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辍学打工

高中三年一期时，因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我只好辍学，决定外出打工。

经过父母充分酝酿，我的打地点被铆在深圳，因为社会上有顺口溜说：“不去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去深圳不知道钱少。”听说深圳的钱多得不得了，在那里打工肯定捞钱要容易一些。另外，三伯父在深圳打工，他会对我有个照应。

动身前，我在县公安局办了临时身份证（正式身份证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取到）、边防证和其他所需证件。父亲给三伯父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对三伯父说要对我严加管教。

离家的先天晚上，母亲谆谆告诫我说：

“鼎生，到了深圳你一定要听三伯的话。不能学坏，要走正道。挣钱多少不要紧，千万不能做坏事。”还嘱咐我：“自己要注意安全。”最后还交代说：“到了深圳，先到三伯父那里落脚。吃了三伯父的饭，心里要记个账，自己有了钱就得还给他。在钱米往来上，不管和哪个，都要搞得洁洁白白，人的品质是最重要的。”

一切准备就绪，我在县城长途汽客运站乘坐了南下深圳的卧铺车。

在卧铺车上，我思绪万千：凭自己涉世不深的经历和十分年轻的年龄，去外面闯荡，心里真是虚虚的，不知这一去，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会碰到什么样的事，等待我的是一种什么结果……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萦回。以前都在父母卵翼下生活无忧无虑，现在离开父母，要去独立生活，心中有说不出的感伤。觉得自己就像一位不识水性的潜水员，一下子就要沉入海底，不知将会遭受何种困难和风险。想到这里心里产生了一些难以名状的恐惧。甚至还偷偷地流了眼泪。

汽车经过一天一晚的颠簸，终于到达深圳市南头长途汽车站。

深圳真美！宽广的街道，干净整洁，鱼贯而入大小车辆，形成了巨型长龙。高大的亚热带树木，像雄伟健壮的卫士。绿化带上红、蓝、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植物生机勃勃，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花朵相竞开放，那些被修剪成几何图案的花卉草木，显得美轮美奂。

深圳像一位巨人挺立在祖国南方的海岸线上。一看到她就觉感到有一种强烈震撼，看到了中国大城市的灵魂。

从南头长途汽车站下车后，我找了个话吧在龙岗党校打工的给三伯父打电话。询问三伯父去龙岗党校的路线。三伯父电话里告诉我，从南头长途汽车站先乘229路公交车，再到南山医院转353路公交车，最后到龙岗党校公交站下车。三伯父还说他会在龙岗党校公交站台接我。

我想，要是三伯父能在南头长途汽车站接我，那该多好呀。但考虑到三伯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如果要他打老远地来接我，作为后辈的我，消费一位老年人是不应该的。又想：反正自己是来深圳闯荡的，就要有勇气克服畏难情绪。

我一出车站大门，见一辆好像是229路公交车，在车站门口的公交站台停了下来，潮水般的顾客涌向了车门。我不假思索地跟了上去，好不容易挤上了公交车。车上人多，汗多，臭味多，有时还夹杂屁味，实在叫人苦不堪言。我花九牛二虎之力抓到了一个吊环，让公交车无限制摆弄和摇晃。我认真看了一下那些攀吊环的手，就像我们农村冬天挂在火炕上熏烤的腊猪脚，密密麻麻的，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在公交车上挂了将近半个小时，公交车的广播里还没有报南山医院站的信息。

我悄悄地问了一位身边同样挂着的女乘客：“大姐，请问南山医院还有多远？”

她回答说：“你乘错了车，这是去蛇口的228路，你要去南山医院，应乘229路。”

天啦！怎么办呢？在偌大的深圳市，乘错了公交车等于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心里既紧张又着急。三伯父曾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如果在深圳乘错车，一天都难到达目的地。

我又问那位女乘客：“大姐，我再麻烦你，请问去龙岗党校应乘哪路公交车？”

