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根问底

何凡伟不是剑眉星目、英俊潇洒的男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五官平常，微胖，身材中等，拥有国字形脸庞的普通警察，是一个平凡得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人。平凡的面貌和普通的身影，让他在老百姓中间有着更好的人缘。只不过，因为当警察的时间长，又喜欢读一点书，人有一点儿气势罢了。

另外他干净，又是一身制服，佩戴的是三级警督警衔。如果不穿制服，这种人在人群中是非常普通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很难被人注意。仔细辨认，可以看出他眼角标志着阅历的鱼尾纹在浅浅地延伸，够沧桑的了，挂在嘴角的笑容，显得有些腼腆、温厚而且天真。我对这个意外的感觉从心里叫好。我想，挑选这类的警察参加重大行动，我是选对人了。我喜欢这类外表平凡，做的事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人。

我主动说：“希望你老婆能生一个大胖小子，小何。”

他笑了笑，说：“说白啦，所长，你不要再称呼我为小何了，我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就叫我老何，或者直接叫何凡伟。说白啦，生男生女都一样，有一个后代，人就活得有点意思，有点精气神，有点理由和盼头。”

我鼓励他说：“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伙子呢，没想到一晃多年就过去了，小何变成了老何。反正，我以后就叫你何凡伟好吧！你好好努力吧，如果能够生一对龙凤胎就更好了！”

“你说的话，我或许能够理解。说白啦，绝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有后代，警察也不例外，这不是什么落后的思想。这是人的本能，抛弃类似自我的东西和盼头，人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说白啦，在人生某一个时期，总得有一个自己追求的东西，这样也是有意义的。是这样的吧，所长？”

当然是的。然而，就我而言，大概仅仅意味着在寻找出工作意义上存在的东西旷日持久了，一门心思想着侦查呀，破案呀，不关心同事的家庭生活，而且，可能把自己或者同伴也拉进了那条徒劳的弯路。

“上了年纪可怕吗？”我自己问自己，也问何凡伟。

“说白啦，所长，你害怕上年纪吗？说白啦，我还没有那样的切身感受。三十多接近四十的男人这么说也许听起来有些发傻，但我总觉得人生好像刚刚才开始，有一堆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何凡伟微微一笑，接着说：“我绝不是发傻，说白啦，有可能如你所说，所长，你自己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呢。”

在基层干警察之后，我开始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善恶泾渭分明的二元世界。我不再简单地判断一个人的黑与白或者事情是对还是错，非此即彼变成了或此或彼。

在我阅读一些犯罪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在阅读侦查学原理之后，我逐渐明白，在从事警察工作之前我眼中的世界是那样单纯且天真，是那么不深刻和肤浅。更重要的是这些横蛮、简单、粗暴的世界观和逻辑思维之中隐藏着疯狂的我个人盲目的热情，也隐藏着许多的不幸与灾祸。

无论是什么人，烦恼总是如影随形，如同何凡伟一样。人的心是烦恼的根源，亦是快乐的根源，我们虽然经常跟社会的阴暗面打交道，但是，我们的脸总是向着阳光的。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同样拥有明亮的一面，也有无法向别人展示的一面，或者说，能够展示给别人看的内心的东西并不多。

我想，只要心明净了，就会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

雨停了，我觑一眼手表，差不多是接收市公安局的情报信息的时候了。

在楼顶的天棚跟何凡伟分手以后，我回到办公室，用专用对讲机询问了一下值班室的值班员，看看指挥部的调度情况。值班员回答说所有参加行动的民警继续原地待命，原计划不变。

我转身到备勤室，顺手收拾一下铺盖，接着又把备勤室的窗扇大敞四开，置换了房间里沉甸甸滞留的潮湿的空气。随后，我抬头看看窗户外面，天空仍然是淡淡的灰色，半明半暗的云头在西边翻滚。无风。

在这枯燥的待命时间里，我只好一个人待在备勤室去写我喜欢写的一些豆腐块文章。

我的同事方效一进备勤室，眼睛就盯住书桌上我的那个旧笔记本。那天，我为了换一下心情，正在备勤室的书桌上写一篇自认为很有新意的文章。具体写了什么，如今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一定是乱七八糟的情啊爱的，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货色。

方效在一旁一边整理着自己身上的枪套和弹夹，一边看着我，有点凝视我的意味。

他是从上往下看我的。

他斜着眼睛往书桌上打量，目光一闪一闪的。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他的眼光刮得有些生痛。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是对我的业余写作感兴趣，搞不清他把锐利的视线投射在书桌上到底兴趣何在。而我的书桌上乱七八糟地扔着许多废弃了的稿纸。

“所长，你前些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蛮不错的嘛，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公安作家的。”整理完枪套，检查了弹夹里的子弹，方效开口道。

