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族人民的独特社会实践是回族文化形成的决定因素

回族文化毕竟不是伊斯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简单的复合，它是回族人民在其独特的社会实践中吸纳诸文化的特点而独创的一种文化形态。回族扎根于祖国时间虽短，但其文化特点的独特性却是国内其他民族鲜有的。主要表现为：首先，民族血统中的非土生成分使回族人民在文化寻根中十分自然地寻导到对本民族的迁徙、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波斯世界。众所周知，回族人流淌着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或中亚人的血液成分。虽然到中国扎根后已有浓厚的中国血统，但人类固有的寻根怀古精神必然使回族人民寻其根、溯其源，从而加速了其对伊斯兰文化难分难舍的亲和感。其次，回族人民的适应能力使其较快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回族人民既是有坚定信念和强烈寻根怀古精神的民族，也是具有十分灵活的应变能力的民族。当回族人以一个民族共同体而扎根于祖国之时，他们也较好地适应着强大的汉文化影响。历史上曾有那么多强大的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等，或部分被汉化而丧失其民族特征，或无法适应汉文化而远走他乡，但回族人民却十分灵活地适应着汉文化却又保持其固有信仰，这便为回族人民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铸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条件。比如天涯海角的三亚市羊栏镇有个回辉村，住着几百户回族，有5000余人，也可以说整个海南岛的回族都集中在这里。三亚回族来源于越南皈依伊斯兰教的占城回族，他们自称祖先是“西域人”。依照一般规律，一个民族以小集中形式被隔绝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文化环境中，面对外在极强的渗透力和融化力，加上社会群体成员间信息沟通受阻，共同文化失去同步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最终将可能七零八落地渐渐消失于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但是回族却在内部这样半隔绝的状态中，沿着一个走向，向前发展着自己。隔绝造成了一定的语言障碍，却未形成心理障碍。一个回民无论走到哪一处回乡，遇到任何一个回民，都会产生乡情，陌生感都会迅速地消失在诚挚的乡情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恐怕同回族全民的伊斯兰信仰，以及对信仰的最真挚的感情分不开。正是这种感情的链条，把族源复杂的回族归于一，把观念多元定于一，把居住分散合于一。回族有着强烈而不偏执、深刻而不狭隘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感情，才能在与其他民族的杂居中亲密相处，保存自己却不拒绝共处共荣；发展自己又绝不扩张渗透；决不动摇自己的信仰，也绝不千方百计去动摇他人的信仰。回族人强烈地保卫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又独特地显示着兼容意识和通达心理作用下的与族外世界的和谐。正是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使它能够在环境中自保、自存、自壮，始终保持着自豪、自重、自卫的情感，融而不化，合而不流，沿袭和维护着独有的特色，不致被吞噬湮没，或自生自灭。回族恪守《古兰经》与圣训：“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归属感。他们可以在统治阶级的民族大屠杀中赴死，决不从祖国分离出去。尽管清末的灭绝性的追杀，陕西回族在白彦虎领导下，不得不挥泪离开祖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新民族——东干族，但他们不忘母语，不舍旧俗，不同外族通婚，每年都要返回祖辈被迫离开的家园，以寻根脉，寻找心灵的真正归宿。

由此可见，回族人民信仰伊斯兰教，这形成了回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同时，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吸收了汉文化、西方文化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二

回族所信仰的“敬主爱人”、“爱国是伊玛尼的一半”与儒家“和为贵”的思想相容并存。回族自形成之日起，就以勤劳、勇敢、善良、智慧和爱国牺牲精神，在治理国家、抗击外侮、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过程中，始终与其他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结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并以信仰的向心力、凝聚力、生命力，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它的民族化过程又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同步形成的。

回族又是中华民族对外开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对伟大祖国做出的贡献是源源不断的，从唐宋元时期其先民回回开始，到近代、现代，一直到当代。回族的创造发明，源远流长，涉及领域广阔，建树颇多，在祖国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可以说，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与一个动态的过程分不开，这个过程包括民族的迁移、不同文化的接触、相互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改变。在某些历史时期中，不同民族居住地的迁徙，以及民族特质的融合，逐渐使各种影响融为一种明确的文化特征。