女乘客回答说：“你现在只能到蛇口站，到了蛇口站再换乘329路，可直达龙岗党校。”

要知山中路，须问打樵人。还算幸运，我问到了一位深圳通，要是问到不熟悉深圳的人，不知又要花多少口舌。我死死地记住329路公交车，暗暗告诫自己再不能弄错。

在228路公交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到了蛇口站。我刚下228路公交车，就看见有一辆329路公交车开来了，我赶紧奔向329公交车。因为蛇口站是329路的起点站，车上有座位。我选择了左边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乘务员售票时问我去哪里，我说了一声“党校。”她收了我三块钱。并还告诉我一句：“在岗厦下车。”我当时也没有多想，228路车上的那位女乘客说329可直达龙岗党校，为什么乘务员又说到岗厦下车，我想，乘务员肯定比乘客更熟悉公交站点，所以我对乘务员的话深信不疑。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乘务员报站说：

“岗厦到了，要在党校下车的乘客请下车。”

我急急忙忙下了车。下车后，眼睛直向公交站台上搜索三伯父的身影。可是，哪里都没看到三伯父的影子。我走到公交站台的背面也看了一遍，还是没看见三伯父。我估计：可能在我乘错车的时段里，三伯父等得不耐烦了，回宿舍去了。

我在站台上向一位等车的老伯询问党校在什么地方。老伯指了正前方的一条街说：

“就在前面爱国路。步行十分钟到。”

我说了声“谢谢”，就直径向老伯所指的方向走去。

到了爱国路，再经人指点来到了党校门口。我看见左边门柱上挂有一块铜字招牌，上面写着：“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我想，是不是龙岗党校与深圳市委党校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呢？带着疑问请教了一下党校门口值勤的保安。保安回答说：

“龙岗党和市委党校是两个不同的单位。这里是深圳市委党校，龙岗党校在关外龙岗区。”

再一次证明我又找错了码头。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我在附近找一家话吧，拨通了三伯父的电话，三伯父在电话里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说我在爱国路市委党校。

三伯父在电话里批评我：“你怎么摸到市委党校去了？”

我把自己的乘错车的情况向三伯父做了说明。三伯父在电话里告诉我说：

“你赶快回到岗厦，换乘329路来龙岗党校。”

三伯父还再三强调，要我回到原来我下车的岗厦站上329路公交车。千万不能错，因为除了岗厦还有岗厦村和岗厦西几个公交站台，它们都在不同的方向。刚到深圳的人对这几个站点最容易混淆。

打完电话，我问电话户主要多少电话费，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说：

“不多，只要二十元。”

我心中一惊，一次不上两分钟的市话，为何要二十元？估计电话户主听我是外地口音，肯定是宰了我。在我未来深圳之前，有人告诉我说，大城市有些素质差的人肯宰外来人。我自己却尝到了被宰的滋味。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乖乖地掏钱给他，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付了电话费，我顺着原来的路返回到岗厦公交站，没多久，一辆329公交车来了，我赶快挤上了公交车。为了保险起见，我问乘务员，329能不能到达龙岗党校。得到乘务员的肯定回答后，我才放心地找了一个空位坐了下来。

329公交车在关内行驶一段时间后，要通过梅林海关检查站，过了梅林海关检查站，上水官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车速加快了。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乘务员报站了：

“龙岗党校到了，有在龙岗党校下车的乘客请下车。”

我从公交车上挤了下来，一眼就看见公交车站台上的三伯父。我一看见三伯父，一下子跑过去，抱着三伯父哭了起来，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三伯父的一番同情和安抚啊！

可三伯父既没有同情我，也没有安抚我，反而责备我说：

“那么大的人，连公交车号和站台名都搞不清楚。”

我知道了自己做错了事，也不好向三伯父说明。

三伯父带我到他龙岗党校的宿舍。

三伯父的住房在学员楼一层的标准间，学员楼共有五层。现在党校学员住宿提高了规格，都是宾馆型的标准间，不过里面的设施要比宾馆的标准间差一些。三伯父也享受了学员的待遇。他的职责是分管学员楼的清洁卫生。

