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 为全球文明史的建构增砖添瓦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谢维扬教授本来希望我代替没能来参会的段渝教授做个学术总结，这是不敢当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会者，而且是从事形而下的考古学研究的。所以这次会议主要是来学习，感觉收获很大，那就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首先要感谢会议的主办方——作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重镇的上海大学以谢维扬教授为首的团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

两天的会议富于成效，除了论文宣读，我们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答疑讨论。由于参会人数适中，会议没有分组，让参会者能听到所有学者的发言并相互交流，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与会者的论文涉及与国家起源相关的理论方法，以及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不同视角所进行的探索实践，而这些个案研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只有到了这个层面，以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才有了共同的话语系统。国家是人群碰撞、博弈、调和的产物，不同研究领域的跨界交流和思想碰撞，相信也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研讨会在学术史上必将留下深深的足迹。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要感谢不远千万里来参会的外国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精湛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的方法论思考。作为考古学者，由于考古学学科的特殊性，我们把大量精力耗在了田野工作中，去努力解读那些无字地书。这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考古学给人一种做象牙塔学问的感觉，甚至我们与作为兄弟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同行的交流都很少。因而，这样的跨界交流，对我们来说更加珍贵。

从学术史上看，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后半叶，至少有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是处于基本封闭的状态。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仍然相对封闭，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曾指出，中国考古学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一个例子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中国考古学年鉴》还没有“理论与方法”板块。关于国家起源研究理论建设的不足，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与质量。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几代考古人，从民国时期的开拓者，在座的李伯谦教授这代前辈，到我们中青年学者，通过努力建构起了关于东亚大陆早期人类发展的时空分布和文化谱系框架。目前，整个考古学科开始进入以社会考古为主的新阶段。而在座的林沄教授曾指出，中亚草原地带是个奇妙的历史旋涡之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融合为一个稳定的综合体，又把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溅湿着周围的地区。这一历史现象，至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北方，甚至波及中原。林沄先生这样的视野已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畴。谢维扬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把酋邦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做了初步的本土化的研究阐释。陈淳教授及此后的海归学者，中西兼通，接续民国，在不断拓宽“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路向。

抚今追昔，学习和借鉴域外既有的优秀理论与方法论探索的成果，将其本土化或曰中国化，还任重道远。

本次研讨会上，在与哈佛大学年轻学者哈克（Yitzhak Jaffe）的交流中，他说对我的研究的认知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我也是同样看待他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本人没有海外留学的学术背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却拥有共同的话语系统，得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结论。这应该看作我们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让我感到大大的欣慰。它代表着未来学术研究的趋向。

每每捧读《全球通史》《全球文明史》之类著作，我们深感其中国部分还没有被全面、系统、准确地收录和展开。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而且能够对全球文明史的建构工作增砖添瓦。想到这些，一种责任感被唤起。我们愿意与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国内外同行加强联系，增进交流，共同推进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谢谢大家！

2015年11月15日于上海大学

本文系“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