清代学者称“唯回回守其国俗、终不肯变”，主要就是指它对伊斯兰教义的诚笃信仰，对宗教功修课的忠实奉行，对礼俗和宗教伦理的严格遵行。同时，回族由于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状态且与汉族长期交错杂居，生产、交换上相互依存，思想文化上互相交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经过长时期的交融互补，构成了回族文化的主要内涵。如回族在我国元、明、清时期就通晓了汉语言，回族人既有伊斯兰乳名，又有汉名汉姓，衣饰服装也与汉族基本趋同。明代后期在江南出现了一批“回而谦儒”的学者，他们“以儒诠经”，编译和撰写了许多回族伊斯兰文化学术著作。举其要著，明末回族张忻著《清真教考》，是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源流进行考证的早期著述。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马注的《清真指南》，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马联元的《孩听译解》，金大柱的《清真释疑》等，被称作是“怀西方（指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此外，如白铭庵著《回教考》，刘三杰著《天方回回原来》，刘景行等编著《回回通考录要》，水子立编著《世界回教史考》等，其特点是开始较系统地涉及回族问题。对于回族学者的这种贡献，不少汉族学者曾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如清代康熙年间礼部尚书王泽弘，称赞刘智介绍的伊斯兰哲学“条分而缕析”, “伐毛而洗髓”; “能与吾儒相为发明，相为补救”。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元正称这些学术著作“皆发前人所未发，而微言妙义视吾儒为详”; “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可见，当时的回族学者将伊斯兰哲学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以儒诠经”的名义下，自觉地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创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回族伊斯兰哲学思想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宝库。

中华民国时期，陈汉章的《中国回族史》、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谢松涛的《回教概论》、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马坚的《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等卓有见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成为我国回族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特别是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首次将回族学从宗教学研究中分立出来，堪称回族学研究的起点。而回族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和交叉学科，其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1998年中国回族学会成立之前，研究的视野和角度始终徘徊在传统的史学和宗教学两大学科之中。如今回族学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回族研究》已成为全国民族类优秀核心期刊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回族学方面的学术文章约5000余篇，卓有见识的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内容涵盖了回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医药典籍等方面，并涌现出了6一批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如：白寿彝、纳忠、杨志玖、杨兆钧、林松、杨怀中、余振贵、马通、马寿千、罗万寿、马启成、白崇人、答振益、杨克礼、马维良、李佩伦、邱树森、孔令仁、李松茂、李树江、赖存理、杨继国、马宗保、王锋、郞伟、魏兰等人的诸多科研成果，不断地填补回族学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空白，为整理、发掘、抢救回回民族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综合研究成果方面应首推由宁夏大学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主持出版的两部大型回族辞书《中国回族大词典》和《中国回族大辞典》，而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史》则是我国第一部回族通史；在个人专集方面，《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半个世纪以来这方面研究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杨怀中先生等人的《回族简史》《回族史论》《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以及他与余振贵先生编著的《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伊斯兰与中国文化》，杨启辰等著的《回族文化新论》，李松茂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胡振华主编的《中国回族》，勉维霖主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余振贵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马平、赖存理的《中国穆斯林民居文化》，马启成等著的《回族》，王正伟著的《回族民俗学》，高嵩的《回回族源考论》，李云桥等人主编的《伊斯兰教与回族研究文荟》，杨继国的《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回族文学创作论》《当代回族文学史》（合著），李树江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纲》，张迎胜、丁生俊的《回族古代文学史》，赵慧的《回族文化透视》，王锋的《当代回族文学现象研究》《中国回族科学技术史》《回族历史文化概论》等专著，是新时期以来我国首次出版的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研究书籍。在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有山东大学出版、山东省民委编辑的《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赖存理的《中国回族经济》、马寿千、赵宏庆主编的《当代回族经济掠影》；陕西科技出版社和广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回回天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苏鲁王在中国》是关于回族族源中南洋穆斯林成分的首次系统研究。从整体上对回族近现代史进行研究的，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近现代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话》等，向学术界和世界展示了回族学者的学术成就。