三伯父既不看书，也不写字，这一标准间对三伯父来说是足之够也。对打工者来说是最优厚的待遇。

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其中一张单人床是三伯父就寝的地方，床上垫着一张草席子。草席子也不平整，起了几道皱。床上的被子胡乱放着。枕头是一只蛇皮袋作为枕套，胀鼓鼓的，不知里面放了些什么秘密的东西。另一张单人床上胡乱放了些说不清楚的东西。两个床头柜上也是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占领。里间的墙壁贴有一架衣柜，也是灰尘满面，整个房间里就像一位很久没有修边幅的男人，显得十分窝囊。

房间后面是阳台，三伯父用来做厨房。阳台上的一台液化气灶放在水泥砖上，一口简单的铝锅可能是煮饭和炒菜兼用，很不安分地蹲在液化气灶上等待主人的任意摆弄。灶台旁边放了一只纯净水槽，水槽上面倒放着一只一次性杯子。灶台上放着两个没有洗好的瓷碗，一双变了色的一次性筷子在瓷碗上休息。

这就是一个老单身汉的全部家当。我真对三伯父有些不解，他有堂兄堂姐供养和时时眷顾，可以在家里衣食无忧地坐享其成，可他背井离乡过这样寒酸的生活，实在是让人不可理解。但从三伯父的表情来看，他对自己的生活却透露出一种满足的神情。

我稍事坐定，三伯父从纯净水瓶里倒了一杯纯净水给我。我没有来得及道谢，就咕咕地把水喝下去了。

喝完水后，我还以为三伯父会问我“为什么不读书了”、“为什么出来打工”之类的话题，可三伯父却只字不提，我感到有些奇怪。

不问就不问吧，反正他老人家怎么想的我无法揣测。

晚餐是三伯父用五花肉炒茄子，外加一个清炒生菜招待我的。看来单调，我却吃得有滋有味。在家里母亲是当地出名的做菜好手，街坊邻居都喜欢母亲做的菜。一旦周围有什么红白喜会，都邀请母亲当大师傅。尽管母亲的菜做得如何好，我总觉得没有三伯父这顿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味。

晚饭后，我想主动地洗碗，三伯父说，明天早上洗吧。我也巴不得三伯父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也确实太累了，只想休息。

当晚我就和三伯父挤在他的那张床上睡觉，以前在家时，三伯父从乡里来我家，经常和我一起睡觉，那时很随便。这次却觉得很拘束。我睡在三伯父分给我的那点领域，侧身睡着，伸了的脚再也不敢缩起来，伸直的身体就像卖衣店里面的石膏模特儿。睡下后也不敢打翻身，一夜都是侧身的姿势。开头根本睡不着，后来在酷累的唆使下，不知不觉地呼呼入睡，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我还是先天晚上睡觉时的姿势。

起床后，我胡乱洗了一下脸，就主动地承担起做早餐的事务。其实早餐也很简单，三伯父先天晚上已买了一袋馒头，放在铝锅上加热，就完事。买来的水酸菜，用菜刀一切，再回锅放点油盐就行了。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干菜拿出来，也在锅里热了一下，一顿早餐就大功告成。

吃早餐时，三伯父对我说：

“你如果有大学文凭，只要到人才市场去应聘。没有大学文凭就只能到街上去看公司或工厂的贴的招工广告。你今天就去街上看广告，看有没有适合你做的工作。”

我随口回答说：“好。”

三伯父这一说，我心中发了蒙，千里迢迢来到深圳，原来是指望三伯父帮我找事做。可到了这里，三伯父却要我自己看广告找事做。心想，万一没有找到事做又怎么办呢？如果是父亲一定不会叫我看什么广告，三伯父毕竟不是父亲。父亲和三伯父还是有区别的。

