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犁

西长城 作者:丰收 著


坐落天山北坡,玛纳斯河畔的石河子市,也有一尊很有名的铜雕——“军垦第一犁”。

雕像坐落在石河子市的开拓者广场。几个赤裸上身的汉子,犁绳在肩,几近匍匐于地的躯体奋力向前,拓荒者的艰辛和豪情融铸于此:“耕畜不足不发愁,八人拉犁气死牛”。

在兵团人建设的新城石河子、奎屯、阿拉尔、北屯、五家渠、图木舒克……面向社会征询城市雕塑方案,第一提案竟然全是“第一犁”。

第一犁,兵团人的图腾。

新疆大地,有多少第一犁的故事?

第一犁

1949年10月13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启程赴酒泉。这位兵团事业的创始人在遗作《忆新疆》中追记了这段历史——

我这个部队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它包括我自己,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三个团职干部,他们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和他们每人带的一个警卫员。此外,我带了杜为惠、张清臻等农林科技人员。最大的一部分,是约有三十人的一个在酒泉起义的测量队。再就是三辆大卡车和一辆吉普车的驾驶员。我们全部武装只有五支驳壳枪,四支小手枪和两支卡宾枪。我们没有和别的部队靠拢行动,而是单独行动,离前面先走的部队相隔两天路,离后面的部队也有两天路。这支小小的“袖珍”部队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境的星星峡,在千里无人烟的公路上飞驰。

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呢?

两三天前,在王震同志的司令部里,我们共同站在挂满一面墙的军用地图跟前,他用手指点着新疆的许多地区,但都指的是荒漠数百里的空旷之处,最后,他把手指停在南北疆分界处的天山咽喉焉耆、库尔勒一带。王震同志指定我迅速到达这些地方,进行查勘和做好生产准备。他说,已电告陶峙岳将军,将原新疆的农林水牧专家集中一批人,于数日后赶至焉耆与我会合。他还指示从酒泉带些技术人员去,其余怎样配备,由我来决定。

遍布天山南北的“军垦第一犁”

我到了前一天才被我军镇压了一股叛敌部队的哈密。我找来部队的负责同志问了情况,并第一次在新疆的土地上度过了甜蜜的一夜。次日清晨继续前进。我们开始了一日之间要穿过两三处村镇或县城的行程,所到之处,沿路摆着瓜果、烤饼和带咸味的奶茶,各族的男女老少,拥到我们周围,有的一手抚到胸前,有的笑里闪着泪花。他们知道自己解放了,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眼前行进。他们用好奇和感激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和蔼的脸。因为语言不通,我们用热烈握手和连呼“亚克西”(你好)“热合买提”(谢谢)来回答他们的友情。

张仲瀚率领入疆先遣队西进的路线,就是左宗棠当年出肃州舆梓亲征的路线,沿途不时有见郁郁葱葱的“左公柳”。

经鄯善、吐鲁番、托克逊,他们到了两座大山之间的一个小镇库米什。在宿营时,遇到从迪化来的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地质所长王恒升及其他农林水牧技术人员,面交了陶峙岳将军致张仲瀚的亲笔信。第二天,经和硕到达焉耆。这是一个人口不到一万的小县城,驻军是起义的一二八旅,旅长陈俊第二天上午送帖子来请张仲瀚吃饭,但张仲瀚已在清早出发到开都河南岸的荒地和南北疆山隘要道铁门关去踏勘了。

在张仲瀚前面,继续前进的是我军第四师和第五师,后面相继到达焉耆、库尔勒地区的是第六师,师部设在焉耆。

部队到达驻地的当天或第二天,就投入了挖渠、平地、积肥和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像每次打仗一样,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

这一天,谢高忠不会忘记,这一天,是他人生的一个拐点。

1949年11月,入冬后的开都河南岸空旷辽远。策马四野,极目天际。跟着师长跑了几圈,谢高忠看着虎拉山也没刚见时那么高了。

这一天,师长张仲瀚勒马虎拉山下这一片叫“哈拉毛墩”的荒原。

“你们看——”英气勃勃的师长兴奋地说,“多么大的一片土地啊!老谢,你这位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哈拉毛墩不知比南泥湾大多少倍,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来开发!”

张仲瀚点将,在谢高忠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谢高忠十五岁投身革命,自津南自卫军与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并,就跟随张仲瀚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王震司令员命令六师组织先遣队提前进疆,为大部队进疆后开展大生产做准备,张仲瀚师长点的第一个人就是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张仲瀚对他说:“你和我一起先进疆。抗战中你立过功当过英雄,现在看来再当战斗英雄的机会不多了。你也是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到新疆去,那里大得很,不知有多少个南泥湾,等着你这个大英雄施展拳脚。”

谢高忠却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九死一生打下了江山,枪林弹雨刚走出来,就要放下枪杆子,手握锄把子了?

开始几天,谢高忠一言不发,但心里却想得很多。部队驻扎的焉耆,说是一座古城,却满眼破败、荒凉的景象。出城便是荒滩,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一样摇荡起连天的白浪。他寻思着大部队抵达如何安营扎寨?

年轻的师长却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强多了吧?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的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河山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

谢高忠不知所云地哦了一声。

张仲瀚立即向他发难:“做梦?还是昨晚失眠了?嗯,是想大妹子尊夫人?”张仲瀚的玩笑如一瓢凉水灌顶,谢高忠赶忙辩白:“不是,不是。一不是做梦,也不是想老婆。我是担心这穷地方,部队一来,住无房,吃无粮。向前进连一条路也没有,这可真难呀!难得我直发愁。”

张仲瀚说:“军令在身,任何忧郁、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

第二天凌晨,他们便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了。一跳上焉耆马宽阔的马背,这些腾跃如虎的生灵好像理解骑手们的心情,一溜小跑便进入了茫茫草原。军事地图对张仲瀚来说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刻在心上。沿着开都河直奔开来渠边的哈拉毛墩,即使没有向导他也不会迷路或迷失方向。他能凭山望水判定方位,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地理坐标。谢高忠惊奇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高招,谁都知道他没有踏进过军校。

哈拉毛墩算什么地方,开来渠也不过像一条自然形成的水沟。张仲瀚给谢高忠介绍说:“别小看这地方,这里曾经是左宗棠屯兵的地方,开来渠就是他的部下开的。他懂得边塞一方土,唯屯田才能养兵安民,唯民安方有国泰,不过他的谋略终成泡影。你谢高忠就带十七团来哈拉毛墩。”

谢高忠听到师长指名道姓要他屯驻哈拉毛墩,心中委实一震,脱口惊呼出:“要我?!”

“是要你。这里除了数顶蒙古包,便是一座喇嘛庙。你就把司令部安在这里。你身后是虎拉山,左侧是开都河,南去是铁门关,凭高临险,有山、有水、有地、有关。北扼和静,东镇焉耆,南拒铁门,西边的山便是你十七团的天然后盾。只要发动同志们干起来,你谢高忠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三千棵,叫诗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亿万棵。我们要留住春风绿边疆。老谢,还有什么顾虑呢?”

“没有,没有。服从命令就是胜利。”谢高忠毫不含糊地回答张师长的询问。

二军六师谢高忠率队踏勘包头湖荒地

“吃苦是明摆着的,我和你谢高忠同战士们完全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但我们又不是农夫、牧民或和尚,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特殊的地方,即我们是负有长远使命的革命军人!你谢高忠在南泥湾是呱呱叫的人物,今日要你屯驻哈拉毛墩,你当然不会败走麦城。你能带头吃苦,战士们就无苦不吃;你同战士们一道渡难关,难关的那一侧就会是胜利与丰收。”

他的激将法用得好啊,谁心里不清楚啊,哈拉毛墩不就是个大芨芨草滩嘛。六师的底子是三五九旅,在延安就是中央警卫部队,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三五九旅和中央纵队不离左右,战斗在一个战壕。老旅长王震一声令下,军人的命运全变了。“说心里话,当时我也有些想不通。”谢高忠说。

“不是怕苦。打了十多年仗,天天枪林弹雨,死都不怕,种地那点儿苦怕个啥呢?能苦过南泥湾吗?是太留恋部队,想去国防军。”

张仲瀚这个人,没有他不懂的,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张仲瀚说,左宗棠经营新疆就是四个字:力行屯田。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又有“百里不调粮,千里不调草”的忌讳。左宗棠收复新疆深有体会,“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他要在哈密“力行屯田”。他对屯田实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听师长说着说着,谢高忠突然记起了彭老总在酒泉召见师团干部分析全国战局,特别是西北解放战争形势的时候,张仲瀚端庄地坐在位子上,目光炯炯有神,十分专注地聆听彭老总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在逐字逐句地吸收着,消化着,领悟着,像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在听彭老总的报告时,已经把棋子捏在手中转了又转。他已跨进了明天的门槛。随同这位先遣队司令进疆的人员中,除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外,还增加了一批工程勘测设计和农业技术人员。

张仲瀚讲得好:新疆这么大一片国土,你不来,我也不来,丢给谁?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你不守,我不守,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睡觉能踏实吗?

部队进驻哈拉毛墩当天,就投入开荒、挖渠、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

万事开头难,创业阶段真比南泥湾还苦。每天都要十几个小时,只有刮风下雨才休息。晚上收工回营地,一个班的战士要牵着手往回走。为什么?劳动强度太大,供给一时跟不上,缺粮,缺盐,营养不良,许多战士得了夜盲症,走着走着就迷了。

接手新疆后,彭德怀、王震面临这样一个局面:

境外势力支持的匪患、叛乱猖獗,六师师长张仲瀚率入疆先遣队到达哈密的前一天,抢劫银行、洗劫市民的国民党叛乱部队刚被火速赶到的二军五师镇压;百年动乱造成的民族隔阂亟待化解,刻不容缓;人民政权要尽快建立;“三区革命”组建的民族部队,必须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体制整编;国民党十万起义部队的整编、改造……

百结待解,百废待兴。

粮食,是所有矛盾中首先要化解的焦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部队立足、社会稳定的基础。

策划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饿死,葬身黄沙旷野之中!”

1949年岁尾,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又一次赴京,去向总理要银圆,给驻疆部队买粮吃。新疆军区成立后,甘祖昌每个月都要从北京运一趟银圆购买粮食。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年关难过。1949年年底,除西藏、台湾外,解放军已经解放了绝大部分国土。军队也激增到五百二十万人,军费开支已占到1950年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九。

近二十万驻疆部队加上政府留用人员,一年需供应十万吨粮食。

新疆军区后勤部做了一个调查:迪化近郊的农民,平均一户一把坎土曼,一把镰刀,六户有一张土犁,如此低下的生产力。口粮难以自给,哪里还能承担军粮供给?

