长沈蕙荪先生商量此事。在关于丰子恺的前途问题上，沈蕙荪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当时，沈先生给了钟云芳几种参考方案，最后她决定让儿子到省城杭州去投考中等学校。

1914年夏的一天，钟云芳一早起来给丰子恺准备行装，让他吃了糕和粽子。这糕和粽子是有寓意的，暗示“高中”的意思。从前丰子恺父亲去考乡试的时候，丰子恺的祖母也是给他父亲吃这两种点心，无非是图个吉利，有个好口彩。钟云芳送丰子恺到了沈蕙荪先生家。沈蕙荪的儿子沈元与丰子恺同班毕业，毕业考试时丰子恺考第一，沈元考第二，都是优等生。这次，沈元恰好也要去杭州考学，因此由沈蕙荪亲自送他们俩去。

丰子恺随沈家父子搭快板船到长安，换乘火车，到了杭州。丰子恺是第一次乘坐火车。以前只闻其名，却没有机会去看火车或乘火车，他想象中的火车是炮弹流星似的凶猛唐突的东西，但实际乘坐，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不过尔尔。

丰子恺也是第一次到省城杭州。到了杭州以后，为了保证入学，他报了三所学校，当时唯一的担心，是怕考试不能通过，落第回家。他闻知有同时投考数校的办法，觉得此法妥当。于是便不问师范学校、中学和商校等学校不同的教育宗旨及将来的造就如何，但选考试日期不冲突的三所学校报了名。沈先生在返家途中把三所学校的性质告诉他，使他知道取舍。丰母也曾有切实的叮嘱，她知道商业学校的毕业生日后必在外头的银行、公司等供职，丰家没有父兄，她不想让丰子恺外出就业。丰家也没有本钱，让他中学毕业后升高等学校和大学。但丰子恺顾不了这么多，他唯一的企求，是投考不落第。

在考试这件事上，丰子恺比他父亲当年幸运顺利得多了。他这次到省城考试，结果居然是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以第一名被商校录取，以第八名被第一中学录取，以第三名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录取。丰子恺觉得师范学校规模最大，似乎最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便选择了师范学校，这恰好与他母亲的意愿相合，两相满意，皆大欢喜。

少年丰子恺

就在这年秋天，丰子恺赴省城入学，时年十七岁。从这时开始，丰子恺终于要离开生他养他、一直庇护他的母亲，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石门湾，只身外出求学，做一个他乡的游子了。对年少的丰子恺来说，走出去，海阔天空，而同时，离开曾经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和事，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和况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