早餐后，三伯父去干他的扫地活儿，我就去街上“找”工作。临行时，三伯父还叮嘱我说：

“你万一到外面迷了路，找不回来的话，就打个‘的’回来。这里的路很难找。我刚来时都迷了几次路。”

我回答得很爽快：“好。”

口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没有半点把握。

我从三伯父的宿舍出来后，感到一阵茫然，就像大海里一叶扁舟迷失了方向。这时想到家里父母，想到了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一股股辛酸味不断地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涌动。心里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要辍学来到这里，这里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具有魅力，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我就是标准的流浪儿一个。”

我先到南联路，盲目地在街上打转。用一双贼似的眼睛，四处去寻找招工广告，并暗暗许愿：“请菩萨保佑，让我马上找到工作。”甚至还想，只要我能找到工作，到时候我一定要找一所庙宇去虔诚地去敬菩萨，感谢菩萨的保佑。

南联路没有什么收获，我又窜到龙城大道，也没有看到什么招工广告。我在寻找广告的过程中听别人说，深圳的大街上的建筑物上一般是看不到广告的，因为城管管得很严，他们一见别人贴小广告，就要严加处罚。特别是在主要建筑物上更是没有小广告的栖身之地。

出门时三伯父给我告诉了一个诀窍，说是在街上不显眼的地方或者是垃圾桶上才能看得到广告。其他城市，还可在电线杆上看到广告，还可以欣赏电杆文学。可深圳的电线都是走的地下，在地上是看不到电线杆的。

后来我发现，像我这样搜索广告者也大有人在，他们也在东张西望，样子看来是若无其事，心中想法完全和我一致。

龙城大道也没有收获，我就窜到龙翔大道。由于走了很长时间的路，觉得有点累，就先在凤翔大道的露天停车场的一处花岗石隔离墩上坐下来歇脚，乘歇脚的机会也浏览了眼前几部停摆的小车屁股。看这些小车的屁股后面贴了一些有趣的话语，什么“车子和妻子一概不能外借”、“越催越慢，再催熄火”、“车技差，脾气大”、“别吻我，我怕出事”、“嘀、嘀、嘀，越嘀越慢，再嘀要嘀泪嘀血”等。这些新的民俗语言，也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歇了一阵后，又在凤翔大道上去寻找广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凤翔大道叫九地门的一个公交车站台背面，终于看到了一张招工广告，是一家叫金山物流公司贴的。内容是招物流公关人员，只要男性，学历初中以上。年龄要求十六岁以上十九岁以下。月工资最低两千元，还包食宿。电话号码、公司地址一应俱全。广告上说可撕下带回。

我衡量了一下自己，还比较适合广告上的条件。我就把广告撕下来揣在衣袋里，回去好给三伯父报喜。有了这张广告，也就不想再去找其他广告了。

考虑到三伯父这时也还未下班，想在外面多玩一阵，等三伯父下班后再回龙岗党校去。

我信天游荡起来。游了半天，在街上看到的除了打工者还是打工者。打工者有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肚子里开始饿了，想在街上顺便找一家餐馆吃点饭，暂时解决一下肚子问题。

我信步来到德政路的一家叫“胡记餐馆”的小店，餐馆的两扇门上有一副对联很俱平民色彩：

童叟不欺 丰俭由君

我走进店内，看见整个店面大概有四十来个平方，收拾得还干净卫生。饭堂里摆了十多张餐桌，里面的客人还真不少。从外表上看，进来用餐的大都是打工者。店里的几个服务生都忙碌着招呼客人。

一位老板模样的年轻女性安排我在一张餐桌旁坐了下来。她左手拿着菜单，右手拿着一支笔和一本便笺纸来到我的身旁，一边给我送菜单，一边用十分亲切的口气问我说：

“小老弟，要点什么菜？”

她这一问倒叫我有些慌了脚手，因为我准备只是吃点快餐，没有点菜的打算。但我也还是装模作样地看着菜单，看到菜单上的菜谱，很多菜都不适合我，不是价格太贵，就是我不太喜欢。我就胡乱点了一个价格最便宜的酸辣土豆丝。