关内调运,从兰州到哈密,运价已是粮价的七倍。

从苏联进口,最保守的估计十万吨粮也要三千万卢布外汇,新生的共和国难承其重。

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把银圆交给甘祖昌时再三说:人民解放军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

新疆军区干部大会上司令员王震说:驻守新疆,兵少了不够用,兵多了养不起,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走南泥湾的道路。

1950年1月21日,王震发布命令:

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

随着黑羽翎的红公鸡的啼鸣,刘来宝就出了家门。钟表一样准点,一年四季天天如此,除非他躺在床上动不了的日子。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边上,树木、农田、房屋、道路,就是天上的云朵朵,也都与黄沙相依相伴。立在团部广场上的进军和田纪念碑,总也是蒙着一层粗粗细细的沙粒。

老兵刘来宝,出了家门就往广场上的纪念碑跟前走。

走到这方纪念碑前,老兵们用了一生时间。

五师十五团诞生于1929年,湘鄂赣苏区。后来成为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主力,参加过秋收起义、黄麻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在云水庄战役、广灵县战役、广平县战役显神威;南泥湾大生产是英雄。而后,“南下北返”,“中原突围”。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转战西北战场。

和田解放的第五天,12月27日,十五团即挺进喀喇昆仑雪山达坂,接管边防戍守防务。

1950年初,十五团一营奉命开赴昆仑山,修建新藏公路。部队克服气候多变,山高缺氧,供给困难,提前完成三百一十公里路面铺设任务。西南军区授予十五团“解放西藏军功章”。

老兵刘来宝说,打荒造田可比行军打仗苦。几万亩庄稼地全是芨芨草滩上一坎土曼一坎土曼挖出来的。

南疆春来早。

1950年春节刚过,各个连队就按团里的规划去了紧挨着塔克拉玛干沙丘连着沙丘边的夏尔德浪——维吾尔语“黑色戈壁滩”的荒滩野地垦荒造田。

新中国的屯垦,始自南泥湾。三五九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新疆的屯垦是在芨芨草滩上用坎土曼挖出来的

年前,十五团奉命调防,有说回阿克苏师部,有说去迪化城保卫首长。两个营上车出发了,一个营打好了背包等车呢,一道紧急命令下达,十五团继续驻防和田。军令如山,上路的军车又开回营区。后来才知道,是老旅长王震的电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田局势复杂,十五团驻防和田万不能调。从此,刘来宝们的人生轨迹再没离开过这片沙土地。全是芨芨草红柳缠绕的盐碱滩,一坎土曼下去,见不着土。撑不上一天,坎土曼的刃卷了。没几天,一双双拉枪栓的手血泡叠着血泡,拿不住筷子,端不住碗。

他们的老旅长王震来了。他鼓舞大家:

你们在塔克拉玛干,不是听说了一个传说吗?大沙漠里有一个城堡,很富有,树上长的都是金苹果。不知何年刮了十天十夜黑风暴,掩埋了整座城堡。只要能找到这个城堡,遍地都是金银财宝。如果你想把它们拿走,对不起,城门就关闭了。这个大沙漠就叫“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城堡,我们人民军队找到了,也要把它还给和田人民,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城堡。

讲到这儿,老旅长停住了,两只眼睛瞪得很大,雷达一样扫过他的老兵。突然,老旅长声高嗓大地问:“有决心没有?”

“有!”

“哎呀,这就是军令啊!军人能不听令吗!”刘来宝回忆当时的情景叹道。

一个团四个月不领津贴,顿顿是盐水煮黄豆,苜蓿拌盐水,攒下钱买农具,买种子。

荒滩上砍桑树条,红柳条,削扁担,编粪筐。

“革命胜利了,不打仗了,原想着该回家种地娶老婆了,说不想家,那是假话。没让回呀!放下了枪杆子,拉起了犁绳子,一拉就是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就是扛枪打仗,开荒种地。”刘来宝说。

种子入了土,刘来宝们扎了根。

南疆受孕的土地结出果实的季节,老兵刘来宝和战友们也品尝着爱情的甜蜜。

那年三十七岁的刘来宝真是个老兵了。战友们为他着急,老战友给他介绍了驻地的维吾尔姑娘努尔莎汗,努尔莎汗是个苦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只见了刘来宝一面,十七岁的努尔莎汗就答应做他的新娘:“他是解放军!和我一样,他也是个苦命的娃娃。他是试我呢,你看一看,他哪有那么老?后来,努尔莎汗知道刘来宝真比她大了这么多,摇着头说,哎呀呀我的来宝,胡大给了你这么一张娃娃脸,还有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最后骗了我的大眼睛,你这个甘肃洋芋蛋……”

订婚礼物是一块黄底白花布料,努尔莎汗用它缝了一件嫁衣。地窝子里安了家,一个小橱柜是这个家最值钱的东西。婚后,努尔莎汗按维吾尔的礼俗,在自己名字前加上了丈夫的姓。

嫁给了屯垦戍边的军人,自己的人生就和屯垦戍边分不开了。努尔莎汗先是分到基建连,一天要打六百五十块砖坯,累得直想哭。怀孕十个月还去庄稼地里干活,降生沙棘丛中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

这之后,努尔莎汗很多年都怀不上娃娃,她很害怕给老兵刘来宝留不下个娃娃。一家河南老乡要回老家,想把不到半岁的小女儿送人,找到了努尔莎汗。

努尔莎汗不想要:“胡大眼睛长着呢,我们老头子这么好的人,胡大不给我们娃娃吗?”可是,她一看见那个瘦得皮包骨的娃娃,母爱涌上心头,抱上这个瘦弱的女孩再没放下。没两年,努尔莎汗连着生了两个女儿。都说努尔莎汗的心好,胡大又给了她两身贴心的小棉袄。

庄稼一年比一年收得多了,娃娃们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了,老兵们一年比一年老了,一眨眼的工夫,一辈子快走完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年从十五团走出去的老领导陆续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闲下来的老领导怀旧之心日重,专程来和田看望当年一起穿越沙漠的老部下。

老领导看着一个个也和自己一样雪落双鬓、满脸核桃纹的老兵,当年的挺拔英气一丁点儿也寻不见了,真是百感交集,一时老泪苍然。一起躲过了不长眼的枪子儿,一起走过了死亡之海,一搭儿躺在一棵树没有的田边地头,头对着头,树叶子卷的莫合烟你一口我一口……

老领导连问当年的老部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

老兵们左顾右盼,都说好着呢好着呢。是呀,一起扛枪打小鬼子的,一起西进新疆的,一起走过沙漠的,牺牲了多少好战友老伙计啊!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能活到今天已经是占了大便宜了,还有啥计较的?最后,还是刘来宝说,想去月亮湾看看。

当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屯垦戍边的老兵刘来宝和他的妻子努尔莎汗、小女儿刘莲花以及外孙、外孙女

老领导一脸茫然,这个月亮湾在哪里呀?

刘来宝说,当年进驻和田时,眼见沙漠边边的一湾清水,水岸上的梧桐叶子还没落完,黄艳艳的,真是美得很!只一眼,几十年再没忘记。

老兵刘来宝念叨的月亮湾,就在和田市一处林木为主的公园里,一泓形如弯月的湖面,当地维吾尔族兄弟叫“月亮湾”。

老兵们自从进驻和田,再没有走出过沙漠,没坐过火车没进过城,没去过百里外的和田。

闻之,老领导泣然。

1994年国庆节,当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驻和田还健在的十七位老兵,从他们的农场到了百十里外的和田,刘来宝终于又见了念叨了一辈子的月亮湾,然后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第一次坐火车,他们感叹火车就是个坐着能走的家嘛!从乌鲁木齐又坐火车到了早就听说的“戈壁明珠”石河子。他们去了开拓者广场,走到王震将军雕像前。步履蹒跚的老兵列队肃立,向他们的老旅长行军礼,向他们的司令员报告:“报告司令员,二军五师十五团的老战士报到,你交给我们屯垦戍边的任务,我们完成了。”最后,老兵们唱起了他们唱了一辈子的《走,跟着毛泽东走》,围观者无不动容。

他们的大部分战友没能看到今天。他们也早已不再有战场上那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了。一块块碱滩荒地成熟了粮棉,老兵亦如投身暮霭烟树后的落日,去了人世彼岸:开荒时,神枪手孙春茂被毒蜂子蜇死在荒野;副连长伍兴云夜里巡渠落水再没有回来;饲养员宋长生过度劳累猝死在牛圈里……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任三连连长、十五团整编为兵团四十七团的首任团长王二春,临终前嘱咐儿女一定要把他送回沙漠边的老家,送回战友身边,送回“三八线”。

“三八线”是四十七团的墓园。

老兵进驻和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们整天嚷嚷着要跟彭老总抗美援朝,打过“三八线”。第一位归宿在此的是打鬼子时参军的老兵周元。1955年深秋的一天,战友们打着火把在这里找见他时,他趴在地上,嘴里全是血,手中还紧紧攥着坎土曼。周元开垦的这块田,宽三百米,长八百米,巧与“三八”合拍。战友们合计,周元死在战场,就埋在战场吧。这地界儿也就叫了“三八线”。这之后,哪一个西去了,都归宿这儿。生在一起,死聚一处。老兵们又在“三八线”四周栽种了一圈防风御沙的白杨,树木成林,风拂树梢,冬去了,春来了,不寂寞。

老兵们生前一年年绿染沙海,死后也要守望家园。

新疆的八月天,直射的阳光能拔出地里最后一点儿湿气,历经沧桑的老榆树也低下了总是昂着的头。大热天里,年近六旬的司令员陶峙岳风尘仆仆往小拐赶。他是听说,小拐种的棉花开花了。到了小拐直奔棉田,老司令说:“准噶尔盆地的第一块棉花不去看看吃不下饭!”

阳光下,棉花地绿油油的,青枝绿叶间现出了一朵朵白色、黄色、粉色的花朵,很是娇艳。老司令走进棉田,十分小心地拨开棉叶,坐果的桃子有核桃大了。有一棵结了十二个棉桃!他兴奋地握住了班长马志国的手,拉他一起坐在地头的田埂上,详细询问战士们是怎样种植棉花的。

小马告诉司令员,春播时,团长交给他几斤棉花籽,让他种一块试验田,棉籽是刘师长从南疆搞来的,团长命令他们“一定要试种成功”,他们知道这些棉种来之不易,一粒一粒精心挑选。在菜地旁边,坎土曼深挖出两三亩荒地。四月下旬,像在家乡种小麦一样把棉种撒进地里,播后十多天,棉苗破土了。一株一株棉苗金贵得都不知该咋侍弄,渠水没下来,战士们一担担挑水浇了头水,肥料堆得差点儿没把棉苗烧死,舍不得间苗,又差点儿害了棉苗。

到了小拐,老司令才听说还有一块棉花地的棉花也开花了,又奔向这块棉花地。

这块棉花地一亩见方,也是枝壮叶厚绿油油的。班长彭振忠去湖北探亲,从老家带回一些棉花种,播种后都担心出不出苗,天天去地里看。结果,出了苗,还开了花。

司令员又拉着彭班长在地头坐下,要他介绍这块棉花是怎样种植的。湖北汉子彭振忠十分憨厚,开荒挖渠蛮得像个牛犊,见了司令员却手足无措,搓手挠头地憨笑了一阵儿才说:“我这块棉花地是用‘满天星’的方法种的。就是坎土曼在满地里挖上点种的坑,一个坑挨一个坑。种子和土都推到了坑里,用脚踩一踩,往后旱了就浇水,草多了就拔草。棉花开花了。”

老司令听他说完,高兴地拍着彭振忠的肩膀夸奖他:“很不错!你不光是有把子力气,还肯动脑子钻研,棉花种植大有前途也大有文章,你要继续努力啊!”

