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双胞胎

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 作者:萨拉·鲁尔 著


1.双胞胎

10年前,我脸上的笑容离我而去,游弋在外面的世界。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在讲述我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找回微笑,也是在讲述我如何与自己和解,让身体遵从自己的本心。

生命的诞生往往意味着希望,我的故事就是从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开始的。那天,我穿着松垮的睡袍躺在病床上,肚皮上涂着凉凉的耦合剂,医生正在仔细地给我做超声检查,看看我是否已怀孕。我已经有一个3岁的女儿,正期待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与此同时,5个月后我创作的戏剧将在百老汇上演,这两件关乎“诞生”的大事接踵而至,让我感觉有些紧张。

突然,医生指着屏幕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什么?”我说。

瞬间,上次失败的怀孕经历在我的脑海闪现,那次就是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产科医生告诉我,胎儿看起来不太对劲,可能撑不了多久。

“不过,嗯,不要出去喝酒,”医生用一种不是玩笑的语气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要以防万一。”

“嗯,别担心。”我说。特别想知道是什么让她觉得我会出去喝酒,浪费那个周末。

所以这次,我躺在那里,紧张至极,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医生指着我看不见的屏幕说:“看!有动静,有心跳。”

我心想,有心跳很好啊!为什么医生皱着眉头,是有什么问题吗?是感到惊讶吗?哦,等等,她又高兴了吗?

“您做过生育治疗吗?”她问。

“没有。”我说。

“嗯,”她说,“您怀了双胞胎。”

“哦!”我说。

“您家有双胞胎的基因?”

“没有。”我还处在震惊中不能自已,试图唤回自己。

“您可以去候诊室了,”她说,“我给您列一份新的医院名录,您现在是高危孕妇,不能再在我们这里做产检了。”

事情一时让我接受不了——我现在怀了两个宝宝,又被认定为高危孕妇,而且他们担心我因此会患上先兆子痫(一种孕期疾病),想让我尽快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以免连累他们。

我穿好衣服,独自去赴约。本来我跟先生约好了午饭后见面,如果胎儿正常,那么可以庆祝一下,如果不正常,还可以互相安慰一下。然而现在,我一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只想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先生——托尼。但是,这么重要的消息在电话里说显得有点不正常,还是当面讲比较好。

我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给托尼发了一条消息:“我们不去莱斯了,去格拉梅西餐厅。”

“双胞胎?”他问。

由于格拉梅西餐厅中午闭店,托尼和我只好按原计划去了莱斯。我们俩都为我怀上双胞胎而震惊,托尼的原生家庭有三个孩子,一直梦想着我们也有三个孩子,所以他在震惊之余,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而我的原生家庭只有两个孩子,所以我更希望有两个孩子。

之前读过艾丽斯·沃克的文章,她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女作家还想继续创作,只要一个孩子就可以了:“有一个孩子,你还可以继续工作,有两个以上,你就只能当全职妈妈了。”从这点上说,我甚至希望只有一个孩子。吃午饭的时候,我跟托尼说做检查时想起了那次失败的怀孕经历,还讨论了怎么抚养三个孩子。我告诉他我的担忧:一是怕我的身体承受不了,二是怕我再也不能写作了。但他对我的体力和脑力都充满信心。吃完饭,我得到了一盒幸运饼干,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释放内在,才能拯救自己。”

对于我怀双胞胎这个消息,每个人似乎都非常开心,我却要被压垮了。在书店看书的时候,读到多胞胎的章节,看到喂养三胞胎的图片,我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实在不想再往下看。更让我难受的是,我仿佛马上要从独立女性变成奶牛了,除了哺乳就是换尿布。我真担心我不再有精力照顾3岁的女儿安娜,我更担心我的身体无法承受同时孕育两个宝宝的辛苦,我甚至担心靠我写作也养不活三个孩子。

我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这个消息,并问道:“怎么会有双胞胎?”我有点困惑。

母亲停顿了一下,说:“嗯,你的姑姥姥劳拉就生了双胞胎。”

“为什么我不知道?”

“他们夭折了。”她说。

双胞胎的基因来自母亲那边,隔代遗传给我。可怜的姑姥姥劳拉,失去孩子的时候该是多么伤心欲绝。在20世纪50年代,她把孩子埋葬在艾奥瓦州平原上的某个地方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起过他们。他们的坟墓上恐怕早已长满了青草。不知道姑姥姥有没有给他们起过名字,因为她早已去世,我也无从得知了。在我怀孕的日子里,这对夭折的双胞胎形象想必会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我告诉朋友们我怀了双胞胎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我亲爱的朋友凯瑟琳,是一位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剧作家,她安慰我说:“我喜欢大家庭,相比之下,小家庭太无聊了。”凯瑟琳有两个女儿,她跟我分享了各种培养孩子的经验,比如教她们使用便盆,还有为了各种事情发脾气。她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是“我确信这只是一个阶段”。我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对她来说也变得很简单,“我会帮你的”。我相信她会的。

怀孕后的3个月,也是担惊受怕的3个月。在科德角,我拜访了前编剧老师宝拉·沃格尔和她的伴侣安妮·福斯托·斯特林,后者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生物学家。她们说:“快来吧,我们正要烤鱼呢,放轻松,我们会照顾好你的。”我当编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宝拉。她有着战斗中将军的勇猛,街头表演者的欢乐和幽默,以及母亲般的温柔。那个星期,她用纸巾做成小人给安娜玩。安娜高兴极了。我沉默着。宝拉注意到我,并问“怎么了?”。她的眼神仿佛有魔力,吸引着我。

“我还会再写作吗?”我问她。

“当然会。”她笃定地说。我看着大海,想起几年前宝拉就秉持这个观点。那时,宝拉邀请她的研究生们到她位于科德角的家,让我们站在窗前看窗外风景,然后像念咒语一样对我们说,这样的风景就是她通过写作换来的。

那个秋天,我的第一部百老汇剧本就要排练了;可我不仅怀孕了,还怀了双胞胎。多么幸运,多么满足。得到这么多,为什么我不高兴呢?

我又想到了那盒幸运饼干:“释放内在,才能拯救自己。”

难道说如果我不放弃这两个孩子,我会有性命之忧?

或者意味着某些更玄妙的东西?

怀孕期间我一直想,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救我的命?

这个问题我花了10年时间才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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