她轻轻地问：“就这一个菜够了么？”她接着说，“小老弟，我告诉你，到深圳来最好是吃海鲜，我们这里的海鲜既便宜，又新鲜。不像内地虽说是海鲜，其实早就是过期作废了的海生动物，失去了海鲜风味。”

我经不住她的开导，从菜单的海鲜栏里看到海蛏，就点了它。其实海蛏我从来没有过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就更不用说吃它了。我是看它在整个海鲜中价位最低才点的。

她把我点好的菜单写好后，送给了另一位服务生，并要这位服务生给我拿了一套消毒餐具，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可她还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她索性坐在我的对面与我闲谈起来。

我顺便打量了她一下，只见她年纪大概二十二三岁。她的模样我不会形容，只觉得她：鼻梁直挺，准头微翘，皮肤白皙，耳垂半圆，身材高挑，眼睛流光，风韵无限，秀色可餐。她在我面前的存在使我感到极不自在。她不走我也没有办法，又不能赶她走。说实话，我连正面都不敢去看她，只是用眼睛斜视了她一下。

正当我斜视她的时候，我发现她在认真地打量着我，好像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都要看透似的。然后她用极其和蔼的口气问我：

“小老弟，刚来深圳吧？”

我对她的问话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不能有一个正规的答复，我只是简单地从鼻孔里哼出一个“嗯”的音节。

她对我的回答没有什么反感，她问我：

“小老弟，你家是什么地方的？”

“湖南龙山县。”我回答得十分坦诚。

“原来在哪里混？”

我真不理解，她为什么说我“原来到哪里混”呢？她是不是从我的言行中看出我只是一个小混混。

“我刚从家里来深圳。”

“啊！”

她的一个“啊”，叫我猜不透其中包含着什么意思。我来不及想很多，就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向她作了交代。目的是竭力证明我不是混混。

她也毫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了她的情况，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否真实，从她诚恳的口气中，我觉得她并没有欺骗我。

她自我介绍说：她也是内地人，大学本科毕业，大学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她生来就对文学十分爱好，有时也写一点文学作品。原来有个当作家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听说深圳是最能体现个人价值的地方，就来到这里。

她说得认真，我听得淡然。她继续介绍说：她是三年前来到深圳的，曾在几家公司打工，总觉得给别人打工不是滋味，不如自己当个老板。这样就出来办了这么一个餐馆。

我心里想，你这样一个小餐馆也算老板么。

她似乎读懂了我的意思，她说：

“小老弟，你别看我这餐馆在深圳来说是规模不大，我总还是一个老板，总比给人家当雇员强。”

她不管我有没有听的兴趣，她仍旧启开她的话匣子：

“过去给别人做事时总是受制于人，现在自己当了老板就脱离了别人的羁绊，自由多了。”

我真不明白，她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讲这些话有什么用？我本想问一句：“你的老公呢？”但还是未敢开口。

这次她好像没有读懂我的心思，她还是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小老弟，深圳这个地方繁荣和气派。是全国人民把它建设起来的。你看全国各地的人都来深圳打工，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和心血。他们把深圳建设好了，而自己的家乡却仍然受贫穷和贫困的威胁。像我们家乡，现在还是很穷。人均纯收入还未达到温饱线，乡政府和县政府上报的统计数字说人平达到了二千元，实际上只有六百元。我们那里农村的劳动力基本上都出来到深圳和其他地方打工，家里只剩一些老弱病残者。良田荒芜，村子萧条。”

我想，她说的和我们家乡拉西峒的情况也是一个样子。看来她的话还实事求是。

她又对我说：“小老弟，你刚来，可能还不知道深圳的情况。深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外地人，深圳的本地人其实很少，像这个龙岗镇，原籍人口只有三千多人，现在是多少？”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她说：“现在龙岗人口有二百多万，你看增加了多少倍？”接着她带有一点情绪地说，“他们原来的那三千多人，现在富得流油，他们不要做任何事情，平均一个家庭一个月纯收入不下二十万。”