老司令却也担忧棉桃能不能成熟吐絮。彭振忠告诉司令员,“花见花,四十八”,棉花从开花到吐絮要四十八天。马志国也是这么说,到9月下旬,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战士们很有信心。

“那我们就一起等好消息!”老司令很是欣慰。

世界植棉史有“北纬44度以北不种棉”的定论。这是因为,棉花的生长期一百五十六天以上,北纬44度以北地区的无霜期一般只有一百四十六天到一百五十六天。天山北坡玛纳斯河流域正处于这一纬度带,几乎是可以种植的极限。虽然,新疆天山北坡的日照长,积温高,玛纳斯河流域却没有种植棉花的历史。

二十二兵团九军驻呼图壁时,在当地住了几辈子的老乡告诉张仲瀚:“我们也想种棉花,河南的棉花种过,山东的棉花种过,人老几辈子了,种的棉花不结桃子,结上个桃子还青着呢,霜又白花花地一片了。剥的桃子花,只能捻个灯芯芯。”

当年跟随左宗棠西征“赶大营”到了新疆,最后落户玛纳斯的天津杨柳青的商贩,在这儿住了几辈人了,他们从没有成垄论亩地种过棉花,房前屋后点种几棵,剥点儿桃子花,搓个火捻捻,最多也就是絮个棉袄棉裤。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有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为严重的困难就是缺乏足够的粮、棉,特别是棉花的不足,内地纺织工业已由于原料缺乏而停止了生产。为此,国家对新疆农业方面的要求就是,种出棉花。

于军人,国家的号召就是将令。

金秋十月,马志国班的棉花丰收,雪白的棉花堆了满满一地窝子。一算,平均一亩地收获籽棉二百一十五公斤。

彭振忠班就没有马志国班那样幸运了,棉花秆粗叶壮,满枝子的棉桃咧嘴的少,一亩地最后只收了二十多斤棉花,这二十多斤棉花的意义却与马志国班一亩二百一十五公斤的意义一样——打破了“北纬44度以北不种棉”的定论。

小拐传来喜讯的时候,石河子总场也有鼓舞人心的消息。

司令员陶峙岳、政委张仲瀚去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发现了一连副连长徐德臣在一块老菜地上种的棉花,壮实的棉株普遍有一米多高,每株都结有几十个棉桃,最多的一棵结了一百多个棉桃!像彭振忠班的棉田样,棉桃吐絮的不多,一亩最多也就是二十来斤皮棉。产量虽然很低,棉株的长势却让人看到了希望。

这是湖南战士刘学佛和他领导的棉花丰产组1953年的合影。这一年,他荣膺兵团劳动模范称号。班长刘学佛带领一班战士,用手中的坎土曼突破高纬度禁区,在北纬44度以北的玛纳斯河流域试种棉花成功。1953年在1.61亩土地上创亩产籽棉1392斤的纪录。第二年,万亩棉田亩产皮棉110.6斤。今天,玛纳河流域已是有百万亩棉田的中国陆地棉生产基地。从左至右是:杨荣生、马世明、刘学佛、胡清富、宋云涛

他们详细询问棉花的种植经过。徐德臣告诉首长,回河南探家时,带回来一些棉籽,学老家的种法,棉籽喷湿后,用麻袋盖严实,闷种,种子发芽后,点播栽种。菜地过去是个老羊圈,土质疏松,地肥,每亩栽了两千多株,长势很好,花开一片,只可惜徐德臣和战士们都没种过棉花,不懂打顶整枝技术,棉枝疯长,棉桃开不了。

听徐德臣讲着,看愣小子一样往上蹿的棉株,首长们越听越看越兴奋,天山北坡能不能种植棉花,战士们的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

1950年2月16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战士们结束了诉苦运动之后,欢天喜地地吃了顿团圆饭。大年初三是雨水节,于惠民接到师部催促先头部队出发的命令,率领七十六团的一支先遣部队,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天由景化进驻小拐,为大部队垦荒做准备。

虽说时令已届初春,但茫茫塞外还是千里冰封,朔风肆虐。先遣队经绥来、三道河子、老沙湾,折向东北。玛纳斯河沿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部边缘蜿蜒向东,一过老沙湾,河床渐宽,千年洪水冲刷而成的条条沟痕向前延伸,直插准噶尔盆地的腹地;水枯断流时,就成了干河床。小拐就在玛纳斯河下游中段。这里留下了昔日拓荒者的足迹,残垣破壁的土房和牲畜棚圈的遗址隐约可辨。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燥热的季风使水源枯竭,流沙蚕食了农田,大自然驱逐了无力抗拒灾害的拓荒者。

部队宿营的第一个夜晚,就遇到难以忍受的严寒,冻得通宵难寐。被窝里俨然冰窖,两腿不敢伸展。

过了十多天的一个夜晚,二十五师机关和师直单位、七十三团、七十四团的指战员拉着爬犁,载着背包、十五天的干粮、步枪、子弹、手榴弹及少量生产工具,分三批先后离开迪化城里的老满城,踏上茫茫雪原。

三月的北疆,中午积雪融化,道路泥泞难走,入夜温度骤降,冰封雪凝。部队便利用冰雪路滑,拉着爬犁夜行昼宿。渴了,抓把雪;饿了,啃一口冻硬的干粮;累了,背靠背坐在爬犁上打个盹。

3月5日、6日遇到寒流,西北风呼啸,卷着雪花,迎头劈面扑来。战士们屏息顶风冒雪前进,鼻子、耳朵、手、脚都冻麻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春,于惠民率七十六团垦荒先遣队离开了迪化城里的老满城,一路向西,向西。

于惠民知道,迈出老满城大营房这一天,“当兵吃粮”的老皇历就翻过去了。要在西边的西边,开荒种田,自己种自己吃。这一天扬扬洒洒地飞着鹅毛大雪。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于惠民禁不住又回头望了望破败的老满城。

老满城,迪化城西八里许,妖魔山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城,名巩宁。始为满营官兵驻扎,日久,“巩宁”渐无人记得,“老满城”却叫出了地名。老满城是清政府辖统新疆的军事重地,迪化行政中心,镇迪道、迪化直隶州治所均设于此,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府。同治三年(1864年),西北回民起义军攻陷巩宁。盛世才统治时重新修整为兵营。1949年9月前,为马呈祥屯兵之所。

于惠民的先遣队要去的地方叫小拐,随后的大部队要去大拐、中拐、小拐,它们地处玛纳斯河下游,准噶尔盆地南缘。

源出天山的玛纳斯河一路北行,在投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前,欲走还留三回头。一条河难舍的乡愁,造就了“大拐”、“中拐”、“小拐”。有了一方水土就渐渐有了人家。逐水草而居的蒙古准噶尔部游牧准噶尔盆地。小拐北,玛纳斯湖南,有条宽丈许,长百里的引水渠,当地叫“唐皇渠”。是唐代开掘的灌溉渠系,以供屯田所需。唐皇渠西岸绿树成荫,有佛寺遗址。清代小拐置县制,设“唐朝驿”,是绥来(玛纳斯)县境靖远驿为起始的驿道第七驿,北通阿尔泰,西通伊犁、塔尔巴哈台。

玛纳斯河两岸可见屯田遗迹。顶梁托柱的县衙,至今尚为兵团农工居住。十月革命前后,跨越中俄边境而来的俄罗斯人在小拐和毗邻小拐的“炮台”聚而成庄。国民党部队也曾屯驻于此,留有多处残墙断垣和炮台地名。

解放军第二十五师进驻时,炮台还可见炮楼,炮楼墙壁多有弹痕,想来是“三区革命”留下的记忆。炮台街面上的寺庙还算完好,只是不见了僧人。寺内大钟被正缺开荒工具的军人化铁铸犁。

三月的风轻拂原野,残雪已难禁大地的激情。化钟锻铸的坎土曼大大提升了垦荒部队的士气。

1950年部队在小拐开荒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一亩六,两亩六,坎土曼开荒气死牛。可见坎土曼的重要。

有一天,从团部领回一些坎土曼,许多战士没有用过,一看便摇头而去。只有机炮连二排五班班长郭景美粗中有细。他仔细地看了以后,先拿了一把到地里挖了几下,心里说:中!他回去把全班同志叫去每人领了一把。他们把坎土曼磨得亮亮的,把坎土曼把子刮得光光的,整整齐齐地和枪架在一起,光彩夺目。

经过紧张的筹划,机炮连的开荒开始了。工地就像战场,一班一排地一字形摆开。所有工具齐上阵,小圆锹、大圆锹、坎土曼,还有“二牛抬杠”,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天,用坎土曼的郭景美班就把那些大圆锹、小圆锹、“二牛抬杠”,远远地扔在后边。当天的战况,郭景美班的成绩是全连其他班的总和,光郭景美自己就挖了半亩。晚上开点名会,指导员大大赞扬了郭景美班。

第二天,库房里的坎土曼被一抢而空。

机炮连坎土曼开荒大获全胜,全连参加八十人,开荒四十八亩,人均开荒六分;五班人均开荒八分,郭景美突破一亩大关。

消息传到营部,教导员梁渐和同志号召全营学习郭景美班。那时部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干部白天和战士同劳动,晚上给战士送茶送水,政工干部晚上起来给战士盖被子。战士对领导一百个拥护,只要领导一声令下,再苦再累也不怕,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全连一致推选郭景美班为代表,去向营党委请战,向全营挑战,条件是每人每天开荒一亩,连战三天,就这样,一个坎土曼开荒大会战在二营展开了。

郭景美不算高,中等个,膀宽腰圆,四方脸黑里透红,说话有点小结巴,是个典型的河南棒子老犟头,再加上诉苦运动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坎土曼在他的大手里,真有点像黑旋风李逵耍大板斧。可这几天,他睡不好觉,感到压力很大。他先是怕五班落后,现在又怕全连落后。他的两手打满了血泡,血泡破了,染红了坎土曼把子,收工后他悄悄地把血擦去,恐怕战友们发现。劳动强度大,生活跟不上,人也瘦多了。这天晚上他躺下,浑身像散了架,翻来覆去,疼痛难忍。干脆起来。他悄悄地到铁工房给同志们磨坎土曼去。这时他才发现战士们的坎土曼把子上也被血染得红一块,黑一块呀!他明白了,难怪有的同志吃饭时拿着的馒头掉在地上,端一碗面条倒在脚上。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不也是硬邦邦的连筷子也拿不住吗?这么苦这么累,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郭景美这个汉子两眼湿润了,他用手擦了一把泪,拿起坎土曼霍霍地磨起来,迸发的火星儿和金石相砺的声音划破静静的夜。

三天的大会战推进了二营的开荒进程,开荒近千亩,郭景美最高的一天挖了两亩三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火红的年代英雄辈出。六连的李大兴一天最高挖了两亩六分,出席了兵团劳模大会,郭景美出席了师劳模大会。

三天的大会战,点燃了拓荒岁月的第一把火。此后,战士们与坎土曼为伴,面向黄土背朝天,早迎旭日东升,晚送夕阳落山,即使在断粮的七天七夜,坎土曼的响声也从未间断。小拐,这沉睡的荒原醒来了,第一年献出的粮食就使全团自给有余了。

冬季,郭景美被团里选送到兵团第一期拖拉机训练班学习。战友们赠送他一件礼物,就是他曾用过的那把坎土曼,希望他开上铁牛也不要忘记同患难共战斗的坎土曼。

拓荒岁月,生产遇到的困难很大,生活的艰苦也是难以想象的。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劳作几乎是超极限的,支撑肌体的是盐水煮麦粒。

最早屯驻小拐的杨新三说:“从渤海湾一路走到新疆,枪林弹雨,翻山越岭,不是风就是雪,苦不苦?真是苦。要说苦,还都没有开荒建场苦。”

杨新三时任七十四团营教导员,最让他犯愁的是部队断粮,最烦心是蚊虫的骚扰。

玛纳斯河解冻,洪水泛滥,大地泛浆,冻土化稀泥。道路断绝,小拐、大拐成了孤岛。部队带来的粮食快吃完了,外边的粮食运不进来,人粮马料均无着落。战士们的口粮每天每人由十八两麦子减至一斤,再由一斤减到半斤,后来只能分到四两原粮。没有盐,把仅有的一桶咸菜一次切一点,煮在糊糊里。七十四团三营在大拐断粮整整四十天。挖地的战士饿急了,趴在渠上喝冷水。四月中旬,到播种季节,粮食不仅供应不上,种子又成难题。三营战士挖来刚发芽的野菜根和麦粒煮在一起吃,从口粮里省出麦种。有的连队宁肯挨饿,把土豆省下来做种子。全团几乎断炊。副食品尤缺,简直到了三月不知菜味的地步。至于油盐,那就更提不上了。