“这个吗？”我愕然拿起桌上的稿纸和一份报纸。那是我前一段时间用了两个通宵写的通讯，普普通通的一篇新闻稿件，与同类型的新闻稿件相比毫无特色可言。由于我个人的文化修养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写的东西又臭又长。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所写的内容是关于刑警侦破一起三命案的通讯，由于内容稀缺，所以被报社采用了。

我一直是一个把警察作为专门职业的人，并且以此赚取工资养家糊口。这些工资收入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而我的稿费又是我和家人生活中的一种经济上的必要补充。

作为这个社会无数职业中的一种，警察也是需要赚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合情合理的谋生手段之一。可是，一旦就此刨根问底，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一名职业警察，干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我的脑袋立即会变得混乱不堪，懵懵懂懂，乱得如同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在立体式的迷宫中转悠，找不着方向，也无法理由充分地去回答问题。因为，我时常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去当职业警察呢？从心灵鸡汤的角度来讲，我应该先去做我应该做的事，再去做我喜欢的事。但是，我必须明白一个最为简单的道理：做我应该做的事让我有饭吃，做我喜欢的事让我有个念想。

我觉得，在和平年代，较之成为作家，或者从事别的什么职业，一个人干警察这一行所要解决的社会难题会更多，面临的身体和心理的挑战会更加严峻、残酷。如果警察能够将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的治安难题都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无比安宁。如此推想下去，职业警察就会有失业的危险。假如真的有了这样一种社会局面，有了社会治安彻底好转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一定会欢呼雀跃。就算警察因为这样的局面而全部失业了，没有了饭碗，我依然是乐见其成的。

不过，说到底，恐怕还是因为我既是一个业余的写作者，又是一个警察，这样的双重身份让我产生出这样的想法，产生出这样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隐隐约约的盼望。如果有机会让我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自由地、不受任何牵绊地做出选择的话，没准会觉得干写作这一行要有趣得多。但是，事实上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将警察作为我的终生职业。人的一辈子选择职业很重要，最好能够在选择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的同时，又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在那个年月，我工作的这个派出所在城乡接合部。辖区的治安状况不好，路边抢劫的案件时有发生，单身女子外出的话，很可能成为作案的目标。治安环境复杂，恶性案件频发，警力必须跟着案情走。而每一次的行动和追捕，都无法预期其结果。我们这些当警察的就一直和这种充满偶然性的生活纠缠在一起。

那天夜晚，由于一直处在等待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前夕，因此枯燥的待命时间十分难熬。我跟方效就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我说自己是一个业余的写作者，平时非常关注警察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案例，将其公之于世，也是一个普及法律常识的过程。方效便向我讲起自己极有情感色彩的身世：传奇而又艰苦的少年求学岁月、复杂的家庭和亲戚关系、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性压抑方面的苦恼，等等。

“等会儿执行的任务，难度较高，很危险，我们没有试错的机会。”我提醒他，其实也是在提醒我自己。

“从内心来说，第一次执行这种高强度任务的时候我还是很害怕的。”方效一边用一块专用的布片擦着手中的手枪，一边对我说道，“毕竟生来一直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现在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经年累月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但是，我还是没法去设想枪战发生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只能听从命令，凭着感觉去干活。”

“看来，平时的训练很重要，”我说，“当然还包括心理素质的强化训练。”

他一边擦拭手枪一边说：“训练，就是为了避免出错。在真正的实战中，我们是输不起的。所长，我还是建议带一支微型冲锋枪，这一次抓捕的嫌疑人可是一个亡命之徒。”

我同意了他的建议，让他去枪库办理手续领取一支微型冲锋枪。

就这么着，方效从那天下午开始成了我这一生中再也分不开的好朋友了。不久以前，我们一起通过了在警校常规性的、艰苦的中期训练，并且，他还跟随我一起参加了几次缉枪行动，人变得越来越成熟，逐渐成为派出所不可多得的业务骨干。

在抓捕的过程中，最要命的是守候和等待。对于参战的每一个警察而言，那个时间段是相当难熬的。如果线索断了，犯罪嫌疑人没有浮出水面，就得无穷无尽地继续等下去。只要一想到这样下去也不一定有线索，我的身体好像被撕裂成了两半，有了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坐在派出所备勤室的椅子上，我脑海里蓦然冒出这样的念头，继而又想到可能有一批人，一批刚刚犯过罪正在逃窜的人，已经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等待着我们了。

我默然无声地倾听方效有一句没一句的叙述。虽然他的语言选择并无新意，但也听不出陈腐的味道来。反过来倒也听得出是发自他的肺腑。叙述完了，他缓慢地做了一个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