听她说深圳人一月纯收入不下二十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天文数字，我们那里一家人月收入上一千块的都不多。

“哇，有那么多？”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

她看到我有怀疑，就解释说：“深圳本地人家家都建起了两栋或两栋以上的房子，每一栋至少九层，每一层又分成了很多个一室一厅的小套房，他们又把这小套房的空间压到最低限度，专给外地人出租，一个小套间月租费最低一千五百元，一层最少有八个小套间，月收入就是一万多元，一栋房子的月收入最低就有十万元，两栋就近二十万元。如果楼层高一点，或者多有几栋房子，那么月收入就远远不止二十万元这个数字了。”

听她用具体数字作了说明，把我吓得一跳。

她又说：“深圳人以前穷得叮当响，我看了有关深圳的地方资料，深圳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主粮是玉米和马铃薯，灾荒年成还吃木瓜度日。现在和过去比，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啊！”

她还给我介绍了她刚来深圳时的情况：“我刚到深圳时，就像是离了娘的鸡崽，显得十分凄凉，街头上睡过，树荫下睡过，桥洞下睡过，别人的屋檐下也睡过。吃的呢？在未找到工作之前，一天只计划三块钱的伙食费标准，那就是每餐两个馒头度日。有时实在饿得不行，就加一个馒头。一般不敢随便突破自己规定的伙食费标准。不过也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那就是两个‘绝不’：绝不乞讨，绝不吃别人的残汤剩饭。可以说外面的艰苦生活我是都尝试过了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身上暗暗冒汗，为什么大家不在内地谋职而跑到深圳来自讨苦吃呢？我的一位老师曾经给我们班上的同学说过，“人是世界上最不知足，最难以填满欲望的动物。”我眼下的这位老板就是这样的动物。

“小老弟，你不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极限，如果到了极限的时候，希望也是即将到来的时候。在我艰苦难熬的时候，在一家外资企业谋得了一个文秘职位，因为我学的是汉语言专业，英语水平也不错。文秘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车驾熟，干得顺风顺水，开头三个月是试用期，每月只有一千五百元。试用期满后，月工资飙升到二千五百元。我知道在老板心目中，我的工资还有上升的空间，我就和他讨价还价，甚至用辞职相威胁。”

她说到这里时，我看见她眉飞色舞，还表现出洋洋得意自我陶醉的样子。

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后来呢？”

因为我不知道对她称呼什么，所以也就只好这样不礼貌地问了她。

她还是十分豁达，没有计较我的失礼，她很坦率地说：

“后来，我的月工资涨到三千五百元。”

我听她的话，把舌头一伸，表示十分惊讶，她很快看出了我失态的样子，于是就说：

“小老弟，你是涉世不深的小青年，你可能还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困难你只要和它抗争，你才会得到你应得到的东西，否则，你永远只是一位落伍者。”

老板看来要给我进行一次人生教育。这时，一位极标致的女服务生来了。她在老板耳边耳语了一下后，老板点了一下头，又转向对我说：

“小老弟，我去有点事，你的菜马上就来了。”

老板说完就像一朵云彩在我眼前消失了。她给我却留下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印象。

老板去后，一位服务生向我微微一笑，她这一笑，真叫我有些六神无主了，因为这位服务生太漂亮了，漂亮得就像白居易诗里所说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尤其是她脸上的那对小酒窝格外迷人，酒窝在现在女孩子的脸上已经是稀有的东西，可她能得到这一稀有的东西，说明上帝对她的偏心。

这位服务生对我说：

“你真是好运气，我们的老板一般是不会随随便便接待一个顾客的，今天老板与你谈了这么久，说明老板对你的厚爱。”

服务生把话说完就离开了。

这位服务生的话给我留下了一个迷茫，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没多久，又是那位服务生把海蛏摆上了桌，她还很亲切地问我：