玛纳斯河拐出的河湾,沼泽遍布,水洼连片。白天,蝗虫多得遮天蔽日。太阳一落山,蚊子黑压压一片能咬死人,叫声跟敲锣样。蚊子咬死牛马一点儿也不稀罕。泉水地有头大耕牛,卸犁后放开没有归圈,第二天在一片泥沼找到这头牛时,已被蚊子叮咬得浑身全是血痂,从泥沼里弄回圈,当天晚上就死了。部队刚进驻小拐,几匹军马膘肥体壮,一个夏天过去,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被叮咬得血肉模糊,化脓感染,没熬过秋天就死了。

班长彭振忠去河里放运搭建营房的木料,木筏子到龙口时,水大流急,他跳上岸,情急中忘了拿脱在木排上的衣服,裸露着上身往营房赶,成团的蚊虫追着他咬。起先,他两手各拿一束芦苇扑打,却是越打越多。无奈,就放开步子往营房跑,也就是十多里路,跑回营房已全身是血,脸也肿得像个发面馒头。

为对付蚊子叮咬,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青蒿草烟熏,戴上只露两只眼的头罩,像养蜂人戴的面罩。但是,青蒿草不能漫天地燃;头罩戴了,一出汗,衣服贴了身,蚊子又叮上了。后来,战士们往身上糊泥。这个办法最有效,蚊子叮不透了。于是,上工先糊泥,收工跳水渠里洗净泥回营房。

三伏天,王震将军去小拐。军用吉普正停在田边,突然从玉米地里蹿出一群泥人,泥人们奔向将军:欢迎司令员!王震迎向泥人,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糊着泥巴的脸、胳膊、腿,说,你们这一身泥铠甲是防蚊虫吧?战士们齐声回答,是,司令员。王震动情地说,你们辛苦了……

新中国屯垦大业的奠基人张仲瀚对铸剑为犁的艰难、持久,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断言:“我们进行的千秋大业,要付出比战争更大的坚韧。”

漠风肆虐。春姑娘给戈壁点缀的几星绿色,又被无情地抹去了。

风中走来一队军人。1950年3月19日生产誓师大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部队沿天山支脉秋力塔格山西行,部队要去包头湖安营扎寨。

包头湖,吾瓦地面儿上一处苇草杂生的水沟湿地。吾瓦,秋力塔格南麓山洪冲积扇,维吾尔语“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这支启程渤海湾的队伍,走得可真够远的。

三五九旅自1945年南下出征,经南下北返,中原突围,连续作战,损耗很大。南下时,七一九团指战员千余众,回到延安时已不足二百……中央采纳王震建议,从三五九旅抽调三百多名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由张仲瀚率领,到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山东渤海地区组建一个旅,再返回西北参战。任弼时给华东局前委书记陈毅写了亲笔信。陈毅对这支部队的组建特别关心,委托张爱萍负责组建,并批准华东军区一个两百多人的学员队调配为部队骨干。

一万三千多青年学生和翻身农民,站在了“华东渤海教导旅”军旗下,陈毅登高一呼:“山东自古出好汉,你们都是山东的好汉!”台下欢呼。1947年9月,渤海教导旅奉命西进。部队经德州出山东,过邯鄣走武安,进入太行山区。10月,整编入西北野战军,序列六旅十八团。

1949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师十八团抵达古城焉耆,与师长张仲瀚率领的入疆先遣队会师。

兵团首届积极分子大会合影留念

部队过酒泉时,队列里跳出一个英俊壮实的小伙子,他拾起路边一块炮弹皮,悄悄打进背包。这个中原农民的儿子叫方喜成,他在酒泉听了司令员王震进军新疆的动员后,记住了“屯垦戍边”,知道一个战士要干什么。在老家他就和爹一起种地,这块分量不轻的炮弹皮,和他一起晓行夜宿到了新疆。

部队屯驻吾瓦,大生产开始了。方喜成用这块炮弹皮打制了一把又大又重的坎土曼,这块留有方喜成体温的炮弹皮知恩图报,帮着它的主人创造了草泥滩一天开荒三亩三的纪录,它的主人成为部队垦荒初期名震三军的“坎土曼大王”。

战友们对大王方喜成还不那么服气,说他立功全仗了他的坎土曼。他们服宋献银。宋献银种一年粮能吃十二年!宋献银还是战斗英雄。

1948年11月26日,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两个团和三纵队一个团把国民党七十六军堵在了永丰镇城寨。永丰镇不大,东西六百多公尺,南北四百多公尺的小城寨,城墙却高,城外有几米高的城壕。

这三张照片大致能概括宋献银的一生。“坎土曼大王”宋献银,因为一天开荒三亩受奖,奖品是一把坎土曼,还是开荒。他说:“开荒比打仗苦,苦得多。”

总攻是拂晓开始的。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十八团一营指战员穿过枪林弹雨,越过三百米开阔地,冲破被炸开的城墙豁口。宋献银冲进了敌军一个暗堡,一声“缴枪不杀”!暗堡里六个敌兵惊得愣了神。宋献银取下来一挺歪把子机枪的梭子,卸下三支步枪枪栓后,也才愣过神来,暗堡里只有他和六个国民党的兵!他和连队已经失去了联系。天亮后,炮声枪声渐渐停了,宋献银押着六个俘虏,带着三支步枪一挺机枪归队。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和他。他们连也只剩二十多人……战友身上流出的血还是热的。

巨大牺牲的回报——全歼敌七十六军,活捉军长李日基。

特等功。战斗英雄。入党。提升班长。宋献银什么都不要,他觉着什么都受之有愧。“我还活着,我的战友牺牲了。死了,多年轻啊!”他棉衣背后腰正中被弹片炸了一个洞,只剩下一层里子就啃着肉了,棉的柔克了弹片的刚,给了他一次幸运。

以后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么,他都不觉苦。

屯垦吾瓦,宋献银带着一个班十二个战士,一人一天垦荒两亩半,一天三十多亩啊!从满天星干到一夜天光。最多,他一天开出了三亩地!一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亩,种的粮食够吃十二年,成了劳动模范。奖品是一把用来刨地的坎土曼。

大家也服了方喜成,他带领的水稻小组四十亩地亩产水稻422.5公斤,得了国家农业部的银质奖章。

感谢维吾尔兄弟的坎土曼。

拓荒之初,更多的农田是用坎土曼开垦出来的

老兵们对坎土曼有着特殊感情,在他们眼里,坎土曼已经人格化了,是战友,战马。拓荒之初,老兵人手一把自己打制的坎土曼。

坎土曼历史悠久。克孜尔壁画就绘有坎土曼。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西域农耕已经广泛使用坎土曼,说不定,克孜尔千佛洞一个个佛窟就是坎土曼挖掘的。

石河子军垦博物馆收藏有大小不一,式样大同小异的坎土曼。其中一把特别引人注目,这把坎土曼比常见的坎土曼大出几乎一倍,残存部分直径仍有三十六厘米。这种大号坎土曼,是量体裁衣为大力士们打造的。

1999年,这把大号坎土曼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水,荒原的天命啊。

1950年春十八团团长于侠,政委黄云卿,还有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随王震将军同行。维吾尔老人玉素甫是将军的向导。第一天跑得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星空帐,沙地床,喝着葫芦里带的泉水,吃着篝火烤热的馕。

火光中,玉素甫老人拨动了都他尔琴,古歌从胸腔流出——

看见了白碱黄沙

想起了英雄玛洛珈

只说她一去不返

只见野麻花

……

这是流传在吾瓦的一支维吾尔民歌。相传很早以前,孔雀河流过吾瓦,村落桑榆遮荫,农田稻麦飘香,后来孔雀河改道,绿洲变成了一片焦渴的土地。美丽的姑娘玛洛珈,只身走进塔里木深处探寻水源。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人们望眼欲穿,盼望玛洛珈能和涓涓流水一起归来。

每到五月,塔克拉玛干遍地罗布麻花,丛丛簇簇的花朵如霞似火经久不衰,人们说,那是玛洛珈为后人留下的标记。

我们一定要引来孔雀河水,造福我们的人民!

又一个星光洒银的夜晚。吾瓦东南的大墩子,经文学校摇曳的烛光下,局部放大的新疆地形图。

讨论持久而热烈。王震终于拿起了红蓝铅笔,阳焕生、于侠一人一边抚平了新疆地形图。从铁门关峡谷出口处的艾乃孜,到库尔楚,划出了一道粗粗的红线——六十二公里长的十八团大渠。

水,荒原的命脉。“只要有了水,我们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引孔雀河水入吾瓦荒原的渠,王震将军定名为“十八团渠”。1951年5月15日,为这条以部队番号命名的大渠剪彩放水后,一身戎装的将军孩子样跳进渠水中,高声喊着:“同志们,下来吧,把辛苦的汗水洗掉吧!”

1950年8月,二军六师各路人马汇集大墩子。司令员王震令:1951年5月1日开闸通水,我来剪彩、庆功!

“王震说了,翻过年‘五一’放水,放水我来剪彩。这就等于给十八团立军令状嘛。我们连上了一百零八个战士……”

就为了王震这个军令状,年方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赵自力连长,率领一百零八个战士上阵,赵连长夸口,《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个个身怀绝技,机枪连一百单八将个个英雄好汉!连长举旗,班排长向前,擂台竞赛夺红旗。

“那时候战士们争荣誉啊,晚上偷偷跑到工地上继续干,天不亮又往工地跑。那时候起床,出工还是吹起床号,号声响起人早走光了。整整一个冬天战士都穿着衬衣干活儿。从山上往下背石头,砌渠帮子,一天能背六趟。六趟算下来就是三十多公里,身体好的要背到八趟。军鞋不耐穿,一双鞋子,戈壁上十多天就没有底子了,脚上的茧子厚得刀子都削不动。一个月下来,十字镐磨成个小榔头了,坎土曼只剩下个月牙牙,全磨掉了。

“那时候生活相当艰难。王震冬天来工地,去四连炊事班,伙食不好,又看到战士那样艰苦,他心疼他的老兵,训了团长、营长:你们不能光是喊加油,加油,还要把伙食搞好呀!挖渠强度这样大,吃不好怎么完成任务?年轻小伙子吃不饱就没有劲,战士身体亏了是部队最大的损失。团里要想办法多买牛买羊,天天要有肉,放开肚皮吃。当时,人家老乡不认军队的钱,要光洋呢!王震到迪化就给团里拨了好些光洋,买羊买牛。口粮按野战部队定量,‘干不干二斤半’,管饱。”赵自力回忆说。

翻过年的“五一”,老旅长果真来了。他坐苏联的小飞机来的,库尔勒还没有飞机场,飞机就落在戈壁滩上,离大渠工地不远。十八团一营、二营、三营,来了两千多人。新疆的老乡来得也多,大墩子、库尔勒乡,还有骑毛驴骑马从焉耆来的,像赶巴扎样热闹。放水典礼前先开庆功会,王震在简易台上讲自豪感,说十八团渠是新疆第一条现代化的引水渠,这是为人民立新功。十八团打仗是英雄,生产当模范,我给你们庆功!大家使劲地鼓掌。

