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热爱生活是他们文学共同的根

王宗仁

这本书，凝聚了三位同学的友情和文学情感。尉天骄、金科、任启亮三人，大学同窗，毕业之后分居各地，工作岗位不同，几十年来，友情一直延续，也共同保持着散文写作的热情。这很难得，也很有特色。

三位作者从青年至眼下仍然扯不断的联系，包括见面时的忆旧、书信往来以及在文学写作中的交流，只是他们“散文三人行”可以触摸得到的表面动因。深层的渊源则是，他们内心深处对今天新生活、对人生、对世界永不衰竭的激情和挚爱，春风般地推开了三人的心灵之门。他们结伴而行，是对这个世界有浓郁的爱的一种表现，三人在表露自己心迹的同时，也在美化着我们的社会。他们在各自的作品里寻找到了心灵共通的东西，得到的是一种心灵的默契。

热爱今天的生活是他们文学共同的根。

我从三人的散文里各找一篇，谈谈他们写作上的特点。

“在虚弱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这是我读尉天骄散文《访〈飘〉作者的故居》后，停留在脑海里令我久久难忘的话。这句话是《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说的。世界名著《飘》，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读过、看过的人肯定不会少。为什么作者要说她“虚弱”时写了这本书？我反复琢磨，这“虚弱”二字是什么含义呢？她为什么“虚弱”？是真的“虚弱”吗？

与其说这是米切尔创作《飘》时的心情，倒不如说这彰扬了她的一种精神，是引领她向上向强的不甘寂寞、不甘示弱的精神。“虚弱”到了极致，就会爆发动力，使人摆脱“虚弱”的动力。当然，说“虚弱”，并不排除米切尔当时面临的真实状况。“我”是个多面体，包括个体自我、社会自我、意识自我、身体自我，“我”的颜色不一样，一般人都会有。这也是米切尔努力探索的“主体”。在风平浪静甚至绚丽的时代，很难看清真实的自我。只有到最深邃的黑暗中去探寻，方可看清自我的才能。米切尔当年写作环境的简陋和苦涩恐怕是今天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面对的：“一间很小的隔间……从门上的玻璃看过去，很小的空间，堪称蜗居，一张床，床尾对着窗户，窗下摆一张桌子……卧室连着厨房，厨房大约4平方米，局促到只能容纳两个人，一个小灶台，一个洗碗池，上面挂着一些勺、铲之类……”

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米切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负重前行——写作。她“一生只写了一本《飘》，却让她名扬天下。从1936年出版之日起，这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浪漫史，打破当时所有出版纪录，1937年获得普利策奖。小说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畅销不衰。有人说，在美国，《飘》的阅读量仅次于《圣经》”。

米切尔创作《飘》的经历虽然异常艰难，但她成功了。这意味着她心无挂碍和杂念，在貌似快被艰难困苦压倒的时候，她把写作当成一次反省和修身的机会，也意味着她通过写作与广大读者分享她在生活中的收获和喜悦。这，大概就是尉天骄创作这篇散文的初衷吧！

我历来主张散文也要写好人物，不一定有曲折的故事，但是人物必不可少。有了人物，作者寄托的情感、思想及情趣，才容易摸得着，是立体的、鲜明生动的。当然，散文中的人物不同于小说里的人物。散文只是截取最能触动人心的一角或一件事，不必追溯人物的既往或是一个完整的事件。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即留空白，其目的是使读者举一反三地产生联想。但是空白留得太多或太少，就难以去想象了。读了金科的散文《我的维吾尔族兄弟》，文中那位马哈木提给我留下了很难抹去的印象。这位兄弟好客、爽快、幽默，是一位典型的很有情趣的维吾尔族兄弟。金科按照汉族习惯叫他老马，有时还叫他库尔班大叔，他都笑呵呵地应答。作者弃繁就简，用简约的文字重点记述了他和“库尔班大叔”的几次交往，每次着重写一个侧面，文字不多，点其“眼睛”——这是借用画家的一句话，画出眼睛的神，这个人的像就出来了。他和“库尔班大叔”的交往看似吃吃喝喝，几乎都是在饭桌上与饮酒有关——这是维吾尔族人饭桌上少不了的程序——作者得到的却是酒足饭饱之外的收获。小小说《一箱葡萄》就是在这样的交往中，被创作出来了。看似意外却是情理之中的收获。这篇小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后，被选入了中考试卷，与朱自清、铁凝、冯骥才等作家的作品站在了一起。它的成功创作启迪我们：凡是经过的事都应该珍惜，积累。对作家来说，无用的经历几乎没有。当时也许无用，指不定什么时候会大有用处。所以，作家要时时处处做有心人！