“先生，请问要喝什么酒？”

这是平生第一次别人叫我为先生，开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接着自己感到有些自豪：因为有人叫我为先生，证明我正式走向社会，是一位合格的男子汉了。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不会喝酒。”

“要什么饮料呢？”她又带规劝似的说，“喝点饮料吧。”

“饮料也不需要，我只要吃米饭。”

心想：“我还有什么资格喝饮料。现在维持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以后能不能喝上饮料都还没有把握。”

“好的。”她也没有强人之难，“我就去给你拿饭。”

不一会，服务生用一个小木桶给我盛来了米饭。另一位服务生又端来了酸辣土豆丝。她俩把米饭和酸辣土豆丝端端正正地放在餐桌上后，其中一位交代说：

“先生，你的菜已上齐，请慢用。”她准备离开时又补了一句，“先生，还需要什么请吩咐。”

我顺便说了一声“谢谢！”

正当我用完餐，老板又飘到我的对面坐了下来，她问我：

“小老弟，味道如何？”

我说：“很好。”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吧？”

她这一问，我怎么也不好回答，心想：“我的工作在我口袋里呢。”但我没有如实地回答：

“我刚到，还未找到工作。”

“你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就在我这店里当员工，愿意不？”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想：“我到深圳来，是准备捞大钱的，怎么能在你这样不起眼的餐馆打工，难道我只是在你这样的餐馆打工的料子么？你也真是小看我了。在餐馆打工对我来说，除了大材小用外，要是家乡人知道也会笑话我的。”但我看她对我的热情友好，而且很诚恳，也就不好意思当面回绝。我只是淡淡地回答：

“让我考虑考虑吧。”

她听了我的话后，很认真地对我说：

“小老弟，到深圳来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就更难。你还可能不知道深圳的情况。我给你说，很多人都怀着一个良好的愿望来到这里，最后都是以失望而告终。你看那些大学生、研究生都找不上工作哩。他们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有的还吃馆子里的残汤剩饭。前几天就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还到我这里吃别人的残汤剩饭哩。”

她的话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危言耸听。我想，说不定她为了要我给她打工，是恫吓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人吧。我就不相信深圳就这么难找工作，那些大学生、研究生就下贱到吃残汤剩饭的地步？既然如此，为什么每天还有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还源源不断地开进深圳呢？

她又继续说：

“小老弟，深圳的一些工作的确十分诱人，待遇高，工作也轻松。而那样的工作一般的人是得不到的。大多数人在深圳人都只能做普工。”

“普工？”我不自觉地发出了疑问。因为我还不懂普工是什么意思。

她从我的发问中知道我还不知道普工的含义，她解释说：

“小老弟，你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普工。普工就是下苦力的工作，一般普工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有的普工还不包吃不包住呢。就是有的普工包吃包住，也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我不懂她所说的“概念”是什么意思，于是就问了一句：

“概念？什么叫概念啊？”

“是的，你可能不懂我所说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她说，“我说的‘概念’就是一种表面形式，其中的内容却与实际不相符。譬如说包住吧，厂家或公司给你的那个床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是属于你的，假如你上白班，那么晚上你就到那床上睡，白天却有人在你那床上睡。假如你上晚班，白天你就在那床上睡，别人晚上又要到那床上睡。也就是说，分配给你的那只床是几个人共有，几个人轮流睡，不是你一个人独有。”

我想，如果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怎么行哟，虽然我家是下岗职工中的贫困户，但我自己的床也不至于与别人轮流睡觉啊。就是家乡人来了与我搭铺，也只是短期的一夜两夜，但我还是睡在自己的床上呀。如果自己的床让别人长期睡下去，我是坚决不允许的。

“另外，”她又进一步向我解释：“饮食方面，可以说是粗制滥造，都是吃的大锅饭，大锅饭的质量很差，差到什么程度？有人开玩笑说：用显微镜到菜汤里看不见一点油花花。”