而后,老旅长剪彩开闸放水。他很高兴,一下跳到水里去,叫战士们也下水,说洗去辛苦的汗水。战士、老乡纷纷往水渠里跳。

自此,源出博斯腾湖的孔雀河,在铁门关峡谷南口艾乃孜分身十八团渠,追寻玛洛珈的足迹,流经上户乡、大墩子、吾瓦,直到三十团所在的双丰镇。

挨过漫长的冬日,春天终于来了。

战士们汗水浇灌的土地不见春的勃兴、萌动。瘌痢头样的麦地里,稀稀拉拉的麦苗苟延残喘着,如果老天碰巧在播种期落几滴泪,雨后板结成壳的盐碱地就毫不费力地彻底击溃了军人的无畏——成片成片的地里不见一棵庄稼苗。

这是吾瓦的真实。

几乎看不见青苗的田边站着一群肩头裸露的汉子。他们被碱尘蜇红了的眼眶里滚动着屈辱的泪水。春日潇洒的阳光下,盐碱壳喷射着不屑一顾的冷光,傲然讥讽着流着泪的汉子们。那个把炮弹皮打进背包,迢迢万里背到古城焉耆打成一把又重又大的坎土曼,创造了草泥滩地日开荒三亩三的“坎土曼大王”方喜成哭出了声。

荒原不相信眼泪。

1956年春,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来吾瓦考察。排长王正模在二支渠挖了一个剖面坑。柯夫达下到地坑里,以科学家的严谨,用小刀一层一层取样,不时用舌头舔着,眉头渐渐皱成了疙瘩。土壤成分报告单出来了,柯夫达对他的中国朋友说,这种土壤,在苏联就不种了。学者柯夫达有科学根据,土壤学理论指数,可耕地一米土层里盐碱含量最高极限值是1.5%,而吾瓦为3%-5%,最高值达10%。其实,大可不必折磨可怜的舌头了。眼前的景象一目了然,大片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壳,人走上去咔咔响。阳光下,白得发蓝的碱壳刺得测量人员的眼睛红肿。

处女地也曾敞开温柔的胸怀接纳了军人的热烈粗犷。大水漫灌洗盐压碱,这时的地下水位深五至七米,盐碱容易洗淋,土壤淡化了,第一季收获带来了彻夜狂欢。无奈好景不长。战士们还陶醉在小麦亩产四百斤的喜悦中,地下水位很快上升到了一二米,高水位的强烈返盐,使短期复洗盐碱收效甚微,有些地块已经是有种无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军人们镢头刨坎土曼挖“二牛抬杠”胼手胝足汗珠子摔八瓣开垦出的一百零一万亩耕地,撂荒二十五万亩,还在耕种的土地,碱害面积高达20%到40%,粮食单产只有七十六斤,收的粮食抵不够种子。“头年丰收,二年歉收,三年变成秃子头,四年把种丢”,1960年就亏损一百七十六万元。一片片在骄阳刺激下,寒光傲然的盐碱把军人的一个又一个丰收梦剥蚀得支离破碎。

这些个五尺男儿军中豪杰,坐在秃了头的田边,抽泣哽咽号啕:“这他妈是撵我们走啊!”

还得挺起男人的头颅军人的脊梁。

吾瓦的绿色革命,开始于五连试种的三百五十亩水稻。

最初谁也不会想到这戈壁荒原能够种水稻。都是北方人,又都是穷得过不下去才出来闹革命的人,想的只是他们自小吃惯了的谷子、糜子,能种麦,那已经是美事了。

听说五连想种水稻,技术人员反对。湖南参军的大姑娘来后,熬不住没有大米的日子,央告见了姑娘就青春焕发的小伙子们种点水稻,结果是伤了姑娘的心,稻子一亩只收了十几二十斤,地却种得水位上升白花花一片碱。团党委下文:好地不准种水稻,要种就在撂荒地上种。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地本来就被碱得一块块丢,再雪上加霜种水稻,把这点好地再整光,人还往哪去啊?技术员有根据,土壤盐碱含量大,地下水位又升得这样高,水稻用水多,不翻碱才怪!

被盐碱逼得无路可走的人们,偷偷又播下了稻种。实在没有想到,三百五十亩水稻亩产三百多斤!

命运的转折和突破,竟然源于两条废渠——水稻地边有两条废渠。稻田灌进水,废渠里开始渗出汩汩一股细流,尝尝,水涩苦。测定,地里的盐碱洗到了水里。

人上下通气不得病,地上下通气长庄稼。十年艰苦卓绝的实践得出的是这样一个不无戏谑的结论。

第二年,五连的三百亩水稻,又获丰收,亩产冲破了千斤;良种试验站种的三百亩,单产九百斤,一下轰动了!

汉子们明白了,酷虐厚重的西部中国荒原,只能在熟知顺应给予后获取,而任何一点哪怕最微小的鲁莽,也只能招致失败乃至被抛弃。汉子们不得不回过头,以十倍于前的热情——不管你是心底奔涌的激情还是挤出的笑脸——补偿往昔的亏欠。

从一千零八十二公里长、四米深的排碱渠里挖出的土方,可以砌筑成一条高一米宽一米,从帕米尔高原一路逶迤铺到东海岸的大堤。

上口宽二十八米,下口宽十米,深四米的排碱渠,需要一锹倒一锹地四次接力后,才能把一锹泥从渠底翻到渠上。

农活一环扣一环。割完水稻摘完棉花,庄稼人本该喘口气了,却要抢在封冻前多挖几条排碱渠。最是南疆十一月要冻不实的苦日子,挖下去几十厘米就见水,冰碴子明晃晃地在碱泥里插着,公家那时还没钱给他们买一双雨靴,只好委屈小伙子们自嘲双脚为“穿不烂磨不透”的“皮鞋”。

“咬着牙踩进带着冰碴子的碱泥窝窝里,就不想再挪开了。冻泥暖化了,温乎乎的。再挪一步,又是冰碴子,刺进双脚碱裂了冻裂了的伤口里,又是刺骨透心的痛。山东、湖南来的姑娘,脸上挂着笑眼窝里噙着泪。”给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挖剖面坑的排长王正模难忘挖排碱渠的体验。

挖排碱渠真比挖十八团渠还难。十八团渠一年不到挖成了,排碱渠是年年挖,每年冬天挖,一挖二十五年哪!哪个战士的双腿不被盐碱蚀得肿得发亮?

赵自力是吾瓦变迁的见证人。

太苦太累,偷偷地搞点“物质刺激”吧,极限付出的生命需要点色彩和营养。那时搞红旗竞赛,一面面红旗竖在一列列方阵前,寒风中猎猎作响——

一等奖:团奖给连队一口猪。

二等奖:团奖给连队一只羊。

“分到一个个碗里顶多一小块肉疙瘩,那个年月,有肉味就行了。”赵自力说。

没有仰仗苍天,也不屈服命运,就靠一双龟裂的手,和盐碱争夺这块立足之地。军人们付出了太过沉重的代价。十年、一百年,时间越久历史越长才越明白,他们的牺牲太大太大,他们的给予太多太多。

“上下通气长庄稼”的伟大发现以后,智慧渐长的军人们又细心地把垦荒初期苏联老大哥规划的1500米×1000米的大条田一划为四,改为利灌利排的小条田;又把新疆特有的高级滋补品紫花苜蓿,绿茸茸地披在了处女地的身上。

苍凉遒劲广袤的深层蕴藏着柔情万种,昔日荒原吾瓦温柔得如六月的草原,以虽然还不丰满却温柔多情的胸怀,给军人们孕育一季又一季丰硕的果实。

有了水就有了一切,可这一切又来得多么不容易。兵团农场,大都有这样一个艰辛又曲折的过程。

只要去过南疆重镇库尔勒,就难忘她的美丽。穿城而过的孔雀河,给了边城无限灵动。

一处青松翠柏环绕、花红点染的水岸边,耸立着一十八米高的纪念碑。红褐色花岗岩底座高十二米。底座上肩负钢枪、手握坎土曼的解放军铜像高六米。

这就是以解放军部队番号命名的十八团渠纪念碑。

水,生命之源。

亿万年前,人称西域的这片新土还是汪洋大海。亿万年前,地球的“华西力”运动地壳骤变,造就了新疆“三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夹“两盆”——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地貌构架。高山屏障阻隔了来自印度洋的湿气流,这里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内陆、是地球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大自然以它无与伦比的神功,点化了一架苍莽,一脉阳刚——天山。天赐之山崛起中亚冉冉东来,接阴山引祁连逶迤五千里。天山之于新疆如黄河之于中原,是父亲,也是母亲。

荒原的哪一次苏醒,绿洲的哪一次律动,不是它生命阳刚的磅礴?

如果说,遍布天山南北的河流是西域文明的摇篮,是新疆大地的母亲,这个母亲的脾性儿实在是暴戾了些。她们因雄性的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对她们冷暖不一而喜怒无常。夏天,雄性的大山情欲蓬勃,她们也似脱缰的野马;入冬,冰雪封山,她们也流断情绝。

她们滋养出一方方文明,又随意地抛弃一块块绿洲。楼兰、尼雅、伊循……几多盛极一时的繁华之地,被遗弃为废墟。

维吾尔族民谚:有水就有地。

新疆,水的传说很多。一方百姓一个版本,古往今来,口口相传。

中国这块最大的疆域,兴修水利,规导水的行为,是避免重蹈厄运的唯一途径。

乌鲁木齐也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水流——和平渠。

和平渠,和平将军张治中起的名。说起来,这条渠1942年就开始修建了,要引老龙河的水浇灌迪化城北郊的菜地。却一直通不了水。1946年秋,主政国民党西北行辕的张治中任命王信文为国民党西北行辕军垦处少将处长,屯驻迪化西北的青格达湖,这条渠复又修筑。

其时,正值“三区革命”爆发,张将军衔命调停处置,这条渠也就赋予了和平使命。

1949年底,六军十七师接手青格达湖垦务,欲扩大垦区,解决部队吃粮问题,灌溉用水是首要,和平渠又一次整修扩建。

没有水泥,只有采用片石干砌技术。工程师樊宝兰受命设计修筑方案。算出来的数据让他自己也大吃一惊:需片石七千立方。一立方一千五百公斤,七千立方,一百辆汽车拉运一个月。工程师自嘲“马歇尔计划”,别说汽车,毛驴车也凑不够啊!

耕畜不足不发愁,八人拉犁气死牛。在石河子、奎屯、阿拉尔……在天山南北每一片荒原,都有“第一犁”的故事

将军们笑了。王震说,我们没有汽车,拖拉机嘛有的是。工程师樊宝兰一脸疑惑。陶峙岳幽默,比拖拉机还要好,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没得比!不信?五天以后你看。

五天后,1950年2月21日。

三甬碑到安宁渠,几十公里路上,五六千人组成的爬犁子长龙阵轰动了迪化城。

那时间,新疆雪大,一入冬下了雪,家家户户都用爬犁子拉煤,拉冰。爬犁子拉片石,司令员是受了老乡的启发。“老天帮我们,那年雪大,从没见过那么厚的雪,太阳一晒,结一层冰壳子,溜溜滑。”战士们去仓房沟砍榆树,拆盛世才建的牢房,找钢筋铁棍,做爬犁子。全军总动员!一人拉一个爬犁子,一个爬犁子一面小红旗,从三甬碑到安宁渠,几十公里路上排成了爬犁子阵,场面壮观得很。

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年龄不小了,也拉着爬犁子。司令员、王季青两口子都在队伍中,一人拉一个爬犁子。

“拉到地窝堡我们停下休息,看见司令员弯着腰还在那儿使劲拉,羊肚子毛巾在脖子上围着,满头大汗。我们跑上前帮他拉。司令员拍拍我的头说,天气太冷了,不要冻坏了。问我们,带酒了没有?有没有带酒的,大家让一让,喝一口酒身上就热了。要学会休息,回来放空时,步伐和呼吸一致,就会缓过劲儿来。”樊宝兰还记得那温暖的场景。

早起的老百姓推开门,街面上全是拉石头的爬犁子!他们哪里见过这阵势。噢哟!当兵的拉石头修渠呢?不敢相信。噢哟!司令员也拉石头?盘古开天地了——头一回嘛!