在回族古籍整理方面，近三十年来，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指导下，各地回族古籍工作机构始终把“抢救”放在回族古籍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工作，扎实推进保护、抢救、搜集、普查、编目等基础性工作，正确处理回族古籍保护与研究利用的关系，为传承、弘扬回族传统文化和维护民族团结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中，出现了《中国南方回族古籍丛书》《回族金石录》《清真大典》《回族典藏全书》《中国回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铭刻类）》《回族历史报刊文选》《中国回族科学技术史》等均为多省区乃至全国回族古籍整理协作的显著成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整理出版的回族古籍成果可谓丰富多彩，不仅包括书籍、报刊、谱牒、碑铭、匾额楹联、口碑资料等多方面内容，而且以影印本、标点本、校勘本、注释本、今译本、汇辑本、提要本等多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整理出版的点校、注释、翻译类成果涉及伊斯兰教经典文献、回族家谱、回族医药、回族人物与著述以及地方志书等诸多领域。例如，《醒回篇》（王希隆点校）、《朝觐途记》（纳国昌注释）、《经学系传谱》和《四典要会》（杨永昌、马继祖标注）、《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整理）、《天方大化历史》、《清真指南》、《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三者均为余振贵点校）、《天方至圣实录》（冯增烈标点）、《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丁国勇标点）、《丁鹤年诗辑注》（丁生俊编注）、《钦定兰州纪略》和《钦定石峰堡纪略》（杨怀中标点）、《冈志》（刘东声、刘盛林注释）、《焚书》和《续焚书》（夏剑钦点校）、《回回药方》（苏礼、郑怀林整理点校）等。至于整理出版的影印、辑录类成果，则更是各具特色，不胜枚举。仅以宁夏为例，陆续形成影印成果《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赛典赤家谱》以及《醒回篇》《伊斯兰》《月华》等书籍、报刊文献十余种，近年来除继续影印出版《月华》《晨熹》等报刊文献外，又出版大型回族古籍丛书《回族典藏全书》235册，对回族宗教、政史、艺文、科技四大类古籍文献共计500余种进行了系统的原版影印。与此同时，在回族古籍汇辑、提要类整理方面，还出版了诸如《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西北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报刊目录提要》《回族典藏全书提要》等一批成果。窥一斑而知全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里，回族古籍整理成果之丰硕，回族古籍整理出版作为一种全新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三

考察回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族文化和回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它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有目共睹。而且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涌现如此之多的成果。但我们不应沉浸在热烈的赞歌之中，而忘记考察“成就”的参照系统是怎样一个低水准，必须冷静地估价回族文化研究与古籍文献整理的现实及其未来走向，必须站在21世纪之巅，眺望未来，寻求超越的途径，充分利用实现超越的可能因素，在“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的同时，对回族古籍文献资源的管理体制和古籍人才的严重缺失，“救人”难在“接班人”问题，“救书”难在群众保护意识淡薄，回8族古籍文献流失严重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成果以回族产生的历史渊源、发展形成过程、主要互动规律为依托，结合回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突出回族文化结构形态、回族文化与其他族群文化的互动关系、回族古籍整理与文献检索的介绍，使人们了解回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巨大责任感及其历史性贡献，获得对回族历史文化较为系统而清晰的了解，从而达到认识回族在构建和谐社会文明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结构上，本成果分为上下两篇，共10章，内容涉及回族的族源与形成、回族“多元一体”的族群构成、回族新文化运动，回族文化的内涵、类型与特点，回族文献整理与文献检索的路径选择、方法和步骤等方面，各章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校勘学、史料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融调查、汇辑、研究为一体。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探本溯源、由表及里，全面梳理和分析了回族文化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形成过程和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