她说的显微镜我知道，学校生物实验室有这玩意儿，我和同学曾经把头发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头发有手指头粗，而且十分清楚地看到头发像竹子一样有节子。她说的在汤里用显微镜都看不到油花花，那是什么汤啊。

她还继续自己的话题：“当然，像这样的菜饭，价格不是很贵的，有的普工一个月下来只吃四五十块钱的伙食，钱是没用多少，可身体却被搞垮掉了。”

我用怀疑的口问：“这是真的么？”

她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你如果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媒体的披露，媒体上经常会披露，某某厂或某某公司的员工，在某月某日某时猝死的消息，这些猝死者不是劳动过度就是营养不良。有人对打工者编了一段顺口溜说：‘吃的比猪还少，干的比牛还多，睡得比狗还晚，起得比鸡还早。’这并不是说着玩的，实际上有些地方的情况比这顺口溜说的还严重。”

经她这一番解释，懂了她说的“概念”这一词的基本意思，她说的概念真把我吓了一跳，也让我震动不小。

她很快又把话题转到我身上了：“小老弟，从你走进我店铺的第一步起，你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长得秀气，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我在深圳几年还没有看到过像你这样长得漂亮的小伙子，你确实讨人喜欢。”

她讲的也许是实话，在家时，别人有时对我父母说：“你们鼎生长得很标致，以后找一个漂亮老婆是没问题的。”我一进初中，就有一些女同学给我写恋爱信，记得在初二的时候，有位女同学偷偷地给我写了一封恋爱信，信开头写道：“攸鼎生：我勿你！”真把我弄得一头雾水，什么叫“我勿你”哟，后来我当面问她，她理直气壮地说：“是我吻你呀。”原来是她把“吻”字错写成“勿”了。后来有人取笑我说：“攸鼎生，人家吻你，口都掉了，那叫什么吻哟？”就是这封恋爱信，很长时间在学校作为笑柄流传。后来还有人把它编成了一出小品在学校的联欢晚会上演出。上了高中，给我写爱情信的女同学就更多了，如果说要统计下来，不少于部队里一个排的人数。这些女同学中有我同班的，也有我同年级的，还有既不同年级又不同班的。这么多向我求爱的女同学中我也曾动心过，高一时，我与我班的一位女同学进行了地下恋爱。我们之间，爱得还算正常，没有超出爱情红线。当时我只想考一所好的大学，以后好报答父母，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男女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事终究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后来她高一未读完，就外出打工。她打工去后的几个月内，还给我通过几次信，后来就通信终止，恋爱夭折。

她又对我说：“小老弟，一看到你走进我的店门，我就想要你留在我的店里工作。”

从内心来说，我根本不想到她这里打工，为了不扫她的兴，我先是微微一笑，后又故作谦虚地说了一句：

“我恐怕胜任不了你这里的工作。”

她笑了笑，说：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会安排你能胜任的工作。”

她以为从我的微笑中挖出了我的心扉，同意了在她餐馆打工的诉求。

她十分真诚地对我说：“就这样吧，今天和明天你休息，你休息的地方可以在我餐馆，也可以你自己自由安排，后天正式上班。”

未经我认可，她就口头上给我发出了录用通知书，还给出了具体上班时间表。她这赶鸭子上架的作法，让我没有了退路，我就只好把责任推到三伯父身上：

“是这样的，我还有一位三伯父在龙岗党校，我回去同他商量一下，他同意了，我就来你这里打工。”

她回答得也很爽快：“行，你可向你三伯父说一下，不过你三伯父同意与否你都到我这里上班。”

其实她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想，我绝对不会到餐馆端盘抹桌。打工也要有尊严，一个男子汉到餐馆端盘抹桌那像什么话啊。

“好，谢谢你！”我敷衍她说。

说完就出了餐馆的大门。心想：我出了你的店门，就用不着你纠缠了，到时候，来不来就由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