真是万人空巷。

从三甬碑拉到西大桥,往返十多公里路,每天五点起床,拉一趟再吃早饭,一天能拉四趟。以后越拉越远,最北到了五家渠,往返一趟七八十公里。为了赶在化雪前修好渠,开展劳动竞赛,放空的时候,战士都一路小跑。饭顾不上吃,怀里揣两个冷馒头,饿了一边走一边啃冷馒头。

“那时候老百姓真好,维族老大妈提着茶壶站在路边给战士送茶。卖馕的维族大伯不要战士的钱,战士只好放下钱就跑。人家后面大声喊,不是说一家人嘛,一家人不吃一家人的东西?几个卖馕的老汉商定,拉石头的解放军,两个馕的钱买三个馕,真感动人。”樊宝兰叹道。

后来,迪化的机关、学校、市民都行动了,郊区的农民也赶着毛驴车,“六根棍”帮助部队拉石头。石头很快拉够了。

拉石头修和平渠时,新疆军区通讯团的小战士谢冰茹不满二十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谢冰茹前辈从新疆兵团农四师司法处处长岗位离休。

六军十七师的王佩荣,是最早一批进疆的湖南女兵,她比谢冰茹还要小,只有十五岁。回顾往事,她说,最记得真的就是修和平渠拉石头:

“记的是正月初五,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委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几千人的爬犁大军拉片石,我们在迪化城穿街过巷,浩浩荡荡的队伍好像游动的长龙。迪化全城轰动了,市民从没见过这样奇特的场面,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参加到我们的队列中。”

十五岁的王佩荣和另外两名女兵拉的片石有千斤重,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四点钟起床,大家都是争先恐后,拉到半路想休息一下。一停下,身上汗水结冰,爬犁也粘在冰上难拉动。再累也不敢歇了。和平渠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有一百多里远。路上遇见王司令员,问她们:“冷不冷啊?”她们说:“司令员说反话呀,我们一路汗湿衣,没有偷懒。”司令员说:“有人说新疆又远又冷,鼻子冻掉了,耳朵冻掉了,我看一看,你们的耳朵冻掉没有?鼻子冻掉没有?噢,都还在。湖南女兵,个个是英雄。”听王司令夸奖,她们好开心。“那个年代,人人争先进,个个都想当英雄。”

不到三个月,十七师拉了一千六百多方片石,完成了任务。

新疆东大门哈密垦区开发,是从哈密南的火石泉开始的。辽阔的火石泉荒原足可以开发两个大型机械化农场。

还是水。开发火石泉,首先要从天山脚下修一条近百里的引水渠,天山雪水才能给火石泉生命之绿。

没有水泥,还是采用片石干砌技术。石头要去天山峡谷石城子采。采石任务给了战争年代敢打硬仗的英雄营——四十七团二营。

天山峡谷石城子,崖悬壁陡,谷底水深流急。战士们腰系绳索,悬吊崖壁上打眼放炮。排长姚炳云战争年代就是名闻全军的爆破英雄,不知端了敌人多少碉堡,战功赫赫。天山采石,他又一次大显身手,攀悬崖,爬峭壁,选炮眼,想方设法提高采石效率。为了节省紧缺的雷管、导火线,姚炳云创造了“连环爆破法”:借助山石震动,一只雷管引爆五六个炮眼,从一炮只能取半方石料提高到一炮能采四五方石料。

修渠工地背石头,“再来一块!”

战士王德创造了“拉山爆破法”:利用山崖走脉,散打线状炮眼,一次排炮就拉下半个山头。引水渠一天天向前延伸,荒原变绿洲的梦想就要变为现实。王德又一次攀山取石时,与崩裂的山石坠入深深的峡谷……

这条给予火石泉生命绿色的渠,命名“红星渠”——战争年代,这支英雄部队的英名,王德的英灵随红星渠长长的水流久久流淌。

1951年6月,六军军长罗元发专程去了红星渠工地。山南戈壁,骄阳流火,两千多修渠官兵赤裸上身,一条裤衩,黝黑的皮肤阳光里闪着光芒。

战士们向他报告:“军长,只要渠成水通,火石泉千里荒原就是万顷良田!”

此情此景,罗军长情动,向他的战士致敬:

战士,永远是战场的斗士!

在新疆人心里,天山是父亲,是母亲,是神灵。

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眼里,天山等同于长城。

这座山脉,还有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作用:引导草原牧民流入绿洲,转变为农业民族。

在准噶尔盆地,天山这个伟大的作用借助玛纳斯河而有了结果。

玛纳斯河跳出天山中部的依连哈比尔尕冰川,先一路穿山越涧,汇百水成一流,从肯斯瓦特脱离天山约束,挟裹着数以亿计、朴素中透着高贵的鹅卵石,冲向天山北麓的大小河床,又义无反顾地再次聚合,恣意纵情地巡游在辽阔的准噶尔盆地。直到精疲力竭,巡游者才归宿阿雅尔淖尔。

“玛纳斯”,蒙语。《西域水道记》云“玛纳”意巡逻也,“斯”谓其人;滨河有巡逻者,是以名焉。

巡逻者激情地巡游出了数百公里的冲击扇,巡游出了伸入古尔班通古特的梭梭林、红柳林,巡游出了中亚游牧文明的摇篮,又巡游出了培育农耕文明的片片绿洲。

军人开始的水利开发,最为有名的是全国四大灌区之一的玛纳斯河流域灌溉体系。

王义忠先生是玛河灌溉工程技术负责人之一。先生祖籍河南商丘,1944年从武功农学院毕业后就职黄河水利委员会第十八测量队。1948年,受任职新疆水利厅副总工程师的老师刘钟瓒之邀来疆。1949年深秋,随新疆水利厅厅长王鹤亭在南疆小镇库米什迎会张仲瀚率领的入疆先遣队。自此,王义忠先生投身新中国屯垦大业。

“九二五”起义不到十天,陶峙岳就到酒泉见彭德怀、王震。在酒泉,王震向陶峙岳了解新疆的水土情况。陶峙岳说,没有水,不留人。

王震心里很有数,他派张仲瀚率领一支先遣队先进疆,又命令陶峙岳组织一批技术人员到焉耆与张仲瀚会合,部队一到,就开展生产。1950年开春,种子是要播进地里的。

水利厅长王鹤亭带队,水利厅七十多个人,工程师就有十几个,在库米什与张仲瀚的先遣队会合了。当天夜里,大家都住在库米什。

第二天到焉耆,踏勘荒地。“一百多匹马,很威风。大部分荒地是和静蒙王府的,蒙王府当家的是蒙王的福晋,就是老婆,叫乌静彬。乌静彬在北京读过书,开明,拥护解放军,带头捐地。”王义忠记得当时情景。

1950年春播结束,5月份才回乌鲁木齐。王震接见了水利专家们。王震表扬水利专家工作干得好。说,要在新疆站住脚,第一抓水利。没有水,什么都没有。你们水利专家,是建设新新疆的宝贝。

按照王震的指示,水利厅组织了四个工作队,配合部队大生产。第一工作队到阿克苏,协助二军五师;第二工作队在焉耆,协助二军六师;第三工作队就在北疆这一片,从奇台到五家渠、石河子、奎屯这一带;第四工作队去了哈密,协助六军十六师。王义忠是第三工作队的队长。每个队拿一封王震亲笔签署的信,信是写给各军师团领导的。主要内容是说专家到部队帮助工作,交通、食宿,一切都由部队负责。生活按中灶待遇,中灶是团级待遇。“我们前面勘测、定点、规划,部队后面跟进,开荒挖渠。那真叫紧张啊,没黑没明,星星还在天上,出工了。见不着日头了,还在荒地上跑着。嘴里啃着馍,肩上扛着测量架。几个工作队都受表扬。王震表扬,陶峙岳表扬,张仲瀚表扬。那时候人重荣誉啊,几句好听的话,劲头就足得不得了。”

王震这个人有眼光、有魄力。他一眼就盯上了玛纳斯河的水量,玛纳斯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玛纳斯河是天山北麓最大的一条河,水量大,冲积平原也大。王震一进疆,就在玛纳斯河流域放了两个师: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现在的农七师;二十六师,现在的农八师。二十五师在炮台。为了配合炮台生产,1950年春,水利厅派副总工程师刘钟瓒带领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把盛世才时期开挖了一半的新盛渠和太平渠修通了,二十六师驻玛纳斯,也是利用旧渠引水,开展生产。1951年冬,王震下令玛纳斯河以西开发五十万亩荒地。命令水利厅第三工作队配合二十二兵团九军工作。

王震只是看着河里的水大,水到底有多少不知道,地在哪儿也不知道,那是两眼一抹黑,不要说没有水文资料,连一张地形图也没有!

只有实地踏勘,走访。去沙湾找老乡打问。都说西边的地多得很,八九月洪水下来还遭涝呢。王义忠找到一个向导,叫徐立同,六十多岁,人老几辈子就在沙湾了,他告诉我们,他爷爷过去年年种野地,能种多少随你种多少。他跟爷爷去过,骑马走不到头。种野地是当地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利用八九月间洪水漫灌,把漫过水的地犁一下,骑马撒种子,撒完种就等第二年收麦子。冬天雪大,麦子收得多,雪小收得少,颗粒无收的年份也有。

水是新疆农业生产的命脉。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最大的这块疆域,由军人掀起的以现代化大农业为基础的大开发,从根本上说,是水利的大开发。而大开发最初是坎土曼奠基的

一年一年种野地,地名也叫出来了。玛纳斯河西边下野地大得很呀,上面还有上野地、东野地、西野地,中间叫中野地。

王义忠带队去下野地转了三天,好家伙,一马平川,连天接地望不到边,估计在百万亩以上,长满了梭梭、红柳、骆驼刺,冲沟边上有胡杨,土质疏松,盐碱很小,是难得的一片好地。

地找到了,找水。新疆的河,大都是季节河,全靠山里的雪,天山就是固体水库。天越热水越大,夏天发洪水。春天播种,入秋长庄稼,偏偏是枯水期。在新疆搞开发,不修水库不行。

沿着老百姓种野地留下的路,由西往东走。老乡指点他们,有一处自然洼地,叫蘑菇湖,夏天发洪水时,水深有两三米。找到蘑菇湖后,大家都非常兴奋,真是再好不过的水库库址,工程量不大就能建一座中型水库。他们到了这才明白为什么叫蘑菇湖,洼地四周到处都是蘑菇。他们又找到了大泉沟、小泉沟——建水库事半功倍的好地点。

接着,测量、规划引水渠。天山北坡是天山雪水冲积扇,地形走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当时没有地形图,王义忠想了个土办法,在西野地中间测出南北地面坡度,然后再沿西野地通往沙湾县和玛纳斯河的一条马车路,测出到玛纳斯河边的距离和高程,依此推算出在玛纳斯河的引水位置和到西野地的大概渠线位置。

当时他们只有两架水平仪,不够用。专家们想了个土办法,用三根木棍绑在一起,支成三脚架,把一碗水放到三脚架上,从碗里水面看出去测渠底高程,大致不差。一段渠道挖完后,再用水平仪验收修正。

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工作条件简陋。戈壁荒滩找不到固定目标,很容易迷失方向。王义忠派助理工程师田树尧测渠线,晚上收工迷了路,一个人怕狼袭击,爬到树上待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返回驻地。“我们急得放烟火,派人找。”

五月初,西岸大渠举行开工典礼,王震专程赶到工地剪彩,和陶峙岳、张仲瀚一起挥镐破土。

玛纳斯河引水干渠工地,女战士干砌卵石

现在也难让人相信,这些水渠见不到水泥的影子,那么宽的渠道全是用卵石砌起来的,卵石咬卵石。“谁不知道用水泥砌渠又省工又坚固,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搞那么多的水泥呀!干砌卵石渠道是逼出来的,最后事实证明,这是我们一个天才的创造。”多少年过去了,渠道经受住了考验。当年就是靠柳条、苇子捆、梭梭柴和卵石砌起的。“我们刚到玛河工地,一根铁钉都找不到,我们用的钉子是自己用铁锤叮叮当当砸出来的。”王义忠说。

西岸大渠连上配套的支渠、斗渠,长达一万五千多公里,一个很成熟的灌溉系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搞成了。1951年“八一”通水那天,战士们激动地扑通扑通往渠里跳。

猛进水库开闸放水了!湖南大学化工系学生曹含俊与李际可是同一天当兵的湖南老乡,李际可高兴地往曹含俊身上泼水:“水库修好了,我们也该好好洗个澡了!”