金科创作《一箱葡萄》的原始素材是怎样获取的呢？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那次去新疆，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临别时，马哈木提送给我一箱吐鲁番葡萄。当我提着这箱葡萄到机场时，捆扎的绳子却突然断了，葡萄散落了一地。登机在即，我手忙脚乱地赶紧捡拾，还是浪费了不少。”就这么简单，正是这“突然散落的一箱葡萄，却触发了我的灵感”，后来写出了《一箱葡萄》。

金科这篇小小说的成功创作启发我们：文学的灵感往往比写作技巧更重要。作家要沉到生活底层去，但是还要走出生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联想，才可以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好作品。

读了任启亮的散文《从新德里到老德里》，我饶有兴趣地捕捉到了“味道”二字。文中写道：“从孟买飞新德里，一下飞机就有不一样的感觉……新建的机场，航站楼气派、现代、设施先进……空气中弥漫着的味道，让人想到北京的重度雾霾天。”读到“北京的重度雾霾天”一句，我的心像被铁钳夹疼了！那是有别于北京雾霾的清新的“味道”呀！一下子就把北京雾霾送上了“被告席”。作者继续展示新德里的“味道”：“马路基本平坦，街道宽阔，相对整洁，绿树成荫，鲜花盛开，与我们到过的印度其他城市还是不一样的感觉。城市的楼房都不高，掩隐在树木之间，听说按照规划要求，所有建筑不准超过树的高度。不难想象，一个建筑与树木相伴成长的城市，一定是一座生长在树中、生长在绿中、生长在花鸟世界的城市。”读到“所有建筑不准超过树的高度”一句时，我的心又一次震颤了一下，不过不再是因为疼痛，而是惊喜，或者说是羡慕。当然，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北京的重度雾霾天”。试想，如果我们的京城能“生长在花鸟世界”该多好呀！

真实是任启亮这篇散文的灵魂。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尤其要说到别国的好，而且还带出自己家园的短，这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对自己祖国真诚热爱的深情。我们不以己长去揭他人之短，亦不以他人之短张扬自己之长。以往，当听到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是圆的”时，总会有人跟着责怪“这是不爱自己的家园”，对自己家园缺少感情。当然，外国的“月亮”不都是圆的。任启亮说印度的“月圆”，并不妨碍他揭示印度的“月缺”，这在他的散文里有充分的揭示，我理解这是他说的印度的另一种“味道”。那是在与新德里仅有“印度门”之隔的老德里，情况竟然会是那样不堪入目：“道路越来越窄，坑坑洼洼，不停地颠簸，扬起一路的尘土；汽车、拖拉机、三轮车挤成一团，互不相让，红绿灯成了摆设……路旁建筑破旧简陋，残缺不全；成片成片的贫民窟更是惨不忍睹，低矮的土坯房缺门少窗，顶破墙残，让我想起50年前家乡生产队的牛棚。”作者还写了路边商贩的叫卖，写了面壁小解的男人，写了成群结队觅食的流浪狗……他着重写了那里的乞丐，乞丐简直成为老德里的重要标志：“他们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多是10多岁的孩子，也有抱着婴儿的妇女，伸出黑黢黢的手讨钱……我们的车只要停下，无论遇到红灯还是堵车，都有一帮人冲过来，不停地拍打着车窗……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能开窗，也不能给钱，车窗打开就很难再关上，给了钱你就更难以摆脱。”

前面写新德里的清新“味道”是真实的，后面呈现老德里的浑浊“味道”也是真实的。文章写到真实的顶头，就会闪出光亮。任启亮在揭老德里的“伤疤”时，仿佛用笔尖在挖坑，把真实的自己埋进去，长出来的是一片光亮。它也是散文写作中的光亮，这种光亮可以掀起读者内心的涟漪。这种光亮与作家内心有关，与精神有关，给读者留下了清晰而难以磨灭的烙印。

在介绍《同窗散文三人行》一书的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从这本书里“或许可以听到一段历史的回声，也闪耀着一代人的心灵之光”。愿这回声、这心灵之光，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读者心中回荡、闪烁！

2019年4月10日于望柳庄

（王宗仁，著名散文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