陶峙岳将军为《玛纳斯河总干渠工程》一书写就的序言,对认识部队拓垦之初的付出和建树,有见证人之信,辑录在此: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英明论断,在新疆气候干燥和土壤质地含盐较重的情况下,使人们体会得更为深刻。新疆的农业是建立在灌溉条件的基础上的,没有水利建设,就谈不上有什么农业。玛纳斯河流域开发农田数百万亩,把各项水源都尽量地利用起来,从流域规划到渠首工程、灌排系统、水库、电站等等建设,付出了极大劳动,耗费了巨额资金,甚至有些同志还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代价是不小的,经验是极丰富的而极可珍贵的。这一敷设在广大地域的水利建设蓝图,可以看到血汗濡染,可算成为科学结晶。经过艰苦斗争,使湍急而滔滔不绝之水,循序渐进,适时地流到人们所需要的地方,永远滋润着一片绿油油农田,永远为人类社会日常生活服务。于此可见,科学工作者和水利建设者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毅力,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最后达到善于利用自然,其贡献诚有足多者!把玛河水利建设的经验纪实,汇编成册,供诸研究,将有助于其他水利建设,出现更多更大更好更新的工程,其利更溥。值兹《玛纳斯河总干渠工程》发刊之际,谨弁数言,以示额手称庆之意。

陶峙岳

一九六二年八月

似水流年六十载,和平渠已由承担农田灌溉、城市防洪转化为边城不可或缺的一景。它从南到北,蜿蜒于这座离海岸最远的边城,流连缀接南公园、人民公园、红山公园、儿童公园、鲤鱼山公园、新城公园,播绿留新,滋润心灵。

岁月冲淡着记忆,流水却永葆青春。

古韵长歌

1987年,中国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长城,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达辽东,蜿蜒万里,是古代中国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西域——新疆,修筑过长城吗?

《汉书·西域传》记: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请在轮台东“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

自张骞通西域,甘肃而西,沿丝绸之路置烽燧,设戍卒。

行走丝绸之路南道,若羌、且末县境墩里克烽燧、米兰烽燧、吾塔木烽燧、布滚鲁克烽燧……丝路中道尉犁县境脱西克烽火台、卡勒塔烽火台……和硕县境张郭庄戍堡、四十里大墩烽燧、马兰烽燧……

烽燧遗址,残高约八米,东距戍堡约五十米

遥望暮色渐掩的一座座烽燧、戍堡,它们的每一墙,每一堞,犹见烽火狼烟,犹闻铁马金戈。

更有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的大唐盛世,凡边城候望,十里置一烽,建于山高岭峻处;地势起伏,山隔岭绝,则不限近远,只要烽烽相望;临边近界,烽燧戍堡外周筑城障,烽火台上置火筒、火钻、火箭、军旗、鼓、弩、炮石、垒木、生粮、停水瓮,每烽置一帅一副,烽子多人。中央王朝统一西域大地的雄才大略,依稀可辨。

康熙大帝亲政后,平三藩,收台湾,西征准噶尔。高瞻远瞩的“卡伦”,把万里长城从河西延伸到了西疆要塞。

西域大地的烽火狼烟,总是与一条名为“丝绸”的路如影相随。

1901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向世界发布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消息:在中国新疆沙漠里找到了神秘消失的精绝古国都城尼雅。

1995年,中日合作尼雅遗址考察队考古发掘发现了精绝国王室墓地,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

有东方“庞贝”之称的尼雅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所在地。公元四世纪,丝绸之路繁盛一时的绿洲城国悄然消失在黄沙之中,国都尼雅也似从未存世一样渺无踪影。尼雅遗址8号墓出土一男尸。尸身右侧手臂随葬一汉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蓝、绿、黄、红、白,五色艳丽,纹样别致,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瑞兽祥禽浮游祥云花草间,汉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祥祺瑞,疏巧有致,灵动飘逸。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距今一千五百多年

这方汉锦,是用于引弓射箭的护臂,古代叫“射褠”。精美的织锦射褠,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丝绸之路贯通后,丝织工艺得以传播四海,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尼雅遗址、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俄罗斯、蒙古、叙利亚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的古文明遗址中,都出土过色彩艳丽的汉代织锦。

尼雅遗址出土的汉锦“射褠”尤为让西域学者关注的,是同墓出土的另一汉锦残片,这块残片上除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还有“讨南羌”汉字织文。经专家拼合复原,确认与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射褠为同一织物,墓葬年代为东汉中后期至魏晋时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祥瑞语,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五大行星星占学考察总结出的占辞术语。五星为“辰星、荧惑、镇星、太白、岁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方位,而“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之地及中原大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连珠共显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地区的军国大事有利。

《史记·天官书》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

《汉书》记载:继匈奴后,羌人乱边成为汉朝长期边患。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攻打南羌。行前,星占家占卜,卦象金、木、水、火、土齐聚于东方天空,利于中原出兵。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

出土射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文和“讨南羌”织文连读:“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与《汉书》记载几近一致。

冠以“丝绸”的这条路,又是怎样的一条路?

悠悠驼铃和人的双脚行走戈壁穿越沙漠走出来的路,驱动双脚和驼掌的,是商业的利益和人的欲望。

这条因丝绸闻名的迢迢长途却又不仅仅是一条商道。

中国学者季羡林论述:

在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持续时间很久的大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而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其所以能够在这里汇流,则要归功于贯穿全区的丝绸之路。

贯通东西的迢迢长途,把北亚游牧民族的草原之路、青铜之路;把中原大地水陆枢纽;把西域大地的玉石之路、蚕桑之路;欧洲的瓷器之路、琥珀之路、运锡之路、运盐之路……系结在一起,编织出古代世界最大的经济、文化网络,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也持续不断地推动西域——新疆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

历经了王朝兴衰,看不尽沧海桑田。

商业的精神是包容,互惠;战争的目的是征服,掠夺。

曾几何时,烽燧就是丝绸之路的航标。

汉武大帝时期的西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塞之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库车县境克孜尕哈汉代烽火台。它默默耸立在丝绸之路中路要冲,已阅历两千年沧桑

贯通亚欧的迢迢长途没有字面上那般美丽浪漫,穿行戈壁大漠的长路有沙尘风暴,也有人世险恶。

大唐王朝自长安经伊州、庭州、轮台,西去碎叶,一路置设镇戍,守捉,烽驿,主要是护持丝绸之路北道的通达安全。唐时,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商旅、行政、军事功能合一,最是繁盛。

无论是汉武大帝,还是大唐盛世,对西域的经营,丝绸之路的通达,基础在屯田,前提还是屯田。

1958年,在新疆沙雅县于什格堤汉遗址发现的“汉归义羌长”印,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发现的“司禾府印”,是新疆境内汉遗址发掘中最为著名的两方印章。

“汉归义羌长”印,铜质,方印,通高三点五厘米,边长二点三厘米,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三行:一行为“汉”字,一行为“归义”,一行为“羌长”;印文文字字迹清晰,端庄古朴。印纽为一只绵羊,绵羊头部平视,蹲卧在铜印上,造型生动逼真,象征性很强。

尼雅出土的汉代屯田官“司禾府”印鉴

此印又关联南羌。比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此印当为汉王朝征讨南羌后颁发给羌族长老的印信。

“司禾府印”炭精刻制,方印,通高一点七厘米,边长二厘米,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两行:一行“司禾”,一行“府印”,印章上部的纽把为覆瓦纽。此印为汉朝屯田官吏使用的官印。

图为阿克苏新和县古城遗址出土的汉代“汉归义羌长”铜印

西域地处东西文明交流孔道,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独特的发展历史,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后,汉语文献成为西域历史最早、最重要的文字记载。

久闻伊犁有一“汉张骞碑”。每去必问寻,终不得见。

清和宁《三州辑略》辑有残文:“汉张骞碑,在伊犁南山,文字剥蚀余二十字”,可识“进鸿钧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等二十字。清代许多人认为是张骞抵乌孙时所立。嘉庆年间,洪亮吉闻说也曾寻找,未得。

寻碑不见,有文在记。《新疆伊犁府乡土志》记载:“伊犁府,汉初为乌孙国,治赤谷城,本西域著名大国也。至武帝时,通西域,用张骞计,始与乌孙和亲,其国王常附汉共击匈奴。”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过陇西时,被匈奴骑兵羁押,辗转十三载,历经千辛万苦,不辱使命,持汉节不失。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时,出发时的百余众唯剩他和甘父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奉汉武帝“联盟乌孙,共击匈奴”之命,博望侯张骞率众逾三百,携价值巨万的丝绸金币,又一次出使西域。

浩浩荡荡,一路西行。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结成了汉朝与乌孙的军事联盟。西域第一块屯田区——眩雷垦区,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在乌孙国王城赤谷之北垦殖。开荒屯田者,就是陪嫁细君公主的几百名随员。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记载:“以公主妻乌孙,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由此始,乌孙草原文明的发祥地伊犁河谷,渐渐有了农耕文明的孕育。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衣、食、住、行文化,开始在西域传播。

“屯田定西域”国策的确立,也许就是李广利伐大宛惨败的结果。

大宛,城廓之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大败而归,上奏汉武帝陈述失败原因:“士卒不患战,患饥。”大宛王总结战胜李广利在于“汉去我远”,征讨“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公元前102年,李广利二伐大宛,这次征伐有河西屯田区充裕供给,大破大宛,杀大宛王。汉朝国威,始震西域。

正是因为屯田戍守的成功,汉王朝才有了西域统治体系的确立。

汉代屯田区域天山南麓有七:轮台、尉犁、交河、高昌、焉耆、龟兹、姑墨;天山北麓有二:眩雷、赤谷;昆仑山北麓有三:楼兰、伊循、米兰。

西汉政治家晁错评说西域屯垦“利施后世,民称圣明”。

西汉之后的历代中央政府,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都以“屯田定西域”的国策对西域实施有效管理。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经营西域大兴屯戍“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新唐书·食货志》),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就有屯。西域屯军多时达十万以上,平时也在四万以上。只说西州,有“天山屯营田五十顷”,还有“柳中屯营田三十顷”。唐王朝屯田区域东起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西至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南达昆仑山下,北到准噶尔盆地。天山南北几乎所有的战略要地和适宜屯垦的地区,“军城戍逻,万里相望”,田垄成行,稻菽起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别克别西姆发现一处唐代屯田城堡,面积约有三十五公顷,推断就是碎叶屯田遗迹。

盛唐时,帕米尔高原以西近三十个政权,长期以“朝贡”的名义保持与大唐的商贸往来。这些政权覆盖了从帕米尔到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

格戍堡全景。麻扎塔格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一座呈东西走向的山体,临近和田河,扼南北交通要冲。戍堡依山势而筑,总面积一千一百平方米。堡垣由主墙、垛墙和外垣组成。曾出土汉、藏、于阗文等文书、木简,印证汉唐时戍堡的历史作用

如大西洋的季风,外来文化涌流中原大地。龟兹舞乐风行长安;胡服胡食流行长安、洛阳;僧侣玄奘、慧超、悟空西行求法;多种外来宗教广为流布。同时汉语文在西域流行,促进了中原先进农业措施、手工业技术在西域的推广,这是丝绸之路最为璀璨斑斓的时光。

位于高昌故城内城的可汉堡。曾出土“承平三年北凉王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

新疆境内的古城遗址,保存最好的要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

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吐鲁番汉文公文文书

邻近高昌故城遗址,就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在阿斯塔那出土过一件传奇的纸棺,大小如木棺,无底,直接罩于尸身。考古学者在糊棺的纸上意外发现了一份账单——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西州驿站的马料出入账,账上记有一笔: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叁(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

岑判官何许人?唐天宝末年驻节西州的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府的岑刺官、唐著名边塞诗人岑参。

账目中多次出现“封大夫”之名,这个“封大夫”也就是岑参名诗《轮台歌奉送封大夫西征》的封常清。

跋涉丝绸古道的驼队(英)泰克曼 摄于1935年

岑参满怀建功边塞的理想,于749年和754年两度远走塞外,出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和伊西、北庭节度副使,奔波北庭、轮台之间。西域大地,军旅生涯成就了岑参。诗人以北庭古城为题的诗作就有八首之多。

泱泱唐诗,至今仍是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地,其中,最为瑰丽奇崛的一支当属边塞诗。

作为唐边塞诗最为彰显的印痕,西域大地独有的文化符号:楼兰、轮台、北庭、安西、高昌、交河、龟兹、疏勒;铁门关、玉门关;瀚海月、天山雪、羌笛、戍鼓、西风、沙碛……已被唱得闻之有声,读之有色了。

唐边塞诗唱的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唱的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言的是男儿的血性和担当。

吟哦间,一骑骑天马神骏,一个个书生意气,张弓引箭,挥斥方遒,浮游天山云海间……

昭苏高原格登山立有“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乾隆帝亲撰铭文,记格登山大捷。此外,又在宁远城立“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昭告大清统一西北边疆的丰功伟绩。

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清王朝第一次用兵新疆,平定天山北麓西蒙古准噶尔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这次用兵历康雍乾三朝,长达六十余年,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才取得最后胜利。

1755年,清军兵发两路,夜袭格登山准噶尔部达瓦齐万人大营,此即著名的格登山大捷。清军乘胜追击,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挥师天山之南。这次用兵巩固了新疆统一,使一千多年前的清海屯田得以复兴。

清王朝屯垦大业在用兵准噶尔叛乱的军事过程中得以长足发展。讨伐准噶尔之初,康熙兵分三路,粮草军需“输米馈军”。

于孤悬塞外的新疆,“输米馈军”谈何容易。《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甲戌条》记载:清军中路粮草原定至土喇,结果是不仅没有按时运抵土喇,克鲁伦也“未到颗粒”,导致追击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部队的清军因“军粮渐至短少”,而不得不“班师而还”。屯田用军“裕军需,省转输”,直接服务军事行动。

乾隆承康熙统一大业,汲取对准噶尔部“叛则伐,服则舍”的惨痛教训。平定准噶尔后,建军府制,设将军于伊犁,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节制南北两路驻防官兵。同时采用“边防与屯政相维”,“无分进剿,屯田兵丁,随到即令开垦地亩”,以“屯田定国安边”为国策。

一方文明,一方水土滋养。伊犁“近水楼台”,又得天独厚:塔勒奇山雄踞其北,汗腾格里山屏藩于南,伊犁河自东向西横亘中间。伊犁河谷的开发建设以“伊犁九城”为最。

广仁(今芦草沟)城、瞻德(今清水河)城、拱宸(今霍尔果斯)城、惠远(今霍城惠远乡)城、宁远(今伊宁市)城、惠宁(今伊宁市巴彦岱)城、熙春(今伊宁市巴彦岱乡盘子村)城、绥定(今霍城县水定镇)城、塔勒奇(今霍城县西三道河子乡塔勒奇村内)城先后成于此时,统辖新疆,镇守西域的伊犁将军府驻扎惠远城。“惠远”城名为乾隆皇帝亲赐。惠远城围长九里,城垣高一丈四尺,大街四条小巷四十八条,景仁、说泽、宣闿、来安,巍巍四城门无不张扬着大清国盛世的威仪,地广粮丰的屯田点也有八九十处之多。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祭拜祖先,告别故土,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和他们的眷属,男女老少三千多人的队伍,西出盛京锡伯大营,踏上了西行的迢迢长途。

准噶尔叛乱平定后,噶尔丹残部不断往来边境地区,烧杀抢掠。伊犁将军明瑞奏请朝廷,调遣能骑善射的锡伯族官兵入疆,专门针对骑马作乱的噶尔丹残匪。

锡伯族的先祖是拓跋鲜卑,老家在东北呼伦贝尔嫩江、绰尔河、松花江流域。射猎为生,刀不离身,箭不离手。箭,冷兵器之王。

他们取道张家口、杭爱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万里跋涉,历经艰辛,翌年七月到了伊犁河谷芦草沟,驻守伊犁河南岸各处卡伦。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也有锡伯营的戍守官兵。

屯戍察布查尔的锡伯营,按“军政合一”八旗牛录建制。屯田定居之初,疏浚绰豁尔大渠,耕种万亩农田,实现了军有粮民有食。1802年,锡伯族官民在总管图伯特率领下,于察布查尔山崖凿渠引水,历时六年,长二百余里的察布查尔大渠引雪山融水浇灌近八万亩良田,成为驻防伊犁诸兵营最富足的一支,库粮年年都在千万斤以上。

两个锡伯族老清兵(芬兰)马达汉 摄于1906年

抗击沙俄入侵伊犁的战斗中,骁勇善战的锡伯官兵弓箭对沙俄火枪,英勇无畏。

当年,乾隆爷应允锡伯官兵,驻防伊犁六十年可返归故土。

风雨沧桑二百五十年,多少回梦里依稀的故乡却是再也回不去了。二百五十年屯驻,异乡已是故乡。察布查尔大渠龙口的“图公祠堂”祖脉绵延,满文、锡伯文典籍史料,北京的学者专家远行伊犁讨教。年年农历正月十五还是射箭比试。他们的“锡伯族弓箭制作技艺”已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扩展项目名录。

锡伯族西迁前后,张家口外察哈尔草原察哈尔八旗奉旨选派两千官兵携眷西迁戍边。他们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广阔草原安下了营帐,扼守亚欧腹地通道中段要冲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屯驻巡逻,戍边固防。

还有一支达斡尔人,也启程老家黑龙江,横贯中国版图西行伊犁,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

多么漫长的西行路啊!

立于塔尔巴哈台山下,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一片宁静园林里塔身高九米的戍边纪念碑,铭记有他们二百五十年的足迹:

新疆达斡尔人系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强化西北边境奉命来疆,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起程,历经一年多抵伊犁。后驻霍尔果斯一带,番号“索伦营”,由达斡尔、鄂温克组编。官兵一千零一十八人,其各一半,含家眷四千余人。营内设八旗,左翼四旗为达斡尔人。

……

己巳年五月二十二日 瓜尔本设日

清代的屯田地域已遍及南北疆各地,屯田规模和成效远胜前朝。乾隆谕:“自平定西陲以来,酌减沿边防秋兵马及酌裁各省驻防汉军粮饷马干等项,除抵补新疆经费外,每年节省银五十余万两,历今十有余载,岁出较少,约积成千有余万。是以乾隆初年,户部库银止三千四百万,今已多至七千八百余万,有盈无绌。”

“屯田定西域”的成功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发展。

伊犁将军新疆驻地惠远城“百货云屯,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称”。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学人洪亮吉诗说当地的繁盛: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

在新疆,大都知道“林公车”、“左公柳”所指为何,这就是近代新疆最要铭记的两个人,一是虎门禁烟被流放伊犁的林则徐,一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左宗棠。

1842年12月10日,经过长途跋涉,林则徐到了冰天雪地的伊犁。屡遭厄运,生活凄苦,林则徐却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支持下,兴水利、开屯田,1844年,已开垦惠远城东阿齐乌苏、阿勒卜斯荒地近二十万亩。

1844年底,林则徐同喀喇沙尔(今焉耆)大臣全庆同赴南疆八城,从阿克苏到乌什、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行程三万公里,或和全庆一同驾车,或骑马,颠簸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风餐露宿,年近六旬的林则徐需怎样的毅力?到第二年七月,南疆八城已经垦荒六十万亩。

每到一地,林则徐都积极向百姓乡民传授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并倡导改良生产工具。在南疆产棉区,他倡导使用纺车,改进了当地落后的棉纺技术,时至今日,当地百姓还把纺车称作“林公车”。

在哈密、吐鲁番敦促屯垦时,林则徐大力推广坎儿井,促进了东疆农业生产发展,百姓感激,称“林公井”。后人评述,由于林则徐的努力,“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

左宗棠一生,最为辉煌是收复六分之一国土。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借机占领伊犁。英国对南疆虎视眈眈,新疆有被列强瓜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危险。

清光绪二年(1876年),年逾六旬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衔命进军新疆,驱除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失地。

左宗棠与林则徐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林则徐与比自己小二十七岁的左宗棠只见过一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2日)林则徐离昆明返家乡福州,途经湖南长沙,派人去柳家冲邀左宗棠一晤。十月二十六日(1850年1月3日)两人终于在停泊于湘江的船上见面了。林则徐极为赏识左宗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主客不拘礼数畅谈古今,纵横天下,治国大计,特别是西北事务,军政方略,不谋而合,真是肝胆相照,相见恨晚,不觉竟天色大亮。临别之际,林则徐把收集整理的新疆地理、沙皇俄国边境军事、新疆屯垦边务等大量资料悉数交付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1880年5月26日,年近七旬重病在身的左宗棠,舆梓亲征。率大军离肃州,出嘉峪关进军哈密,高歌壮行“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行军一千五百里,6月15日抵达哈密,中军帐设哈密城郊凤凰台,誓与沙俄决一死战。面对中国军队这种态势,沙俄不得不在彼得堡的谈判桌上妥协。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伊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左宗棠保住了金瓯一片,在涂满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笔耀眼的灿亮。还在收复失地的时候,屯兵哈密,解放和阗(今和田),左宗棠督军垦荒,不劳乡民。哈密城郊苍劲繁茂的古柳,人称“左公柳”。相传为左宗棠屯兵哈密时所栽。

左宗棠论边防:“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划久远。”

1882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第三次上奏清廷,新疆置省。1884年11月19日,清政府钦准他的奏议,在新疆建置行省。授任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为新疆巡抚,设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

1950年春暖时节,彭德怀将军巡视六军十七师垦区。到青格达湖时正值下午,便应邀在六军农业技术指导处处长王信文家用中饭。

王夫人端上一碟小菜请同是湖南老乡的将军品尝,这道小菜是把青格达湖产的小鱼晒成的干鱼,用油煎封后放足够的红辣椒和豆豉蒸过。彭将军吃了一口后连说:味道真不错,我今天可吃上家乡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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